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人生何尝不是不期而遇的幸福（远离名利场的疏离与自在）

汪涵人生何尝不是不期而遇的幸福（远离名利场的疏离与自在）艺而已。大哉，六艺之为道!大哉，一心之为德!学者于此可不尽心乎哉?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智德之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言其大，渊泉言其深。）此为圣人果上之德相。《经解》所言“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则为学者因地之德相。而“洁静精微”之因德，与“聪明睿智”之果德并属总相，其余则为别相。曰圣曰仁，亦是因果相望，并为总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六相摄归一德，故六艺摄归一心。圣人以何圣?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学?学于六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语曰：“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须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前讲六艺之教可以该

本期荐书人：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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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语曰：“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须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前讲六艺之教可以该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故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知是仁中之有分别者，勇是仁中之有果决者，义是仁中之有断制者，礼是仁中之有节文者，信即实在之谓，圣则通达之称，中则不偏之体，和则顺应之用，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

心统性情，性是理之存，情是气之发。存谓无乎不在，发则见之流行。理行乎气中，有是气则有是理。因为气禀不能无所偏，故有刚柔善恶，（《通书》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先儒谓之气质之性。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此本然之善，名为天命之性，纯乎理者也。（气质之性，自横渠始有此名。汉儒言性，皆祖述荀子，只见气质之性。然气质之性亦不一向是恶，恶只是个过不及之名。故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方为定论。若孟子道性善，则并气质亦谓无恶。如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年，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即是指气质。孟子之意是以不善完全由于习，气质元无不善也。汉人说性，往往以才性连文为言，不免含混，故当从张子。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是两重。程子曰：“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明；二之则不是。”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犹水之有清浊也。清水浊水，元是一水。变化气质，即是去其砂石，使浊者变清。及其清时，亦只是元初水，不是别将个清的来换却浊的。）此理自然流出诸德，故亦名为天德。见诸行事，则为王道。六艺者，即此天德王道之所表显。故一切道述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易》本隐以之显，即是从体起用。《春秋》推见至隐，即是摄用归体。故《易》是全体，《春秋》是大用。伊川作《明道行状》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须知《易》言神化，即礼乐之所从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诗》《书》并是文章，（孔子称“尧焕平其有文章”，子贡称“夫子之文章”，此言文章乃是圣人之大业，勿误作丈辞解。）文章不离性道，故《易》统《礼》《乐》，（横渠《正蒙》云：“一故神，二故化。”礼主别异，二之化也；乐主和同，一之神也。礼主减，乐主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皆阴阳合德之理。）《春秋》该《诗》《书》。（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故《春秋》继《诗》。《诗》是好恶之公，《春秋》是褒贬之正。《尚书》称二帝三王极其治，《春秋》讥五伯极其乱，拨乱世反之正，因行事加王心，皆所以继《书》也。）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知，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此以《书》配义，以《乐》配智也。）以五德言之，《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皆信也，皆实理也；以六德言之，《诗》主仁，《书》主知，《乐》主圣，《礼》主义，《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达道是和。《中庸》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此为德之总相。）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仁德之相。）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义德之相。）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礼德之相。）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智德之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言其大，渊泉言其深。）此为圣人果上之德相。《经解》所言“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则为学者因地之德相。而“洁静精微”之因德，与“聪明睿智”之果德并属总相，其余则为别相。曰圣曰仁，亦是因果相望，并为总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六相摄归一德，故六艺摄归一心。圣人以何圣?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学?学于六

艺而已。大哉，六艺之为道!大哉，一心之为德!学者于此可不尽心乎哉?

荀子曰：“有圣人之知，有士君子之知，有小人之知，有役夫子之知。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佚犹引也。）是士君子之知也。”今言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言语说得太广，不是径省之道。颇有朋友来相规诫，谓先儒不曾如此，今若依此说法，殊欠谨严，将有流失，亟须自己检点。此位朋友，某深感其相为之切。故向大众举出，以见古道犹存，在今日是不可多得的。然义理无穷，先儒所说虽然已详，往往引而不发，要使学者优柔自得。学者寻绎其义，容易将其主要处忽略了，不是用力之久，自己实在下一番体验工夫，不能得其条贯。若只据先儒旧说搬出来诠释一回，恐学者领解力不能集中，意识散漫，无所抉择，难得有个入处。所以要提出一个统类来，如荀子说“言虽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易》传佚文曰：“得其一，万事毕。”一者何?即是理也。物虽万殊，事虽万变，其理则一。明乎此，则事物之陈于前者，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于吾心无惑也。孔子自说“下学而上达”，下学是学其事，上达是达其理。朱子云：“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这个理，便是上达。两件只是一件，所以下学上达不能打成两橛。事物古今有变易，理则尽未来无变易，于事中见理，即是于变易中见不易。若舍理而言事，则是滞于偏曲；离事而言理，则是索之杳冥。须知一理该贯万事，变易元是不易，始是圣人一贯之学。（佛氏华严宗有四法界之说：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孔门六艺之学实具此四法界，虽欲异之而不可得，先儒只是不说耳。）学者虽一时凑泊不上，然不可不先识得个大体，方不是舍本而求末，亦不是遗末而言本。今举六艺之道，即是拈出这个统类来。统是指一理之所该摄而言，类是

就事物之种类而言。（统，《说文》云“纪也”。纪，“别丝也”，俗言丝头。理丝者必引其端为纪。总合众丝之端，则为统，故引申为本始之称，又为该摄之义。类有两义：一相似义，如“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是；一分别义，如“君子以类族辨物”是。《说文》：“种类相似，唯犬为甚。”故从犬。）知天下事物种类虽多，皆此一理所该摄，然后可以相通而不致相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此方有弘的意思。圣人往矣，其道则寓于六艺，未尝息灭也。六艺是圣人之道，即是圣人之知，行其所知之谓道。今欲学而至于圣人之道，须先明圣人之知。知即是智。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人之知，统类是一，这便是始条理；圣人之道，本末一贯，这便是终条理。《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今虽说得周遮浩汗，不是下稍没收煞，言必归宗，期于圣人之言，无所乖畔。始条理是博文，终条理便是约理。（礼即是理，经籍中二字通用不别。）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不是教学者躐等，是要学者致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说罔是“昏而无得”，殆是“危而不安”。（或问又曰：“罔者，其心昏昧，虽安于所安而无自得之见。殆者，其心危迫，虽得其所得而无可即之安。”）若不入思惟，所有知识都是从闻见外铄的，终不能与理相应，即或有相应时，亦是亿中，不能与理为一。故今不避词费，丁宁反覆，只是要学者合下知道用思，用思才能入理。虽然，多说理，少说事。事相繁多，要待学者自己去逐一理会。理则简易，须是待人启发，才有入处，便可触类旁通。《易》曰：“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周礼》司徒之官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乐经》无书，先儒亦有以《大司乐》一篇当之者。）郑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礼记·文王世子》亦有“成均”。古之大学何以名为“成均”，今略说其义。成是成就。均是周遍。（《说文》：“均，平遍也。”“遍，周币也。”）此本以《乐》教为名，乐之一终为一成，亦谓一变。（乐成则更奏，故谓变。九成亦言九变。）均即今之韵字。“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和之至也。大学取义如此，可以想见当时德化之盛。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亦是以乐为比。故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条如木之有条，理如玉之有理。朱注云：“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智者，知之所及。圣者，魏之所就。”《文集》云：“智是见得彻，圣是行得彻。”）朱子注此章说得最精，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三圣谓上文伯夷、伊尹、柳下惠。）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盖乐有八音”，“若独奏一音，则其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伯夷合下只见得清，其终亦只成就得个清底；伊尹合下只见得任，其终亦只成就得个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见得和，

其终亦只成就得个和底：此便是小成。孔子合下兼综众理，成就万德，便是大成。知有小大，言亦有小大。吾人既欲学圣人，便不可安于小知，蔽于曲学，合下规模要大，心量要宽。亦如作乐之八音并奏，通贯谐调，始以金声，终以玉振。如此成就，方不是小小。今举六艺以明统类乃正是始条理之事。古人成均之教，其意义亦是如此。学者幸勿以吾言为河汉而无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