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水原城市如何（韩国访古水原华城）

韩国水原城市如何（韩国访古水原华城）笔者先从长安门登上华城城墙。长安门是1794年刚开始营建华城时，与八达门﹑西将台﹑访花随柳亭等一道被首批建造的建筑。华城城墙曾在日本殖民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遭到破坏，现在所见的城墙及附属建筑物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按《华城城役仪轨》与《园幸乙卯整理仪轨》重修的产物。以18世纪晚期朝鲜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华城应该在当时算是比较宏大的城池，但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城池面积有限且城墙也很难说是宏伟高大。事实上，沿华城城墙散步一圈，大概两个小时便已足够。不过笔者个人觉得水原市比较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为了保护华城，古城墙内的范围内并没有修建高大的现代建筑物，现代城市建设主要是在古城之外的范围内展开。1789年将思悼世子迁葬水原，随后于1794年开始水原华城的建设的背后，是追求王权强化的正祖在政治上实行“荡平策”，于1788年构筑出所谓“三党保合”政局的成果。朝鲜王朝后期的党争主要在南人、北人、老论、少论四个

水原华城位于首尔南部近郊的京畿道水原市，是朝鲜时期国王正祖（在位：1776-1800）为纪念父亲思悼世子（1735-1762）而修建的首都卫星城。思悼世子即朝鲜英祖的次子，在1762年被英祖赐死于柜中，后葬于京畿道杨州的拜峰山。正祖于1789年将其父思悼世子的遗骸移葬到水原花山下，并将陵墓命名为显隆园，且于1796年完成了显隆园附近的水原华城的建设。

虽然水原华城里留下了不少朝鲜王室的故事，但探访这些故事并不是笔者此行最主要的目的。笔者在听说水原华城之前，曾在不少有关燕行录的研究书籍或展览中见到过当年朝鲜燕行使出使北京而留下的燕行图，其中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中所藏的描绘北京朝阳门与山海关瓮城的燕行图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又听闻水原华城的长安门正是仿中国城池的瓮城形式，而且整座城池的建设过程中利用了不少从中国学来的技术，即充分利用了“北学”的成果。秉着对朝鲜燕行使们留下的燕行成果的好奇心，笔者在深秋的一个周末探访了水原。

《燕行图·朝阳门》

《燕行图·山海关》

水原华城：“北学中国”的重要成果之一

就整个朝鲜王朝后期政治史与思想史来说，“北学”其实并不是朝鲜政界与学界的主流。明清交替之后，朝鲜王朝官方虽然奉清朝为正朔，但两班士大夫们仍然深深怀念明朝，将清朝视为夷狄政权，并认为朝鲜才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嫡统，即“小中华思想”才是朝鲜思想界的主流。在17世纪后半期的朝鲜孝宗与显宗在位时期，整个朝鲜精英阶层甚至呼吁并无实践可能性的“北伐”。事实上，在17世纪甚至18世纪上半期出使清朝的朝鲜燕行使也不愿意主动与清人接触，亦不太关心清朝的学问成果。在崇明反清呼吁“北伐”的社会氛围里，对朝鲜来说，向清朝学习先进文化与技术显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清朝统治的渐渐稳定，朝鲜的士大夫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北伐”主张的空想性以及清朝文化技术的先进性，到了18世纪中晚期，一部分曾出使过北京的朝鲜士大夫，如朴趾源﹑朴齐家等人开始主张“北学中国”，即引进并利用清朝的先进文物为朝鲜所用。虽然“北学”为朝鲜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可能，但“北学”思想仅仅只是在一部分朝鲜燕行使及其周边人物间流传，大部分的朝鲜两班士大夫即使明知清朝文物的先进，但仍坚持崇明反清，朝鲜才是小中华的立场，拒绝向所谓的夷狄政权——清朝学习。而水原华城的修建，则是“北学”思想部分落到实处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

《华城城役仪轨》中的《图说华城全图》，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本。

1789年将思悼世子迁葬水原，随后于1794年开始水原华城的建设的背后，是追求王权强化的正祖在政治上实行“荡平策”，于1788年构筑出所谓“三党保合”政局的成果。朝鲜王朝后期的党争主要在南人、北人、老论、少论四个派系中展开，即通常所说的四色党争。南人和北人都是由东人里分出的支派，而老论和少论则都属于西人。到了正祖时期，北人势力早已没落，而势力最强大的当属老论。所谓“荡平策”则来自于《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的论述，就朝鲜当时的政局来说，即通过平衡牵制各党派来强化王权。而所谓的“三党保合”就是指当时老论﹑少论﹑南人的人物都被正祖分别任命为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形成“三相体制”的政治局面。在任何派系都无法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正祖才能有效地推行王权，为生父洗刷冤恨，也可以强化自身的正统性。

笔者先从长安门登上华城城墙。长安门是1794年刚开始营建华城时，与八达门﹑西将台﹑访花随柳亭等一道被首批建造的建筑。华城城墙曾在日本殖民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遭到破坏，现在所见的城墙及附属建筑物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按《华城城役仪轨》与《园幸乙卯整理仪轨》重修的产物。以18世纪晚期朝鲜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华城应该在当时算是比较宏大的城池，但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城池面积有限且城墙也很难说是宏伟高大。事实上，沿华城城墙散步一圈，大概两个小时便已足够。不过笔者个人觉得水原市比较值得称赞的一点是，为了保护华城，古城墙内的范围内并没有修建高大的现代建筑物，现代城市建设主要是在古城之外的范围内展开。

长安门及古城外的水原市区，笔者摄。

在水原华城的建设中，通过燕行而从清朝传入朝鲜的新技术与新知识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正祖在统治上一方面比较重视学问，一方面也不论党派身份出身，注重提拔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士大夫，即推行所谓推崇学问的“右文政治”。在1794年开始建设华城之前，《古今图书集成》与《奇器图说》等书籍便已流入朝鲜。丁若镛等一批朝鲜士大夫在奎章阁中研读这些书籍，设计出适合华城建设使用的举重器等器械。同时在城池的规划上也参考了中国北方城池的样式，长安门的瓮城便是其成果之一。正祖本人亦对华城的建设非常满意，在1797年正月的一次巡城中，正祖甚至表示：“今而后，我国始可曰有城制。”其称赞之情溢于言表。

《华城城役仪轨》中的《举重器全图》。

从长安门下来顺着城墙往南走，很快便可到达华虹门，从光教山上流下的柳川通过此门流入华城。柳川沿岸至今仍是华城的重要城市湿地，同时也是定居在溪水中的野鸭子们与暂时停歇的候鸟们的乐园。华虹门附近大概是最适合观赏水原景色的地方，水原八景中的“华虹观涨”﹑“南堤长柳”﹑“龙池待月”都在此附近。

华虹门，笔者摄。

沿着华虹门略微再往高处走几步，便可到达据说是正祖最喜爱的访花随柳亭。此亭名中的花与柳一说是指亭外的花卉与柳树，一说是指附近的花山与柳川。无论取哪一说，都可以推测出此亭的建设应与赏乐游玩有关。事实上，正祖修建水原华城的目的一开始是安慰亲父思悼世子的亡灵，同时也是为了首都防御，以及预备自身退位后奉母退居于此的生活，所以华城的城市规划也显示出了军事与生活目的兼用的特点。

访花随柳亭的近景与远景，笔者摄。

从古城墙下来经过古城区的水原博物馆，便可前往华城行宫。在水原博物馆的门口，竖立着十座朝鲜时代留下来的善政碑。原先这些善政碑并不是在博物馆前，为了管理与保护的便利，被统一移放到现在的位置。笔者注意到其中一块善政碑的主人为郑元容（1783-1873），他曾在1833年担任过水原留守，亦曾于1831年担任燕行使节团的正使出使中国，并留下使行日记《燕槎录》，可见水原这座城市确实与燕行颇有渊源。

留守郑公元容清德爱民善政碑，笔者摄。

华城行宫：一个王室孝子未完成的构想

华城行宫位于古城的北侧，北靠八达山，南望柳川，为典型的风水宝地。1795年正祖曾奉生母惠庆宫洪氏巡幸水原参拜思悼世子的陵园，并为洪氏的六旬花甲在此举行了进馔宴。为何国王的生母未被崇奉为王大妃而仅有惠庆宫的名号？这就要从正祖上一代的王室悲剧说起。

朝鲜英祖（即正祖的祖父）因政治上及性格上矛盾于1762年将次子思悼世子（即正祖的生父）关在柜中活活饿死后，将世孙即后来的正祖过继给了早逝的长子（即孝章世子）为子，所以惠庆宫洪氏不能算是国王宗法上的母亲，亦不能被尊崇为王大妃。虽然宗法上不被算作母子，但这并不会改变正祖对洪氏的孝心。当初正祖修建华城行宫的目的一是为了迎接思悼世子六旬冥寿与惠庆宫花甲诞辰的华城巡幸，更重要的是为了预备所谓的甲子年构想，即正祖打算在1804年将王位让给到那时年满十五，可以处理政事的世子，而自己奉母亲洪氏陪伴父亲思悼世子的陵墓退居水原华城。华城行宫便是正祖为退位后准备的居所。

《园幸乙卯整理仪轨》中的巡幸水原华城时惠庆宫所乘“慈宫驾轿”，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本。

当年的华城行宫是为王室用途所建，但是现代重修的华城行宫则更像一个兼具影视基地功能的文化遗址公园。或许很多人并未听说过华城行宫的名字，但很可能曾在电视剧中见过这座行宫的庭院楼台。韩剧《大长今》﹑《仁显王后的男人》﹑《云画的月光》等均在此取景，或许亦是考虑到拍摄方便及这座行宫恰好就是相对完整的朝鲜后期的风格吧。

华城行宫的正门新丰楼，笔者摄。

华城行宫里各宫殿的名称无一不体现出这是一座为了国王及老母退居生活而修建的行宫。比如正门新丰楼的名称，用的是汉高祖刘邦修建新丰城的典故——刘邦为了缓解其父刘太公的思乡之情而仿故乡城邑修建了一所新城，此城后被命名为新丰。正祖修建华城行宫的动机亦与汉高祖刘邦有类似之处，即都是为了向父母尽孝。不同的是刘邦是为了安慰父亲的思乡之情，而正祖则是为了安慰母亲对故人的思念。

然而正祖的甲子年构想并未能如愿进行。1800年六月，正祖的肿气病突然加剧，不久便溘然长逝。惠庆宫洪氏则在正祖去世后，于韩文回忆录《恨中录》中留下了如下的记载（此处引用文采用朝鲜时代的汉文译文）：

“先王（即正祖）黽勉在位而至痛在心，无南面之乐，或请尊号，则坚辞不受，每有脱屣千乘之志。既诞圣子，宗国之托付有人。华城规度与京师等，堂号曰老来堂，亭号曰未老闲亭。每语余曰，小子非贪位也，为宗国不获已也。岁在甲子，则元子为十五岁足可传位，当遂初志，陪妈妈往华城。”

惠庆宫自身也提及到正祖在世时亦多次向她提及甲子年构想，并且整个水原华城的规划是按照首都的规制而进行，其中行宫里有老来堂，亦有未老闲亭。老来堂的名称则取自白居易的诗《四十五》：“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正祖为1752年生人，其四十五岁时当为1796年，恰好是水原华城完工之年。大概同为四十五岁前后的正祖亦对白居易留下的这首诗心有戚戚吧。

《园幸乙卯整理仪轨》中的《行宫全图》

不过随着正祖的急逝，无论是甲子年构想还是政治上的荡平政局，都很快化为乌有。正祖死后，年幼的纯祖即位，英祖的继妻贞纯王后庆州金氏以大王大妃的身份垂帘听政，政治实权迅速集中到包括庆州金氏一族在内的老论僻派手中，政治局面也从牵制党派的“荡平政治”走向外戚独大的“势道政治”。但正祖依然永远地和水原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其死后亦归葬水原的花山下，思悼世子的显隆园附近便是正祖的健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