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乾隆地宫：堪舆东陵西陵通吃

东陵乾隆地宫：堪舆东陵西陵通吃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刑部又有报告，满人阿哈尼堪盗伐风水禁地的树木，应该处以斩立决。康熙帝又一次出面说情：“此伐木处虽属风水，然非内地。似此愚民无知犯禁者，前此曾经宽宥，著枷责发落。”康熙帝坐像在康熙年间，曾经发生过一些让官府难以处理的事情。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刑部拟将一位名叫徐度忠的汉人充军，原因是徐度忠进入爨岭沟，私开煤窑。而这个爨岭沟地近陵寝，有关风水。而保卫陵寝的官兵竟然没有阻止徐度忠接近陵寝采煤，总领以下各官，拟或降或罚，并提出这一带禁止采煤。康熙皇帝没有批准刑部的报告，指出：孝陵周围俱筑墙立界，徐度忠采煤的爨岭沟距离孝陵有十三里，“离风水较远”。如果进入这一区域即有碍风水，则十三里之内，所有的村庄特别是村庄里面的水井，该如何处理？康熙让钦天监拿出主意来。钦天监的意见是，虽然进入爨岭沟与孝陵风水无碍，但挖煤和砍柴不一样，仍然可能损害风水，应该严禁进入。康熙皇帝批准了钦天监的这个建议，

龙脉与风水桩

任何一个王朝，都毫无例外地要为本朝制造神话。但是，这个神话的制造，首先并不是为着给臣民看，而是为着给自己加油，或者说，首先是自身的一种需要，然后再让民众信服。“圣祖”康熙皇帝关于长白山与泰山为一体，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即是诸多神话中的一个：

古今论九州岛岛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总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緑、土门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緑，西至通加，大抵髙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禄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迭，至金州旅顺口之鐡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鼍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或以界海为疑。夫山势聫属，而喻之曰龙。以其形气无不到也。班固曰：形与气为首尾。今风水家有过峡，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过峡耳。宋魏校《地理说》曰：“傅乎江，放乎海。”则长白山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体位证之，面西北而背东南。若云自凾谷而尽泰山，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西向乎？是又理之明白易晓者也。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康熙皇帝对这种认识的确信，他的这个认识，与内地堪舆家说台湾由福州鼓山之龙渡而成类似。而这个神话又是要向人们，特别是汉人宣告，泰山山脉既从长白山来，则满族的“龙脉”也来自长白山，乃至汉人的龙脉也始于斯。各处皇陵，也连着这条龙脉，是北京真龙的“后龙”。所以，任何一片土地或山林，一旦被选为“吉壤”、营建陵寝，便属皇家禁地，需要得到保护。

吉壤或陵寝保护的第一步，是在周边修建围墙，此墙也叫“风水墙”，禁止人畜误入，冲撞风水。康熙以后，随着京畿人口的增加，陵寝周边的砍伐、采矿、打猎等事情频频发生，造成对陵寝“风水”的可能影响，于是扩大陵寝的保护范围。为了明确保护范围、提醒人们不要误入禁区，在陵寝的周围树立“风水桩”。桩分红、白、青三色，以示等级的的不同。以风水桩来圈定陵寝保护区的做法，始于雍正元年。

在康熙年间，曾经发生过一些让官府难以处理的事情。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刑部拟将一位名叫徐度忠的汉人充军，原因是徐度忠进入爨岭沟，私开煤窑。而这个爨岭沟地近陵寝，有关风水。而保卫陵寝的官兵竟然没有阻止徐度忠接近陵寝采煤，总领以下各官，拟或降或罚，并提出这一带禁止采煤。康熙皇帝没有批准刑部的报告，指出：孝陵周围俱筑墙立界，徐度忠采煤的爨岭沟距离孝陵有十三里，“离风水较远”。如果进入这一区域即有碍风水，则十三里之内，所有的村庄特别是村庄里面的水井，该如何处理？康熙让钦天监拿出主意来。钦天监的意见是，虽然进入爨岭沟与孝陵风水无碍，但挖煤和砍柴不一样，仍然可能损害风水，应该严禁进入。康熙皇帝批准了钦天监的这个建议，从此，围墙之外的一些地区，纳入了风水范围。

康熙帝坐像

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刑部又有报告，满人阿哈尼堪盗伐风水禁地的树木，应该处以斩立决。康熙帝又一次出面说情：“此伐木处虽属风水，然非内地。似此愚民无知犯禁者，前此曾经宽宥，著枷责发落。”

虽然对这些事情作了处理，而且以往也有过类似的事情，但违禁之人却越来越多。雍正皇帝即位后，让户部、礼部、工部及钦天监共议此事：：

陵寝重地，凡有关风水者，理合严禁。但有相隔甚远，本无关碍之地，概行设禁，则无知小民，以私窃耕种樵采而获罪者必多。前因陵寝地方，柴薪甚艰，曾令钦天监会同总管副将，详确相度。将遥远无碍之地，令众樵采。此等田土，或交皇庄耕种，或应作赏给之用，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户部、礼部、工部、钦天监定议。

户、礼、工三部及钦天监商议的结果是：

陵寝风水，关系重大。谨查自分水岭起，至五灵山顶止，俱应禁止采樵。现在偷种地亩，并行查出。所有寺庙居住僧人，于风水遥远之寺庙酌量安住，将草搭窝铺窑座等项，尽行拆毁。其当禁止之处，各令树立红桩，交与古北口总兵官并四关官兵，加谨巡查。

其实，雍正帝与康熙帝的意见本来是一致的，即认为没有必要将在无碍风水之地采伐的民众驱逐。因此，雍正帝命钦天监会同管理该地的副将再次“详确相度”，如果无碍风水，则划为皇庄，或作赏赐之用。此事虽然只是老百姓砍伐树木以作柴薪，但因与皇陵风水有关，于是要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户部、礼部、工部、钦天监等衙门，才能最后定议。但是，各部衙门商议的最后结果依然是：陵寝周边必须禁止采樵，耕地也要退耕，寺庙僧人安置于距陵寝风水遥远之寺庙，相关建筑一律拆除，并且在禁区以红桩为界，由古北口总兵官率四关官兵进行巡查。这等于将雍正帝的旨意完全驳回。雍正帝只能“从之”。

从此，陵寝的围墙之外被认为与陵寝风水有关、应该禁止人畜进入的区域周围，立起了红桩，提醒人们不得误入。

为了更好地承担护卫红桩以内禁地使命，兵部在雍正二年三月批复了直隶马兰口总兵官范时绎的请求，加强对红桩以内地区的巡查。当时在关内的皇陵只有孝陵和景陵，驻扎在这一带的鲇鱼、黄崖、将军、大安口、罗文峪五关把总属下兵丁，负责进行巡查，同时由这五关派出兵丁，增设窄道子把总，并于灵沟窝、氊帽山沟、鸽子塘、大洼西、香沟、心思峪、杨柳沟、十里河增设九汛(其中杨柳沟两汛)，每汛兵丁十至二十名，共同巡查，所有巡查兵丁，以及各关、各汛，均由东陵附近的马兰镇总兵统辖。此后，随着西陵各陵及东陵的不断扩大，巡查关、汛及所属兵丁也越来越多。

清东陵之孝陵

清东陵之景陵

由于红桩属雍正时增设，在围墙与红桩之间，如何处理原有的建筑、如何安置原有的人口，成为政策性极强的问题。雍正八年四月，出台了一个有关这些建筑和人口的处置政策：1.凡是在红桩以内即风水地内，已经耕种的农田，收成之后，上交官府，由官府连同未耕田地，均加倍给予补偿；2.居民的村庄房屋，加倍先给银两，等到迁居地收拾停当，再行搬迁。各村各户所种的树木，按估价补偿；3.红桩之内的寺庙，官府在红桩之外代为重建，寺庙的香火田地，则在新建寺庙附近加倍拨给；4.红桩之内的所有坟墓，均按占地大小，从优赏给地价，让其另寻佳地，再行迁移。这个政策特别强调：“务使民间从容宽裕、各沾实惠。”所有的经费，都由内库支付。

遵化东陵既立红桩，此后雍正皇帝死后所葬的西陵，同样立有红桩。由此成为制度，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昭陵也均立红桩，以护风水。而红桩之外，又立白桩。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直隶总督周元理提出：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陵寝后龙重地，例禁设窑烧炭。节经前督臣等奏准，于红桩四十丈外，另立白桩。又于白桩十里外，另立新木桩为限。遵化、蓟州、密云、热河等处，俱遵立定禁。惟易州泰陵后龙地方，未经一体照办。巡查员弁，并无限定里数可遵。应勘明所属州县，照立新桩，悬牌示禁。仍责令文武各员、会同巡防。

此前，东陵在红桩之外四十丈，已立白桩，扩大了“风水”的防护范围。不仅如此，白桩十里之外，还另立新桩，也在保护之例。泰陵的白桩，也于此时开始勘查树立。

兵部尚书福隆安

而白桩十里之外的这个新桩，后来统一漆成青色，称“青桩”。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兵部尚书福隆安等奏：

恭查东陵、西陵，凡距红桩数十里外，尚有青桩，此外方非禁地。应请将盛京三陵周围，就各地势，酌定里数，量增青桩一层。青桩内，禁止樵牧行走。如有违越，将该管官弁从重治罪。应请敕交该将军，会同府尹等，详查定议。

福隆安的这个请求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于是，在兴京永陵的正门外，展增添栅木344架，增设红桩36、白桩64、青桩36。在盛京的福陵添栅木1514架，移展红桩261，外增白桩261、青桩40。昭陵前门外增添栅木442架，移展红桩128、白桩90、青桩40。至此，京师北京的东边和西边，遵化的东陵、易州的西陵，以及盛京祖陵、昭陵，兴京永陵，周边均立起了红、白、青三色木桩，悬牌示禁，皇家的“后龙”风水，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陵寝风水与百姓生计

为了保护陵寝风水，维护皇家的“后龙”不受侵犯，清政府在东陵、西陵和关外三陵的周围立起了红桩，红桩的四十丈之外立了白桩，白桩的十里外立了青桩。

按照雍正、乾隆时期树立各桩时的定制，红桩以内，所有的人口搬迁，所有的坟地必须迁出，所有的民居及寺庙必须拆除，不许人畜进入，禁止采樵耕种。此后立白桩，白桩以内的原住居民可以不搬迁，房屋及坟地，各循其旧，但不得兴建新的土木工程。而白桩之外、青桩之内，允许采樵耕作，但不许设窑烧炭。

如此大范围地保护皇家的“后龙”风水，自然对周边居民的生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况且，如此大的资源被封禁，也必然引起希望发家致富的人们的觊觎。所以，尽管有种种禁令，违禁偷采树木、寻捕猎物、开采矿石者屡禁不止。

兴京永陵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据马兰镇总兵旺保禄奏，营汛员弁巡查后龙风水内，拏获偷树贼犯王君赐、李功二名，解送刑部治罪。而总兵旺保禄及专汛的有关官员，也因为平日疏于防范而交部议处。乾隆三十九年五月，有巴图、石明阿、二熊等人不但潜入红桩之内，而且用鸟枪在陵寝的围墙外击毙放养的动物，偷出分食。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康熙皇帝的景陵后五花岭，被人砍木840多株，经过查询，竟然为当地驻军首脑所为。嘉庆八年八月，兴京永陵一带发现大片林木被砍，随着调查的展开，竟有两位军官自缢身亡。这件事情引起嘉庆的高度关注，其谕军机大臣的旨意说：“祖陵树株，向来最为葱郁，实兴朝王气所钟，理宜敬谨护持。设竟有私伐木植之事，关系甚重。”

这类情况，几乎年年月月都在发生，这一方面促使清朝政府加大对陵寝风水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迫使清朝政府对于为保护后龙风水而不断扩大陵寝的保护范围进行某种反思。嘉庆十年十一月，嘉庆皇帝给内阁下了一道旨意：

据苏楞额奏，查明西陵红桩以外、白桩以内居民田园茔地细数一摺，并绘图开单进呈。陵寝重地，风水攸关。从前设立红桩，禁止樵采耕种。其白桩、青桩，本属后来添设。彼时白桩以内居民田庐茔地，并未迁易，各循其旧。至青桩去白桩远在十里之外，向止禁设窰烧炭。而定例白桩以外、青桩以内，取石取土，罪名极重。是此例与原办章程，本系两歧。夫既有田亩，即不能无耕种；既有庐舍，即不能无修筑。此时该处居民，相安日久，若将田庐彻出，概行拨换，事涉纷扰。且尚有坟茔在内，势难并令迁移。至于营汛房间，尤为守护官兵巡逻栖息之所，亦不便远移界外。所有红桩以内，应行禁止章程，仍照定例办理外，其白桩以内，及青桩以内地方，应如何酌量示禁，有犯应如何分别罪名、准情定拟之处，著原议大臣悉心参核，妥议具奏，候朕定夺，永远遵行。

从这道旨意可以看出，嘉庆皇帝一方面重申红桩之内的风水必须保护，另一方面则对通过白桩、青桩圈出过大保护区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嘉庆皇帝

有了皇帝的上述态度，有关官员带着堪舆家对西陵诸桩与风水的关系进行了考查，认为，西陵白桩界内的居民坟地以及他们的耕作活动，“于风水并不关碍”，建议将西陵的红桩处白桩分别向内挪进。嘉庆皇帝认可了这个建议，令将红桩、白桩根据地形的特点，向内挪进。并且有关官员“晓谕”当地居民，让其对皇帝感恩戴德：

陵寝重地，白桩界内，禁止耕作营葬。本应将该居民等茔地房屋，概行迁彻，今蒙皇上格外施恩，念尔等迁居已久，尚系在圈进禁地以前，此时不令迁移，特将原建红、白桩挪进另设。尔等具有人心，自必共知感激。嗣后白桩以内，不得再自侵越，私行兴作。即树木土石等件，亦毋得擅有攀折移取。如有犯者，即当加倍治罪。庶该处居民，咸知感恩畏法，俾界内永远肃清为要。将此谕令知之。

虽然如此，风水封禁和民众生计的矛盾其实是无法解决的。就在这个内移红、白桩的旨意下达之后不久，道光二年初，还发生了聚众数十人，盗砍风水山树，并且打伤缉捕官兵的恶性事件，清廷也仍然在维护陵寝的风水而推行禁令。道光六年，户部上疏，说大兴县民陆有章、宛平县民伍云亭等，呈请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户部将这种事情上报给皇帝，意思其实十分明显，银矿的开采，必然带来政府财政税收的增加。但道光皇帝断然驳回了陆有章等人的请求，理由仍然是陵寝风水：

大兴县民陆有章、宛平县民伍云亭等，呈请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朕以地近京师及易州一带，非他省可比。其于地脉风水有无妨碍，饬令那彦成、陆以庄等派委公正大员，详加查勘。

道光皇帝

但是，派员复查的旨意刚下，道光随即反悔，再下旨意，责问并处罚相关官员：

朕复思各省银矿，向俱封禁。况畿辅重地，且附近易州一带，讵可轻议开挖？著直隶总督、顺天府，停止委员履勘。至该民人具呈时，该部即应饬司批驳。英和身为协办大学士，非不谙政体者可比，乃率行据呈具奏。事虽因公，但视朕为何如主？冒昧之至，不可不示以惩儆。英和著调补理藩院尚书，退出南书房、总管内务府大臣，仍交部严加议处。其余户部堂官，并不详加体察，随同画诺。王鼎、敬徵、汤金钊、耆英、顾皋，俱著交部议处。

或许是因为这个措词过于严厉，所以最后的处罚是英和改为降三级留任，王鼎等人改为降二级留任，而且明确，这个处罚是因为“加恩”的结果。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多年发生的事情。在西方，工业革命早已如火如荼地进行，采矿冶炼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保证。但此时的中国，道光皇帝却在斥责主张采矿的官员视自己为“何如主”，把提请开矿视为对自己的莫大侮辱。

咸丰皇帝

事情仅仅过去二十多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十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同样的地方，户部上疏，转呈商人请求开采银矿的请求，咸丰皇帝丝毫没有其父的愤怒，比较开明地表示：除实系有碍风水毋唐置议外，其他曾经开采及曾经有人偷挖处，派员详加履勘，“如有可采之处，奏请开采。”又过十多年，兴办洋务之风蔚然而起，因风水而阻开矿被斥为愚昧。一场战争，改变了过去无法改变的理念。

陵寝风水与择址博弈

陵寝既寄托着清代皇室、满族贵族和满汉统治者维系现存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的希望，同时也成为皇室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舞台，而支撑这个舞台的，仍然是堪舆。

第一场斗争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这年六月，议政大臣鳌拜等议奏：

兴京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自克取辽东后，迁至东京，原以便展谒、伸祭享也。今据钦天监地理官奏称，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陵于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陵傍，庶与风水有合等语。夫果旺气所钟、福祥攸萃，宜如所请，将各陵界内坟墓、房屋，俱应迁移；被圈地亩，应交户部拨补。

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之陵寝，是在天命九年即公元1624年从兴京赫图阿拉迁至东京辽阳的。顺治八年，将所在山封为“积庆山”。至顺治十三年，这两个祖坟已经迁至辽阳三十多年，如果说入土为安，则早已为安了。所以，早已亲政的顺治皇帝对于鳌拜等人提议，表现出大不以为然，立即予以驳回：

东京二陵，自太祖太宗时择吉恭迁，安奉已久，展谒致祭，孝慕可伸。今以地理之言，又议迁移，恐未合理。况本朝诞膺天眷，国运昌隆，移陵东京之后，肇基一统，垂裕万年，言乎福地，允推至善。至于周围界内臣民坟墓，安集多年，议令改迁，亦属未协。

鳌拜等人主要迁葬的理由是风水，这个风水是由钦天监的堪舆家提出的。顺治皇帝的批驳意见，理由也是风水。而这个风水是清朝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由关外到关内，到统治中国，“国运昌隆”。这个历程说明，迁到东京的祖陵，是肇基一统的根本保证，这个积庆山，无疑就是大清朝的福地。《清世祖实录》对于这场争议的记载仅此一条，以顺治皇帝的决定而结束争议。

此后，《实录》记载了两件既轻松愉快又扬眉吐气的有关陵寝的事情，但不是关于本朝陵寝的事情，而是有关女真人的先祖大金国的陵寝的事情。

顺治十四年正月戊午，谕礼部：金代帝陵，向在房山县地方，历有年所。迨至明季，国运衰微，因我朝克取辽东，误疑金代陵寝旺气相关，遂将陵后地脉掘断。又因己巳年我太宗皇帝统师入关，追念金代先德，特遣王、贝勒、大臣，往陵致祭。乃故明复将陵前石柱等拆毁，建立关帝庙，镇压风水。朕思天祚本朝，于金何与？故明不思运数有归，辄毁及金代陵寝，愚诞甚矣。除金太祖、世宗已入帝王庙祭祀，其陵寝照旧守护，地方官春秋致祭外，尔部即遣官前往房山看视。金陵周围，如切近处所，果有毁坏，即酌量修整，仍撰文一道，叙述缘由，祭告立碑，以志不朽。其关帝庙仍旧留存。

这个措施，表现出胜利者的大气。既明确宣布，我朝对明朝的胜利，与金代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明朝捣毁金代在房山的帝陵是毫无道理的。我朝不但要修复被明朝捣毁的金代帝陵，同时也保留明代修建的关帝庙。这项工程结束后，清朝统治者以顺治皇帝的名义，立了金太祖、金世宗陵碑，告诉他们此陵毁而复修的原委。其实，顺治朝还干了一件有关帝陵的事情，那就是厚葬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

顺治皇帝

也就是在这些轻松愉快而又扬眉吐气的事情进行的过程中，鳌拜等人仍然不依不饶地再次提出了迁陵的主张，并在顺治十五年，将二祖之陵迁回兴京。《皇朝文献通考》载：“十五年九月壬寅，奉移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于兴京，罢积庆山祀典。”同时记载了发生变化的原因，“诸大臣等复言陵寝风水所在。今议将东京二祖陵迁祔兴京，于理为协。”年轻的皇帝拗不过固执的议政大臣，被迫同意搬迁。

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反映出入关不久的满族上层权力结构的特征。顺治少年即位，先是由摄政王多尔袞理政。多尔袞死后，有议政王大臣集体理政，但鳌拜的强势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鳌拜理政。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顺治也开始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康熙的幼年继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持续。但在康熙八年铲除鳌拜之后，特别是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不断提升皇帝的权威，及至上书房、军机处先后出现，从政体体制上完成了君主专制的权力构成，这一类的事情就难以发生了。康熙皇帝顺从祖母的意愿，将孝庄文皇后的陵寝建在父亲顺治皇帝的孝陵附近，称“昭西陵”，而不是葬在清在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附近。正是这种权威的建立在陵寝制度上的表现。

此后，雍正皇帝另择西陵、乾隆皇帝返择东陵，都表现出皇帝的强势。但道光皇帝陵寝选址的先东后西，在某种意义上却反映出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祖制”之间的博弈。而此时堪舆的作用，也主要是帮助最高统治者愿望的更好实现。

雍正皇帝

围绕着雍正继位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传说，被雍正皇帝的择址西陵进一步强化。雍正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的一道谕旨，令不知内情的大臣们目瞪口呆：

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

此时的雍正皇帝已经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怡亲王、高其倬早已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前文曾经论及雍正六年至八年之间，雍正皇帝为福陵的风水维护事项，破格选拔了江西瑞金县生员管志宁，让与高其倬的反复讨论，以及将史贻直事前安置到福建，高其倬一北上，即令史贻直置福建总督。但从雍正帝这一时期给史贻直的“朱批”，揭示了一个前文一直存在的疑点：雍正皇帝真是为了修复福陵水法而下如此大的功夫？“朱批”相关文字如下：

去岁冬初即闻汝不服闽中水土，深为系念。后阿尔赛到京，备询情形，为之少慰。今览所奏，殊觉不能释然于怀。髙其倬素谙堪舆，命其择地，已得上吉之方。因又命往盛京，瞻视三陵，谕其便道审观关外风水，所以稽迟时日，大约四月尽五月初间方可旋闽，卿其勉力支撑此数月可也。

原来，自从雍正五年开始选拔管志宁开始，到雍正七年高其倬往关外治理福陵水法的这段时间里，怡亲王和高其倬等人已经为雍正皇帝选定了易州太平峪“吉地”，并在此后多此确认。只是没有对外公开而已。史贻直在福建的贡献，更主要地是为了能够把精通风水的高其倬置换出来。

皇帝的意志和堪舆的结果达成了高度的统一，内阁、六部及都察院等衙门的会议能够做的事情是为这个决定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

谨按帝王世纪及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又泰宁山雄高群巘，抽脉自管涔恒岳而来，襟带百川，分水以拒马滹沱为界。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伏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谨办理，自集纯嘏于万年，流嘉祉于奕叶矣。

这个会议结果，也是雍正皇帝所预期的，所以当即下旨：“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一应所需工料等项，俱著动用内库银两办理。规模制度，务从俭朴。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不必建设。著该部遵行。”

得到朝廷内阁六部大臣的支持还不够，雍正皇帝继续做满族八期贵族的工作。雍正八年十月谕八旗的“上谕”说：

从前吾弟怡贤亲王为太平峪吉地事宜，殚心竭力，区画经营，曽与高其倬等定为癸山丁向。今年高其倬来京，又复细加相度，观朝案之确情、察砂水之深蕴，应立为壬山丙向。又吾弟怡贤亲王在日，曾有于金圈后面酌留气土之说。今据高其倬等再三计议，若留气上一股，旁镶砖石，与土不能合一，其界缝之间，阳水渗入，转为未协。夫气之所至，金石莫间。阳燧取火，方诸取水，水在盘而外津，薪隔釜而内熟。或由虚而达，或隔物而通，乃其明验。龙吉气旺，无所不彻，无庸又留气土，应循规制建造等语。览高其倬等所奏，于形势理气，计度周详，研求精细，讲论之处，甚为明晰。吾弟当日之经理此事，惟期合理合局，并无成见成心，且逊志虚公，谦怀受益，其生平之令德如此。高其倬等今日之议，既较前议更为加善，吾弟若亲身办理，自必欣然乐从。即今日仙灵闻之，亦必大为喜慰也。着于月祭之时，将此情节告于仙灵知之。特谕。

怡亲王允祥对雍正皇帝忠心耿耿，为其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又是选择泰陵的主持人。所以雍正皇帝需要通过他的声望，来说服满族八旗首领。

怡亲王允祥

从上述的安排可以看出，对于雍正的选址，在大臣之中，特别是满族贵族之中，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只是因为此时的雍正皇帝不但彻底粉碎了他在皇位竞争中的对手，而且通过他的铁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卓有成效，所以将选择陵址问题上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化解。而给予他最大支持的，则是怡亲王允祥在满族贵族中的影响，和高其倬、管志宁等人在堪舆上的造诣和执着。

此后，在这件事情上立了大功的高其倬，则受到雍正皇帝的高度褒扬：“大凡读书居官之人，通晓堪舆者甚少。即或知之，又往往以此为讳，不肯身任其事。高其倬乃封疆大臣，为国家树绩建勋，为己身扬名垂誉，原不必以此为宣力见长之地。乃其心以为国家之事，莫大于此，以一身协赞怡贤亲王，肩此重仕，筹度万全，无一毫瞻顾推诿之意，此实出于一片忠爱至诚之悃，不仅材识超群已也。”于是，高其倬被赏给一等阿达哈哈番。而随同选址的堪舆家管志宁、明图、任择善、海望、保德等，也因为“地理明通、赞襄勤慎”一并议叙。

虽然有人怀疑雍正皇帝离弃东陵另辟西陵，是因为在建储的问题对其父康熙皇帝有所不满，或者说是不甘心委屈于孝陵、景陵之下，但不能排除确实是因素在东陵未能选到令其满意的陵址。尽管明朝从成祖开始，帝陵均在昌平，但清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陵址却并没有和太祖、太宗建在一起，而东陵，也仅仅只有孝陵和景陵。至少到雍正时期，清代对于皇帝陵墓的选址范围还没有明确的限制。但不管什么理由，雍正皇帝本人的态度，却决定了这次陵址选择的大方向，那就是不必将陵寝建在一起。在这个大方向下，堪舆家们才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相信，内阁六部大臣们给雍正另建西陵所寻找到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依据，高其倬、管志宁等堪舆家们早已为雍正想到过，只有通过大臣讨论的结果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

从此，清朝皇帝的陵寝除了在关外永陵、福陵、昭陵外，北京的东边和西边，分别有了东陵和西陵。

清西陵之泰陵

泰陵建成之后，成为清朝在易州开辟西陵的开始。但对于陵址选择问题上的分歧其实还在延续。虽然反对派无法说服乾隆皇帝将其次的陵寝迁往东陵，却挑出了泰陵设计中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因为人们发现，这个泰陵与其他的帝陵相比，尽管极其宏伟，却没有其他帝陵前觉的石像生。根据上述《清世祖实录》的记载，是雍正皇帝自己说，这是因为石像生所用石料和工时都十分浩繁，本着节俭的原则，所有“不必建设”。但在《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中，却通过当时的相度人高其倬、洪文澜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泰陵前之所以不设石像生，既不是雍正皇帝宣称的需要节俭，也不是体制的问题，比起泰陵的巨大工程，几只石像生所花的钱其实微不足道，而雍正皇帝也不是在体制上不经意的皇帝，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风水问题：“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

泰陵前的石像生

虽然乾隆皇帝一再表示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之一节”，并提出将大红门、龙凤门向外拓展，使地势更加宽敞，则石像生的建立就不存在山势盘旋或甬路转旋的问题，但洪文澜等人经过再次查勘后坚持己见：“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搪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

尽管此后乾隆皇帝还是想方设法在泰陵前添置了五对石像生，但从这一段君臣之间的讨论和辩难，可以看出堪舆家们对自己判断的自信和对职业的忠诚。而他们的自信和忠诚，又未必不是对怀疑派的坚定回应。

石像生

其实，在陵址问题上的分歧在此后一直持续，所以才有乾隆皇帝的一道“祖训”。这道祖训决定自己葬在东陵，却把儿子嘉庆皇帝留存西陵。嘉庆二年三月，嘉庆皇帝向已经是“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问安。乾隆皇帝重申：“前经降旨，以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为了警告儿子不得有违，乾隆皇帝特别拎出了发生在五十年前即乾隆十一年的一件事情。那一年，钦天监监正进爱被贬谪到甘肃庄浪卫，理由是：“进爱人本糊涂，气量亦小，并不通晓天文，任意妄言，惑人听闻。”但在对嘉庆皇帝的敕谕中，乾隆皇帝说出了进爱被贬的真相：

堪舆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即如朕选择万年吉地时，定于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而进爱又欲改卜。经朕察其言虚妄，即将进爱治罪示惩。万世子孙，皆当以为法。庶不为形家之言所惑。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

乾隆皇帝的伟大，在于能够因势利导，不仅用承认西陵的既成事实掩盖他对父亲开辟西陵的不满，而且用昭穆之制，既成全父亲的既定决策，又为自己的选址东陵寻找到了依据。虽然在这道敕谕中严厉斥责堪舆术士，声称“所言最不可信”，但裕陵的选择和规划，同样是在堪舆家在其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圣祖仁皇帝御制文》

2.《岭云海日楼诗钞》

3.《清圣祖实录》

4.《清世宗实录》

5.《清高宗实录》

6.《清仁宗实录》

7.《清宣宗实录》

8.《清世祖实录》

9.《皇朝文献通考》

10.《朱批谕旨》

11.《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