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存在的问题：缺乏创新稿件被拒
稿件存在的问题：缺乏创新稿件被拒另外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这种情况如何制造出一场带有性别偏见的完美风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女性研究员似乎比男性研究员更少可能会使用“新颖”或其它称赞性语言来描述其著作和科学中存在的多样性与创新悖论。全球的科学成果大约每九年会翻番，而这场只会愈演愈烈的论文海啸，对作为把关人的知名期刊编辑们提出了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他们需要甄选出发出进行同行评审的投稿著作。合理评判一篇论文是否符合“概念上的进步，超先进性，全新的思维方式，技术上的颠覆发展”的标准对于一名编辑而言，仅就其所接触的各个领域的“前沿”著作的庞大数量，就必须被视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扪心自问，哪些先进的探究类著作构成了“远见卓识”或“突破进展”或“打破边界”的雄心壮志？哪些著作又值得一级科学出版商的严格同行评审？为何一心要挑战当权派主流观点的出类拔萃之辈们多如繁星的优秀论文却被出版商拒之门外或被归入“著作有趣”但“缺乏新颖”
你和你的同事们经过数月甚至可能数年的工作，决定将你们视为最珍贵的、最大胆的原创研究贡献发表在一本知名杂志中，结果却被告知，其缺乏创新性、意义性和技术相关性。而且，你和同事们的著作内容被他们挑剔地认为“不够新颖”、“在概念上缺乏足够的进步”或“不具有广泛的兴趣点”，甚至无法通过编辑们的同行评审。
这种经历对于如今的学者们太过司空见惯了。不过，这些重要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具有科学的新颖性、重要性以及趣味性的，且足以有资格在二级“姐妹”杂志进行同行评审。
- 新颖性和重要性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呢？
极度新颖且不重要的观点例子有许多。反之，某些非常渐进性的进步本身可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虽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许能够评判其是否具有新颖性，但却不能评判其是否具有重要性。
在一些知名的科学出版社内部似乎存在着 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旨在扩大、丰富和激发某一科研领域而非审慎渐进深挖某个方面的大胆的探究类著作正被向下推入一级出版集团主办的相关商业企业。
扪心自问，哪些先进的探究类著作构成了“远见卓识”或“突破进展”或“打破边界”的雄心壮志？哪些著作又值得一级科学出版商的严格同行评审？为何一心要挑战当权派主流观点的出类拔萃之辈们多如繁星的优秀论文却被出版商拒之门外或被归入“著作有趣”但“缺乏新颖”之堆？
多少次你们从知名杂志的编辑那儿被告知，迫于杂志有限页数的压倒性需求，95%的投稿著作都没有亮相的机会？
你们会否觉得，那些最具影响力的期刊编辑们正埋头寻找被埋藏于大量提交发表的“突破性”研究论文中的下一个划时代的著作？
全球的科学成果大约每九年会翻番，而这场只会愈演愈烈的论文海啸，对作为把关人的知名期刊编辑们提出了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他们需要甄选出发出进行同行评审的投稿著作。合理评判一篇论文是否符合“概念上的进步，超先进性，全新的思维方式，技术上的颠覆发展”的标准对于一名编辑而言，仅就其所接触的各个领域的“前沿”著作的庞大数量，就必须被视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另外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这种情况如何制造出一场带有性别偏见的完美风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女性研究员似乎比男性研究员更少可能会使用“新颖”或其它称赞性语言来描述其著作和科学中存在的多样性与创新悖论。
你们是否想过，表现为“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的累积收益的 马太效应，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影响了同行评审的评选标准。
- 面对困扰，我们该怎么做呢？
或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突破性成果要以何种方式展示或者在哪些平台上展示？它真的必须是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吗？其动机是出于薪资、晋升和奖励吗？大学排名机构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模式和标准？我们的工作与H指数的关系是否真正体现了创造力和创新性的价值，还是仅仅与你们撰写一篇经典综述文章、一篇评论文章或战略出版能力有关？
受现有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年轻科学家，一方面要承受论文海啸的压力，另一方面要迎合大学排名机构的要求。有时候，他们会因为其论文无法在大学排名机构用于评定科学家的知名杂志上进行发表而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聘任和资助。而年轻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他们正试图理解这一极其复杂的动态目标。
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商业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国内学生和国际学生）会根据大学的全球排名择校。现在是否是时候反思我们高等教育的价值，并将真正的科学和社会创造力作为教育行业关键标准而非盈亏？
再者，我们到底是为了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做这些工作的？我们做研究难道不是为了发现的乐趣？为了揭示下一个划时代事物的喜悦？为了将想法变为技术或社会价值的满足感？以及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创造和分享知识的兴奋感吗？伟大的著作最终发表在哪本刊物上真的重要吗？即使这一著作并没有刊载在知名期刊上，只要是一篇优秀的著作，就应当有机会得到其领域内应有的认可——我们也常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一些引用率极高的论文发表在一些默默无闻的期刊上。
这一体系可能曾一时奏效，但现在看来，我们需要审视其是否符合科学界的科学家和创新者、出版商和编辑以及大学组织这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法是，三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出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改进科学家和创新者学术研究评价方法的解决方案，这将最终惠及社会，给予出版商公平的补偿，并满足资助机构、专业协会和大学的合法要求。
或许，当前体系中最麻烦的方面是我们对一切事物的排名：期刊、学术机构，以及科学家。无论是不经意的还是不可避免的，你们都创造了一个社会性的和知识性的“等级系统”，驱动一批疯狂人士在这个系统中争夺和博弈，以攀达顶峰，并且各大机构和国家也会鼓舞这种向上攀升的行为，并促成这一行为。
当下的COVID-19疫情危机，也是近代史上首次给学术界赋予了一次机会，让他们放慢向前奔跑的速度，审视大众出版的狂热。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学术界并没有坚定地试图保持原有的研究速度，相反，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和反思我们现有运作的体系。
我们的研究对社会的影响是否应该受限于知名期刊的评判？在聘任评估中，H指数和影响因子是否应该高于导师工作和社区服务工作？学术界的传统卓越考量标准是否与后代的学生相挂钩？我们创造、创新和社会贡献的潜力不必受到知名期刊高悬的标杆限制，也不必受到过去象牙塔定义的过时指标限制。
附言：
许多同事也认识到迫切需要找到方法改进对其学术工作成果进行评价的方法，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已被纳入到这篇观点社论中。为了改进目前的做法，下文将介绍其中一些做法。
在过去优秀的著作都发表在小众的高度专业性期刊或低影响因子的期刊时期，即使作者构思了一些新颖的、发人深省的观点，或者揭示了一些真正与众不同的内容，他们也不会考虑将其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
事实上，被顶级期刊拒之门外却又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性科学研究示例有很多。对社会的损失并不是失去了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优秀著作的机会，而是，优秀著作只能选入被小范围读者接触到的专业期刊，错失被众多研究者阅读、欣赏和进一步研究应用的机会。
知名期刊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不知名的期刊的曝光度却越来越低，这是马太效应的另一个表现。
下面引用关于这一主题的实用参考著作：
“学者们发现他们的工作陷入了危机，这是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意义的一场危机。继续前行的渴望，是抵御对这种不受关注恐惧的支撑。”
“我们的分析表明，少数群体的科学新颖产出率较高。不过，他们的新颖研究贡献会被低估和打折：例如，性别和种族少数群体的新颖研究贡献在其他学者中所占的比率低于性别和种族多数群体的新颖研究贡献，并且，性别和种族少数群体具有同等影响力的研究贡献成就成功科学事业的可能性比性别和种族多数群体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