64件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顶级国宝：64件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顶级国宝

64件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顶级国宝：64件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顶级国宝36、铜车马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现藏绵阳市博物馆。 35、铜奔马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

33、玉边璋

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现藏三星堆博物馆。

属东汉，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现藏绵阳市博物馆。

35、铜奔马

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

36、铜车马

属秦代，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约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21—前210年间。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246厘米，轮径为59厘米，车舆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御手所坐之处。铜御手高51厘米，重52公斤。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三个窗户。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御手互通信息。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亦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蓬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御手也罩在下面。蓬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

4匹马的高度为91—93厘米，长度为110—115厘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180.7公斤、183公斤和212.97公斤。四马神态各异：中间的两匹马昂首正视前方，两侧的马略侧视，张大鼻如喘息状。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锥度配合、销钉连接等各种工艺。钻孔的最小直径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窗板的铜片仅厚至0.12—0.2厘米，车辆头的内孔滚圆，就象车床加工的一般。铜车马的许多零件都与现代使用的相似，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其形状与今日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策扣与今日人们用的腰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现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37、墙盘

属西周中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微氏家族器具，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盥洗器，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盘内底部刻有18行铭文，共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人们从微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可看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的政策。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盘铭也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其文体使用简明整齐的四字句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博物馆。

38、淳化大鼎

属西周早期，1979年陕西咸阳淳化县史家塬出土。该鼎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平沿、方唇，口沿二直耳，耳圈大而高，饰夔纹。宽体垂腹三柱式足，腹外壁有三个半圆形大耳，与三柱足相对应，腹上部饰兽面纹三个，每一兽面纹之下又各浮雕出一牛首，每柱足也饰浮雕兽面。该鼎形制浑厚，造型生动，纹饰奇伟。此鼎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壁上铸有三个半圆形大耳，这种形制的铜鼎为特例，至今仅见此一器。它是迄今所见西周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也是迄今出土的圆鼎中最大者。其他著名的西周青铜重器如大盂鼎通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重153.5公斤，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都稍逊一筹。淳化大鼎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39、何尊

属西周时期，1963年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残损3字，现存119字。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而其中“宅兹中国”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40、茂陵石雕

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这批作品构思超凡，题材多样，富于大自然的山野情调，意象博大深沉。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或腾跃或宁息，生态万般，无不各具其妍，韵致宛若。质朴而有灵趣，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石刻表现手法洗练，雕凿勾勒并用，以意运斤，精微入化。相石拟形之构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浑若天成之妙，乃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以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之优秀范例。作品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厘米，以一匹刚武雄健、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威风凛凛的战马将一龇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挣扎的匈奴踏于腹下为题，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揭示出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题，寓意极为深刻。

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粗壮有力的特点。神情安祥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眼睛，肥大的喘息的鼻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而生动。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41、河姆渡出土陶灶

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42、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陕西西安大秦寺遗物。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由唐建中二年（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高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43、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44、兽首玛瑙杯

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首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首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首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45、景云铜钟

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46、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态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7、八重宝函

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8、铜浮屠

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该鎏金浮屠原置于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塔内，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我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

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现藏法门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