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越南古都（孙新生越南游记）

参观越南古都（孙新生越南游记）与这种人事、朝政相配的就是越南自主草创时期其都城建筑规模之小、之简陋。有史料作证。宋淳化元年（990年），使臣宋镐奉诏赐封黎桓，归后奉旨陈述华闾见闻，其曰：“国城中无居民，有竹舍数十百区，以为军营。酋府门曰‘明德’，所居楼四层，上为酋居；次御宙居之，中人也；又次个利就居之，老钤下之属也；最下层军士居之。又有水晶宫、天元殿等诸僭拟名号。屋皆朱漆柱，绘龙、鹤、仙女。门另有一楼，犹榜曰‘安南都护府’，唐旧颜也。”宋镐所述之情况，叙述的是丁部领死后第二年的情况。即便如此，亦何陋也，更遑论之前。整个的一片竹室军营，一个简单的朝廷栖身之地，毫无繁华与威严可言。丁执政风格粗野，无规度。因当时盗贼众多，治安混乱，便下令在大殿上放置油锅，在宫廷中豢养虎豹。若有犯罪者，丢进油锅烹杀，或扔进笼子里让虎豹吃掉。这种血腥酷刑的高压政策收到了恐吓效应。当然要从更长远计，华闾终归远离越南的政治重心、经济重地和文化策源之

荡平众寇，一统安南，则建立首都，使朝廷有一个安身立命、构设中枢、发号施令之处便成了丁朝面临的首要任务。虽前有羸楼、大罗等郡县时期的都府大邑，但绝非丁部领的起事之地、梦魂之处，且交趾初定，狼烟起伏，不为首选。还是在自己所处的驩州这块根据地上打主意吧。丁部领本欲在现仍属于宁平省的潭村华地一带建立新的都城，但他觉得那里地势狭隘且无设险之利，便将首都建在了华闾。

华闾古城牌坊

我站在华闾古都区中央的广场之上，思虑着所谓“丁皇设都”这个问题，觉得丁部领所作的抉选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与其草莽的身份相符合。

首先，这是丁出生、成长、发福之地，群众基础好，可上下同心，政治上有利；其次，此地地势险峻，环山傍水，仅东边地势稍低，成豁口状，便于防卫，且此处已为久战之地，无近忧也，何况山地中旷平之地所占地幅亦不算小，我看面积可达三四平方公里之多，山地中还有谷地，也可谴用，能够安放得下当时的朝廷；三是宁平位于红河三角洲南端，也算富庶之地，且北上南下均自如也，也可掌控举国局面。

当然要从更长远计，华闾终归远离越南的政治重心、经济重地和文化策源之地，难为久都之地。而要得出这一结论，则需要更远大的眼光和睿智的头脑，尤其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能少。而这终不能强丁部领之所难，作出超历史的结论。

华闾古城侧门

史载丁部领本人“目不识丁”，他所施行的政策基本上属于那种文化宗教化，偏于谋略与勇力的军事统治。实际上整个安南这个刚刚掌握政权的上层集团的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都不高，新的士大夫阶层还未形成，因而丁本人器重僧侣与道士等宗教人士，任命吴真流为僧统，赐匡越大师并执掌朝政，又任命僧人张麻尼为僧录、道士邓玄光为崇真威仪，此三人不仅分别掌握佛、道宗教权力，还直接参与政务，居朝廷中枢之位。而儒者等文化人士则处二等位置，如当时的儒学大师刘基只当个“都督府士师”，相当于管家和教师。

丁执政风格粗野，无规度。因当时盗贼众多，治安混乱，便下令在大殿上放置油锅，在宫廷中豢养虎豹。若有犯罪者，丢进油锅烹杀，或扔进笼子里让虎豹吃掉。这种血腥酷刑的高压政策收到了恐吓效应。

与这种人事、朝政相配的就是越南自主草创时期其都城建筑规模之小、之简陋。有史料作证。宋淳化元年（990年），使臣宋镐奉诏赐封黎桓，归后奉旨陈述华闾见闻，其曰：“国城中无居民，有竹舍数十百区，以为军营。酋府门曰‘明德’，所居楼四层，上为酋居；次御宙居之，中人也；又次个利就居之，老钤下之属也；最下层军士居之。又有水晶宫、天元殿等诸僭拟名号。屋皆朱漆柱，绘龙、鹤、仙女。门另有一楼，犹榜曰‘安南都护府’，唐旧颜也。”宋镐所述之情况，叙述的是丁部领死后第二年的情况。即便如此，亦何陋也，更遑论之前。整个的一片竹室军营，一个简单的朝廷栖身之地，毫无繁华与威严可言。

丁朝祸起内乱，仅存立十一二年。丁部领后期昏聩，将追随自己久经沙场、立有战功的长子丁琏晾在一旁，偏听偏信地立年仅三四岁的少子项郎为太子，封六岁的次子丁璇为卫王，已被封为“安南王”的丁琏不服，派人暗杀项郎。没多久，宫内侍卫杜释杀害了醉卧宫廷的丁部领，丁琏也同时被害。丁璇即位。执掌兵权的十道将军黎桓乘主年幼，与丁璇生母杨云娥太后（杨廷艺之女，杨三哥之妹）私通，并逐渐夺取朝政，自称副皇帝，独裁大权。

980年，黎桓借着北宋南下讨伐之机篡位，建立前黎朝。前黎朝仍以华闾为都，前后长达30年。待国力渐强后，黎桓开始都城的大规模建设。史书记载，黎朝后期修建了“百宝千岁殿”，造工华丽，“其柱裹以金银，东建风流殿，西建荣华殿，左建蓬莱殿，右建极乐殿。次构火云楼，连起长春殿，其侧龙禄殿，盖以银瓦”。虽建了几个宫殿，有些帝王之相，但因华闾一地实为“湫隘”，终难以成规模、成气候。

越南草创时期的丁、黎二朝治国理念紊乱，缺乏统治经验，重武力，行暴政，少文化，实在难以持久，仅41年两朝便告终结。但它终归搭建起一个自主封建的行政框架，破天荒地选择和创建了安南开国阶段的“京城”，实为不易，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

时光流逝，虽然旧时朝堂尽已湮没，但残留的遗迹尚隐约可寻昔日的情景。城门、牌坊、廊柱、庙宇仍残存着。我们站立的广场上铺石已旧，苔痕遍布。向北望去，山下树荫掩映着的院墙内的房屋似乎是庙堂。院墙外竖着新制作的中式旗幡，上书“天福”两个汉字，赫然醒目。

丁部领庙

近观之，并列着两个中式院落。左边为丁先皇的祠堂，右边是黎桓堂。丁庙近山窝，黎庙邻平川。丁皇庙规模很小，显得有些败落，但膜拜者甚众，香火旺盛。过山门，院落方圆约十亩，草木蓊郁，院中立有几棵大树，四周散布着一些塔楼和碑石，还有一些石刻瑞兽祥鸟像。后院大些，所写对联已被黝黑的苔迹覆盖，描金的供桌及龙椅搁置堂前，一眼望去就知是新置的。殿堂为五开间歇山式龙脊鳞瓦房屋，平淡无奇，较中国的普通堂屋稍高大些。龛台塑丁部领像，相貌显得清颋。

庭柱上的古汉语对联写得还算工整、对仗：

瞿越造皇尊真得食奎始开正统号万胜王长安庙貌百千万

华闾传帝绩拨乱芦旗大志芳名平十二使君南帝统第一纪

完全是歌功颂德丁部领开安南自主自立事。所谓“长安庙貌”，讲的是李朝视“华闾”为故都，后改名“长安”，隐含着对汉唐故都“长安”的尊崇之意。

丁皇庙

丁部领墓

紧邻的黎皇庙形制明显雄大些，可能是后修的缘故。正门为赤柱红瓦三开间二层门楼，两侧为白色双石柱马头墙连体，似乎有中国徽派建筑的味道；二道门为四青石柱三门三重赤檐式牌坊，殿堂与丁皇庙相似，线条简练，略有装饰，屋檐更面阔垂长。至此我才明白，难道我在河内、京北一带所见的面更阔、伸更长的重檐皇家殿堂，由此发端不成？

厅堂阴暗、低矮，却阔大，柱、梁、庑交错。中央龛台上正面为黎桓座像，杨太后与丁朝末代君王丁璇端坐两旁。这种配置与前、后朝殿堂主祭君王有别，可能是希望掩盖什么。

其实即使在越南本地也有不少儒学家、史学家对黎桓与前朝太后私通、谋逆幼王政权的行为评价不高，甚至还有抨击。宋太宗正是从宗主国的角度出发，对这种从礼义上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有所鄙夷而决定征南的，之中可能有些鲁莽，轻易用兵，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原王朝儒家忠君正统观念对这种“谋逆”行为的不可容忍所为。

说实在的，封建时期的“家天下”改朝换代出现不测是常有的事情，中国也难以幸免，但越南似乎更成“常态”，前黎朝后的李、陈、胡朝均出现过这种情况，这可能与其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有关。对这些“不测”事件之褒贬评价，最好留待其本国人士评论为佳。

堂左侧单独塑有前黎朝第二代君王黎龙铤像。黎桓死，诸子勾心斗角，争夺王位。三子龙铤派人刺杀太子龙钺。黎龙铤与其父黎桓一样，生性好杀，推行暴政。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就将此人与中国古代的夏桀、商纣相比，认为“其促亡也，岂无所自哉”。黎龙铤贪于酒色，患有痔疾，卧而视朝，故又被称为“卧朝皇帝”。

黎皇庙

与丁皇庙相较，黎皇庙门庭冷落，几无香火，我们在此地驻留许久，未见一越南人上来拜祭，与右庭那个庭院人声鼎沸形成鲜明对比。可知何故？舒明道：恁明白了。

俟后，折返向西，见一石砌的古池塘，可能是古都城的园林区。走不多远，则进入山谷，谷口宽约1里，深长，谷底与西边山脚处辟为稻田。在稻田里还立有七八座古墓，均呈圆形，石砌，上覆土，已长满青草。大者宽一二十米，高四五米，小者宽七八米，高二三米。小秦问路人，方知此墓群就是黎氏皇家墓陵。不料年代久远竟也荒冢草没。

我们又顺着小秦手指的方向望去，西边远处一巨大山体矗立，峰顶平圆，向两边斜滑，两翼有多个尖陡的小峰体相连。由山豁口而谷底，正对远处峰顶。由远及近，田衬着林，翠绿黛绿连成一片，景色添美。舒明说，这里山高水绕，风水很好。但我想，天算人算终不同，人间事终要人来算。

后来又去访丁部领墓。路牌指示曰墓在山上，只有80米远。不见游人，只有我们登高。岂止80米，走了三四百米仍不见山顶。山径的平缓处和歇脚处，均有中老年的越南人，或乞讨，或卜卦算命，或兜售饮料、水果。可能是这些人挂的路牌？心存狐疑。山，原名华闾，现名长安，十分陡峭，几乎手脚并用，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近1个小时才到山顶。屈指算来，此山山高路险，何止80米，行上千米也有。再向左前方下行百米，即为墓址。

有一新修的石亭，将一两米高的古碑包裹起来，由碑文可见这里就是丁陵。墓修得很简单，与粤闽山区依山坡所建的白色坟茔相似，将山脚竖削平，坟偎山体，置一平台，祭祀用，再修石栏，将陵区围住，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帝陵如此，足可见初立时期国势之窘状。

黎氏皇家墓陵区

归返时再登临高处，俯瞰华闾全貌，始解真谛。一河流过盆地，将其裁为两截，西为都城，东、北则为村庄、农田。北、西皆为高山，南为丘陵，山势连绵，不绝于眼。东边村后有低矮、间断的山丘，再远处有山体为屏障，将红河平原隔断。丁部领择此地为都，确为险要之地，明眼人一看便知全为军事用途所择，也不管逼不逼仄。难怪李公蕴一建李朝便要搬家，写了那篇“迁都诏”。李公蕴拿中国商周王廷三徙都说事，择都必须“图大宅中”，才能“国祚延长，风俗富阜”。

而丁、黎二家，“徇己私，忽天命”，不按商周之迹办事，“致世代弗长，算数短促”，因而决定迁都择 “高王故都大罗城”为都。览物思之，李太祖将“算数短促”完全归之于择都不当，未“图大宅中”，似乎有些过分，但其弃华闾而步高骈后尘，选中了“大罗城”即现在的河内，却眼光独到，不失妙定“天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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