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
胡适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8]王国维和胡适，分别在1917年，一对古史作积极的建设，一对古史作消极的破坏。然而，两人著作在全国学界引起的回响，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诸作，发表在他为上海哈同氏编辑的《学术丛编》上。《学术丛编》发行量寡少，自第三期以后，每期只印五百部，外界不易得见。[4]王泛森考察王国维和傅斯年的史学观点时，指出“〈殷周制度论〉于1917年发表时，在北大国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留意，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5]的确，当时北大师生对王国维的认识，似乎多半停留在撰写《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的印象中。1918年初，胡适发表〈归国杂感〉，提及他从美国归来时（1917年8月），特别在上海逗留一段日子，以就近观察上海的出版业，发现到几年来的中国出版界，“文学书内，只有一部
一，前言
1917年，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王国维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三作，要皆运用“二重证据法”，以新出土的甲骨卜辞与纸上的旧材料参照对证，不但证实了《史记》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大致无误，而且发现《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古籍中的神话传说，也非全属荒诞，而是有相当的史实为依据，由此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路子来。同一年，胡适由美国留学归来，初登北京大学讲坛，讲授“中国哲学史”。胡适在北大，“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认为“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开出另一条疑古辨伪的道路。王、胡两人，一被尊为“考古派”的巨擘，一被推为“疑古派”的开山，在学界各自引领带动了两条截然相异的治学路径，同时却都被时人及后学冠以“新史学”的时代荣冕，确实是很有趣的现象。然则他们是如何看待对方的研究业绩的？他们的史学到底“新”在何处？他们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史学工作的？再者，1917-1937年间，学术界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业绩？
本文以篇幅所限，只集中考察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诸作的回应。以1917-1922年作为一个段落，阐述胡适是如何在王国维的著作影响下，从主张对东周以前历史存而不论，转变为承认“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的新结论。在叙述及解释这个转变的过程时，本文采取微观的考察方式，以期推敲及爬梳出胡适对王国维的古史观点，是怎样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信”的转折？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谁的议论？对胡适产生了主要或次要的影响？再者，在胡适由“疑”转“信”的过程中，起初是什么拦阻了他，使他迟迟不接受王国维的观点？他后来又是怎样克服这些障碍的？这都是本文所想要一一探讨的问题。
二，胡适古史观的转变
考索胡适的古史观点，以及他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1917年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因为就在这一年，王国维在上海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这三篇著作，都是运用“二重证据法”，以新出土的甲骨卜辞与纸上的旧材料参照对证，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道路。同年，胡适以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甫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大哲学系代替“两脚书橱”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据当年北大学生顾颉刚的有名回忆：
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1]
余英时曾生动的为文指出，胡适的讲课对学生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性的震动”。[2]的确，当时学生辈如顾颉刚和傅斯年，见胡适能够“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有截断众流的魄力”，从此对胡适非常信服。[3]
王国维和胡适，分别在1917年，一对古史作积极的建设，一对古史作消极的破坏。然而，两人著作在全国学界引起的回响，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诸作，发表在他为上海哈同氏编辑的《学术丛编》上。《学术丛编》发行量寡少，自第三期以后，每期只印五百部，外界不易得见。[4]王泛森考察王国维和傅斯年的史学观点时，指出“〈殷周制度论〉于1917年发表时，在北大国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留意，在他的任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5]的确，当时北大师生对王国维的认识，似乎多半停留在撰写《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的印象中。1918年初，胡适发表〈归国杂感〉，提及他从美国归来时（1917年8月），特别在上海逗留一段日子，以就近观察上海的出版业，发现到几年来的中国出版界，“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6]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作“出版界评”，也特别推荐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7]但1917年胡、傅对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诸作，却似毫无风闻。今按胡适在〈归国杂感〉中所发感慨：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8]
正反映了胡适对国内出版界的失望，也透露出他对王国维发表在《学术丛编》上的“古史新证”诸作，似乎是一无所知。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国中无人”的感慨，胡适随后在他依据其哲学史讲义增订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就明白揭示他研究国故的态度、旨趣及方法，并说明他自己的古史观说：
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岂可用作史料？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9]
胡适的上述议论，以“文献不足征”，“无征则不信”的“阙疑”态度，[10]“对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置于不论不议之列。此书在1919年2月出版后，带动了一股怀疑古书的风气，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胡适对于古史的怀疑，本是他治古书的一贯态度。近年出版的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9日条下，记载钱、胡初次见面时，胡适就给他留下不信任古书的印象道：
午后，至大学访适之，畅谈甚乐。……适之又谓古书伪书甚多，且无论何书，未有句皆其本来面目，此书贵能自择，不可为古人所欺。此说亦极是。[11]
正是这种“不可为古人所欺”的怀疑态度，使得胡适在归国以后，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史料，只承认一部《诗经》为可靠
而且，细按胡适的各种论著，可知他的上述古史观点，至少一直延续到1921年夏天。今检1921年1月28日，胡适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上，再度说明他的古史观如下：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12]
这封信后来被收入《古史辨》第一册。细味胡适的上述意见，他未遽然否定东周以前历史的存在，只是以为在金石学、考古学未走上“科学的轨道”的情况下，目前文献方面只能“从《诗三百篇》做起”。在这种“阙疑”的态度下，“东周以前的古史”，遂被胡适置于“存而不论”的行列中。
在胡适的深刻影响下，1921年6月9日顾颉刚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上，也作了意思相近的表达，而其立论则比胡适走得更远。顾颉刚写道：
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13]
函中所说的“我们”，主要指胡适和他两个人。这一段话，可以说明至1921年夏天为止，胡、顾或者尚未细读王国维的著作。即便他们曾读过王国维的论著，他们也显然未接受王国维“古史新证”的主要结论。
就在这一年（1921年）稍后的7月31日，胡适应邀南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在演讲中他更断然宣称：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14]
胡适宣称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字可以信”，自然包括了《尚书》、《史记》等书中对夏、商历史的记载。胡适发表这一段言论时，距离王国维以甲骨文证实《史记》对殷商世系的记录，已有四年之久。
然而，到了1922年11月，胡适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机关刊物《国学季刊》撰写一篇〈发刊宣言〉时，却写下了下面这一段话：
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15]
对照一年之前，胡适犹宣称东周以前的历史无一字可信，胡适的古史观显然有了重大转折。胡适古史观的转变，他在〈发刊宣言〉中未有片言只语交代。当然，〈发刊宣言〉作为一份“代表全体”的刊物，不宜表达太多个人见解。[16]但胡适古史观的转换，显然是受到罗振玉、王国维著述的影响。因为正是罗、王的著作，尤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三篇，以卜辞证明殷商历史的存在。而且，胡适的上述古史观的转变，显然是发生在1921年夏至1922年底那一年多。
现在要问的是，胡适古史观的转折，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发生的？他是直接阅读了王国维的著作，进而接受了王氏的研究结论呢？还是从别人处辗转得知王国维的观点，并进而修改了自己原来的看法？
三，北大学圈对罗、王著作的注意
细检胡适留下的公私文献，首次提到“罗、王”名号，是在他1920年11月6日写给族叔胡近仁的信上。起初，胡近仁先在来信中，询及《新青年》最近刊出的钱玄同文章，其中提到“近来发现商朝的龟甲文字很不少”，请教胡适有关龟甲文的讯息。[17]胡适回函中答覆说：
龟甲文字的研究，要算罗振玉先生为第一，故我把他的一本《殷商贞（占）卜文字考》另挂号寄给你，省得我写长信了。[18]
可见最晚在1920年底，胡适就对罗振玉的著作有了认识。而且，他对罗振玉的文字学研究，还有相当高的评价。至于胡适对罗振玉著作的认识，以及对罗氏研究成绩的推重，则很可能是受到北大同事钱玄同的影响。
因为钱玄同作为章炳麟门弟子，在北大教授讲授文字之学，与胡适的交往也很密切。近年刊布的钱玄同日记显示，最晚从1917年起，钱玄同就对罗振玉、王国维的著作十分注意。钱玄同日记1917年10月9日条下即记：
归舍后取罗振玉之《殷商贞卜文字考》第二篇〈正名〉者点阅圈读。……罗氏所考，精当者多。……罗氏此书，颇足媲美王、孙。[19]
罗振玉的这部《殷商贞卜文字考》，出版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这本书，正是罗振玉根据河南小屯出土的卜辞进行考释的第一部著作。该书第二篇〈正名〉，用卜辞文字“以考许书”，得出文字学上的重要结论。钱玄同点读后，对是书显然评价甚高。
自那之后，钱玄同就持续注意购读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相关著作。钱氏日记1921年1月17日条下，记他取读罗振玉的《殷虚书契》（1911年出石印本），并评论道：
《殷虚书契》出了，取来一看，其书实不逮吴〔大澂〕氏之《说文古籀补》，但也很有用。[20]
钱氏日记1922年1月13日条下，又有如下记载：
点王国维撰〈史籀篇〉……。[21]
虽然，钱玄同对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论点，并非没有保留，但连番阅读罗、王著作的结果，不禁使他油然产生研究甲骨文的高昂兴致。192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老友周作人，就明白表示：
我近来“国故”得厉害，颇有罗遗老王遗少之风，对于〔甲骨〕文，颇想研究。[22
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在北大学人中以思想激烈著称，一度有废弃国故之想。如今竟在阅读罗、王著作后，激起了研究龟甲文的念头，可见罗、王著作对他的刺激是如何之深了。
不仅如此，翻检与钱玄同往来密切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日记，可以发现1917年前后，北大学圈对罗振玉、王国维著作加以注意者，还包括了其他章门弟子。其中，周树人虽非北大专任教员，却以章氏同门之故，与北大同人来往频繁，是该学圈的核心人物之一。[23]从鲁迅日记看，周树人也很早注意罗、王论著，加以搜购阅读。鲁迅日记1915年9月12日条下记载：
得上海蟫隐庐所寄来书籍一包，内《流沙坠简》三册……。[24]
这三册罗、王合作考释的《流沙坠简》，周树人阅后印象深刻。过了两天，还请友人来寓观看。[25]到月底，又把书邮寄二弟周作人。[26]至1922年底，他在一篇讥刺上海文人的〈不懂的音译〉中，公开表达对王国维学问的推崇说：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27]
这一番话，除了表达对王国维的敬意以外，更有不满国人竟“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在。
不但如此，1917年以后，鲁迅日记中更有多处记载，都与购读罗振玉印行的卜辞书籍有关。如1917年2月28日条下记：
在书肆买得……《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册……。[28]
日记1918年1月4日条下：
二弟往富晋山庄购得《殷虚书契考释》一册，《殷虚书契待问编》一册，《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册，共泉卷十一元。[29]
翻检当年1月4日周作人日记，也确有购买诸书的记载：
往青云阁富晋书社购《殷虚书契考释》，又《待问篇》、《三藏取经诗话》各一册，……阅《考释》等书。[30]
上述富晋书社开在北京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内，特别经售罗振玉所刊的金石考古书籍，以及上海各书局的珂罗版书帖、字画等。[31]周作人所购得的《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便都是罗振玉编印的殷墟卜辞要籍。其中，《殷虚书契考释》印行于1914年，是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基础上，对卜辞进行考释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由此可见，周氏兄弟对罗振玉影印行世的书籍，以及对罗氏考释甲骨文字的研究成果，是如何的密切关注了。
不但如此，细按1918年一整年的鲁迅日记，更知他十分注意搜购罗振玉印行的所有书籍。如日记3月9日条下记载：
昨子佩至越至，今日下午送来所买《艺术丛编》第二年分六册……。[32]
同年4月10日条下又记：
买《殷文存》及《古明器图录》……。[33]
同年9月21日条下又记：
往留黎厂买《殷虚书契精华》一册，卷三元。[34]
日记1919年4月22日条下复记：
李遐卿从越中至，交到《艺术丛编》三册，合卷十五元，增刊一册，合卷一元五角。[35]
《艺术丛编》是邹景叔为上海哈同氏编的刊物，其中多收罗振玉、王国维编辑的殷虚文字。是刊印数寡少，北方不易得见，鲁迅特别托请友人在南方购买。至于《殷文存》、《古明器图录》、《殷虚书契精华》（1914年出版），则又是罗振玉编印的古器物书籍，也多与殷虚文字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收购这些殷墟文字，绝非毫无别择。今按鲁迅日记1918年7月31日条下记：
往日邮局以卷二十三枚引换《殷虚卜辞》一册，阅之，甚劣。[36]
这部被鲁迅评为“甚劣”的《殷虚卜辞》，是加拿大人明义士编印，1917年3月在上海出石印本的一部书。鲁迅对于是书评价甚低，又嫌其价贵，故日记1918年9月21日条下又记载：
托刘半农卖去《殷虚卜辞》……。[37]
可见鲁迅对这类价格颇昂的书籍，乃是有选择性的购读，相对之下，他对罗振玉编印的书，虽嫌其价昂，有时也苦于内无考释，却依然一本一本购买。[38]
不但如此，细阅周氏兄弟日记的记载，可知其时北大学人对甲骨文普遍十分重视。周作人1917年10月24日条下记：
访蔡〔元培〕先生，观龟甲兽骨文字。[39]
可见蔡元培校长也已注意搜罗这些新出土的文字。而鲁迅日记1919年1月21日条下记载：
二弟从大学购来《甲骨契文拓本》一部四册，纸、墨及拓工费共卷十六元。[40]
日记5月23日条下又记：
下午往大学，得《马叔平所臧甲骨文拓本》一册，工值卷四元。[41]
马衡（叔平）是北大国文系资深教员、章门弟子马裕藻的胞弟，在北大研究金石学。今检1920年9月王国维所作《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
又鄞县马君叔平，赠余以京师大学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余片，其中文字颇有出于《藏龟》、《书契》二书外者……。[42]
再证之以鲁迅日记，可知马衡当时赠送王国维的“京师大学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余片”，即北大学人1919年前开始搜集甲骨文的成果，可知北大同人对甲骨文字注意及收集之早。而马衡也是1919年前后，多次往返北京、上海，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一位北大学圈中的学者。[43]
总而言之，李济在〈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
自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起，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字，已渐为国内的经史学界所重视；到了民国初年，龟甲、兽骨的收藏，不但成了中国金石学家的一种特别嗜好，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甲骨文的研究，渐渐地蔚成了治中国古文字学的人们不能忽视的一种新兴的项目。[44]
上面所述收集及研究甲骨文的情形，在1919年前的北大已成为普遍事实。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日记，都可以证明北大学人最迟在1917、1918年，就已经竞相搜集甲骨文，并购读罗振玉、王国维相关著作。
不但如此，从保存下来的信函看，当时甲骨文字也成为北大学人谈话的主题之一。《钱玄同文集》收录一封1918年12月11日钱玄同致鲁迅函，其中有一段提到：
你那天同我谈的龟甲身上的字，有许多的新发明……。祈将已经见到的，随便写出一点，给我看看。千万不要不写！因我近来要编辑讲义，关于字形一部分，颇要换点新法儿也。兼士处，亦去函询。[45]
钱函中提及的“兼士”，即沉兼士，也是北大的章门弟子。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时，由沈兼士出任主任，堪称北大学圈的重要人物。[46]沉兼士治文字之学，在北大开授这方面的课程，自然也很注意龟甲文的出土，并致力搜集罗、王著作。
沉兼士对罗、王著作的注意，以及罗、王对他的影响，充分表现在他于1922年编写的《文字形义学》讲义中。[47]这份讲义的“叙论”，多次列举罗、王著作的重要性，例如他指出：
清朝末年，“钟鼎”“甲骨”出土渐多，阮元、吴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家锐志精研，以其刻辞校勘《说文》，参验古书，用实证的方法发明许多字的形义……。于是学者才恍然知道墨守《说文》，或徒凭臆测之不能探得古文的奥妙了。[48]
在这方面，沉兼士更特别举出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以为：
许慎《说文》，今日只应把他看作考释古文之起点，倘视之为天经地义不敢怀疑，而谓近代发见之金文卜辞，毫不足信，这就是拘墟之见了。……此节应参考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正名篇〉。
可见罗、王的研究成果，加强了沈氏“订许”的信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沉兼士上文所批评的怀有“拘墟之见”的“宗许”者，其实也暗指乃师章炳麟。
事实上，钱玄同、沉兼士等章门弟子对甲骨文的高度兴趣和热心，已使他们与乃师的学术立场渐行渐远。1919年，章炳麟在浙江图书馆刻《章氏丛书》所收《国故论衡》中，特地写了一篇〈理惑论〉，对龟甲文的可靠性大加抨击，其中更议及罗振玉的人品。章氏写道：
又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欺亦通人之蔽。……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49]
章太炎所抨击的“群相信以为法物”的人，其中实包含了他的一众北方及门弟子。而这一段文字也证明，当时相信龟甲文的学者已越来越多。章炳麟的攻击文字，正是甲骨文日益受到重视之证。
后来，钱基博作〈近五十年许慎《说文》学流别考论〉，就对章太炎和罗、王的为学殊途，作出清楚的辨析，而把他们分为“宗许”和“订许”两派。钱基博写道：
盖章炳麟者，固宗许之大师；而订许之名家，并世当推上虞罗振玉、海宁王国维二氏。……振玉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国维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论者多以为发千古之秘藏。独章炳麟犹盛疑之。[50]
但在甲骨文出土渐多，罗、王也作出研究成绩后，北大章门弟子如沉兼士、钱玄同等人，已不能固守乃师“宗许”立场，反与据甲骨文“订许”的罗、王两氏，渐近合流。
明白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1917年以后，北大方面为何几乎每年都派员南下，对罗振玉、王国维表示礼敬，并极力邀请两氏前来任教了。只是罗、王面对北大的礼聘，基于政治立场的差异，总是设词婉拒。虽然如此，北大每年仍重申前聘。[51]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夏，罗振玉面对北大的礼聘，有感于校长蔡元培的诚意，特别为北大拟了一份古器物研究计划书。这份计划书，后来对北大研究所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似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这一件事，过去注意及者不多，故特别征引该年7月3日罗振玉致王国维函中谈及此事的段落如下：
北学事，弟意兄可谢其北行，而议以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则可行可止……。弟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条议以流传责之，而撰述为其中大要，若果听此言，则公任编辑，未始于学术无补。尊意如何？条议成，当奉览。此事彼之力可做到。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以大库秘书付诸东流，今拟借彼力创一古物研究所……。[52]
罗振玉所谓“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指的是罗、王以同情、尊重的态度研究国故，与北大同人以客观、乃至批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两者宗旨完全不同。就这一点说，罗、王与章炳麟较近，而与北大同人则远。至于罗振玉所作“条议”，后来大概经过修改，题作〈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收入罗氏《云窗漫稿》。[53]北大研究所后来成立考古学研究室，[54]印行甲骨文拓本行世，似即“流传”一方面的实践。至于研究所编印《国学季刊》，又力邀罗、王撰文刊登，似即“撰述”一方面的实行。只是编辑《国学季刊》的责任，或者因王国维托词不任，北大研究所同人后来公推胡适出任主编。
话说回头，明白到1917年以后，不论甲骨文的出土，或是罗振玉印行的书籍，乃至罗、王两氏的研究业绩，都在北大学圈中获得越来越普遍的重视，然后1920年11月胡适向友人推荐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并进一步指出：
龟甲文字的研究，要算罗振玉先生为第一……。
就不足令人诧异了。因为胡适自从1917年秋进入北大后，与钱玄同、周氏兄弟来往频繁，他从钱玄同等处得悉罗、王书籍的讯息，是不足为奇的。惟今所见胡适日记、书信，在1921年前，却从未一提王国维的古史著作，这可能是因为在罗、王中，就北大学圈的情况看，一般人多是先读罗振玉的书籍，才在相关书籍中，渐渐接触到王国维的古史论著。这自然是因为罗振玉的著作，多半以书籍形式出版，印行时间也较早。王国维的著作则不然，许多人都是透过他被收录在《雪堂丛刻》中的作品，又或是他在罗书中所作序言、跋文，以及罗氏著述中所引“王国维曰”，才渐渐得悉其人其文的。如上引钱玄同阅读的〈史籀篇〉，就是一篇被收录在《雪堂丛刻》的王作。至于1917年王国维发表在《学术丛编》上的“古史新证”三大名篇，外界似不易得见。
虽然如此，在此不能不指出，胡适虽然最迟在1920年底，已得见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但他对罗书推崇之余，似乎未详加细读；又或者他即便细心阅读，罗书仍未能撼动他对古籍所怀的基本的存疑态度。正如李济后来所指出的，罗振玉书至少取得两项重要成果：
第一，他指出了甲骨确切出土地，即安阳市小屯村。……
第二，通过研究真正的甲骨文，罗振玉“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55]
关于这两点，罗振玉不但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序论中郑重道及，[56]随后在其所编《殷文存．序》中，又复郑而重之的指出：
书契文字，出于洹殷，其地为古之殷虚。其文字中又多见殷先公先王之名号，其为殷人文字，信而有征。[57]
罗氏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第一篇“考史”中，特别以卜辞与《史记》、《竹书纪年》参证，一方面指出旧籍的若干记载失误，一方面却也一一指出“今帝王名谥见于卜辞者”，可证史书的相关记载未属全谬。然而，胡适在1921年7月底，犹对外宣称：
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这样的态度及说法，就委实令人难以理解了。若究其原因，则可能的原因有二：一，胡适实未细读罗振玉这本《殷商贞卜文字考》，他对罗氏龟甲文字研究的推崇，只是转述钱玄同等北大学人对罗氏的普遍评价。二，胡适读过罗书后，虽乐意接受罗振玉据龟甲文字以“订许”的成就，却基于其根深蒂固的“疑古”思想，一时无法马上重建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旧籍的信心。
四，被延误的学术发现
从上面的论析可知，1917年以后，胡适在北大学人当中，不管是对甲骨文的留意，又或是对罗振玉著作的回应，都属于比较“后知后觉”之一人，这使得他在各种公私论述中，至1921年夏天为止，都继续散布其古书不可信，东周以前历史“无一字可信”的论调。论到其对学术资讯的掌握，以及对罗、王研究成绩的了解及接受而言，胡适都落后于他的北大同事。
那么，胡适什么时候才开始注意到王国维的古史论著呢？从现存各种资料看，似是1921年春天以后的事。至于胡适的正式阅读王氏著作，或者更要晚到该年夏天以后。提示胡适留意王国维的著作者，很可能是他的学生顾颉刚。
据顾颉刚的回忆指出，1921春天，他接受北大文科教授马裕藻、沉兼士的邀请，参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筹建工作。在这个新创立的研究所中，顾颉刚才首次得见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由此引发极大的心理震撼。兹征引顾颉刚的叙述如下：
〔民国〕十年春间，校中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幼渔〔、〕兼士二先生招我兼任助教……。研究所……是很有兴味的：四壁排满了书架，……我这也弄弄，那也翻翻，……在这翻弄之中，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叔蕴先生在日本编印的图谱，静安先生在广仓学宭发表的篇章，为了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我都没有见过。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见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简，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只恨我的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58]
顾颉刚的一段话，写于1926年春夏之交。其中除了再度证实北大研究所同人重视罗、王著作之外，文字中叙述他五年前首次得见罗、王全部著述时所受到的冲击，印象依然异常鲜明而深刻。从顾颉刚三次用上“我始知道”，就可明白到这次知识上的洗礼，对他是如何的强烈了。这一次冲激，主要是来自知识上的巨大落差感。如果说顾颉刚初上胡适“中国哲学史”课时，曾遭受一次严重的心理冲击，那么他这次得见罗、王著述全分，在心理上所引起的震荡，恐怕也不下于那次课堂经验。
然而，正当顾颉刚得见罗、王全部著作之际，他正与胡适、钱玄同积极讨论“辨伪丛刊”的编印事业。这一套“辨伪丛刊”，原是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工作之一环。此计划之源起，本为解决顾颉刚的生计困难，同时也想借辨伪文字的收集印行，提倡一种“疑古”的精神。这一种工作，正是顾氏在《古史辨．自序》中所指出的：“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的事业。正当1921年3月，胡、钱、顾积极筹划这套丛刊时，顾颉刚向胡适建议，在刊印的近人辨伪著作中，宜列入下列一种：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附）《朱右曾古本竹书纪年辑校》[59]
王国维的《（朱右曾）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原刊《学术丛编》第15册，后来又与另一篇《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一起收进《广仓学宭丛书》甲类第二集。然因是书印数寡少，顾颉刚之前恐末得见。至1921年初，顾氏进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才得以一阅《广仓学宭丛书》中的王着，遂在开列“辨伪丛刊”目录时，把这王着纳入第十四集中。[60]
顾颉刚的这个建议，似乎引起了胡适对王国维古史论著的注意。今检1921年胡适日记，9月11日条下有一段记载：
看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校辑》。此书甚好。他还有一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也在《广仓学宭丛书》二集中。这两部书都是近人的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产品。[61]
这是胡适日记中，首次提及王国维的古史考证之作，并给予颇高评价。四天后的吴虞日记，复有一段相关记载如下：
过胡适之，……阅适之所买缪小珊书数种，及《广仓学群丛刻》，《云窗丛刻》，皆佳。[62]
再检胡适同年日记8月24日条下，可知这一年暑假，胡适有事到上海去，一天他在上海书摊上购得下列诸书：
《广仓丛书》一部，《雪堂丛刻》一部、……《壬癸集》（初刻日本本）一部。[63]
这是胡适日记中首次记载他搜购罗、王著作。结合1921年春，他与顾颉刚讨论《辨伪丛刊》书目一事来看，胡适很可能在顾颉刚提示下，借着这次南下的机会，致力搜集罗、王的著作。在上海购得《广仓学窘丛书》、《雪堂丛刻》及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回到北京后不久，胡适就开始在日记中，留下阅读罗、王著作的心得感想了。
如今翻阅胡适日记的相关记载，却不禁使人纳闷：他在阅读《广仓学宭丛书》之际，到底是否注意到书中所收录的其他王国维古史论著？尤其《广仓学宭丛书》第二集中，除了收载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外，更有王国维本人最为看重的古史论著三篇，此即：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卷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一卷，
〈殷周制度论〉一卷
王国维对这三篇文字极为自负，在其代罗振玉撰写的《观堂集林．罗序》中，自评诸文道：
丁巳〔1917〕，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64]
历来评者也多指出，王国维这几篇著作，是近代用甲骨文考证殷商历史的最重要文字，而胡适日记中却未有一语论及这几篇文章，不禁使人感到深深的纳闷。
胡适日记不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诸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921年夏秋之际，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和心力，都集中在古典小说的考证上了。这一点，从胡适购得《广仓学宭丛书》以后，回到北京始行翻阅；对照他同日购得的《雪桥诗话》，却在两天后的夜里，就详细摘记至凌晨三时可见一斑。[65]
同样的，胡适也是回到北京后，才开始翻阅罗振玉的《雪堂丛刻》的。而且，他翻读这部书时，也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他所最感兴趣的小说考证上。现按胡适日记1921年9月12日条下记载：
翻看罗振玉的《雪堂丛刻》，检出他的《五十日梦痕录》，略看一遍。页23以下有记刘铁云事实一篇。我寻求刘铁云事实，久而无所得，今见此篇，大喜过望。[66]
他接着在日记中详细摘记刘铁云（刘鄂）生平，并有一段文字说明如下：
刘铁云为提倡龟甲文字──罗氏所谓“殷虚文字”──最早的一人。他初得龟甲文字大概在他在河南办河工时。他《铁云藏龟》二百七十二纸，装六册，无序跋，亦无印书年月。[67]
这一段记载，说明此时胡适已充分认识到龟甲文字的重要性。就北大学圈的状况看，这原不足为奇。而且，胡适更在日记中摘记龟甲文字出土地点及情况如下：
《梦痕录》记龟甲兽骨出现地在彰德府城西北五里，名小屯，东西北三面为洹水。《彰德府志》以此为河甲城。罗氏言出骨之地约四十余亩；甲骨之无字者，田中累累皆是。所出之物，骨甲以外，唇壳至多，与甲骨等。[68]
观胡适详细记录如此，可见他深知小屯出土的重要性。虽然，从胡适提到龟界文字时，又特别注明一句：“罗氏所谓『殷虚文字』”，似乎他对甲骨文是否“殷虚文字”，怀有一点保留态度。但这段详细的摘记，或者有助于他承认及早日接受罗振玉的观点。
1921年9月至1922年8月，未再见胡适日记中有提及王国维古史论著的记载。与此相对的是，这整整一年里面，胡适倒是颇为留意王国维早年著作中有关小说、戏曲的考证文字。这自然是因为王国维的这些早年著作，对当时正积极提倡通俗文学的胡适来说，具有更多参考作用。
然而，就在1922年2月份，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抗父”（樊志厚）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文中详细介绍最近二十年中，考证之学是如何表现“从古未有之进步”。其中推崇备至，则为罗振玉、王国维两氏的研究成果。[69]“抗父”提到殷商文字的出土时指出：
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又其文字之数，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文字学者尤大。……此近时最古且最大之发见也。[70]
“抗父”更列举罗振玉所撰印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王国维所编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并及罗、王两氏考证之作，尤特别称道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三作，以为是数篇者，“就经传之旧文与新出之史料，为深邃之绵密之研究，其于经史二学，裨益尤多。”特别〈殷周制度论〉一文，“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71]文末更造一结论道：
由上所论述观之，则最近二十年中，我国旧学之进步，求之前古，盖未有如此之亟者。……至近旧学之进步，则以罗王二君为中心。[72]
“抗父”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民元以后，公开大力揄扬罗、王学问的第一篇文字，且又刊载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引起全国学界的瞩目是可以想见的。
事实上，殷墟甲骨的出土及研究，到了1922年左右，已为中国学界所普遍重视。梁启超在1922年1月甫完稿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四章“说史料”部份，也特别提到河南安阳甲骨文的发现。他指出，甲骨文出土的意义，使殷代历史的研究，“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又断言：“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73]如果说“抗父”的文章，尚未足够引起胡适的充分注意，那么梁启超的上述论断，肯定会引起审阅梁书初稿的胡适重视。[74]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相关注文中，主要列举罗振玉的研究成果，并且评论道：“治此学最精深者为罗振玉”[75]，根本未提王国维的研究成绩，由此可见梁氏对相关领域的隔阂。
无论如何，1921-1922年间，罗振玉和王国维在国内外学术界声望日隆，并已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其业绩的地步。1922年3月21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信上就透露出相关讯息如下：
去冬法国博士院属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理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许诺。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来，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76]
“蔡、马并当面许诺”，指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教员马衡。可见蔡、马为了促成罗、王与北大建立联系，曾亲自登门造访罗振玉，并请罗氏转达北大礼聘王国维的诚意。
1922年，北大校方的屡次聘请，终于获得罗振玉允诺。这一年，正是该校研究所国学门创立之期。马衡随即去函王国维，表达校方延聘之诚意说：
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77]
随后北大研究所更正式来函表示：
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78]
同年8月，研究所主任沉兼士写给马衡的一封信函，其中表达北大礼聘王国维的诚意及原委如下：
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修。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79]
由此可见，北大邀请王国维为导师，既有校长蔡元培主持于上，又有沉兼士、马衡等奔波联络于下。尝有论者以为北大延揽王国维，是出于胡适的建议，不知何所依据。[80]
不仅如此，1922年，北大研究所复多次派人到沪上拜访王国维，向其表达敬意兼问学。这些造访者，除了年长一辈如马衡外，尚有年轻一代的助教辈如郑奠、顾颉刚等。1922年4月，顾颉刚受研究所主任沉兼士委托，登门造访王国维之后，致函王氏表示：
沉兼士先生前次谈及，凡一家著述散见各帙者，均拟由研究所中汇刊为丛书，先生所著书，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如得汇刊一集，俾研究国故者有所遵循，实为盛业。因嘱颉刚趋前接洽，可否由先生编定目录交校中刊印，至于向归书肆出版者，版权上有无须行磋商之处，务请示及是幸！[81]
北大同人礼敬王国维的意思，在函中有最明白不过的表达。
在北大同人群表礼敬，造访者也络绎于道之际，胡适日记1922年4月28条下，记录一则他与丁文江的谈话，反映这时胡适的古史观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转变。胡适写道：
在君前年尚信《禹贡》是真的。……今夜他竟说，商是可靠的，商以前的历史是不能不丢弃的了，《禹贡》也是不能不丢弃的了。我听了非常高兴。[82]
胡适这段话的重点所在，虽是在怀疑古史、古书，但他上面所写“商是可靠的”一句话，却又表明他也认可丁氏的这个见解。而胡适的这一段记录，不啻修正了他原先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所表明的：
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
胡适对商代历史从“怀疑”到认为“可靠”，无疑是承受罗、王的研究结论而来。因为正是罗、王的考证之作，尤其王国维“古史新证”诸篇，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殷商一代历史的可靠性。
然而，同年8月28日，胡适却在一篇新发表在《读书杂志》创刊号的〈读《楚辞》〉中，反映出他对古籍的信赖程度，依然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他对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作的观点，也并不如何熟稔，更不用说认识到诸文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了。
原来胡适在〈读《楚辞》〉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他以为传说中的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个文学上的“箭垛式”人物。他疑心屈原或许原来不曾存在过，理由是：
《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83]
胡适这番议论，显然受到晚清今文家说的影响。而他紧接着又论证说，传说中的屈原即便真有其人，也断不会生在秦汉以前。论到《楚辞》一书，胡适更对〈天问〉作出尖锐的批评道：
〈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84]
他并提出《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做的”。〈天问〉一篇，应该是汉朝人的作品。
根据胡适〈读《楚辞》〉文前的小序，以及胡适日记1921年6月20日条下的记载，可知此文作于1921年6月，翌年经过修改，才刊诸1922年8月28日《读书杂志》上。对照胡适文中对《史记》及〈天问〉写作年代的质疑，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相对照之外，不禁使人疑心胡适或许未曾认真读过王国维的文章。因为王国维在文前小序中，先已明白指出新出土的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名号，经过他综合《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作篇》、《帝系篇》、《楚辞．天问》、《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诸书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
而《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85]
不但如此，王国维所最感得意，是他在卜辞中发现的“王亥”、“王恒”，其名字虽不见于《史记》、《三代世表》，但他发现《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该”即“王亥”，“恒”即“王恒”。此二名者，不见于《世本》、《史记》，却见于《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及《楚辞．天问》。王国维考证出“王亥”一名之后，遂提出如下论断：
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86]
至于“王恒”一名及其事迹，更仅见于《楚辞．天问》篇。王国维指出〈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其中对王亥的记载尤详，为其他诸书所无，使他不禁高兴的总结道：
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于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87]
观其兴奋、快慰之情，真可说是溢于言表。这一重大发现，“抗父”的文章亦曾特别为之表彰，以为此论能“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真古今所不能梦想者也。”[88]
如今，胡适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五年后，而他自己也购得《广仓学宭丛书》第二集，理应得见王国维此文后，在《〈读《楚辞》〉中宣称《史记》的记载“不很可靠”，又否定〈天问〉为远古时代作品，更讥评〈天问〉为“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可见胡适在购得王国维著作之后，在1922年8月之前，恐未认真细读过王国维是文。即便他曾细读王文，也显然未即接受王国维的研究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文发表以后，北大学生中对《楚辞》颇有研究的陆侃如，对胡适此文的大部分推论表示不能赞同。陆侃如在所作的商榷文字中，特别提及胡适对〈天问〉的批评，公开回应道：
文理的通不通，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至多只能说他费解罢了。这种费解大半由于我们学识的狭陋。如“该秉季德”与“恒秉季德”二句，二千年来的读者谁也不能下一句满意的注释。自近人王国维先生考得该、恒二人都是商代远祖后，意义方略可通。依此推测下来，〈天问〉的意义将来或有明了之一日。“文理不通，见解卑陋”二项，照此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了。即使能成立，也不足为后人杂凑之证。[89]
陆侃如的上述论断，显然较胡适要审慎许多。陆侃如的审慎，乃因他接受了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的见解，不敢对古书的费解之处，遽加以“文理不通”的讥评，更不敢以此轻易否定古书的写作年代。从陆侃如征引王国维的著作，又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北大学生对王国维的论著并不陌生。至于陆文在《读书杂志》第4期上发表后，是否促使胡适开始认真细阅王国维的著作，以至最终修正了他的古史观点？今不得而知。至少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晓得，至1922年8月以前，胡适对王国维的研究结论是不很熟悉的，更不用说接受王国维对古史的整体论断了。
五，胡适对王国维的新评价
虽然，至1922年8月底，胡适似仍未细读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作，也未接受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的主要结论，但从他的日记8月份的其他记载来看，他对王国维的看法，这时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评价。
1922年8月28日，也就是胡适改订他的〈读《楚辞》〉，准备拿到报刊上发表之际，他在一次与钱玄同的面谈中，提到了王国维其人其学。当天胡、钱的见面，原是讨论胡适发起的“整理旧书”计划。那天谈话之后，胡适回家在日记上记载：
玄同赞同我整理旧书的计画，但我们都觉得此事不易做。现今能做此事者，大概只有玄同、颉刚和我三人。玄同懒于动手，颉刚近正编书，我又太忙了，此事正不知何时方才有人来做！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90]
有论者解读此语，以为胡适对王国维评价极高，认为王氏是“能够兼采南北之长的最有希望之人”。[91]其实胡适的意思只是表示，在当前几位“旧式学者”中，王国维是“最有希望”的一人。[92]但就“整理旧书”一事论，则还比不上他和、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这几位“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其实，单看胡适用上“新”、“旧”、以及“半新半旧”来划分学人，又把王国维划入“旧式学者”的行列，即可知他对王国维的评价，虽推重却也不是极高。
那么，究竟胡适心目中的“新史学”仪型是什么？他的判别史学“新”、“旧”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可以由1922年8月26日，胡适与钱玄同谈话前两天，他与日本学者的一段谈话来加以了解。那时胡适在面谈中，强调北方学人所推动的“整理国故”事业，其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是要“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93]这一番议论，本是胡适的夫子自道。论到当代学人，他复以“指点江山”的气慨品评说：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94]
胡适所谓“南方史学”和“北方史学”，大抵分指居南方的章太炎、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诸氏，以及当时执教北方的包含他自己在内的北大学人。从胡适说到“将来中国的新史学”，即知他以为南北学人中足以担当“新史学”荣冕者，目前尚无其人。而他所说的“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指的实在是“中国今日尚无一个『新』史家”。
至于胡适的判别“新”、“旧”的准则，从上面这段话中也已有所透露。那就是我们从胡适提出的：“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一段话，可以明白在胡适心目中，“疑古”抑或“信古”，即是他判别“新”、“旧”的划分标准。或者说，“疑古”或“信古”的程度，是胡适判别一个人“新”或“旧”到什么程度的主要指标。若以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例子，则这篇用新出土材料与纸上旧材料参证互释的文章，以王国维的标准来看，是他用“新发见”的材料治“新学问”之作；但从胡适的观点来看，是篇最终既证明《世本》、《史记》“为实录”，不免有过信载记之嫌。过信载记，便是“旧式学者”的特征，亦即胡适所谓“勤苦而太信古”的南方学者的特色。于是，在胡适的这个标准底下，王国维不免被划入“旧派学者”的行列中去了。
这也就是说，在胡适等人看来，王国维即使写下诸如《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之类的“辨伪”之作，他的疑辨仍然是不澈底的。王国维不愿推翻所有古籍（尤其是经书），又保留旧籍中关于古帝王的记载，从胡、顾、钱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新”的表现。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后来在《古史辨．自序》中，就于推重罗振玉、王国维的段落之后，紧接着对罗、王的“不能大胆辨伪”表示遗憾说：
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例如静安先生〈殷周制度论〉据了《帝系辞》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95]
把顾颉刚这一段话，对照上述胡适所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的议论，就可以大致明了到胡、顾、钱所不满意于王国维的地方。
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对王国维的这个评价，与他的部份北大同事的见解，是有着相当落差的。前引1922年4月25日顾颉刚致王国维信函，其中有一段话这么说：
沉兼士先生前次谈及……先生所著书，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
可见沉兼士以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为“新”的。这一看法，显然和胡适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
虽然如此，胡适日记1922年8月26、28日条下的记载，却也说明这时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至少有了前所未有的高评价，认为王国维是“旧式学者”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的这个新评价中，他把王国维置于章太炎及罗振玉之上。读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人都很清楚，胡适归国以后，在当代学人中一度很佩服章太炎，并以章氏作为他在学术上的挑战对象。[96]来到1922年8月，他却是把王国维置诸章太炎、叶德辉、罗振玉之上。胡适的这一新评价，很有可能是受到钱玄同的影响。何况胡适的这个评价，即是在与钱玄同的谈话中得出，故此论或竟可视为钱玄同的观点。无论如何，胡、钱两人的最新结论是：王国维在“旧式学者”中，是学术前途“最有希望”的一位。
不但如此，两个多月后，胡适更从欧洲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来函中，得悉罗、王的考古学著作，已获得世界学者的充分重视。事缘这年11月4日，胡适口中的“欧洲今日中国学的大师”高本汉，首次从上海写信给他，函上除了表达订交之意，复向胡适提出他所关切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除了末一项是关于白话文运动以外，前面两项都与罗振玉的著作，以及河南出土的文物有关。高本汉的前二问，现译成中文如下：
一，最近中国学者在考古学方面──尤其关于河南出土的断片──有哪些最重要著作？我获得罗振玉的部份著作，但不确定这是否他的全部著述，我也想知道是否有其他学者在这方面仍有未刊著作？
二，这些著作，是否已由北大或其他机构出版？任何科学性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乎汉学上的议题的著述，是否可以在上海购得？我希望能了解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并介绍这些成果给我们大学的图书馆。[97]
高本汉所问的“河南出土的断片”，指的就是甲骨文。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他后来回一长函给高本汉，可惜此函今不见，否则当可从中更明了胡适对罗、王的看法。无论如何，高本汉的这次来函，使胡适明白到罗振玉的考古学论著，已经获得“世界学者”的充分重视。
就在胡适收到高本汉来函后一周（11月15日），他写了一篇〈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这篇时评，针对上海《密勒评论》举办的名人票选活动。胡适在评论中提出，他认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三位学人，分别是：“章炳麟（太炎）、罗振玉（叔蕴）、王国维（静庵）”，以区别于“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四位先生：“康有为（长素）、梁启超（任公）、蔡元培（孑民）、陈独秀（仲甫）”。[98]胡适更特别就上述学者名单发表评论说：
第一组的三人，社会上只知道章太炎而很少知罗、王两位的：故《密勒评论》报的投票，章先生得七十三票，罗先生只得四票，而王先生一票也没有。其实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99]
罗、王的“低得票率”，正说明社会知名度与学术上的成就，本不必成正比例。但观胡适在这次评论中，以“罗、王”并称，又宣称“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这样的评论，即以高本汉的来函为背景。的确，胡适是在高本汉来函之后，才对罗、王首次有了公开的揄扬。
就在同一个月中，胡适作为北大《国学季刊》主编，必须代表同人为《季刊》创刊号写一篇〈发刊宣言〉。胡适就在这篇〈发刊宣言〉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
这一句话，是1917年胡适归国以后，首次公开承认甲骨文的发现，有助于证明“殷商一代的历史”。这一个观点，乃是承受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业绩而来。而这一个写法，也等于正式放弃了他原本屡次对外宣称的：“东周以前的古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信”的旧观点。按胡适日记记载，他撰写〈发刊宣言〉期间，曾给钱玄同看过初稿，并照钱氏的指点作过改动。[100]今不审胡适所改为何，但综观前面所述，知上述新的古史观，是胡适本人早已接受的新见解。惟引人寻思的是，〈发刊宣言〉从头至尾，却未有一语提及罗、王的名号。这很可能是因为胡适等人在这份“代表全体”的文字中，不拟让刚创刊的北大《国学季刊》，一开始就予人与“遗老”关系密切的观感。所以，〈发刊宣言〉虽提到了“西洋学者”高本汉、钢和泰等，却未一提当时正担任北大国学门通信导师的罗、王两氏。
六，结论
总括来说，从各种史料显示，1917年夏到1922年底，胡适对王国维古史研究成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发展及转折。本文的叙述也清楚表明，胡适相对于北大学圈的其他人，不是最早接受王国维研究成果之一人。反之，他对王国维的认识和评价，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相对落后的状态。胡适最终对王国维所作的公开推崇，与其说是本人阅读深思后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受到钱玄同等他所信赖的同事影响。甚至胡适的后辈如顾颉刚、陆侃如，都较他更早阅读王国维的著作，并经历了程度不一的知识上的洗礼。胡适的“后知后觉”，或许是由几个因素所造成，例如：他那几年工作忙碌，研究兴趣也集中在古典小说的考证上，对于王国维的古史论著，似未作过深入的考察。其次，他怀有强烈的“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的“疑古”精神，以及此前受到今文家说的影响，都使他不容易放下成见，进而接受王国维“新证”的结论。此外，或许还得加上其早年学术品味的不尽高明，以及强烈的想在学术上当“第一人”的愿望，都在在使得他在接触重要作品时，往往未能很快作出准确判断。若非当年北大同事钱玄同、西洋学者高本汉、以及192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普遍气氛的带动，胡适是否能在1922年底就对罗振玉、王国维作出上述高评价，并进一步接受罗、王以甲骨文证实“殷商一代历史”的论断，是颇可怀疑的。
一般来说，考察中外学术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从论著的初次发表，到被某个特定的学术社群所承认，其间花费时间的长短，可以作为衡量一时代学术社群的指标，并使人了然于该社群内部的诸种运作情态。王国维“古史新证”诸作发表以前，中国学术界的内部意见，一直受到晚清今文家说影响，人们对《史记》等旧籍的信心，正在普遍动摇之中。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发表的疑古论述，正是此种观点的典型流露。然而，一旦王国维用新出土的甲骨卜辞，证实殷商一代历史存在，相关论述于1917年发表在上海《学术丛编》后，到1923年被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正式承认，前后历经六年光阴。北大学圈对罗、王论著的接受，不可谓之迟缓。即便以王氏著作印数的寡少，空间上的距离，乃至政治上的歧见，都未能拦阻北大学人对罗、王著作的普遍推崇。顾颉刚在1927年8月为文指出，北大学人对王国维“没有一个不佩服”，是可信的说法。[101]甚至他们中间的一份子，身为北大《国学季刊》主编的胡适，本人既是疑古派巨擘，先前又公开鼓吹东周以前历史“无一字可信”，在各方舆论所趋下，也不得不公开修正自己的古史观点。然而，或许正因胡适对王国维古史论述的承认，主要是受外力推导下的被动举措，非本人在学术上自省自觉的产物，故他随后又以另一种方式，运用现代报刊杂志的影响，鼓荡起另一波影响至为深远的“古史辨”之风，以其牵涉面较广，就需要另一篇文章才能讨论得清楚了。
*本文初稿在2007年12月1-3日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合办的“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并承陈春声、罗志田、王东杰教授赐教，谨致谢忱。
[1] 顾颉刚编，《古史辨．自序》，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36。
[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氏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页205。
[3]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页3。
[4] 王国维，〈致罗振玉函〉（1916:9.30），收入：王庆祥等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页159。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60。
[5] 王泛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页309。
[6] 胡适，〈归国杂感〉，收入氏著，《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592-593。
[7] 傅斯年，〈出版界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页111。
[8] 胡适，〈归国杂感〉，页593。
[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现引自氏著，《胡适全集》，第5卷，页212-213。
[10]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页213。
[11]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9日条下，第3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页1598。
[12] 胡适，〈致顾颉刚函〉（1921:1.28），收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页22-23。
[13] 顾颉刚，〈致王伯祥函〉（1921:6.9），收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页35。
[14] 胡适讲演、枕薪笔记，〈研究国故的方法〉，收入：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92-93。
[15] 胡适，〈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1），页3。
[16] 胡适日记1922年11月9-11日条下：“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页180。
[17] 胡近仁，〈致胡适函〉（1920），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0册，页385。
[18] 胡适，〈致胡近仁〉（1920:11.6），收入氏著，《胡适全集》，第23卷，页321。
[19]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917年10月9日条下，第3册，页1619。
[20]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7日条下，第4册，页1929。
[21]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922年1月13日条下，第5册，页2224-2228。
[22] 钱玄同，〈致周作人函〉（1921:1.21），收入：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页15-16。
[23] 这一个学圈的核心人物，据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所列，包括下面诸人：“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收入：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75。
[24] 鲁迅，《日记》，1915年9月12日条下，收入氏著，《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181。
[25] 鲁迅，《日记》，1915年9月14日条下：“晚许季上来看《流沙坠简》。”页180。
[26] 鲁迅，《日记》，1915年9月30日条下：“寄二弟信，附……《流沙坠简》并《补遗》三册”。页182。
[27] 风声（鲁迅），〈不懂的音译〉，《晨报附刊》，1922年11月4日，页398。
[28] 鲁迅，《日记》，1917年1月28日条下，页264。
[29] 鲁迅，《日记》，1918年1月4日条下，页303。
[30]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页726。
[31] 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收入：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页144。
[32] 鲁迅，《日记》，1918年3月9日条下，页309。
[33] 鲁迅，《日记》，1918年4月10日条下，页311。
[34] 鲁迅，《日记》，1918年9月21日条下，页328。
[35] 鲁迅，《日记》，1919年4月22日条下，页353。
[36] 鲁迅，《日记》，1918年7月31日条下，页322。
[37] 鲁迅，《日记》，1918年9月21日条下，页328。
[38] 鲁迅，〈致许寿裳函〉（1918:1.4）：“罗遗老出书不少，如明器，印鉨之类，俱有图录，惜价贵而无说，亦一憾事。”收入氏著，《鲁迅全集》，第11卷，页345。
[39]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页703。
[40] 鲁迅，《日记》，1919年1月21日条下，页346。
[41] 鲁迅，《日记》，1919年5月23日条下，页357。
[42] 王国维，《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页869。
[43] 马衡和王国维的交往状况，可参：刘烜，《王国维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页221-228。
[44] 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796。
[45] 钱玄同，〈致鲁迅函〉（1918:12.11），收入氏著，《钱玄同文集》，第6卷，页3。
[46] 沉兼士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中所担任的角色，可参：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页80-84。
[47] 钱玄同日记1922年10月15日条下记：“编了一天的讲义，……自己觉得太不行了，拿着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的第一篇一看，更觉自惭形秽。”沈氏《文字形义学》的“第一篇”即“叙论”，可见这部份讲义至迟写成于1922年底以前。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5册，页2323。
[48] 沉兼士，《文字形义学》，收入氏著，《沉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82。
[49] 章炳麟，《国故论衡》上卷〈论惑论〉，收入氏著，《章氏丛书》，第14册（杭州：浙江图书馆，1919），页50上下。
[50] 钱基博，〈近五十年许慎《说文》学流别考论〉，收入：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3-604。
[51] 北大屡次礼聘罗、王的情形，详参：刘烜，《王国维评传》，页183-187。
[52] 罗振玉，〈致王国维函〉（1918:7.3），收入：王庆祥等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页386。
[53] 罗振玉，〈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云窗漫稿》，收入氏著，《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页75-85。
[54]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页110。
[55] 李济，《安阳》，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页462。
[56]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收入氏著，《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1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70），页326-327。
[57] 罗振玉，《殷文存．序》，收入氏著，《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1册，页151。
[58] 顾颉刚编，《古史辨．自序》，第1册，页50。
[59] 顾颉刚，〈致胡适函〉（1921:3.8），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页110。此函未收入《古史辨》第1册。
[60] 顾颉刚随后写信给钱玄同，坦承他这次所开列的书目，“有许多是只有书目上看来的，并不知道他的内容如何”。顾颉刚，〈致钱玄同〉（1921:4.2），收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页32。但此说似不包含王国维的两种辨伪著作。
[61]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9月11日条下，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5册，页409。
[62]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页635-636。
[63]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24日条下，页373。
[64] 王国维，《观堂集林．罗序》，收入：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上册，页4。
[65]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26日条下，页378。
[66]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9月12日条下，页410。
[67]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9月12日条下，页413。
[68]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1年9月12日条下，页413。
[69] 樊志厚是王国维早年同窗好友，两人交谊深厚。这一篇文章，颇疑经过王国维的提示，细按是文内容及叙述脉络，颇近王国维数年后所撰的一篇讲词：〈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70]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2），页34-35。
[71]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页33-38。
[72]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页38。
[7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收入氏著，《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59-60。
[74] 梁启超完成这部书稿后，把第一、二、三、四、五章寄给胡适，请其提供意见。2月初，胡适回信给梁启超，指出书中两点小误，在日记中则给予甚高评价说：“此书可算是任公的最佳作。”梁启超，〈致胡适函〉（1922:1.9），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页13。胡适，《胡适的日记》，1922年2月4日条下，收入：同前引书，第16册，页90。
[7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60。
[76] 罗振玉，〈致王国维函〉（1922:3.21），收入：王庆祥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页525。
[77] 马衡，〈致王国维函〉（1922），转引自：刘烜，《王国维评传》，页185。
[78] 〈致王国维函〉（1922），转引自：刘烜，《王国维评传》，页185。
[79] 沉兼士，〈致马衡函〉（1922:8），转引自：刘烜，《王国维评传》，页186。
[80] 持此说者，如袁英光、刘寅生指出：“『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建议北京大学研究所以二马、朱、钱等先生为导师外，又敦请王国维为国学门函授导师。”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343。此说未谙北大研究所的人事结构，更不了解胡适对王国维的推崇，在时间上实落于钱、沉、马诸氏之后。
[81] 顾颉刚，〈致王国维函〉（1922:4.24），收入〈顾颉刚致王国维的三封信〉，《文献》，第15辑1983:3），页11。
[82]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2年4月28条下，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6册，页277。
[83] 胡适，〈读《楚辞》〉，《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1期（1922:9.3），页2。
[84] 胡适，〈读《楚辞》〉，页3。
[8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收入：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上册，页260。
[86]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页264。
[87]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页267。
[88]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页37。
[89] 陆侃如，〈读〈读《楚辞》〉，《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4期（1922:12.3），页2。
[90]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8日条下，页488。
[91] 桑兵，〈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240。
[92] 胡适对“老辈”和“旧式学者”的轻视和贬抑，具见他稍后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之中。参见：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页1。
[93]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条下，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7册，页484。
[94]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条下，页484。
[95]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页51。
[9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页205。
[97] 高本汉，〈致胡适函〉（1922:11.4），收入《胡适的日记》，1922年11月8日条下，页179。
[98] 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11.19），页4。
[99] 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页4。
[100] 1922年11月18日，钱玄同日记记载：“适之做了一篇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约一万多字，他叫我看。我下午在家看了一过，指出几处毛病请他改正。”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5册，页2380。同日，胡适日记记载：“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给钱玄同看过，他有信来，指出几点，故引起我的更动。”按钱氏日记言“几处毛病”的“改正”，胡适日记则记成：“几点……的更动”，两相对照之下，颇为有趣。
[101]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2期合刊（1927:8.7），页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