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暗抛橄榄枝：1975年蒋介石暗抛橄榄枝

1975年蒋介石暗抛橄榄枝：1975年蒋介石暗抛橄榄枝此后，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隶属于福建省布政使司。由此可见，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两岸统一”的统一问题历来被历史政府所关注，明朝时期郑成功从荷兰手中收复台湾后，清廷也着手解决了台湾问题。周培公说道：“皇上的意思是说，既然北京能种出稻米，那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应当都能种出稻米，若干年后……国富民强，台湾何愁不归……”康熙听后，非常满意。康熙君臣二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台湾问题是大清统一战争中重要的一环。1683年（康熙22年）7月16日，施琅率水师在澎湖列岛，击败郑经水师主力，台湾门户洞开，而后一举收复台湾。

明代才子杨慎在《临江仙》中，写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数百年后，毛主席也写了一首《临江仙》，写道：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这与杨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相比，意境更为大气磅礴。

二者略有不同的是，杨慎写于仕途失意之时，而毛主席则是写给蒋介石，劝其早日回归大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鲜为人知的是，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还要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说起。《康熙王朝》中，康熙历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在朝会上拿出了行痴大师在京郊试种的水稻，分发给群臣。行痴所种的水稻，一亩的产量提高了三成。

而后，康熙话锋一转说道：“朕的心意，列位臣工明白不明白？”此话一出，各种阿谀奉承纷至沓来，康熙不愧是独步古今的一代雄主，把目光投向了能臣周培公。

周培公说道：

“皇上的意思是说，既然北京能种出稻米，那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应当都能种出稻米，若干年后……国富民强，台湾何愁不归……”

康熙听后，非常满意。康熙君臣二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台湾问题是大清统一战争中重要的一环。1683年（康熙22年）7月16日，施琅率水师在澎湖列岛，击败郑经水师主力，台湾门户洞开，而后一举收复台湾。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两岸统一”的统一问题历来被历史政府所关注，明朝时期郑成功从荷兰手中收复台湾后，清廷也着手解决了台湾问题。

此后，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隶属于福建省布政使司。

1887年2月，清廷为遏制列强蚕食台湾，将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刘铭传任首任“福建台湾巡抚”。

1888年，福建、台湾双方政务交割完毕，台湾正式成为我国第20个行省。然则，中日甲午战争，清廷不敌日本，被迫于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

自1895年5月，清廷勒令台湾巡抚及大小官员回大陆时，台湾抗日斗争从未间断。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

同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派遣陈仪奔赴台湾，接受日本陆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受降，就这样，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再一次回到祖国的怀抱。

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开始寻求退路。同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自知不敌，在浙江定海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撤退台湾，以求东山再起。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台湾成了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军委责令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实施“平台之役”。及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三野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武力干涉强势介入半岛战争，战火烧到了我国鸭绿江边，谁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更何况，我国东北工业基地对于新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于是，毛主席果断拍板，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随着东北边境形势骤变，解放台湾被搁置了起来，蒋介石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台湾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桌面上。整体而言，中央争取台湾回归的路线很明确：

一则福建前线部署重兵，此为军事斗争；二则，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保持接触，谋求和平统一。

前者不做过多赘述，自1958年8月金门炮战开始，福建前线长期处于战备状态，一直到1979年1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隐蔽战线的斗争往往不为人知，还要从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说起，此即曹聚仁。曹聚仁生于1900年6月，浙江省浦江人，算是蒋介石的老乡。不仅如此，曹聚仁还是民国时期颇有名气的记者、作家，与国共双方高层多有交集，在两党之中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这是一个绝佳的“中间人”。

以曹聚仁与周总理的关系为例，抗日战争时期曾接受其采访，二人有一定的私交。不仅如此，曹聚仁还与留在大陆的章士钊是老乡。

有了这一层关系，国共双方交流少了一层隔阂。令人颇具玩味的是，蒋经国曾两次邀请曹聚仁赴大陆做“中间人”。

1956年7月，曹聚仁转了一大圈抵达广州，后乘机一路飞赴北京。抵京后，中央给予曹聚仁高规格待遇，由邵力子亲往接机，另由中央调查部的徐淡庐负责迎送，并陪同曹聚仁举行。

会谈期间，曹聚仁就我方提出的“和平解放”方针一事，特意询问周总理。周总理直言：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不是招降，是双方商谈，只要有利于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的……

北京之行结束后，曹聚仁以动人的笔触写出了一篇名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的文章，我方诚挚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倡议，也透露给了蒋介石。不到一个月，曹聚仁再度赴京，这一次双方探讨的内容更为深入。

谈话期间，曹聚仁询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台湾回到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氏父子（蒋介石、蒋经国）以及陈诚等人是如何安排的？周恩来很有诚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亮点：

一、台湾回归后，蒋介石不按地方官任命，而是由中央任命

二、蒋经国、陈诚可以到中央，尤其指出陈诚的职务不低于傅作义

其实，曹聚仁之所以开门见山地问周恩来这么敏感的问题，不排除，他是代表蒋介石来传话的，由此可见，那时候蒋介石除了“反攻大陆”外，也不排除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统一”。

周总理所言有着充分考虑，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是民国领袖，不做地方官也是情理之中。陈诚、蒋经国二人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实权派，特别是陈诚职务高于傅作义是有现实考虑的。陈诚是一级上将，而傅作义为二级上将，不低于傅作义，也是考虑到了陈诚的特殊地位。

讲到这里，很多读者会对“台湾回归后，蒋氏父子能给什么级别的职位感兴趣”，笔者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一下。

建国后，傅作义先任水利部部长，后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干部，那么如果台湾能回归，陈诚的职务不低于傅作义，蒋经国和蒋介石肯定要高于傅作义，至少是副国级或者正国级职务。

曹聚仁赴京之行，对和平统一大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网络上一些自媒体作者夸大曹聚仁的作用就显得很不严谨了。

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在炮击金门前几天，毛主席接见曹聚仁，并告知这一军事行动，授意他向外界先行披露。事实上，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并没有毛主席接见曹聚仁的记录。

此外，网络上还散布，有周总理接见曹聚仁，令其以最快的速度告知对岸，北京准备给台湾七天期限，用于蒋军船只向金门、马祖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这里有个前提条件，美国飞机和军舰不能护航，否则解放军一定向蒋军舰开火。

部分自媒体断章取义，夸大曹聚仁传信的中间人作用，却忽略其在《南洋商报》上，以“郭宗羲”的名义，发布二人之间的谈话。彼时，正是金门炮战的关键时期，曹聚仁的做法很明显不合时宜。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6次抵达北京，受到了毛主席2次接待，周总理、陈毅元帅以及“和平将军”张治中等也先后与曹聚仁进行亲切会谈。

令人遗憾的是，中央通过曹聚仁向台湾当局传达的诚意，并没有收到应有的回复。虽说没有达到预期，可国共双方还是有一大默契：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尽管如此，曹聚仁依旧在为两岸和平作出努力。1965年，两岸互动再一次出现转机：蒋经国拟邀请曹聚仁去台湾有要事相商。

得知此消息，曹聚仁紧急赴京面见周总理。有了之前的会晤为基础，周总理高度重视，将一封信交给了曹聚仁。随即，曹聚仁扮演了“和平信使”的角色，几经辗转抵达台湾，受到了蒋经国的亲自接待。

经蒋经国引荐，曹聚仁抵达蒋介石在日月潭的官邸——涵碧楼，并亲自将沉甸甸的信送给了蒋介石。

这里多说一点，网络上有许多文章把“曹聚仁送信”事件，张冠李戴到了1956年，还有鼻子有眼地说了一大通，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历史发明家。没错，网传1956年送信确有其事，但跟曹聚仁秘赴台湾送信是两码事。

言归正传，毛主席这封信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分量极其重要，向台湾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1956年1月，毛主席在审阅周总理的报告稿时，将涉台内容作出了修改：

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中央言出必行，这封信就是中央政策调整的重大举措。因而，我们在中央的信中，不难发现毛主席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影响最大的实质性内容，首推提出了“一纲四目”的统一模式。何谓“一纲四目”？如下图所示：

图｜“一纲四目”的主要内容

行文至此，大家可能很眼熟，这不就是后来的“一国两制”吗？没错，这就是后来“一国两制”的雏形，并在香港、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从统一成本上来说，“一纲四目”无疑是最佳选择。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与毛主席斗了二十多年，可根子上都是中国人。这一点，国共最高领袖达成了共识。毛主席在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两岸领导人应该放下“纠纷”，放下“矛盾”。

除了中央的这封信，还有毛主席给蒋介石的一首词，名曰：《临江仙》。词中，毛主席以诗人的浪漫，伸出了和平统一的橄榄枝：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蒋介石还是非常大度的。

蒋介石退守台湾之际，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落叶归根的心切也是情理之中。

笔者再为大家说一下1956年送信的内容，主要谈了“国共第三次合作”，信结尾处写了一句饱含深情的话：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蒋介石的内心还是略有波动的。

曹聚仁不辱使命，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形成了“六项协议”，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曹聚仁与蒋氏父子达成的“六项协议”

从双方达成的协议来看，和平统一已经近在眼前。然而，和平统一大业之路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72年，曹聚仁去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虽说“六项协议”未能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可对蒋介石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杜维善老先生的回忆，蒋介石也有意与大陆重新和好，希望在他们这一代把问题解决了。特别是蒋介石晚年，思乡之情更浓，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台毒”，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糊涂。

笔者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蒋介石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态度。

1974年1月，南越军队在西沙兴风作浪，抢夺我甘泉、金银两岛，残忍杀害我军民多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反应，责令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全权负责西沙海战事宜。南越在西沙栽了大跟头，非但不思悔过，还继续刷军事存在。

彼时，我国南海舰队吨位不及南越，“小艇打大舰”形容的就是当时的海军窘境。为此，中央军委调东海舰队南下支援南海战事。战场态势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我东海舰队最理想的行军路线就是直接通过台湾海峡。

此时，毛主席、蒋介石都有一个共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是炎黄子孙的使命。

毛主席指示我海军编队直接通过台湾海峡，而蒋介石并没有派遣海军袭扰。台湾海峡为何风平浪静？那是因为蒋介石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说了一句“西沙战事要紧”。

1975年乙卯年春节刚过，蒋介石责令心腹爱将陈立夫，通过香港的秘密途径，向大陆伸出了橄榄枝：邀请毛主席造访台湾。

毛主席接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但此时他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周总理也是重病在身，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于是，毛主席打算让邓小平代表他去台湾，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受领任务后，得知邓小平要来台湾，很高兴。便在港媒公开发表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核心要旨只有一个：重开谈判。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又特赦了数百名国民党战犯和特务，并给这些战犯多条选择，愿意留大陆的给安排工作，愿意去香港或台湾的给拿路费，也可享受国家疗养，可以自由选择，这无疑是向台湾方面释放的善意。（建国后到1975年年，中央已经特赦了6批战犯）

然而，就在陈立夫奋力奔波之际，蒋介石于当年4月与世长辞。1976年，毛泽东溘然长逝。

两岸统一问题，只能留给后人来解决。

写到这里，笔者想要说的是，台湾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两岸必将统一，任何形式的“台毒”，任何国外势力的干涉，都必将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反对，中国人民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完成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