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父亲有没有育儿假，父母同享育儿假
孩子父亲有没有育儿假，父母同享育儿假父亲的缺席：育儿如何成为母亲的责任？01在这一背景下，父母共享育儿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是一个可喜的观念进步。诚如有法律学者所说，“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 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父母共享育儿假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育儿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男性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应该正视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按钮，一摁下去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迫切而关键的问题是：爸爸去哪儿了？撰文 | 曾于里
近日，我国多地都出台了父母同享育儿假、延长育儿假的相关政策。以北京为例，“延长生育假”增至60天，设立父母育儿假。
11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六十日的延长生育假，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目前，已有16个省份通过了当地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延长了父母育儿假。
其中，大部分省份将生育假由过去的30天延长到了60天，并且增加了育儿假，且由父母共享。目前各省的规定大同小异，即直到孩子三周岁前，每年允许父母享有育儿假5天-15天。像北京、上海是5天，江西、黑龙江、河北等省份是10天。以前个别地方的育儿假停留在呼吁层面，如今已经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可见政策提升生育率的努力。
生育率的持续下滑，已经成为困扰很多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在这一背景下，父母共享育儿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是一个可喜的观念进步。诚如有法律学者所说，“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 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父母共享育儿假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育儿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男性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应该正视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按钮，一摁下去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迫切而关键的问题是：爸爸去哪儿了？
撰文 | 曾于里
01
父亲的缺席：育儿如何成为母亲的责任？
一直以来，女性是生育的承载者，育儿的责任主要落在母亲身上。我们对一个母亲的想象是相当苛刻与逼仄的，一个女性的“母亲”身份总是优先于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存在。我们也习惯于给予母亲各种各样的讴歌，无形中也将母亲束缚在“奉献”“牺牲”“伟大”等责任中，仿佛一个母亲如果不为孩子牺牲一切，她就是不称职的。但我们并不会以同样的标准对待父亲，父亲的沉默、缺席，似乎都是理所当然。
显然，这是一种性别上的构建。就像波伏娃所说，“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a woman”。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也即女人之所以得像个“女人样”，是后天性别社会化塑造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就应该如此。那么，女性应该承担起育儿责任的观念，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追根溯源，这是传统父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承续，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家庭分工，实际上它隐藏着两个歧视：第一，女性的基本职能是生育/顾家，一个女性的理想模板就是“贤妻良母”。不知不觉间，女性便被“工具化”了，女性的妻子、母亲等角色属性，压抑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第二，它暗藏对女性的歧视，贬低女性的社会属性，认为女性的工作能力、社会能力等低于男性，所以女性不被允许单独在社会上获取生存资源，比如女性不能经商、不能读书、不能考取功名。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不少人对女性的认知。就像李银河举的一个例子：“假设一个女性当了总统，报纸标题可能会是这样——《我们相信她会做得和男人一样好》，但你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当选总统，标题会写成《我们相信他会做得像女人一样好》。”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推进男女平等的措施，极大提高了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百废待兴的革命建设时期，庞大的女性群体也是重要的力量源泉。“妇女能顶半边天”是那个时代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革命话语之一。但彼时女性主要被作为劳动力的来源看待，而非“女性”看待。戴锦华深刻地指出：“‘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平等而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历史造就的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对立与被数千年男性历史所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遮蔽。”
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并且，大多数女性身上的负荷更沉重了。一边是在公共领域，跟男性一样“顶半边天”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另一边是在家庭生活领域，她们仍要承担起传统女性所要承担的所有家务责任。既要“半边天”又是“贤内助”，双重负荷令女性更疲惫了。
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崛起，男女平等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男性”这一身份不再是一种霸权和特权，女性同样可以工作、可以追求梦想，更关键的是，她们可以单身不结婚、可以走出家庭……建立于男权基础上的传统家庭关系也在被重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在被改写，赚得比丈夫多的女性越来越多，理直气壮要求男性共同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女性越来越多，单身或者丁克的女性也越来越多。
但这样乐观的描述，仍然局限于少部分女性。2010年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目前2020年第四期正在进行），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女性依然“主外”又“主内”。
女性从传统观念、政治化父权中挣脱，却再次为“效率至上”的资本所捕获。
在写于1971年的《妇女的权力与社会颠覆》这篇经典文献中，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指出，妇女的无偿家务生产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最昂贵的商品：劳动力（即工人每天去给老板打工的能力），“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也即，在家庭生活中“剥削”女性，方便于男性在职场上“被剥削”。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作者: [日] 上野千鹤子，译者: 邹韵 / 薛梅，版本: 绿林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域下》一书中也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随着市场与家庭的分离，家务劳动成了无偿的非生产性劳动，并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研究者宋少鹏更进一步论述道，“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个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表现，需要私人领域中亲情的无偿支持。比如，性别化的分工（妻子承担的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和代际分工（分担照料责任、甚至负担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开支）。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家庭这种制度，为资本积累服务。”
学者宋少鹏解释到，这就是当前社会里，一方面个人主义盛行、不婚不育女性大量出现，但另一方面社会充斥着呼吁女性回归家庭、对女性“慈母”“孝女”“贤妻”等传统美德予以讴歌的原因。“这种张力凸显的正是在个人／社会的资本主义秩序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育了个人化的社会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需要个体的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家庭作为一种功能性制度仍有存在的需要”，毕竟“家庭是普通人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里的生存需要”。
02
父母共享育儿假：避免成为画饼
在这一背景下，父母共享育儿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是一个可喜的观念进步。诚如有法律学者所说，“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 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个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父母共享育儿假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育儿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男性也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从瑞典的案例来看，父母共享育儿假或有可能成为两性平等革命的源头。早在1974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产假” （maternity leave） 修改为“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的国家，并允许父亲母亲可以分享自己的育儿假。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申请休假的家长中，男性的比例也没超出过10%。这主要还是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育儿是女性的责任，男性承担育儿会被揶揄为“天鹅绒爹爹”。1995年，瑞典正式生效了《育儿假法》，这是一套为爸爸们量身打造的带薪陪产假。在父母领取育儿假补贴的480天中，父亲必须休够60天假，否则不能领取补贴。此外，为鼓励父亲多休育儿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还专门设立“平等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育儿假后，父亲每多休30天育儿假，就可多领取“平等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育儿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就可领取顶额的奖金。
《坡道上的家》剧照。
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目前瑞典的育儿假中，双方各有90天不得互相转让。目前瑞典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休育儿假，有近30%的产假是由父亲休的，大幅提升了父亲履行育儿教养责任的比例，同时减少了针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
现在的关键是，生育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父母育儿假才可能落到实处，而不是成为“画饼”。
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对于怀孕与刚生产完的女职工的各项福利还是相对完善的。可问题是，此前诸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的很多条例，在落实层面不够，容易成为“纸面上的福利”，很多企业并未给予女性足够的保障。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自行承担。这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企业自然就缺乏招聘女职员的动力，从招聘到入职也会暴露出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针对女性的歧视。比如“只招男性”或“男士优先”，为女职工制定“生育时间表”，要求女职工签订“在劳动合同期限的前三年内不得怀孕”的承诺书 对于怀孕的职工就想法设法逼迫其辞职，或者予以降薪调岗等处理。这就导致女性在职业发展上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
一味指责企业，可能作用有限，因为事实是生育成本大部分转嫁给了企业。而税费减免、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可以与企业共同分担女性的生育成本。
《82年生的金智英》（2021读者互动版） ，作者: [韩]赵南柱，译者: 尹嘉玄，版本: 2021年11月
03
生育友好型社会：“去家庭化”的福利支持
更进一步说，父母共享育儿假，会有助于生育率提升吗？
一方面，观念革命必须持续推进。像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相当普遍，育儿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很严重，所以很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另一方面，必须正视到，一味地延长假期，反而可能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障碍与歧视。因此，不仅仅是延长育儿假（包括产假），更关键的是，延长男性的育儿假。瑞典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意味着生育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生育行为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也意味着为生育提供强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持。延长产假和育儿假只是一个层面，更应该思量的是，当假期结束后，孩子由谁来带？“生育”，“生”的保障很关键，“育”的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代表“育”的托幼服务，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学者朱荟、陆杰华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的整合资料，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现金补贴、延长产假和育儿假等直接或间接强化家庭照顾子女责任的“家庭化”政策，托幼服务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介入，这种“去家庭化”方式赋予家庭更多育儿选择，弱化了家庭的照料责任，减轻了母亲的养育负担，因而产生了更为积极的生育效应。
换句话说，当前的生育过程还是高度依赖于“家庭”，它强化的仍然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对育儿中的责任承担。与之相对的，托幼服务是带有“去家庭化”性质的，通俗地理解，父母负责生，托幼机构可以帮忙一起养育，这能够真正地帮助女性从育儿中解脱出来，反而能够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由此，我们也有必要加大对托幼服务的财政投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托幼服务体系，在“去家庭化”的生育政策与配套保障上下工夫，减少女性一生育就得回归家庭的无奈。相较于延长生育假或增设父母育儿假，这或许更能有力地提振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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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应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
应该正视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按钮，一摁下去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生育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迫切而关键的问题是：爸爸去哪儿了？
在不少父亲看来，自己一天工作很忙碌，赚钱也更多一些，让妻子多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很多父亲忽略了一点，无论他收入多少，只要他是男性，那么他就鲜少面临职业与家庭平衡的两难，但一个女性——无论她收入多高，她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轰动一时的封面文章《为什么女性还是不能拥有一切？》。作者安-玛丽·施劳特是美国国务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规划部主任，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职位。然而2011年，当两年任期结束后，她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她在文章中说明了原因：丈夫负责照顾两个儿子，但她青春期的儿子有各种恶习，好几次当她要参加重要会议时，却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紧急电话要她赶紧回家……她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到工作时间较有弹性的大学。她质问，社会设置了哪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碍，使得女性难以实现兼得工作和家庭的理想？为什么在女权运动让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的五十年之后，“兼得工作和家庭”，仍旧主要是女性的焦虑，而男性却不大需要面对这样的内心焦虑和社会压力？
《坡道上的家》剧照。
女性学者淡豹在《为什么当保姆的都是女人？》的文章里指出，“‘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一困境，它在男性那里未必成为问题。无论文化上还是制度安排上、政策支持上，都让男性去工作成为一种看似自然的选择，结果就是，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尝试顾及家庭，而不是长期陷于考虑如何平衡二者的困境中。大多时候，家庭与工作的兼顾不被设定为男性的理想，也并非他们必须要争取的目标，因此不对他们形成一种精神上致命、现实中局限人的行动的核心压迫”。正是这个原因，家务和育儿至今仍被视为女性的责任和劳动，保姆几乎都是女性，帮忙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也都是奶奶或姥姥……
也即，所有男性同胞们，当我们作为一个男性、身为一个父亲，我们天然地就享受了一种身份优势——我们没有那么多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困扰，无论我们本身是否接受或认可。这个时候，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丈夫和爸爸应该做的，或许就应如评论者尼罗——他本身也是一个积极参与育儿的爸爸所说的，“从家庭内部来看，夫妻都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制度，唯一可能改变的是双方的观念和家庭内部的安排”。当大环境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就从家庭的小气候开始变化。
《坡道上的家》剧照。
那么，父亲该如何参与？
传统的父亲角色理论认为 在孩子成长发展过程中 父亲最基本和普遍的角色是充当孩子的玩伴 父亲照顾孩子的主要方式是与他们一起游戏，父子之间的亲密更多建立在各种互动游戏活动上；有父亲陪伴的孩子更阳刚，云云。笔者个人一向对类似的理论很不以为然，它本质上还是清晰地划定了性别界限，将父亲与母亲的责任分工化了，并且父亲承担的往往是相对轻松的那一部分。当父亲负责游戏，就意味着母亲得负责事务性的部分，比如换尿布、准备食物、接送小孩等。相较于游戏来说，母亲所承担的育儿任务，让她成为“第一育儿者”。
媒体人尼罗以他的经验之谈总结道：“在现实中，很多爸爸在育儿时更多地是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带孩子出去运动、玩耍，更进一步的则是给妻子一些宽慰，给妻子做个替补，顶一个一天半天的育儿工作。这种浅度介入满足了男性作为一个父亲的社会期待，但距离母亲的责任，或者是第一育儿者的职能，差距还有八千公里。”
这提醒了我们：父亲参与到育儿中来，不仅仅是下班后陪孩子玩玩游戏那么简单，而参与并承担“第一育儿者”的责任，包括孩子的营养均衡、身心健康、更多陪伴、建立亲密关系、智力开发、培养好习惯、学习技能等。
这也许很累很难，但它却是无数母亲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工作。我想，当一个父亲尝试去做这一切时，他也没什么理由好抱怨的了。
主要参考文献：
1.戴锦华：《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宋少鹏：《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历史与现实——从“女德馆”事件谈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3.杨凡：《父母育儿假：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人口与健康》2021年第8期
4.任泽平团队：《中国生育报告：放开三孩，积极生育》，mp.weixin.qq/s/HLyzNOZ_aXLrUd0TxKBilw
5.朱荟、陆杰华：《现金补贴抑或托幼服务？欧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应探析》，《社会》2021年第3期
6.淡豹：《为什么当保姆的都是女人？》，mp.weixin.qq/s/Ia3t21nYe5LvZq9vO2GyIg
7.尼罗：《为什么咆哮的总是妈妈？》，page.om.qq/page/OFF-FB9PO7cNgYZwjQ9QTvnA0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曾于里；编辑：走走；校对：赵琳。题图为《坡道上的家》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