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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的特点:论文字狱的正确使用方法

文字狱的特点:论文字狱的正确使用方法1▲剧照:雍正极具政治运动创新思维。雍正说,朕登极以来,各项制度都效法皇考康熙帝的做法,未作更张,邹汝鲁用“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何所指!当雍正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立马想起了《尚书》的原文“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意思是,沾染恶习或犯过错误的人,准予他改过自新。又联想起自己登上帝位后的风言风语,他认定邹汝鲁是有意化用这个典故来“讥讪”自己。雍正在谕旨里说,天下出现黄河水清的祥瑞,但朕并未让你们进献诗文呀,邹汝鲁这么积极主动,又在诗文内夹杂悖谬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

雍正五年(1727)正月,黄河水变清。雍正帝收到这起祥瑞之兆的奏报,龙颜大悦。

一个叫邹汝鲁的官员,逮着时机,作了一篇《河清颂》,进献皇帝。

没想到,还未出正月,雍正就传下谕旨,对邹汝鲁劈头大骂。没有其他原因,仅仅因为《河清颂》里边有一句话惹毛了皇帝。

这句话叫“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歌功颂德的词,往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八个字,让雍正联想了很多,乃至上纲上线,开始揣测邹汝鲁的居心。

雍正说,朕登极以来,各项制度都效法皇考康熙帝的做法,未作更张,邹汝鲁用“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何所指!

当雍正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立马想起了《尚书》的原文“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意思是,沾染恶习或犯过错误的人,准予他改过自新。又联想起自己登上帝位后的风言风语,他认定邹汝鲁是有意化用这个典故来“讥讪”自己。

雍正在谕旨里说,天下出现黄河水清的祥瑞,但朕并未让你们进献诗文呀,邹汝鲁这么积极主动,又在诗文内夹杂悖谬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

▲剧照:雍正极具政治运动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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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名世阿谀奉承的对象虽然不是皇帝,但本质上还是在奉承皇帝,可惜皇帝不这么想。

雍正二年(1724),皇帝的大舅子、大将军年羹尧进京,雍正又是赐孔雀翎,又是嘘寒问暖。正如他曾肉麻地对年羹尧说过:“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朕此生若负了你,从(天地)开辟以来未有如朕之负心之人也。”

此时的年羹尧宠遇有加,扶摇而上。他刚刚平定了青海的叛乱,帮助新上位的皇帝稳住了西北局势,可谓战功赫赫。

为了彰显年羹尧的丰功伟绩,雍正还要求天下人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否则便不是他的臣民。

在这种膜拜、塑造当朝英雄的氛围中,钱名世给年羹尧大将军献了一首诗。

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和年羹尧颇有些渊源,二人的字都叫“亮工”。二人同年乡试中举,只是年参加的是北榜,钱参加的是南榜。

但除此之外,二人其实没有更多交集。钱名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中了探花,是《明史》写作班子成员。他确实很有文才,据说当年跟万斯同编《明史》,万斯同口述,他记录,如瓶泻水,顺畅得不得了。

不过,他的人品有争议。万斯同病逝后,他主持完丧事,把老师的藏书也卷走了,还将部分手稿据为己有。

年羹尧炙手可热的时候,钱名世在翰林院侍讲的闲职上,响应雍正的号召,赠诗歌颂年羹尧。

诗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子,说的是年羹尧武功盖世,堪比卫青、霍去病,建议在康熙平藏碑之后,为年羹尧立一碑,永纪战功。

谁知道政治翻云覆雨,形势很快急转直下,这首诗就成了钱名世的罪证。

文字狱的特点:论文字狱的正确使用方法(1)

▲雍正热衷于自我形象塑造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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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1725)二月,年羹尧上贺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雍正总算抓到了年羹尧的把柄,遂拿这件事开刀,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又说年羹尧“谬误之处断非无心也”。

实际上,这个雍正“不知如何疼”的大舅子,这时功高震主,又有结党之嫌,雍正已经在找机会把他做掉,还要做得漂漂亮亮。

文字,于是又成了雍正的工具。

很快,年羹尧遭到连续削权降职,又被下狱。雍正发动众大臣,大家一共给年羹尧罗列了90多款罪名,其中应处极刑的就有30多条,简直天下奇观。

年羹尧最终被勒令自裁而死。

年羹尧死后三个月,大约雍正四年(1726)三月底,有人给皇帝打报告,说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诌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

官吏之间相互告讦是清代文字狱密布的原因之一。统治者极力提倡和鼓励告密,使整个社会遍布渴望邀功进宠的眼睛。钱名世就是这样,作为别人的猎物,进献到皇帝面前。

雍正整人的天赋和想象力,在这一刻被激发了出来。他说,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逆”,但罪不至死,怎么惩处呢?他创造性地想到了两条办法:

第一,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四字,让人制成匾额,令钱名世悬挂在自己家中,还让地方官不定时上门检查,以防钱名世偷偷把匾额摘下来。

名教,就是名声与教化,古代社会对知识分子规定的礼法规范和道德标准。崇奉儒家封建礼教的古代士人也称“名教中人”。所谓“名教罪人”,就是败坏儒林道德,玷污名教声誉,为“名教中人”所不齿的士人。

第二,雍正下令在京官员中凡举人、进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写诗,批判钱名世。相当于广泛发动群众,把钱名世批倒后,让每个人再踏上一脚。

这些诗汇总后须呈御览,由雍正看过后,没问题再交给钱名世,让他自己出钱刊印这本羞辱他的诗集。

文字狱的特点:论文字狱的正确使用方法(2)

▲雍正抚琴图,展示他的林下之风,杀人不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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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名世案是雍正整人发明的一次操练,所以他本人跟得很紧。

按照他的要求,在京符合条件的近400名官员真的每人写了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和谩骂。有人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次士大夫阶层集体折腰的意识形态运动。

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雍正很上心。他真的花了工夫,把上交的批判诗,一首一首看了。

他用他的评价标准,对这些诗进行了评判。

写得好的,表扬。一个叫陈万策的官员,写的诗里有两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获得雍正好评。

这两句诗巧妙地化用了钱名世的名和字,对仗工整,骂人骂出了新高度。其意思是说,钱名世是和戴名世(康熙朝《南山集》文字狱首犯)一样的大罪人,又是与年羹尧(和钱名世表字相同,都叫亮工)一样的大奸大恶。

对雍正来说,让官员集体写批判诗,除了公开羞辱钱名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每一个官员在写作过程中都应该反躬自问,我有没有钱名世一样的念头,然后果断掐灭。

那些写得不合皇帝心意的诗作,因此被认为是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

有六人因为问题不大,雍正给予了重写的机会,重写后勉强过关。

有三人,都是钱名世的同事,因为认识不到位,批判隔靴搔痒,被雍正以“谬误舛错”“文理不通”等名义,革职回乡。

最惨的是钱名世的另一个同事,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作出来的批判诗被指“谬妄”,结果,流放宁古塔为披甲人奴,所受处分竟比钱名世还重。

不难看出,雍正把写批判诗当成了检验官僚队伍思想认识和忠诚度的一次契机。

雍正在上谕里,已经把他的意图阐释得明明白白:

其人(指钱名世)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朕君临天下,凡一颦一笑皆系天下之观瞻,故内外臣工有赐以匾额者,非仅勉一人,欲使大小臣工各思淬励,以尽臣职也。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

雍正的话里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不对钱名世搞肉体消灭,而搞精神羞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让他覥颜活在世上,还不如去死;第二,如果只是为了整钱名世,不用如此大动干戈,钱名世的个案,是做给所有官员看的。

文字狱的特点:论文字狱的正确使用方法(3)

▲查嗣庭,批斗钱名世之后,自己也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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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385名写诗批判钱名世、涉险过关的官员中,至少有两人后来也成了“钱名世”,成了被整的人。其中一个,叫查嗣庭。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进士出身,因隆科多推荐,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在奉旨写诗批斗钱名世时,他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颜忘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但他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的命运就跟他诗里写的一样,他也被批倒搞臭。他的名字,人们也羞于提起。

查嗣庭被批斗,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主考江西期间,出的考试题目动机不纯,别有用心。

但因为从那些题目联想到颠覆雍正的合法性,必须要有雍正这么敏感而奇葩的脑回路才行,一般民众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民间以讹传讹,出了一个简洁版的版本,说查嗣庭出题“维民所止”,“维止”两字,正好是雍正去头,遂倒了血霉。

实际上,查嗣庭出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隆科多举荐的人。像年羹尧一样,隆科多被雍正用完就扔,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免不了的。文字上的犯禁,不过是罗织罪名的需要罢了。

雍正整人,惯常的操作手法正是这样:先定人有罪,然后从他的文字,包括日记中翻找罪证,各种附会解读,总可以找到你“大不敬”的蛛丝马迹。

举个更典型的例子。广西人陆生楠,本来要升官了,但面见雍正时,雍正对他印象不好,于是指示人去查他。查了半天,陆生楠只写历史,不写时政,对不起,写历史也有政治问题。

这还不够,雍正甚至赤裸裸地说,你们看看这个陆生楠,用的纸这么小,写的字这么细,“踪迹诡秘”,他当初的功名铁定是作弊得来的。

皇帝都定性了,陆生楠有没有作弊,还很重要吗?

说回查嗣庭。查嗣庭最终瘐死狱中。但这也不算完,雍正命人将他戮尸示众,继续做戏给活人看。

批斗者,转身就成了被批斗者。这是雍正整人术最可怕的地方,你身在其中,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轮到自己。

文字狱的特点:论文字狱的正确使用方法(4)

▲曾静,一个被雍正成功改造的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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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钱名世案之后,雍正整人的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灵魂羞辱的手法,越练越纯熟。

钱名世案的次年,邹汝鲁案的同一年,雍正指使人开始修理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名时很注重个人声誉,一直以圣人君子自我要求。也许正是这一点,被雍正认为是沽名钓誉,遭到了雍正的忌恨。

雍正曾颇有深意地说,杨名时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他决心对这名士人领袖下手。

对杨名时的审讯,好不容易审出了他的一条罪证:他曾收受手下四匹缎子和一对金杯。

面对这十分难得的进展,雍正却不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

若不先治其假誉,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可见,这个案子的套路,跟他整钱名世如出一辙。

又过了两年,雍正七年(1729),曾静案爆发。

湖南落第书生曾静指派学生张熙投书策反封疆大吏岳钟琪,被告发。该案牵涉范围之广,实属空前。因查出曾静受反清志士吕留良思想影响,尽管后者已经死了半个世纪,还是遭到剖棺戮尸。吕氏后人或鞭尸,或斩首,或流放为奴,惨不忍睹。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曾静案的两名主犯,关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没事。不是雍正宽容,而是他又发明了新的整人办法。

雍正将曾、张二人的口供和忏悔书,连同批判文章,编辑成书出版,命令各地学校都要收藏此书,好让读书士人、乡曲小民都读得到。

这还不过瘾。二人被命为义务宣讲员,到各地现身说法,当众作践自己,真诚忏悔,痛哭流涕地倾诉皇上的大恩大德,并逐条批判他们对雍正进行过的指责,消除社会不良影响。

整个清代,顺治、康熙时还有明遗民的两根硬骨头在撑着,经过雍正这么一操作,在心灵上或鞭打,或按摩,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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