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后人的影响：曾国藩与桐城派

曾国藩对后人的影响：曾国藩与桐城派其次，他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理学宗旨，而且主张汉宋兼采，扩展了桐城派的发展空间。 曾国藩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欧阳生的传习情况，时间跨度从乾隆末至咸丰时期，地域包括江西、广西、湖南等地，涉及人数近二十，而且最后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皆以桐城派之主旨为学，尤其以秉承姚氏之论为主，认同于“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学术观点。而此种学术思路正是姚鼐在乾隆中叶汉学极力摈弃宋学诸子义理之说时提出的，曾国藩认为此论点力排众议，虽然在当时显得孤立无助，但后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可见“道之废兴，亦各有时”（《曾国藩全集·诗文》，245—247页）。 在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对乾隆以降的桐城派学术授受有详细的描述：“乾隆以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

曾国藩与桐城派

文|车冬梅 来源|华夏文化

“汉宋之争”是晚清理学中特有的命题。“汉学”即乾嘉考据学，“宋学”指称的是理学。乾嘉时期“汉学”发展极为鼎盛。是时，汉学家指斥理学的空疏，对孔孟书中仁义礼智等理学主要观念亦别创新义，对周、程、张、朱之书，更是大为诟病。此时的桐城派虽以文学派别著称，但在学术理念上与汉学相对。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论述道：“桐城派之名益显，俨然足与当时之‘汉学’相抗矣。桐城派之文字，注重义法，又谬于‘因文见道’之观念，故规模狭小，失于拘谨。然朴实说理，颇能言之有物，较专以辞华靡丽尚者，为足多焉。”（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777页）又有“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槐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日‘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家互相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7—68页）可见桐城派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方面“尊宋学”，“以道统自任”；另一方面又造“古文义法”，兼“文”与“道”于一身。虽然它的“因文见道”的观念使其文学规模受到限制，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朴实说理”，“言之有物”的特性使其在许多学派中显得较为突出，故而能与“汉学”相对抗，因此桐城派的弟子大多具有理学倾向。可以说桐城派成就了理学家，也被理学家所成就。著名的晚清理学家曾国藩即如此。

首先，曾国藩梳理了乾隆以降的桐城派之学术授受。

在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对乾隆以降的桐城派学术授受有详细的描述：“乾隆以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絮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絮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仲伦与永福吕潢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国藩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欧阳生的传习情况，时间跨度从乾隆末至咸丰时期，地域包括江西、广西、湖南等地，涉及人数近二十，而且最后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皆以桐城派之主旨为学，尤其以秉承姚氏之论为主，认同于“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学术观点。而此种学术思路正是姚鼐在乾隆中叶汉学极力摈弃宋学诸子义理之说时提出的，曾国藩认为此论点力排众议，虽然在当时显得孤立无助，但后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可见“道之废兴，亦各有时”（《曾国藩全集·诗文》，245—247页）。

其次，他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理学宗旨，而且主张汉宋兼采，扩展了桐城派的发展空间。

桐城派诸学者在初期汉宋相争时多次做文以诋汉学破碎。姚鼐就曾论日：“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蔸而遗其钜，夫宁非其蔽与？”（《赠钱献之序》，《学案小识》卷五，44—46页）在此姚鼐指出汉学家专求名物制度，以阅书之多少作为衡量知识之多少的标准，专门“窥隙攻难”，实际上是只得到了学术之枝叶却失去了学术的根系，对经书只通字句而无法得其全体，只注意了末节而失却了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更有甚者，以此途为晋升之阶，只知富贵利禄，根本不关心为学之所得。“平心论之，‘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清代学术概论》，69页）

随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与汉学相争。书中不遗余力地对阎、胡、惠、戴所学进行批评，“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清代学术概论》，69页）但是此处梁启超不但看到其有“革命”的价值，更发现此书也开启了汉宋调和的先河。

而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主将，虽依然以理学为宗旨，坚持理学学术阵地，但其学术主张由初期的“一宗宋儒”而逐渐转变为“汉宋兼采”，开启了晚清学术发展之新趋势。他一反姚鼐对汉学治学方法的批判态度，对从考据而转入义理之学的刘椒云之治学方法大加赞誉。他指出：“始椒云尝治方舆家言，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县以圆围，府以叉牙，交错成围，不为细字识别。晨起而指诵日：‘此某县也，于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于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其于字书，音韵及古文家之说，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彻锐甚……窃尝穷观夫圣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历世令辟与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释经之书，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独多……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后之览者可以谓之笃志之君子耶？抑犹未耶？国藩为发其择术之意，即告其诸子，亦与异世承学者质证焉。”（《曾国藩全集·诗文》，212—213页）在曾国藩看来，如刘椒云如此这般已属圣人之道，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以程朱为归，所以用汉学家研习学问之方法，再“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必是一朱子也，可达孔孟之本旨也。所以虽有汉学、宋学之分，他要兼取两家之所长，再之汉学、宋学皆出于孔门，二者皆不可少。因此要究孔门之全，汉学与理学皆应该研究学习。这一番论述肯定了汉宋之学对学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比较中肯的。

而对如何贯通汉宋，曾国藩认为“研经耽道，学有本原”，提出：“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贷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全集·书信》，1576页）即“由博可返约”。而要实现这一点，学者必须从事于《礼经》，从事于礼学，成为古人所谓的“大儒”。因为礼学既涉及一名一物，甚至军旅战争之事、日常事物之间皆与礼有关，可从细处研礼，然后至其本，“源流毕贯”，就将汉学之考据一名一物与理学探究义理结合起来，所以以“礼”贯通汉宋，成为曾国藩的一种思路。

曾国藩汉宋兼采的学术趋向使汉学、宋学多年的隔阂得以打开，而且不断融合。因此伴随着晚清理学的复兴，汉宋之学彼此为矢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从而使桐城派得以走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