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兄弟的美句摘抄：文脉赓续③余华
余华作品兄弟的美句摘抄：文脉赓续③余华30年前，一个海盐文学青年的文学激情，如今读来，依然栩栩跃然纸上。在细雨中呼喊的少年，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缩影，一种写照。“雨中的回忆”，也是关于《在细雨中呼喊》的回忆。一个江南少年，他在细雨中呼唤友情、呼唤亲情，就像在茫然无措中渴望着温暖情感的我们。这个少年，既可能是少年余华自己，也可能是更多的江南少年，更多的大江南北的少年。他给当时的《收获》编辑程永新写了一封信中，信中提到，“长篇是昨天完成的”，完成的那一天，是1991年5月3日。余华在故乡海盐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信中，余华对青年编辑程永新说：“生活实在是让人不知所措”。在这封信中，我们依稀看到那个时代文人间的交往，和他们张扬的个性。余华在信中说，“我的长篇小说你若有兴趣也读一下，我将兴奋不已。我只是希望你能拿出当年对待《四月三日事件》的热情，来对待我的第一部长篇。”4个月后，余华又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余华近照。
【生于杭州，从故乡海盐一路写到世界】
30多年前，余华还是个有点酷的南方青年。
他给当时的《收获》编辑程永新写了一封信中，信中提到，“长篇是昨天完成的”，完成的那一天，是1991年5月3日。余华在故乡海盐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信中，余华对青年编辑程永新说：“生活实在是让人不知所措”。
在这封信中，我们依稀看到那个时代文人间的交往，和他们张扬的个性。余华在信中说，“我的长篇小说你若有兴趣也读一下，我将兴奋不已。我只是希望你能拿出当年对待《四月三日事件》的热情，来对待我的第一部长篇。”
4个月后，余华又给程永新写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的汽车两小时就到嘉兴了。此刻依然暴雨倾泻，我给你写信，成了雨中的回忆了。”
“雨中的回忆”，也是关于《在细雨中呼喊》的回忆。一个江南少年，他在细雨中呼唤友情、呼唤亲情，就像在茫然无措中渴望着温暖情感的我们。这个少年，既可能是少年余华自己，也可能是更多的江南少年，更多的大江南北的少年。
30年前，一个海盐文学青年的文学激情，如今读来，依然栩栩跃然纸上。在细雨中呼喊的少年，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缩影，一种写照。
余华从1987年至1993年期间和程永新的通信，被程永新收藏了，多年之后，它们出现在了程永新的非虚构作品《一个人的文学史》中。
《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的老照片，见证了那个文学繁荣的年代：青年时代的余华（右二），和叶兆言（左一）、程永新（左二）、格非（右一）在路上。
30年后，长居在京城的余华笑对往事，又说出一段故事来。原来三十多年前，余华从嘉兴去北京时，把当时的文友们的信件全烧了。
“现在想想太可惜了。史铁生给我写过十多封信，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当时信太多了，带上不方便，就烧了，还有莫言的信，苏童的信等等。”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大步向前，并不太愿意频频回头。对故乡，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的留恋，要远行了，行囊越轻便越简单越好，未来还有无数的可能性。如今离开故乡已有30多年了，一条文脉，也从出发之地的江南，缓缓地延伸到了北方，伸向了世界。
因为疫情，余华也已有快3年没有回过杭州了。杭州，是他的出生之地。
说起往事，余华对记者说，那时候年轻气盛，就想着自己要写出“传世之作”呢。
余华，1960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在现在的浙江省中医院呱呱坠地。他在海盐长大， 197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牙医。1983年开始写作，写作使他在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多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余华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30年后，余华和导演贾樟柯走在故乡海盐的海边，浪涛拍岸，他嗅到熟悉的海的气息，想起自己小时候时常在这里的海水里游泳，夜里在海边散步，带着对新世界的向往，一直走到很远很远。余华回到海盐故乡的部分，是这部纪录片《一直走到海水变蓝》的最后部分。
余华和导演贾樟柯走在故乡海盐的海边。
中年人余华坐在海盐一家小饭馆里，很惬意的姿态，娓娓道来。小城呈现出一种热闹又有序的江南市井生活气息。
无论他走得多远，有多大的名气，回到这个小县城，他都可以随便找一家小饭馆坐下来，要上一啤啤酒或几两黄酒，炒两个小菜，独自自在。
“我1960年4月3日出生在杭州，当时我父亲在浙江防疫站工作，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因为海盐成立了一家医院，就在那里留了下来，当了外科医生。父亲给我母亲写信，说海盐怎么怎么好，我母亲就带着我哥哥和我，一起到了海盐，一家人在海盐安了家。那时候的海盐，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
余华记忆中，家就在医院边上，他和哥哥经常在后半夜被家属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家里没有卫生间，他们上的公厕就在医院太平间边上。
海盐的夏天特别热，父母亲都是医生的小余华，曾在太平间睡过午觉，因为在酷热的海盐夏天，那里特别凉快，特别干净。
“最干净的地方是太平间，而不是五星级宾馆。我根本不相信有鬼。”
或许这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特别的经历，造就了日后余华多部小说中那种又残酷又冷静的叙事笔调，那种直面生和死的从容。而江南的细雨、潮湿和风土人情，也在余华的小说中埋下了一种人情温柔的底色。
小学时在海盐县向阳小学，中学在海盐中学，1977年，恢复高考了，余华去参加高考，但没有考上。1978年，他又考了一次，还是没考上大学，他就去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了牙医。当时他的很多同学，有些去了工厂，有些干了别的，医生也当时算一个不错的职业了。
“命运的安排让我去做了牙医，这个我最不喜欢的工作，冥冥中也促成我投向文学的怀抱。”
他工作的那个牙科诊所，就在小镇中心。“当时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我的一生就这么度过了吗？”余华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他羡慕的是海盐县文化馆的工作。为了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余华开始尝试写起了小说，给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投稿，跟那个时代很多后来成名的作家一样，余华也是饱受了退稿信折磨的那一个文学青年。收邮递员送来的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
他的第一次发表是在出生之地杭州的文学刊物《西湖》杂志，时间是1983年1月，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第一宿舍》。也可以说，杭州，是余华文学启程的第一站。
之后，是上海，是北京。
1983年，23岁。余华第一次去北京，是去改稿，是站着乘火车到达的。如今，从故乡到北方，他定居京城，京城成了他呆了三十年的地方，除了写作，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就职。
余华的父亲是山东人，他的基因中，本来就融合了南与北。
无疑，江南故乡是余华一部又一部作品的灵感源泉。他有一部多年之后仍然被不断提及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中，余华在1993年去往京城之前，曾在杭州、海盐、嘉兴三个江南地域生活过。
“我小时候，我们从海盐坐汽车到杭州，从杭州坐火车到绍兴外公外婆家过春节。”
杭州是余华成长时向往的城市，他儿时的家离花港观鱼不远，后来才知道，他家曾拥有灵隐路11号别墅中的一个房间。少年时，他想象自己如果还在杭州，会在街头和一群少年一起练武术，后来他父亲就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当时一直呆在杭州，说不定和你哥哥都成了小流氓。后来余华成了一名作家，他父亲说，如果不在海盐，不当牙医，你一直在杭州，你能成为作家吗。余华大笑。
余华童年搬家去海盐前在杭州的家，后来才知道就是灵隐路11号别墅，其中的一个房间。
【用文字记录中国百年，这算是我的野心】
在当当上随便一搜“余华”，《活着》以67.4万 评价，100%的好评居于当当图书畅销榜总榜第4名，新著《文城》出版满1年，以29.4万 的评价，100%的好评居当当图书畅销榜总榜第44名。当然，这只是《活着》横空出世以来，其中一个版本在当当上的数据。
《活着》，是一种“活着”；多年以后，《文城》，是另一种“活着”。在中国，有一本现象级图书就是《活着》，是生于1960年的余华制造的，而余华自身，是另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余华被称为中国作家中的“无冕之王”。那个冕，是指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冕，中国茅盾文学奖的那个冕，以及热爱文学的读者们心目中的那个“冕”。
生于1960年，成长于被人们不断言说、追怀的80年代，之后是辉煌的90年代，然后是丰盛庞杂的新千年。有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余华的黑白照片，是摄影家肖全拍的，照片上的余华站在北京团结湖公交站，天上飘着雪花，落在身上，一个有点胡子拉碴，眼神犀利的文学青年在路上。这张照片摄于1993年，有一种“在路上”的特别的氛围感，让人想到那个时代飞扬、追寻中带着一丝不羁和浪漫的精气神，也因此让人浮想连翩。人，时时在路上，时时在出发。
他一直在路上。曾经扔下一名海盐牙医的行头装备，飞身投入上世纪1980年代的文学浪潮，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五大干将之一，他一路飞奔，从南方奔向了北方，从故乡江南小城奔向了京城，从京城奔向世界各地。在新冠疫情之困前，余华一直是边走边读边写的人生状态，阅读与行走，音乐与足球，构成了写作之余的丰富生活。他走过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旅，去国外只为了看一场足球赛等等，这是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一些随笔集子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余华。
从1980年代一直写到现在，并且正在写更多的作品，如今，他年已花甲，比之当年团结湖的不羁青年，显得温和、沧桑多了。或者因为平时“深居简出”也较少参加公共活动，作家余华至今对读者来说有一些神秘感和传奇性。去年，我们在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看到了他，在那个纪录片里，余华在故乡海盐回首时光，仿佛在传递一个中年人的豁达：他嬉笑着，也自嘲着跟往事干杯，与岁月和解，侃侃回忆，这是怎样一种告别旧时代的表情。
《文城》是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
《文城》是余华60岁的作品。时隔8年，又一部长篇小说《文城》一出，有人说，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我们知道，很多作家一生会写很多作品，不可能一直写《活着》一部作品然后封笔同时“封神”，余华从1980年代至今，文学生涯几十年下来，也做了各种尝试，写各种风格的作品，但《活着》，确实因其特别的“中国叙事”，特别的残酷与悲悯，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反复阅读，打量，“活着”，也成为一种典型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我不知道‘活着’是否已是一种生存哲学，我三十年前把《活着》手稿送到《收获》编辑部时，根本没有想到这部书后来会受到欢迎。”说起自己最被喜爱的作品，至今可以视为巅峰之作的《活着》，余华这样说。
由《活着》至《兄弟》至《文城》，余华的作品离不开命运、时代、人这三者。在余华这里又是怎么一种排序？余华说：应该是人、时代、命运。有了人以后才会有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都是人折腾出来的，有了时代的变化以后就会有命运的改变。
一部《文城》，某种意义上是《活着》的“前传”。读者看《文城》时，如果跟《活着》对照着看，会发现比如余华对于财富的描写，财富的消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祥福和福贵，都是地主家独子，名字都很吉祥；如果说福贵是随命运随波逐流，祥福却是一个更有光芒的，有人格力量的人物，一条北方汉子，但他们似乎都受到了巨大的命运的裹挟、嘲弄。“活着”的福贵，努力活出个人样的祥福，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余华说：“《活着》里的福贵不是悲剧人物。通常意义上的悲剧人物都是悲剧收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鲁迅的《祝福》等。有所不同的是，奥赛罗的悲剧是结尾定性的，祥林嫂的悲剧开篇就出现了，结尾强调了悲剧。福贵经历了苦难的一生，但是他很乐观，他孤苦伶仃时仍然为自己曾经有过世上最好的妻子和最好的子女而欣慰，结尾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他的歌声。如何定义悲剧人物，只看人物的悲剧性经历是不够的，要看人物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悲剧性经历，福贵能够从人生的悲伤里找到人生的欢乐，所以他不是悲剧人物，况且他活得比别人都要长久。《文城》里的林祥福可能符合悲剧人物的特征，他没有找到小美，又在兵荒马乱里突然死去，临终之眼还看见了女儿林百家在上海中西女塾的走廊上走来。福贵和林祥福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命运之河里的随波逐流者，他们都在诠释一位古希腊人的话：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功成名就的余华，也时常看到网上对他作品的种种评论。比如有人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一个“不入流的旧时代”。
对此，余华有自己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执着。“对文学来说，没有一个时代是旧的，没有一个题材是过时的。”
从故乡，走向世界。
“《文城》只是我作品中的一部，不是最后一部，我只是想写写《活着》之前的故事，只是想把二十世纪都写到，这算是我的野心。《文城》出版后，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说我离开了当下现实，进入了写作的安全区域。我说下一部小说就会回到当下，《文城》在《兄弟》和《第七天》之前就动笔了，只是一直没有写完。对作家来说，没有一个题材在写作上是在安全区域，表现当下有风险，因为当下还没有形成共识，人们各抒己见；表现过去也有风险，过去虽然已有共识，但是充斥了陈词滥调，要在过去里表达出新意，就会有争议。”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第七天》，余华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关注底层生存，无论是大的江湖还是小的江湖，他始终关注着人性的江湖。他的第一份职业牙医让人张大口腔，照见细部，余华的笔触也是细腻而又精准。
在《文城》中，读者们似乎看到，余华让中国传统美德回归至小说主体，我们看到男主人公林祥福坚忍不拔的寻女记，这一路的江湖险恶，又有情有义有胆，男主林祥福和周边人物如顾益民、陈永良，还有“和尚”等的“仁义礼智信”似乎都在呼应着中国传统美德，他们人性的光辉得以彰显。
事实上，写完了《文城》，余华曾经的文学“野心”，已经通过几部“大部头”实现了。
从《文城》的清末民初始，至《活着》的时代，一直写到《许三观卖血记》的五六年代，至《兄弟》开始的六七十年代至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写到《第七天》发生新千年，下一部，将是写当下生活的长篇小说。余华在出版《兄弟》后曾经感叹说，“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以自己的笔纪录、再现、以文学构建这巨变中国的百年史，对余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同样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或许，还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书写的年代越久远，越难抵达。历史烟尘里的人物们，成为了时间深处的静止之物，不像火热生动的当下，音容笑貌，衣着言语，触手可及。作家和我们同样地在一个地方生活着，说着同样的语言，接受着类似的媒介信息，对余华来说，写作要揽起这100年“一网打尽”，最大的难点又在哪里？
余华说，“从叙述的角度，困难的应该是如何把握对话，对于那个时代的物质环境我不陌生，我小时候的环境差不多就是那样，中国城镇面貌的巨变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也是我熟悉的，这是我们的传统，服装不一样，交通工具不一样，这个容易，查一下资料，看一些图片就知道了。但是对话，从前那个时代的人，100年前的人，他们怎么说话是个难题，为此我重读了一部分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对话，鲁迅、茅盾和巴金他们作品中的对话，只读对话部分，不读描述部分，对我有帮助，我发现只要更换一些词汇，他们笔下的对话就可以变成今天的对话，我的写作因此自由了，我不用去把鲁迅他们的那些特定词汇找回来，烘托旧时代氛围的方法有不少，在叙述里可以轻松做到，无需僵化的模仿，我只要保证不让有今天时代感的词汇进入对话就可以。”
记者问了余华一个问题。在文学之路上已经行进了近40年了，作为中国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如今人到中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式伦理是否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先锋作家”余华是否依然存在？对此，余华表达了他自己对先锋的态度。
现实一种。
“先锋与传统的关系，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先锋性也好，或者说是现代性也好，最后都是传统的一部分，先锋性、现代性只是传统自我更新时的一系列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就是传统了，卡夫卡、毕加索、巴托克，他们现在都是传统的一部分。”余华说。
如今回望，余华又如何向今天20多岁的新生代们解释80年代呢？
余华说：“我们这一代大多觉得八十年代是最好的，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人们生机勃勃勇往直前，关键这是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去告诉今天二十多岁的人，八十年代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只是好奇一下，然后就忘了，每一代人难忘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青春经历了什么。我儿子大概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肖全拍的那张我在团结湖的照片，他当时的反应是当年的团结湖竟然这么荒凉。”
“我们这一代作家作品中的社会性和时代感比较突出，可能是我们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转换，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自然也影响了我们的写作。别的作家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有‘为时代赋形，为时代代言’的抱负，我只是努力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这些人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或者说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这是无法回避的，我必须去写，为了人物和故事去写社会，去写时代，而不是为了社会和时代去写人物和故事。”
他还说，社会和时代对写作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即使他正在写的是过去的生活，正在发生的生活也会影响他的写作。
余华故乡海盐的老照片。照片来源：海盐发布。
【故乡的底色若隐若现：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
“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写《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是青年作家，所以雄心勃勃，想着以后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至于这部伟大的小说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伟大就行。现在我是老作家了，只想把没有写完的几部小说写完。我会把自己之前出版的小说拉出一条质量的平均线，修改出来的小说只要不低于这条平均线就够了，就可以拿出去出版了。”
这是作家余华的宣言。这份宣言里，有他的平常心，也有他的野心。
青年作家余华时期，他，人在江南，曾在海盐、嘉兴、杭州三地生活过，工作过。
“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这是他多年之后关于杭州的记忆。
余华还说了一个故事。“我到县文化馆工作，曾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这位黄源先生，是余华的老乡，也是海盐人，他曾是鲁迅先生的弟子，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追随鲁迅、茅盾先生，活跃于“左翼”文坛，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他还曾经是浙江省文联和浙协的名誉主席，在上世纪80年代，他已经离休，还如此爱才，给后生小子的余华写信鼓励，可见当时浙江文坛的一种生态。
像很多作家那样，后来的余华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有了更多地域的生活经验，但他笔下的创造之物，依然会在青年时代之前的这个生活现场作为写作的主场。
余华，也是如此。
余华曾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
余华在《收获》上发表《活着》的那一年，是1992年。当时他还在浙江。《活着》之前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等，都是在故乡完成的。1992年，他还受聘为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疫情三年，余华回过一次海盐，还未能回到杭州，基本上是在京城，读书工作写作。
若要追溯来处，余华也曾是一名江南小镇青年。
余华当过五年牙医的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照片来源：海盐发布。
余华是1995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上下部的，那一年，他45岁正当年。那时候已经从南方去了京城生少，1995年，中国社会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走上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兄弟》 上下两部的完成，前后跨越了十年，或许作家的眼睛也看不懂眼前发生的一切，在勃勃的生机与混乱中，一时不知如果来言说世事沧桑。但作为一名作家，身在其中，余华有话要说。
余华的小说场景，依然延续着“江南惯性”。余华在小说《兄弟》的上下部中，跨越了从文革到改开的两个时代，小说中，展示了我们熟悉的江南小镇的景象，刘镇的电影院、刘镇的街道等各个场地，都在上演着时代变迁中一幕幕喜剧、闹剧和荒诞剧。中国人正从一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走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变得难以遏制，江南小镇也在这时代的裹挟之中，上演着人心和欲望的悲喜剧。在《兄弟》下半部中，江南小镇也成为时代的欲望现场。刘镇上最豪华的餐馆、最气派的澡堂、最大的购物广场，都是经商发迹了的李光头开的，这位商人，几乎是将刘镇群众“从吃到穿、从住到用、从生到死，提供了一条龙服务”。
刘镇，是虚构的。或许有海盐县城的影子，或许又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认为，余华将刘镇注入了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它，起于他自小生活的江南小镇现场，又超越了那个具体的，特定的江南小镇。
余华说，《兄弟》上下部中的时代，是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而他将现实与传奇合二为一，统一在了或许是他最熟悉，最亲近的江南小镇刘镇身上。刘镇还是那个江南小镇刘镇，李光头和宋钢这对重组家庭的兄弟俩一起经历了精神狂热的文革时代，经历了物欲横流的变革时代，随时代变的还有人心、思想、个人境遇。
刘镇如此，溪镇，也是如此。
余华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文城》中的真实之地溪镇，让我们这些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人嗅到了熟悉的江南小镇的气息，《文城》中的溪镇可以是很多江南小镇，我们似乎感到中国地域在《文城》的南与北中对流，彼此呼应与召唤。《文城》中，江南人小美和阿强从南到北，一路北上，到过上海，又往京城奔去，又回到南方，北方人林祥福从北到南寻找小美，在溪镇听到了小美说过的方言后留了下来，最后，林祥福的棺木要回北方故乡去。
生于1960年的余华在南方和北方各居住了三十年。那么他在《文城》中描绘南方和北方，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三十年南方生活又三十年北方生活，我们好奇的是，他在饮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等，如今是南方人多一点，还是北方人多一点？
余华对此坦言：“我写《文城》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南方和北方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连念头闪过也没有，直到《文城》出版，《收获》主编程永新提醒我这个南北关系，他知道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浙江人，当然也知道我在南方生活了三十年，在北方生活了三十年，我因此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应该是潜意识的作用，把我身上混合的南北因素激发了出来。”
余华说，“现在，我在北方生活的日子已经比南方多了，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南方人，当我在日常生活里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也许是北方人，我早就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生活方式，可是当我构思和写作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是南方人，我自然而然会把人物和故事的场景放到南方去，这让我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我想这是我在南方成长的经历决定的，这是根深蒂固的，不会改变的。”
正因为余华从小生长在江南小城海盐，对江南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虽然《文城》中描述的江南世界至今已跨越了两个世纪，但江南底色在《文城》中如影随形。书中小美去阿强家当童养媳后，在婆家学的织补手艺，这些细节信手拈来，正是余华小时候的所见所闻。
走在故乡熟悉的街道。
“我有几个同学的母亲就是童养媳；说到织补，有一次我坐在凳子上，起身时凳面冒出来的钉子把裤子拉出一条口子，就送到织补那里，当然那里的手艺远不如小美，补完后裤子上出现了一条蜈蚣的形状；当时我们镇上有几家不同的小店，既卖货也能做些其他的活，我们家里的碗掉到地上碎成几片后，不会扔掉，而是送到小店用胶水补上，又能用上几年。”
无论是令人难忘的《兄弟》中的林红，还是横空出世的纪小美，她们有一个身份，都是江南女子。
余华在《文城》中写了一个可以说在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江南女子——纪小美。他写复杂的人性，也通过这个人物，提示了时代、地域、人物三者之间的关联。
对此，余华是这么说的：“作为作者，我理解中的小美大致是这样：她的生命是在五四运动前夜戛然而止，假如我改变叙述时间，让她经历五四运动的时代，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不同，新青年们和娜拉们只会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地方，不会出现在溪镇，对于女性来说，溪镇依然是‘三纲五常’的地盘。当然五四运动影响到了溪镇，比如新式教育的兴起，邻近的沈店有了寄宿学校，那是小美的女儿林百家的命运了。小美不是她所属时代的循规蹈矩者，《文城》里的其他人物都是时代的循规蹈矩者，包括悍匪张一斧，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只有小美不是，她是那个时代的出格者，而且她有着新青年和娜拉的勇气，还有果断，如果她生活在上海，很可能认识陈独秀，可惜她生活在溪镇。”
《文城》里，既有乱世本身的残酷，人性的残酷，也有自然环境的残酷。我们看到最后一部分《文城。补》 中，读到了一场江南的罕见大雪。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小美和阿强，都冻死于江南雪冻的极端天气中。余华说，小说中的江南的极寒与大雪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气象史上有据可查。
以一场极致的大雪，余华完成了他对故乡江南的深入肌理的书写，也完成了他关于江南的多重奏。雪，可以很美，雪，可以很冷。雪，可以很残酷，雪，也可以很温柔。雪，甚至可能是热的。
最为人们念念不忘的，余华常销不衰的作品《活着》，一个小说已经高度概括，高度抽象化，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人身上。《活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它体现了余华所说的“集中”，因而，《活着》成为经过了三十年时间考验的文学经典。余华冷静地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活着的故事。《活着》可能发生在南方，也可以发生在北方。无论是福贵还是家珍，陪伴福贵的老牛还是撑死苦根的豆子，可能是北方的，也可能是南方的。小说的发生地在哪里，似乎已经不重要。《活着》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它超越了地域，成为对生命的，对人性的，对时代的拷问。
但我们依然在《活着》中找到了跟余华童年生活的某种对应，他在自己的随笔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中这样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的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活着》中的生活场景，就这样一一打开。
余华曾经在这里读书。照片来源：海盐发布。
今年4月，余华有了一个新的角色：故乡海盐县的文化大使。
“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余华说。
余华的儿子余海果，是在海盐老家他父母所在的医院出生的。长大成人后，生于1993年的余海果导演了父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这是一个爱喝黄酒的南方人许三观。
余华住在北方的日子，偶尔也会喝一点家乡风味的黄酒。他自称“酒量不行”。
“我认识你的女人，我知道她叫许玉兰，她是南塘街上炸油条的油条西施。”
儿子导演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一些镜头是在海盐南塘街拍摄的。
许三观的这一天，“他就这么独自笑着走出了家门，走过许玉兰早晨炸油条的小吃店；走过了二乐工作的百货店；走过了电影院，就是从前的戏院；走过了城里的小学；走过了医院；走过了五星桥；走过了钟表店；走过了肉店；走过了天宁寺……然后，他走过了胜利饭店。”
仿佛这也曾经是余华走过的路。但余华已经走得很远了，还一直在走，在前行。
或许可以期待，无论余华走到哪里，人在何处，他还会写出更多让人咀嚼，让人唏嘘，让人思考的江南故乡故事，江南故乡人物。
人物名片
余华
著名作家，目前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1960 年 4月3日出生在杭州，在海盐长大。1983 年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等，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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