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出生日期（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
汤一介出生日期（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1980年代以来，我的写作活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期间我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自此以后一直到1970年代末，我在各种报刊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学术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分成若干阶段。1947年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后，开始我是北京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忙于各种政治运动。1951年初，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而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并留在那里担任了教员，先是教（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后来也教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
本期微信摘录汤先生《我的哲学之路》，以表达我们的哀思和纪念，摘自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的“代序”。
汤先生谦逊地说：我自知自己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但我和如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哲学之路》
汤一介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分成若干阶段。
1947年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后，开始我是北京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忙于各种政治运动。1951年初，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而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并留在那里担任了教员，先是教（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后来也教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6年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先是作为我父亲汤用彤的助手，帮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这样我也就自动地或者被动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收入《中国哲学史讨论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这是我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自此以后一直到1970年代末，我在各种报刊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学术价值。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1980年代以来，我的写作活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期间我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
《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这是我1980年代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者可以看出，从1980年代初的上述那篇文章起到今年（1997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辩名析理—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我的思想也是在变化着的。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我自知自己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但我和如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研究的范围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1983年出版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体上表达了我对“魏晋玄学”的整体看法。在本书中我收入了除原书第三章《魏晋玄学发展（中）—玄学与佛教》和第四章《魏晋玄学发展（下）—玄学与道教》之外的其他各章。这是由于我又写了一本（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而父亲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玄学与佛教”已经讨论过，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删去了上述两章。对，我删去原书的第五章《三国两晋时期对道教的限制》、第七章《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第八章《为道教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规教仪的思想家寇谦之》、第九章《为道教首创经典目录的陆修静》、第十章《为道教建立神仙谱系和传授历史的思想家陶弘景》等。据我所知，在1988年这本出版时，对道教研究的专著还很少出版，此后就越来越多了。我保留的几章，大都是其他学者研究比较少的，还包含了我对其他中日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这一部分包含目录“论文”部分中的第一篇到第八篇。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特性作深入的研究。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我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第二篇《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第三篇《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是讨论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大哲学家都讨论真善美问题，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说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也都讨论了真善美问题。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我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之后，我在后面的几篇文章中讨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
（三）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文化的双向选择—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虽是讨论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但我的目的是看看这一外来思想输入我国的过程对今天西方文化的输入有无可借鉴之处。《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是我1990年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次讨论“正义”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正义”问题，我本是外行。但我在会上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我提出在人文学科的哲学、文学、史学中，如果说哲学是讨论“真”的问题，文学是讨论“美”的问题，那么史学就是讨论“善”的问题。历史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事实的历史，一个是叙述的历史。不同的史学家会对事实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就涉及正义与非正义问题，如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自然和善和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我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么从科学分类的另一角度看，人文学科的文学、史学、哲学就是研究真善美的学科。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从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和《辩名析理—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等三篇可以说是对的补充，其中后面一篇提出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或者是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应开拓的新领域。最后收入了《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裴颅是否著有〈贵无论〉》、《读〈世说新语”札记》和《唐代功德使考》等四篇史料考证的文章，其中有些史料或将对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有些用处，故收入本集之中。
（写于1997年12月1日）
本文转载自“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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