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乱世纷争的根源（洛阳都城史话东汉卷之27）

东汉末年乱世纷争的根源（洛阳都城史话东汉卷之27）影视作品中的汉灵帝面对正义的抗争，各种黑恶势力绝不会主动妥协。士人英勇的抗争，引发了黑恶势力的疯狂反扑。汉桓帝面对李云的批评，勃然大怒，就把李云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看到李云因逆耳忠言而获罪，弘农郡的属吏杜众也向皇帝上书，他说李云忠心耿耿，应该无罪释放。如果非要杀李云不可，自己愿意和李云同日而死。愤怒中的汉桓帝把杜众也投进监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人纷纷上书劝解汉桓帝。陈蕃说：“李云的话虽说有点冒犯陛下，但本心是忠于国家的。本朝先帝都能容忍臣下激烈的批评，陛下也应效法。如果杀了李云，恐怕天下人都会联想到了比干剖心的情形，希望陛下能够开恩赦免。”对这些解救的努力，汉桓帝更为愤怒，下令将陈蕃、杨秉罢免。最终李云和杜众惨死于狱中。这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黑恶势力开始了更为疯狂的反扑。士人的抗争还表现在直接与黑暗势力相对抗方面。南阳名士朱穆一贯刚正不阿，与黑恶势力进行着不断的抗争。早在梁冀当政的时候

五侯死后，汉桓帝、汉灵帝继续纵容其他宦官为非作歹。宦官侯览在担任中常侍以后，贪赃枉法，受贿巨万。当时由于内忧外患，朝廷府库空虚，朝廷向百官公卿借贷。侯览向朝廷进贡五千匹缣（jiān）帛（绢帛），因而被封为关内侯。后来又因为曾经参与铲除梁冀的密谋而被进封为高乡侯。当时还有个小黄门段珪和侯览产业相邻，他们都纵容宾客为非作歹，祸害乡里，劫掠行旅。当地官员滕延把这些害群之马都抓起来从重治罪，杀了罪大恶极的十多人。侯览、段珪闻听宾客被杀，怒火中烧，诬告滕延枉杀无辜。昏庸的汉桓帝竟然将滕延罢免。侯览等人更加放纵。侯览之兄侯参担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刺史期间，稍微富裕的民众都被他诬陷谋反而杀害，家产则被抄没，实际上就是到了他侯参的腰包。后来太尉杨秉得知侯参的恶行，就向皇帝参奏了他。朝廷下令将侯参用囚车送到京城，侯参自知罪孽深重，在路上就自杀了。当时的京兆尹袁逢在旅舍检查了侯参被查扣的家产，有三百多辆车，车上都装满了金银珠宝。侯览因而被免官。但是，时过不久，侯览再次复职。汉灵帝时，侯览母亲去世，侯览大兴土木为母亲营建坟墓，还提前给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墓地，严重违反了当时的礼制。被地方官员检举后，侯览不仅把地方官员的奏章给扣压下来，还倒打一耙，诬告正直的官员结党谋私，引起了党锢之祸。侯览前后夺人宅所三百八十一处，夺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顷。一直到熹平元年（172年）才恶贯满盈被揭发，侯览自杀，党羽也被治罪。

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被封为列侯，权势熏天，甚至他的家奴都卖官鬻爵。扶风人孟佗家境殷实，极力巴结张让的家奴，张让的家奴都对他很感激。后来张让的家奴们说：“阁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吗？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孟佗说：“我也没有别的奢望，就希望你们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我下拜一次。”众家奴说：“这有何难？”当时去巴结张让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经常有数百辆车停在张让家门口。孟佗来到张让门口，前面已经挤了一大堆人，大家都急于见到张让，根本没人给孟佗让路。这时张让的家奴看到孟佗到来，主动迎上来，拜倒一片，然后就和孟佗共乘一辆车进入张让家门。那些巴结张让的人不知道孟佗什么来路，以为他和张让关系密切，纷纷向孟佗行贿，孟佗狠狠地赚了一笔，然后拿出银子来贿赂张让，张让大喜，就推荐孟佗做了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县）刺史。

这些黑暗腐朽的行为，引发了众多正直之士的不断抗争。士人抗争的首要途径就是通过品评公卿，也就是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影响朝政。当时的太学拥有数万名学生，这些青年才俊仗义执言，挥斥方遒，太学成了京城舆论的中心。太学生郭泰（字林宗）、贾彪（字伟节）与正直官员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成为士人的领袖。他们被士人称为：“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书》第2186页）他们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通过“清议”来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表彰正直的官员，成为与黑恶势力抗争的中流砥柱。公卿大夫对他们的品评，也都很看重。这些正直的士人领袖拥有着很高的声望，人们纷纷以被李膺接待为荣，甚至称之为“登龙门”。有一次颍川（治今河南禹州市）名士荀爽前去拜访李膺，并且为李膺驾了车，回家以后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终于为李膺驾车了！”还有其他一些名士，也受到士人的尊敬，被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 “八厨”的称呼。窦武、刘淑、陈蕃被称为“三君”，是说他们可以做一世的楷模。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㝢被称为“八俊”，说他们都是一世俊杰。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被称为“八顾”，是说他们都能用德行来引导别人。张俭、岑晊（zhì）、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被称为“八及”，是说他们能引导世人追踪俊彦豪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被称为“八厨”，是说他们是仗义疏财的人。舆论的力量对各种黑恶势力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士人的抗争还表现在直接与黑暗势力相对抗方面。南阳名士朱穆一贯刚正不阿，与黑恶势力进行着不断的抗争。早在梁冀当政的时候，他就多次以激烈的言辞劝谏梁冀，梁冀不禁对他说道：“难道我就一无是处？”永兴元年（153年）黄河泛滥成灾，百姓流离失所，冀州（治今河北柏乡县北）受灾尤其严重，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当时有三个冀州籍的宦官担任中常侍，在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以后就请求拜见朱穆，朱穆一概不见。冀州的官员听说朱穆已经渡过黄河来到河北，有四十多名贪官污吏主动辞职躲避。等到朱穆到任以后，受到弹劾的官员甚至有自杀的。朱穆采取各种措施安抚百姓，捉拿为害一方的豪强盗贼，还多次弹劾贪腐权贵，有不少人都死于狱中。在对黑暗势力的抗争中，司隶校尉李膺成为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市）令，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到张让家中。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中，将其捕获法办。

士人群体中数量最多的是太学生，他们尚处于在野的地位，但是不畏权贵，积极投身于抗争之中。他们往往利用集体的力量来与黑暗势力相对抗。后来冀州籍的宦官赵忠父亲去世，违反礼制用玉衣下葬。朱穆知道后，不仅派人挖出尸体，而且将赵忠的亲属抓了起来。赵忠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向皇帝进了一番谗言，皇帝就把朱穆投进监狱，判他去服苦役。太学生刘陶听说后，纠集了数千名学生前往皇宫向皇帝上书，为朱穆讼冤。刘陶指出这些宦官都是窃国大盗，“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皇帝诏令）”（《后汉书》第1471页），作威作福。刘陶等人纷纷表示愿意代替朱穆去服苦役。皇帝看到众怒难违，只得释放了朱穆。名将皇甫规在战争中立有大功，按说应该封侯。中常侍徐璜、左悺想趁机索贿，皇甫规根本不予理睬。他们竟然诬陷皇甫规接受了敌人的贿赂。昏聩的汉桓帝将皇甫规下狱。太学生张凤聚集了三百多人向皇帝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帝只得释放了皇甫规。

士人甚至有将斗争矛头对准了昏庸皇帝的。白马（今河南滑县）县令李云向汉桓帝上书，对汉桓帝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说道：“汉家天下已经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了，现如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贿赂公行，政化日损，陛下不要当皇帝不像个皇帝的样子！”

面对正义的抗争，各种黑恶势力绝不会主动妥协。士人英勇的抗争，引发了黑恶势力的疯狂反扑。汉桓帝面对李云的批评，勃然大怒，就把李云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看到李云因逆耳忠言而获罪，弘农郡的属吏杜众也向皇帝上书，他说李云忠心耿耿，应该无罪释放。如果非要杀李云不可，自己愿意和李云同日而死。愤怒中的汉桓帝把杜众也投进监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人纷纷上书劝解汉桓帝。陈蕃说：“李云的话虽说有点冒犯陛下，但本心是忠于国家的。本朝先帝都能容忍臣下激烈的批评，陛下也应效法。如果杀了李云，恐怕天下人都会联想到了比干剖心的情形，希望陛下能够开恩赦免。”对这些解救的努力，汉桓帝更为愤怒，下令将陈蕃、杨秉罢免。最终李云和杜众惨死于狱中。这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黑恶势力开始了更为疯狂的反扑。

影视作品中的汉灵帝

汉桓帝延熙九年（166年），河内郡人张成以占卜而结识了宦官，他大概听说了国家将要大赦，谎称自己推算出国家会有赦令，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故意杀人。当时李膺担任河南尹，就在李膺将凶手抓获后不久，朝廷的赦令果然就颁布了。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赦令，依然将凶手处以死刑。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互相联系，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汉桓帝大怒，下诏逮捕“党人”，因此案受牵连者多达二百余人，并让宦官们去负责审理。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牵连，加之太尉陈蕃极力劝谏，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汉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是，这次的党锢事件根本没有吓到正义的士人，相反，这些被处罚的士人受到了世人的高度景仰，“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后汉书》第2195页）度辽将军皇甫规认为处罚党人将自己漏掉是一个耻辱，上书汉桓帝要求与党人同罪。汝南名士范滂也牵涉到其中被免官返乡，从洛阳出发之日，汝南、南阳地区前来洛阳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

汉桓帝去世后，他最后一任皇后窦氏和她的父亲妄图专权而立了年少的汉灵帝。汉灵帝的昏聩程度相对于汉桓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宦官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宦官势力的存在，成为窦氏外戚专权的最大障碍，所以窦氏外戚积极地与士人站在一起反对宦官专权。窦武出身名门，是东汉初年功臣窦融的玄孙。窦武很早就以精通儒家经典而闻名，曾经在大泽之中教授门徒，不问政事。后来随着女儿窦妙被选入宫，窦武的仕途也开始辉煌起来。延熙八年（165年），窦妙被立为皇后，窦武也被任命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食邑五千户。第二年，窦武又被任命为城门校尉，负责守卫洛阳城。在任职期间，窦武积极笼络士人，不断向朝廷举荐贤人。窦武日常生活极为节俭，但是却将皇帝的赏赐都赠送太学里的学生。面对流离失所的灾民，窦武还派人在城门赈济灾民。第一次党锢事件之中，他积极营救李膺等被诬陷的党人。这些都给窦武赢得了一定的声望。但就在汉桓帝去世后，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私心膨胀，贪恋权势，选择了昏聩的汉灵帝，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而且当时窦氏一族多人封侯，族人中也有不法行为发生。

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县）人陈蕃一贯刚正不阿，自幼就有“扫除天下”的志向，进入仕途后无论是在地方州郡任职，还是在京城为官，都清廉自守，守法奉公，对于各种黑恶势力决不姑息。他还积极利用一切机会营救被宦官诬陷的正直官员，甚至不惜对着皇帝犯颜直谏。所以，在陈蕃的仕途中，贬官、免职都是家常便饭。他的正直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最后官居太尉。陈蕃“扫除天下”之志老而弥坚，与宦官势力相抗争不遗余力，坚决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不过，陈蕃性格过于刚烈，在与宦官势力的斗争中未免操之过急，而且打击面未免过宽。

汉桓帝去世后，陈蕃被任命为太傅，与窦武一起辅政，实权掌握在窦武手中。陈蕃多次劝窦武应趁大权在握之机，彻底铲除宦官以除后患。他们任命亲信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还起用被罢黜的李膺、杜密、刘猛、朱㝢等人，并且从地方征召荀翌、陈寔等人，开始部署铲除宦官。他们首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并准备进一步除掉曹节、王甫等人。但是在关键时刻，窦太后却犹疑不决。

建宁元年（168年），刘瑜假借天象写信给窦武劝他立即动手，彻底清除宦官。窦武先是罢免了宦官黄门令魏彪，任命与自己亲近的小黄门山冰为黄门令。然后逮捕了长乐尚书郑飒，交由山冰审问，让郑飒交代与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图谋不轨的罪行，准备第二天上奏以后逮捕他们。可是关键时刻，九月辛亥日夜，窦武竟然没有在朝廷坐镇指挥，而是回家去了。结果他们奏稿的内容被宦官朱瑀（yǔ）得知，他看了奏章大怒道：“纵然宦官为恶被杀罪有应得，我们有什么罪过？也要被株连族灭！”他当即大喊道：“窦武、陈蕃准备上奏太后废黜皇帝，大逆不道！”曹节等人得到消息，立即挟持汉灵帝，说窦武等人准备谋害陛下。昏聩的汉灵帝竟然听信了曹节等人的谎言，听任曹节等人的摆布。曹节先是胁迫尚书起草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然后下令逮捕尹勋和山冰。尹勋、山冰怀疑诏书的真实性，王甫立即将他们杀害。

太傅陈蕃当时七十多岁，听说变乱发生，当即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一起拔刀冲进承明门，振臂高喊：“大将军忠诚卫国，宦官造反叛乱，怎么说窦氏不守臣道呢？”王甫当时从宫里出来，正好听到了他的话，就斥责陈蕃说：“先帝刚刚去世，陵墓还未修成，窦武有什么功劳，而兄弟父子一门三人封侯？另外，他弄走很多宫女，饮酒作乐，一月之内，搜括财富以亿计。大臣如此，这是臣道吗？你是国家的栋梁，竟然与这样的人勾结，还到哪里捉贼臣？”于是命令逮捕陈蕃。陈蕃拔剑大声喝叱王甫，王甫的兵士不敢靠近他，于是增兵包围陈蕃等人几十层，捉了陈蕃，关进宦官掌管的北寺狱中。宦官的随从骑士对陈蕃又踢又踩，骂道：“老死鬼，你还能裁减我们的员额，剥夺我们的额外收入吗？”当晚陈蕃就遇害了。

王甫接着释放了郑飒，劫持了太后，并让郑飒带着诏书前去捉拿窦武等人。窦武逃入步兵营中，射杀了郑飒的使者，对士兵们说：“宦官们造反，大家尽力平叛，有功者封侯！”王甫矫诏命令少府周靖临时代行车骑将军职权。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刚刚率军回师洛阳，不知诏书真伪，被王甫利用，与周靖一起带兵围捕窦武。王甫本人则率领虎贲、羽林等部队一千多人出朱雀掖门，与张奂等人的部队会合。次日清晨，两军对垒于阙下，王甫的军士越来越多，王甫对窦武的军士喊道：“窦武谋反，你们都是保卫宫禁的禁军，理应保卫皇帝，怎么能跟随窦武反叛呢？首先投降者重重有赏！”步兵营的将士素来畏惧宦官，到中午时分，窦武带领的军队几乎散光了。最后，窦武被围自杀，尸体枭首于洛阳都亭。

接着宦官集团展开了血腥屠杀，窦武及其主要部属都被诛灭。李膺等人没有直接参与辛亥政变，也被免官禁锢。窦太后也被囚禁。张奂因为“平叛”有功，被任命为大司农，并封以侯爵。但张奂深以自己被曹节等人欺骗利用为耻，坚决拒绝接受印绶。此后不久，张奂假借天象上书汉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平反，迎回窦太后，还推荐李膺等人出任三公。汉灵帝一度被张奂的热忱所感染，但经不起宦官们的挑唆，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干脆自己到廷尉处自首，结果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免官回家，禁锢终身。

汉函谷关

建宁二年（169年），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县）都邮张俭检举宦官侯览，侯览便指使张俭的同乡朱并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危害社稷。汉灵帝不明白什么是结党，侯览等人就说结党就是谋反，汉灵帝一听，立即下令逮捕张俭等人。紧接着曹节等人展开大规模株连，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都死于狱中。其他被牵连的还有六七百人。

颍川名士李膺，出身名门，学识渊博，很早就名扬天下，他名下的学生有将近千人。进入仕途后，无论是在州郡为官，还是在边境担任护乌桓校尉和度辽将军，都颇有建树，声名远播。从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开始，李膺开始了与宦官集团的直接交锋。刚正不阿的李膺虽然多次被免官，但依然矢志不渝，与宦官势力进行顽强的抗争。第二次党锢之祸，李膺成为重点抓捕对象。当时有人劝他逃亡，他说道：“为人处事不避危难，有过错不逃避刑罚，这是我为官多年的节操。我已经年过六十，生死有命，能逃到哪里呢？”李膺决定以死相抗争，主动到洛阳的诏狱，最后被拷打而死。李膺遇难后，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边境，他的门生、故吏和他们的父兄都被禁锢不准做官。侍御史蜀人景毅的儿子景顾也是李膺的学生，但是还没有被正式登记，所以在禁锢李膺门生的时候，没有把景顾列入其中。景毅愤慨地说：“本来认为李膺是贤良，我才让儿子拜他为师的。岂能因为谱牒登记中被漏掉而苟安呢？”于是上书朝廷，表示自己也应在禁锢之列，于是辞官还乡。景毅的大义之举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汉代的长城

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人杜密和李膺齐名，并称“李杜”。他自幼就有澄清宇内之志，进入仕途后清正廉洁，嫉恶如仇。在担任北海相的时候，官宦子弟担任县令或县长而贪赃枉法的，杜密坚决依法惩治。他后来官至太仆，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也被罢免，陈蕃辅政，他再次被任命为太仆。第二次党锢事件，杜密也在被抓捕之列，杜密愤而自杀。

中山安国人刘祐，有干练之才，向来为同僚所叹服。在担任扬州（治今安徽合肥市西北）刺史期间，弹劾了大将军梁冀的堂弟会稽（治今江苏苏州市）太守梁旻。在担任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期间，所属各县长官多是宦官子弟，往往为害一方。刘祐到任后，罢黜豪强，平理冤狱，被称为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地区的表率。他后来官至司隶校尉，权贵子弟回京师的时候，都不敢放肆炫耀。后来，他出任大司农。当时中常侍苏康、管霸深受皇帝倚重，到处霸占良田美业，山林湖泽，百姓苦不堪言。刘祐责令地方官员依照法令通通没收。汉桓帝大怒，竟然将刘祐罚去做苦役。陈蕃辅政的时候，再次任命刘祐出任河南尹。陈蕃遇害，刘祐被罢免，不久就在家中去世。第二年，党祸大起，刘祐因早卒得以幸免于难。

范滂出仕后，受命巡视遭受饥荒的冀州。范滂赴任之时，立志要澄清天下。等到他来到冀州边境的时候，冀州范围内贪赃枉法的太守县令纷纷弃官而去。他所弹劾举奏的都是远近闻名的恶人。他后来担任太尉黄琼的僚属，先后弹劾刺史太守二十多人。有人怀疑范滂弹劾过多，是不是有什么私心，范滂说道：“臣所举报的都是深为民害的首恶，时间紧迫，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尚未举报。若所言有误，甘愿受刑！”后来，他回原籍担任功曹，深受太守宗资信任，被委以政事。有中常侍唐衡向他请托，他也拒不接受。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范滂也拘禁于黄门北寺狱。狱吏对他们说：“凡是进了监狱的人，都要祭祀皋陶（yáo，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中国司法鼻祖）。”范滂答道：“皋陶是古代的贤臣。他知我范滂无罪，将向上帝申诉。如果我有罪，纵然祭祀，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被拷问的过程中，范滂不顾身体多病，争抢着受刑。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使得宦官头子王甫也为之改容。建宁二年逮捕范滂的诏书下达到他的家乡，县令看到诏书，抱头痛哭。范滂听说后，说道：“这必然是因为我而起。”就主动前往监狱投案，县令郭揖一看大惊，表示愿意弃官不做，与范滂一起逃亡。范滂说道：“我死了，就不再会牵连其他人了，怎么敢再牵连您呢？而且我也不忍老母与我一起流离失所。”在和母亲诀别的时候，范滂说道：“兄弟足够孝顺，母亲晚年也有依靠。希望大人能够节哀，不要太过悲伤。”他母亲说道：“如今你得以与李杜齐名，即使死去，又有什么遗憾？既得忠孝之名，还希望寿终正寝，天下事哪里会有那么周全的呢？”后来范晔修《后汉书》写到这一段落时，不禁发出了“壮矣哉”的感慨！

在第二次党锢事件中被当作罪魁的张俭，当然是重点追捕对象。张俭在得到消息后就逃亡了。当他逃到东莱（治今山东黄县南）李笃家的时候，外黄县令毛钦就带兵到了门口。李笃对毛钦说：“张俭知名天下，其逃亡并非因为罪过。即便你可以抓到他，但是你就忍心把他交给朝廷？”毛钦对李笃说：“当年蘧伯玉以独为君子而感到可耻，如今足下如何能够自专仁义？”李笃说道：“我李笃虽然好义，但阁下今日载其半矣！”毛钦叹息而去。张俭与孔褒是好朋友，于是就投奔孔褒而来。可是孔褒并不在家，当时只有他十六岁的弟弟孔融在家。孔融说道：“虽然我哥哥不在家，难道我就不能收留您吗？”后来张俭逃走后，孔融曾经收留过他的事情被人告发，孔褒、孔融兄弟被抓到监狱。孔褒说，张俭是投奔我而来，我应当被治罪。孔融说人是我收留的，应该治罪的人是我。而他们的母亲则说，我作为长辈，事情应该由我来负责。就是这样，张俭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宁愿家破人亡也都帮助他。最后张俭逃到塞外得以幸免。

在党锢之祸中，类似这样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比比皆是。人们对黑恶势力的抗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伸张正义而前赴后继。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还在《日知录》中说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党锢之祸并没有就此停止，后来还不断扩大打击面。熹平元年（172年）七月，皇太后窦妙下葬后不久，有人在皇宫朱雀阙上题字：“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白拿俸禄不干正事），无有忠言者。”（《后汉书》第2525页）此事追查数月，导致太学生千余人牵连入狱。熹平五年（176年），永昌（治今云南保山市东北）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正直宦官中常侍吕强对汉灵帝说：“陛下禁锢党人已经很久了，人情怨怒。要是还不赦免他们，一旦他们与张角合谋，祸害就大了！”汉灵帝被吕强的话吓着了，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不过这次大赦并不彻底，只是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后来吕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宦官赵忠等人诬陷吕强与党人勾结，议论朝政，还多次读《汉书·霍光传》，意欲危害汉灵帝，而且还说吕强亲属贪赃枉法。汉灵帝大怒，派人去抓捕吕强，吕强愤而自杀。一直等到汉献帝即位后，派人去祭祀窦武和陈蕃，才算彻底为党人平反。不过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在专制时代里，结党从来都是重罪。在当时的法律里，结党就意味着结成利益小集团，意欲图谋不轨。关键在于，专制体制下，绝对不能形成皇帝之外的任何其他权威。专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臣民被组织起来，臣民最好都是一盘散沙，哪怕是效忠皇帝，最好也是孤忠，即单独向皇帝效忠，而不是结成集团。皇帝不管结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只要是结党必然在打击之列。当时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人对于舆论的引领，已经让专制的帝王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这是统治集团不能容忍的。其实，无论是宦官也好，外戚也罢，都是依附于皇权的。皇帝之所以纵容他们，就是因为对他们绝对信任，所以汉灵帝才会说两位宦官为：“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第2536页）皇帝纵容宦官外戚，一个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对士大夫进行牵制，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专权，必然要扶持一群人去牵制另一群人，至于扶持的是善还是恶，就不在他考虑之列了，只需要保证皇权不受威胁就可以了。那么，被皇帝信任的宦官或者外戚为什么往往都是元恶大憝（duì）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宦官多数出身卑贱，加上身体遭受摧残，往往心里变态而报复社会。当然有这层因素，但是也不尽然，宦官之中也有善人，比如中常侍吕强就曾多次劝谏汉灵帝，著名的蔡伦也是宦官。外戚梁冀身体健康，为恶程度不在宦官之下。所以，宦官外戚的残暴荒淫，是由专制权力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他们只是在代表皇帝作恶而已，罪恶的根源就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