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通俗解释：庶民社会的简单逻辑
人文主义的通俗解释：庶民社会的简单逻辑正如《贞观政要·诚信》曰君尽能尽礼是为不欲：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第二，若将本章重心从盗患指向不欲。本章指出，为政者不欲，即为为政之明。那么问题就来了，何为为政者“不欲”，是不是没欲望？，非也，而是指不与民争利、体察民情。此章讨论的是盗匪问题。盗匪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统治管理打击的重点。对于盗匪之患如何治理，统治者往往采严刑峻法，但往往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而此章孔子提出了仁学解决方法。《道德经》曾言：“不尚贤，使
《颜渊篇》指出12.6至12.11章指出为政三明：民信、民足、各正其位，进而12.14到12.17章指出庶人为政三明，一明是解决动力和为政以德的认识问题，二明是博学约礼不离仁道，三明是各行其道，成人之美。而后是贵族治国三明，其一是政治是善的艺术，是与美德相容的。其二是民足来源于当政者的不欲，当政者的贪婪，民足休矣。其三是民善的基础是治理者的善，当政者善是前提。
12.18 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参考译文】季康子忧虑鲁国盗贼太多，向孔子请教此事。孔子说：“（作为国家治理者）如果您不贪欲，即使鼓励人们偷窃，他们也（也是知荣耻）不会去偷窃的。”
患：担忧、忧虑。盗：《说文》：“盗，私利物也。”《论语集笺》：“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谓之盗。”苟：如果。欲：贪欲。在上者有贪欲，务于钱财，则百姓从而效仿之，追逐金钱，贪欲肆行则盗窃乱贼横生。另，上有贪欲，势必厚敛于民，不堪之民为了自保也将被迫为盗。孟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虽：即使、纵使。赏：奖赏。不窃：在上者不贪，行正道，下民化之，且有羞耻心，不愿为盗。
此章讨论的是盗匪问题。盗匪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统治管理打击的重点。对于盗匪之患如何治理，统治者往往采严刑峻法，但往往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而此章孔子提出了仁学解决方法。《道德经》曾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孔子的方法与老子的方法相同。民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觉悟，是由于作为人固有的羞耻心。上位者如果能清正廉明，盗贼遍地的情况就不会出现。民众之间的争夺，其源头是上位者的推崇；上位者如果贪婪腐化，总是在谋取私利，上行下效，民众自然也会竞相致力于谋取私利，其中生存困难的就会铤而走险。民心的迷乱，则是上位者显耀使人贪欲涌动的事物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讲，盗患难治的问题的产生责任并不在民众，而是在于统治者。钱穆曰：“民之化于上，乃从其所好，不从其所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 《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 三国魏何晏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曰：此章言民从上化也。时鲁多盗贼，康子患之，问于孔子，欲以谋去也。孔子言，民化于上，不从其令，从其所好。今多盗贼者，正由子之贪欲故耳。
- 北宋胡安国曰：季氏窃柄，康子夺嫡，民之为盗，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启之，其旨深矣。
- 北宋陈祥道曰：教之化民，深于命民之効。上捷于令，故郑伯好勇，国人暴虎；秦穆贵信，士多从死；陈姬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民贵恕；吴王好剑客，而民多疮痍；楚王好细腰，而朝多饿死。则季康子之欲而鲁民盗，理势之必然也。老子曰：“不必以静，天将自正。”又曰：“我无欲而民有朴。”故孔子于为政者，患不能以正导之耳。
- 北宋张载曰：假设以子不欲之物，赏子使窃，子必不窃。故为政者，先乎足民，使民无所不足，则不见可欲而盗心息矣。盖盗生于欲心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则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盗之原也。
- 南宋朱熹曰：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 明代张居正：“盖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未有上以不贪为宝，而犹寇攘成俗者也，所以说虽赏之不窃。”
- 清撰朱熹《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是言弭盗者贵清其源也。
- 清代任启运《四书约旨》曰：盗生于欲。不直曰“苟子之不盗”，辞婉而意深。
- 清代李颙《四书反身录》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拨乱返治之大机，救时定世之急著也。盖上不欲则源清，本源一清，斯流无不清，在在皆清，则在在不复妄取。
传统诸解多着重于本章所讨论的盗匪之患，而未深究此章系治理之明的第二明，实乃讨论民足问题。
第一，此章文义是讨论患盗，若依语录体的松散解释，无法对此章的衍生之意进行扩展。但此章上接政者正也章，下联如杀无道章，此章系政治者为政之明之二，系民足章。唯有上之不欲，才有民足，民足具有脆弱性，需尽心维护。这一点，在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社会重回大变动，有识之士对于仁学的认识有了社会变动基础的支撑，对仁学的认识重回正轨，只是时间太短，未形成气候，令人叹惜。
- 明代周宗建曰：诸生只讲“上廉则民自感化故不为盗”，宗建曰：此言尚未着痛痒。此须要想个着落，大率民之多盗，多由不足；民之多贫，又多由上之过取。一有贪官，而民之骚然不能安其故业者多矣，安得无盗耶？只一“不欲”，留了地方多少元气，保全了地方多少人家！水宽则鱼，长官清则民安，“不欲”一法才见得，真止盗良方，莫迂阔视之也。
- 明末刘宗周曰：国贫则多盗，上黩货也。上黩货，则廉耻不立，教化不行，民起争心。予观末世之政，贪秽成风，京官诛求郡吏，县令掊克小民，催科日巧，听断日滥，无所不至，真白昼为盗也。小民见吏如逢劫手，每一供应剜心吸髓，动辄破家，民穷财尽，盗贼横行，官司知而不问。苟饱私橐，传舍而去，后复如之。地方事，日弊一日，真大乱之道也。
第二，若将本章重心从盗患指向不欲。本章指出，为政者不欲，即为为政之明。那么问题就来了，何为为政者“不欲”，是不是没欲望？，非也，而是指不与民争利、体察民情。
正如《贞观政要·诚信》曰君尽能尽礼是为不欲：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又比如《左传曹刿论战》中，所谓不欲指，指体察民情: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第三，“上之不欲”与“虽赏之不窃”间逻辑关系是如何建立关系的？这就是如何使民足、民信的思想。中间需要有大量的以庶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思想，而这些治理的内容需要在《论语》的各个篇章中来寻找。
- （1）社会治理有长期眼光，而非短期效益。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 （2）使民以时。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3）以庶民为中心的惠民。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 （4）以德治国，以礼引导，成就庶民发展。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5）作用贤人治理，民服民足。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第四，本章实现了从患盗和如何实现民服转变，使得本章的意思与民足治理强烈地结合，指出政治仍是善的艺术：政者，正也。而非像近代西方所言的，政者，利维坦也，吞噬人之上帝，侵蚀任何人权利的怪物。而春秋礼崩坏，很多人就已指出，政治实乃必要的恶，与政治之善具有不兼容性。
-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因此，此章将政者仍界定于善之内，说明《论语》所适用的仍是千乘之国，而若是转而为大国，如战国七雄规模的诸侯，善的艺术已然难在存续。比如季氏作为“三恒”之一把持朝，季康子又私自夺取了家族的继承权，其治下盗贼蜂起也就成了必然。又比如季康子夺嫡事件，据《左传》记载，季康子原名季孙肥，其父为季恒子，季孙肥的母亲并不是季恒子的正妻，所以季恒子一直没有明确接替自己位置的具体继承人。哀公三年，季桓子病重，其正妻南孺子怀孕快要生了。于是季桓子就立了遗嘱，如果南孺子生的是男孩，就立为季氏的家主，如果是女孩，那由季孙肥来当季氏的家主。季桓子去世快要下葬的时候，南孺子生下了一个男孩。结果这个男婴被人杀死了，季孙肥则顺利地成为了季氏的家主。其中男婴的被杀被认为是季孙肥主谋和安排的。故季孙肥也就落得一个夺嫡的名声。
用仁学来解释经典，可以填补《论语》篇章间的空隙，让我们了解到完整的仁学，同时也能够见识到仁学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可以丰富仁学的内涵。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仁学的内涵，敬请加入视频慕课《论语启蒙：论语的法典化解读》（https://www.icourse16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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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被认为史上罕见之大变局，当今中国也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身处大变动社会之中，需要有相应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方式相异。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中心，而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门弟子为全面阐述仁学编纂而成。它是处于春秋礼乐崩坏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仁魂义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礼崩乐坏之下，遵循真理其实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其要点为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兴于诗”），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立于礼”），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据于德”），能够克服遵循美德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强大的行动力是根本应对之道（“敏于行”），这样，就能够化解礼崩乐坏带来的惧、忧、虑（“成于乐”），这对于身处目前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同样适用。本课程通过法典化解读《论语》阐述大变动社会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敏于行、成于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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