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主要文化：论多元文化背景下澳门地名的中葡文语义差异现象

小君 2023-01-18 15:10:58 366

澳门的主要文化：论多元文化背景下澳门地名的中葡文语义差异现象澳门被认为是一个华夷混居的地方，早期来到澳门的葡萄牙及其他欧洲人，主要是商人及传教士（周世秀，1999:66）而当地的华人主要以捕鱼为生，虽然欧洲人通过贸易及传教等方式与当地华人有一定接触，但总体来说，两者仍是格格不入的两个群体即使比邻而居，其住宅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穿衣习俗及宗教信仰等都截然不同，由于语言原因，互相之间交流也有限。因此，当时的华人和欧洲人虽然同居一地，但似乎完全是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交集甚少，所以两个群体各自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张泽洪，2004：31）。鉴于此，在街道命名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自为政，所以造成了中葡文名称存在语义差异的现象（周定国，2009:59）澳门的葡文名为Macau 具体的来源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是根据“妈阁”的粤语发音（MaGok）演变而成（牛汝辰，2000:28）而其英语名Macao同样源于Macau—词。而澳门的中文名也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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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上许多城市为了给不通晓本国语言的人士提供便利，都会在重要地点放置双语甚至多语的路标或路牌，而大部分中国城市的地名都是通过音译或简单的意译由汉语译为英语，然而，仅通过英文译名却很难得知地名本身所包含的历史及文化意义。由于历史原因，中文和葡文并列为澳门的官方语言，澳门所有的公共场所均需放置中葡双语的路牌或路标，但与中国其它城市不同的是，澳门地名中葡文名称的制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工作，许多地点的中葡文名称看似毫无关联，分别表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但这种语义差异现象正是澳门特有的多元文化缩影。本文将通过对澳门中葡文地名语义差异现象的分析，来总结澳门地名的命名规则并回溯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

【关键词】：澳门地名；中葡文化交流；中葡翻译；命名学；语义学

现今，虽然中国主要城市的路名都会以中英双语标注，但国家目前对地名的翻译并无统一标准，通常采取完全音译、完全意译或音译意译结合的形式。除了完全意译形式外，其余两种形式都无法很好地表达这些地方的文化内涵，但直接音译却是目前内地城市地名翻译的主要形式，然而这种形式造成了英译地名中国文化元素的缺失现象，无法体现出地名所蕴含的文化特色。而在澳门，中葡文地名基本不存在直接音译的情况而意译或音译意译相结合的形式也只是占多数而已，更有许多地名的中葡文名称语义完全不同例如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牌坊”的葡语名为Ruinas de Sao Paulo（意为圣保禄废墟）中葡文名称看似完全是毫无关联的两个事物，而这些地名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是由葡语意译而来，对于澳门本地居民而言，即使通晓中葡双语，也很难记清楚每个地方的双语名称。虽然这种语义差异现象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这也正是澳门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澳门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

一澳门地名命名规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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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葡文名为Macau 具体的来源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是根据“妈阁”的粤语发音（MaGok）演变而成（牛汝辰，2000:28）而其英语名Macao同样源于Macau—词。而澳门的中文名也有多种说法，由于盛产生蚝，而被称为“蚝镜澳”① 后又为了美化词语，取“蚝”的同音字“濠”，改称为“濠镜澳”，另有濠江、香山澳、濠镜等不同说法。随着澳门的开埠，知名度逐渐上升，中葡文名官方名称也分别定为澳门和Macau② 自此，这两个相去甚远的名称也各自代表了澳门的中国和葡萄牙文化（汤开建、田渝，2006：127）。

澳门被认为是一个华夷混居的地方，早期来到澳门的葡萄牙及其他欧洲人，主要是商人及传教士（周世秀，1999:66）而当地的华人主要以捕鱼为生，虽然欧洲人通过贸易及传教等方式与当地华人有一定接触，但总体来说，两者仍是格格不入的两个群体即使比邻而居，其住宅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穿衣习俗及宗教信仰等都截然不同，由于语言原因，互相之间交流也有限。因此，当时的华人和欧洲人虽然同居一地，但似乎完全是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交集甚少，所以两个群体各自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张泽洪，2004：31）。鉴于此，在街道命名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自为政，所以造成了中葡文名称存在语义差异的现象（周定国，2009:59）

本文对地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澳门的街道名、建筑名及区域名。根据澳门政府在2011年12月1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澳门市政厅共收录了1255条街道名称，其中澳门半岛950条、氹仔岛182条、路环岛123条。但澳门由于土地面积狭小，一直致力于填海造陆，不断涌现出新的地名，因此目前实际的街道数量肯定超过这个数字。澳门对街道的命名有一定的规律，包括大马路（Avenida）、马路（Estrada）、街（Rua）、巷（Travessa）、斜巷（Calçada）、前地（Praça）③、里（Beco）及围（Pátio）等名称。

无论根据中文还是葡文名称对澳门街道名进行分类，都可以分为生活类、名称日期类和描述类这三大类：其中，生活类可细分为动物、植物及食物类，例如水鸭街、树木巷及盐里；名称日期类可细分为人名、国家城市名、建筑名及日期类，例如孙逸仙大马路、巴黎街、运动场圆形地及十月初五街等；而描述类则可分为名词描述、形容词描述及吉祥语三类，例如高楼街、美丽街及长寿大马路等。

而根据语义对等原则，可将澳门的地名分为四类：语义完全对等、功能对等、语义不完全对等以及语义完全不对等四类。“语义完全对等”指代的是中文和葡文表达不存在任何差异，两者均可清晰表示同一事物，不会造成混淆；“功能对等”指代的是中文和葡文表述有差别，但依然指代同一事物，基本不会造成混淆；“语义不完全对等”指代的是中葡文名称在字面解释中不存在明显差异，达到了语义对等效果，但由于文化差异的因素，会给人们造成一定的混淆或误解；“语义完全不对等”则指代中文名和葡文名基本毫无关联，即使通晓中葡双语，但在不了解澳门历史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也无法知晓二者的关系，会给他人造成非常大的误解及困扰。

通过对1255个街道的中葡文名称进行对比，发现存在着明显语义不对等现象的路名有 194个，占全部街道名的15.46%。但是在这1255个街道名中，存在着大量命名相似的现象，例如“十月初五马路”和“十月初五街”，因此在除去这些近似地名后，可以将街道名归总为1019个，而存在语义不对等现象的地名为141个，占比13.84% 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区，新城区与填海区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

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曾提出过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理论，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是应该尊重源语并尽量保留原文表达特点，还是应当根据目的语的习惯进行翻译，这一度成为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许建平、张荣曦，2002:37）。但是对于澳门的地名却不适用于这两种理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无论中文还是葡文都可以视为源语，并不存在目的语，所以地名的中葡文命名，不能算作一个翻译的过程。事实上，早期澳门街道的官方名称只有葡文名，是葡萄牙人当政的澳葡政府制定的名称，并没有过多考虑到当地华人的语言习惯，而华人依然采用自己约定俗成的名称，并不会去使用葡文名。20世纪初期起，澳葡政府陆续在街道建筑的墙上镶嵌上葡式特色的瓷砖，上面刻有中葡文双语名称，而为了尊重当地华人的习惯，大部分的中文名亦使用传统名称，并没有根据葡文名进行翻译(许立红，2013:61)。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语义完全对等现象占据了最大比重，但通过这些地名的方位，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在氹仔、路环以及后期填海的地区。澳门目前的陆地面积不过30平方公里左右，然而1840年时，澳门半岛面积仅2.78平方公里，范围集中在目前澳门半岛的中北部一带，在开埠初期的面积还会更小，只是一座小岛，后期由于泥沙冲积的缘故才与北面大陆连为一体，成为半岛，从1866年开始不断填海，并在此后占领了加仔和路环两岛，才形成了现在的版图(嘉潮，2006:12)。而澳门半岛的中北部一带，是澳门最古老、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也正是语义不对等现象分布最广的地区，毕竟，此后澳葡政府已逐渐幵始重视中文及华人的习俗，因此在新区地名命名的过程中开始考虑中葡文对照的因素，并尽量保持一致。由于“语义完全对等”的地名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所以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分析存在“功能对等”、“语义不完全对等”以及“语义完全不对”这三类现象的地名。

二中葡文地名的功能对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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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即翻译时不要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到功能上的对等(黄远鹏，2010：102)。虽然澳门的中葡文地名对应并不是一项纯粹的翻译工作，但很多地名也符合“功能对等”的理论。事实上，即使是在语义对等的情况下，部分地名的中葡文名称也存在着表达差异，这种现象主要出现于名称日期类的以人名命名的地名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葡人名命名习惯的差异。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葡萄牙人等欧洲人命名的，二是以华人命名的，前者占多数，后者占少数。例如“巴波沙大马路”葡文名为 Avenida de Artur Tamagnini Barbosa 巴波沙曾在20世纪上半叶连任三届澳门总督，后为纪念他才在当时的填海区以此命名。街道中文名使用了他的父姓Barbosa的粤语音译“巴波沙”，而葡文则使用了全名，这其实正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同：葡萄牙人的姓名通常由三或四部分组成，以“名A ( 名B) 母姓父姓”④的形式构成，如果全部译为汉语，少则十个多则超过三十个汉字，这相对于华人两至三个汉字的姓名，明显过于冗长，也不符合中文简练的语言习惯，因此只将姓氏作为中文名是最佳选择。相反，如果只用父姓作为葡语名称，也不符合葡萄牙语的语言习惯，所以还需使用全名。

还有一种命名方式是以“人名称谓”的形式出现，例如“白朗古将军大马路(Avenida do General Castelo Branco)”以及“罗理基博士大马路(Avenida Dr.Rodrigo Rodrigues)” 由于葡文全名过长，所以中文地名依然只保留了姓氏与称谓。但是，即使只保留葡文姓氏，部分姓氏译为粤语后也显得冗长或拗口，因此部分地名只保留了姓氏译名的中文首字，例如“鲍公马路(Estrada de Dom João Paulino)”⑤与“美副将大马路(Avenida do Coronel Mesquita)” 这样既符合中文的表达方式，又便于记忆。此外，早期来到澳门的欧洲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都拥有中文名，例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及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为了表示尊重，在翻译中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即保留他们的中文名，不再进行音译。此后，许多来到澳门生活的西方人士也都效仿传教士，拥有中文名，而许多土生葡人更是从出生起就拥有中葡文两个名字。因此，在以他们姓名命名的地名中，也同时保留了中外文两个名字，例如“宋玉生博士圆形地(Rotunda Dr.Carlos A. Correa Paes D' Assumpção)”及“徐日升寅公马路(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以城市名命名的地名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澳门最古老的娱乐场“葡京娱乐场”的葡语名为Casino Lisboa 中文含义为“里斯本娱乐场”，顾名思义，“葡”指代的是葡萄牙，“京”表示首都，因此“葡京”就是葡萄牙首都，即里斯本的意思，那为何不直接采用“里斯本娱乐场”这个名字？这其实是由于语言禁忌造成的：粤语为港澳地区通行的主要汉语方言，居民生活习惯也深受广府文化影响，对语言应用的禁忌颇多，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避免出现不吉利的词语。“里斯本”的粤语发音接近“你舍本”，意即“你赔本”，而葡京娱乐场以博彩业为主，开设初期也主要为游客服务，显而易见，如果中文名定为“里斯本娱乐场”，可能很难吸引到重视语言禁忌的游客前来，因此“葡京”显然是一种更好的表述，而在娱乐场旁边的街道也被命名为“葡京路(Avenida de Lisboa )”。

另外，也有部分以城市命名的地名会让人产生混淆。除了上述的“葡京路”外，澳门还有另有一条“里斯本街(Rua de Lisboa )” 由于这条街道并不位于娱乐场附近，因此语言禁忌的问题并不严重。无独有偶，澳门拥有两条“波尔图街”，中文名不存在任何差别，但是其中一条的葡文名为Rua do Porto 另外一条为Rua Cidade do Porto 前者的直译就是"波尔图街”，而后者的直译为“波尔图城市街”。这两组地名都有同一个特点，就是一条街道位于澳门半岛，而另一条位于氹仔岛，由于在回归之前，澳门被分为了两个部分，即澳门市和海岛市，澳门市所辖范围为澳门半岛，而海岛市管辖氹仔与路环，两个城市的市政厅为平行机构，各自都有对辖区内街道命名的权力，由于缺乏沟通机制，各行其是，才会造成命名相似或重复的问题。早期澳门半岛与离岛间的交通并不便利，而且甚少人居住在离岛，所以这个问题并不算严重，但自回归以后，居住在氹仔的居民也逐渐增多，因此这个“地名乌龙”问题就成为了一个热点民生话题。

澳门有许多街道是以节日名命名的，如“劳动节大马路(Avenida 1 de Maio )” 葡文含义为“五月一日大马路”，这也是由于表达习惯造成的不同，葡语国家都习惯于用节日的日期或重大事件的纪念日作为名称，一般不会采用节日或事件名称作为地名，认为这样便于记忆，显然，五月一日就是劳动节，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也达到了功能对等的效果。

由此可见，这些以人名日期命名的地名，尽管在中葡文表达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中葡文名称所指代的仍然为同一个人或事物，因此并不存在语义差异，达到了语义对等的效果，表述的差异只是由于语言习惯及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的。

三澳门地名中的语义

不完全对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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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不完全对等现象主要出现于名称日期类中，而造成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部分以人名命名的地名中，存在这种现象，如前文所述，澳门有许多地名是以“人名称谓”的形式构成的，其中最多一种形式就是“人名博士”，例如“孙逸仙博士大马路(Avenida Dr. Sun Yat Sen )”和“苏亚利斯博士大马路(Avenida Doutor Mário Soares )” 可以发现，针对“博士”一词，两个地方的葡语表达不同，第一个使用了Dr. 而第二个使用了 Doutor 事实上，Dr.可以视为Doutor的缩写，但是两种用法在葡语的实际表达中却大相径庭：在葡语中，只有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可以用Doutor指代，而Dr.指代的是拥有一定威望的人士，如医生、律师或政客，而此人并不具备博士学历。众所周知，孙逸仙即孙中山，并没有取得过博士学位，显然，这里的Dr.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而加的尊称；另一方面，苏亚利斯曾任葡萄牙总理和总统，获得了多所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因此用Doutor作为称谓也是合适的。然而，在中文名中，统一使用了“博士”一词，无法体现出二者的区别，而且在中文的表达习惯中，也不会用“博士”去称呼一个不具备博士学位的人，所以，在这类地名中，可以看出葡文名一定出现在中文名之前，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中文惯用的表达，而明显是中文迁就了葡文的表达，但是会给不懂葡语的人造成误解，会误以为孙中山和宋玉生等人拥有博士学位。

其次，在有关日期的地名中，同样存在语义不完全对等现象。例如“腊八街(Rua 8 de Dezoito，葡语名意为“十二月八日街”。与劳动节不同的是，腊八并不是一个国际性节日，只是中国及周边一些国家的节日，如果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葡萄牙等欧洲人一般不会了解腊八这个节日。巧合的是，12月8日是天主教国家的传统节日——圣母无染原罪日，而这一天也恰好为澳门的公众假期，所以很多西方人误以为这条街道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圣母无染原罪，殊不知腊八是在农历的12月8日，而且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佛教节日，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成道。另外，“城市日大马路(Avenida 24 deJunho)”，葡语意为“六月二十四日大马路”，“澳门城市日”在澳门回归之前曾作为公众假期。1622年6月24日荷兰船队侵袭澳门，当时的葡萄牙军队势单力薄，于是澳门群众亦纷纷加入了战斗，最终成功击退了荷兰人，为了纪念这场以少胜多的胜利，遂将6月24日定为城市日。同样巧合的是，6月24日是葡萄牙北部地区传统的“圣若望节”，用来纪念该地区的主保圣人圣若望(São João )。因此，不了解澳门历史的葡萄牙人也总是认为这条马路是为了纪念圣若望，并且好奇为何不祭奠圣安东尼和圣伯多禄等葡萄牙其它地区的主保圣人⑥。通过这两个地名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并不是语言本身造成的，更多是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同时，又必须按照葡萄牙的语言习惯，以日期作为地名，才会造成这种语义不完全对等现象。

综上，可以看出上述两组地名的差异都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第一组示例出现语义差异是由于在葡语翻为中文的过程中选择了异化翻译，保留了源语言葡语的特点，但是中文名会给人造成误解。在第二组中，这种文化差异并不局限于华人和葡萄牙人之中，甚至会存在于葡萄牙人内部之间：如果一个不了解澳门历史的葡萄牙人看到“城市日大马路”的葡文名，首先想到的一定会是圣若望节。可以说，在翻译或是制定这些双语地名的时候，忽略了最重要的文化因素。

四澳门地名中的语义

完全不对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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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功能对等”和“语义不完全对等”现象只是在某些时候会给人带来误解，那么“语义完全不对等”现象只会让不通晓葡汉双语以及不了解澳门历史文化的人感到一头雾水，而造成这种不对等现象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文章开头提到了澳门的地标“大三巴牌坊(Ruínas de São Paulo )” 葡语含义为“圣保禄废墟”。事实上，所谓的“大三巴牌坊” 其实是建于16世纪末期的圣母大教堂的遗址，由于与传教士修业的圣保禄学院比邻而居，因此也被称为“圣保禄教堂”，当地华人根据粤语将São Paulo译为“三巴”，后来在1835年的火灾中，圣保禄学院燃烧殆尽，而圣母大教堂也只剩下了一面外墙(朱晓秋，1999:15) 因其形状与中国民间的牌坊相似，并比一般的牌坊形状要大，遂被华人成为“大三巴牌坊”，而葡语仅是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命名为“废墟”，因此会给不少游客造成误解，误以为这是中国民间用来表彰人物功绩的牌坊。

离大三巴牌坊不远处，有一座公园名为 “白鸽巢(Jardim de Luís Camões )”，葡语直译为“贾梅士(卡蒙斯)公园”，贾梅士是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在葡萄牙的地位堪比歌德之于德国、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曾著有《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他曾于16世纪中叶居住在澳门。19世纪末期，葡萄牙富商马葵士(Lourenço Marques)购置了该地作为他的寓所，而贾梅士是他非常崇敬的人，因此在花园中摆满了与贾梅士相关的物件，同时也饲养了许多白鸽，象征和平与自由，此后该地被澳葡政府收购，改为了对外开放的公园。当地葡国人为了纪念贾梅士，就将此地命名为“贾梅士公园”，而当时的华人大多并不知晓贾梅士何许人也，更加吸引他们目光的是公园中的白鸽，因此将其命名为白鸽巢，而公园前的广场也被命名为“白鸽巢前地(Praça de Luís Camões )” 葡文含义为“贾梅士前地”。

在回归之前，澳门除了分为澳门市和海岛市两个行政区外，还被划分为七个堂区 (freguesia ) “堂区”是葡萄牙特有的区域概念，是以天主教教区范围划分的，每个堂区都会拥有一座主教堂。虽然澳门现时已不再官方使用“堂区”这一称谓，但许多街道名依然保留了堂区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堂区名为“望德堂区 (Freguesia de São Lázaro )” 主教堂为望德圣母堂(Ermida de Nossa Senhora de Esperança ) 又名圣拉匝禄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 ) 中文的官方名称选择采用前者，而葡文选择了后者，但华人一般习惯称其为“疯堂区”，因此其周围街道的中文名称都以“疯堂”命名，如“疯堂斜巷(Calçada da Igreja de São Lázaro)” 而其葡文名仍保持与堂区名称一致，许多游客误以为疯堂的“疯”与疯子有关，实则不然，此处代指“麻风病”⑦。望德圣母堂始建于16世纪中后期，而后，澳门的麻风病盛行，由于医院位于澳门中心地带，麻风病的传染性极强，澳葡政府遂决定将麻风病患者转移至偏离中心区域的望德圣母堂，因此，华人将教堂称为“发疯寺”或“疯人寺”，在天主教逐渐被认可后，又改称为“疯堂”⑧ 而这一名称被保留至今。

通过上述几个示例可以看出，每一个语义不对等现象的示例都是基于特殊的历史因素，这是澳门宝贵的文化财富，但也确实给不精通葡汉双语以及不了解澳门历史的人带来了困扰，因此澳门有些街道的路牌以双汉语名的形式出现，即在官方中文名下方加入华人通用的中文名，并在两侧加上小括号。例如“庇山耶街(Rua de Camilo Pessanha )”下方标注了 “炉石塘”，庇山耶是葡萄牙19世纪的一位伟大诗人，曾于澳门居住，当他离开澳门后，他的住所附近进行了造陆工程，为了纪念他，遂以其名作为新开辟的路名。在造陆前，此处其实是一个长满了芦苇的池塘，因此华人习惯将此处称为“芦石塘”，造陆后由于风水问题，又将“芦”改为“炉”。可以说，这样的做法不但同时尊重了华人和葡萄牙人的习惯，而且还避免了混淆，更体现出了澳门独特的多元文化，此类的地名还有不少，例如“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又称“新马路” “伯多禄局长街(Rua de Pedro Nolasco da Silvaf又称“白马行”等。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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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澳门的地名不只是中华文化和葡萄牙文化融合和碰撞的缩影，部分地名中也蕴藏了其它的文化因素，例如“荷兰园大马路”、“巴黎街”、“长崎街”及“圣方济各街”⑨等，这种涉及到多国城市、人物及文化的命名方式实属罕见，这种多元文化的历史积淀也为澳门如今能够成为国际化都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综上所述，尽管澳门的中葡文地名绝大部分是属于语义完全对等的，不会在理解上产生任何混淆，但正是这少数的有语义差异现象的地名代表了澳门的多元文化，我们应当尊重并保留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然而，澳门早已不是曾经那个华人葡人各自为政的时代，如今，多元文化更加强调的是融合，澳门路名的语义差异确实给游人甚至居民造成了不便，其实，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将更多有语义差异的街道名以“庇山耶街(炉石塘)”这种双中文名的形式呈现，即一个采用葡文音译或意译名称，而另一个采用华人传承下来的传统名称，这样既可以尊重澳门的多元文化，又可以避免语义差异所带来的混淆。

注释

① “蚝”字的繁体字为“蠔”，与“濠”同音，并在字形上接近。

② “Macau”为澳门的正式葡语名称，“Macao”则为英语名称。

③ “前地”即“广场”的意思。

④ 现在葡语国家人名普遍采用“名A 名B 父姓母姓”的形式构成，但也存在女性结婚后改夫姓等特殊情况。

⑤ 在葡语中，拥有皇室血统或社会地位高的男性会在名字前加上 “Dom” 大陆一般译为“堂”，澳门有时会根据汉语习惯译为“公”。

⑥ 葡萄牙为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全国被划为多个教区，每个教区都拥有自己的主保圣人，并会在不同的日期来悼念本教区的主保圣人，该节日被称为“诸圣节”。

⑦ 澳门习惯将“麻风病”称作"麻疯病”。

⑧ 在传教士进入澳门的初期，当地华人一度认为天主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因此将传教士称为番僧，并将教堂称为寺庙。

⑨ 圣方济各沙勿略(São Francisco Xavier )为16世纪来到亚洲的西班牙传教士。

来源：《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

作者：宋灏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