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狱空荡荡（榆林的陷阱）
榆林地狱空荡荡（榆林的陷阱）榆林被称作“中国的科威特”，但它有着两倍于科威特面积的落后农村地区，远比科威特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此前有个比方：“如果说科威特是一整块奶酪，那么榆林，还只是一堆点缀着奶油和蜂蜜的粗粮”。诸如上述问题，不仅成为榆林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甚至有可能成为难以跨越的“陷阱”！尽管榆林曾一次次努力，却很难轻易改变，起码收效并不明显。二十年前，榆林与安康的GDP基本持平，均不足80亿元。二十年间，榆林因煤而兴，犹如神话一般，GDP飙升至四千亿级，将当年并肩走的安康等城市远远抛在身后。二十年间，榆林亦因煤而“疯”，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同时伴随着产业与区域结构的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脆弱的经济与政治生态体系、普遍保守的思想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不足……
正文共：825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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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稿：马远之
编 辑：唐执简
二十年前，榆林与安康的GDP基本持平，均不足80亿元。
二十年间，榆林因煤而兴，犹如神话一般，GDP飙升至四千亿级，将当年并肩走的安康等城市远远抛在身后。
二十年间，榆林亦因煤而“疯”，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同时伴随着产业与区域结构的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脆弱的经济与政治生态体系、普遍保守的思想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不足……
诸如上述问题，不仅成为榆林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甚至有可能成为难以跨越的“陷阱”！尽管榆林曾一次次努力，却很难轻易改变，起码收效并不明显。
榆林被称作“中国的科威特”，但它有着两倍于科威特面积的落后农村地区，远比科威特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此前有个比方：“如果说科威特是一整块奶酪，那么榆林，还只是一堆点缀着奶油和蜂蜜的粗粮”。
某权威学者判断，榆林的十年黄金机遇期已过，当下的转型难度远高于十年之前。
更有观点认为，在碳达峰、碳中和及黄河水管理的压力下，榆林爬坡上坎的阶段正在到来……
01
“激荡”的榆林
早些年，从空中俯瞰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榆林市，满目苍凉。
这里曾是西夏、鲜卑和匈奴文化的交汇地带，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土地贫瘠，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
站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抚今追昔，令人慨叹不已。
其实榆林人吃饱饭的历史不过40年，也就不到两代人的时间。
40年前，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写到：“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46章）
那时候榆林人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肚子，每天都在和饥饿作斗争。
一位生在榆林的退休老干部回忆，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下，几乎没有哪个生产队的哪户人家不为吃饭问题发愁，靠“吞糠咽菜”能填饱肚皮的人家就是“好人家”，“当时吃饭问题是所有人最头痛的事”。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国家能源战略的西移和能源资源的发现，榆林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时代。榆林人逐渐解决了温饱问题，由“吃饱”向“吃好”的阶段过渡。
能源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进入21世纪后，榆林的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迅速，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不仅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造就了一大批富豪人家，财富神话不断上演。
仿佛是一夜之间，榆林人就暴富起来了，走到哪里都备受关注，他们出手阔绰，常常一副“土豪”的派头。
西安坊间流传着许多榆林人的故事，他们到商场买东西“只买贵的”，甚至抱怨卖价太低；在西安买房都让人捎带着办，整层整单元地下单；他们用麻袋装钱，钱多得把点钞机都烧坏了……
榆林人可谓风光一时，名扬陕西乃至全国。
02
“狂野”的榆林
21世纪20年来榆林人生活的变化，是榆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四月的陕北大地，天气依然有些阴冷，210国道榆林市过境公路上，拉煤车、油罐车来来往往，宛若长龙，接连不断；神木、府谷、横山的工业园区里，煤矿、电厂等能化企业，紧张有序地生产着……
过去二十年来榆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凭借资源优势，围绕煤炭产业而展开。
随着能源财富的积累，这座在陕西排名靠后的塞外城市，一跃而起超越多个地市，成为陕西经济第二极。
（一）纵向比较：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时间回到1999年，榆林地区生产总值仅有79.86亿元，而在这之后的20年里，榆林经济实现了五次大跨越，从百亿增长到四千亿。
2019年榆林地区生产总值4136.28亿元，是1999年的51.8倍。
20年来，榆林地区生产总值保持着年均12.4%的增长速度，分别高于陕西省、全国平均水平1.0、3.5个百分点。2020年榆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89.66亿元。
20年来，榆林人均GDP逐年增加，其中2005年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3602元，并超过全省水平。2019年榆林人均GDP达到120908元，是1999年的48.0倍，分别高出全国和陕西省50016元和54259元。
（二）横向比较：陕西“第二极”西部“第六城”
在陕西省内，榆林的经济总量在1999年仅排在陕西省第七位，其时，咸阳和宝鸡势头正强，但从2005年起，榆林一路赶超宝鸡、咸阳等城市，至今已经连续16年稳居全省第二位，仅次于西安市。
榆林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也从5.0%提升至16.0%，这个曾经贫瘠偏远的陕北城市，如今成为陕西经济“第二极”。
从全国范围来看，榆林的经济实力也非同一般：2019年，榆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36.28亿元，增速7.1%，经济总量居全国城市经济体54位，超过了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西宁、银川、拉萨等省会城市，位于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之后，跻身西部“第六城”，呼包鄂榆城市群“第一城”。
（三）沙漠治理：860万亩流沙基本固定
作为一座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城市，榆林曾是全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黄风漫天沙撵人”，这是上世纪榆林人最直观感受。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飞沙走石家无粮，人老几辈住坯房。房屋埋压人移走，看见黄沙就摇头。”
加之长期以来榆林在发展能源经济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资源开采造成的土地、水、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并伴随大量次生灾害如地震、塌陷的发生。
然而，经过与风沙荒漠几十年的斗争，特别是近20年来的努力，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面积曾达4.22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正在被不断扩大的绿洲“打得节节败退”。
近二十年间，榆林市坚持“南治土、北治沙、全域治水”的路线，矢志不渝，持之以恒，在这块曾经贫瘠广袤的土地上，开创了诸如引水拉沙、网格造林、飞播种草、人工梯田等全国领先的沙漠治理模式。
林业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榆林森林覆盖率从早期的0.9%提高到如今的33%，当地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影。
2019年，榆林成功跻身“国家森林城市”行列。
这些年来榆林市演绎了全球环境治理的绿色样本，将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在中国北方铸就了坚实的生态屏障，将昔日肆虐的黄沙牢牢锁住，很难再看到“大风一起、黄沙滚滚”的场面。
03
“失衡”的榆林
榆林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成绩巨大，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首要表现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三大失衡”。
（一）产业结构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榆林经济结构大致经历了1978－1996年农牧业为主、1997－2005年轻重工业并举、2006年以后能源产业主导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能源大开发的背景下，榆林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
1999年，榆林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12.5：46.6：40.9；2019年榆林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6.1：65.0：28.9，第一、三产业占比较1999年分别下降6.4、12.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较1999年提升18.4个百分点。
2019年榆林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50.72亿元、2690.34亿元、1195.22亿元，分别是1999年的25.2倍、72.2倍、36.6倍。
2020年榆林GDP为4089.6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2.48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增加值2555.64亿元，增长5.6%；第三产业增加值1261.55亿元，增长2.6%。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7%、62.5%和30.8%。
以“二产为主导，煤炭化工为代表”的产业结构模式，是榆林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由此也导致其产业结构存在着“一产弱、二产粗、三产落后”的问题。
而且在第二产业内部轻重比例失调，重工业比重过大，采掘和原料工业比例过高。《21世纪经济报道》显示，能源化工行业在榆林全市的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一度达到70%，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达到98.9%。
能源经济一枝独秀，非能源化工产业被边缘化，“能源推动、能源立市、能源兴市”是榆林这些年来发展的主题。尽管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提倡经济转型，但始终没有摆脱“一煤独大”的局面，无法跳出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
（二）区域发展失衡
近二十年来，榆林市内南北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县区经济严重不平衡，出现了“一个榆林，两个世界”的格局。（通常认为，榆林北六县是指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榆阳、横山；南六县是指绥德、米脂、佳县、子洲、吴堡、清涧。）
在榆林历史上，南部是黄土丘壑区，北部是风沙大漠区，南六县一直要比北六县富裕。南部的绥德县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一直都是榆林的政治、文化、商贸中心。
然而，随着后期煤炭、油气资源的发掘，北部六县逐渐成为榆林经济的重要支撑，将南部六县越甩越远。
过往的20年来，榆林形成了北部长城沿线煤炭资源富集区和西部油气资源富集区，而南部地区位于黄土高原腹地，自然资源贫乏，县域经济发展缓慢。
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北部六县生产总值占榆林全市比重从90.84%增长到91.25%，南部六县则从9.16%下降到8.75%。
北部六县地方财政收入占到全市的98%左右，南部六县仅占2%。
以2017年为例，南部的吴堡县GDP为20亿元，而北部的神木GDP为1110亿元，可以说南部有些县还比不过北部的很多镇。
如在2018年，南部六县GDP总和都不到神木市（县级市）大柳塔镇的80%。
所以，尽管这些年来榆林市整体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南北县区差距在不断拉大。
北六县依托能源资源，经济飞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南六县资源禀赋不高，经济发展潜力不足，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落后。
（三）贫富、城乡差距失衡
近二十年来，榆林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此有人描述为：1/3的人特别富裕，1/3的人钱够花，1/3的人钱不够花……
2020年之前，榆林除了神木、府谷等个别县市外，像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子洲等县还是贫困县。
榆林一方面是陕西最富裕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陕西最贫穷的地方，呈现出一种极度矛盾的局面。
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2010年榆林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545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5113元）的3.4倍。2019年，榆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20678元。
有报道称，榆林市的亿万富豪达7000人，其中神木资产过亿的富豪达2000人，还存在很多难以统计的隐性富豪。有人士表示，一些有实力的煤老板一年收入相当于全市农民纯收入的总和。
能源经济在造就大量富人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生态造成破坏，承受其害的还是社会底层民众，以致榆林市一度信访事件、社会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都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所造成的社会恶果。
04
“脆弱”的榆林
面临产业结构、区域发展、贫富差距结构性失衡问题下的榆林，其经济、舆论、政治生态也是很脆弱的。
（一）脆弱的经济生态
榆林市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也导致地方经济生态脆弱，能源经济易受国内、国际市场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低，经济的韧性和稳定性较差。
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8月至2009年，榆林市多数月份工业总产值增速为负；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32.2%停产；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亏损面高达56.7%。能源行业的不景气，导致榆林市GDP增速从2008年25.3%降到2009年的13.3%。
受国内经济去产能影响——2012至2015年，榆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急速减少，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固投增速为负，煤炭等主要能化产品价格下跌严重，榆林经济经历了21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
2015年榆林经济增速下降到4.3%（2014年为9%），工业增加值从上一年的2051.94亿元下降到1637.29亿元。
被能源市场裹挟下的榆林经济，犹如过山车般起伏波动。彼时，有声音质疑榆林市的风光不再、陕西“第二增长极”濒临夭折。
作为陕西省的资源富集区，陕北也是民间资本活跃区，民间高利贷十分常见，其中不乏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看似繁荣的民间借贷背后隐藏着诸多风险。
2012年前后，榆林市一度出现了民间借贷危机。
在一些借贷纠纷案件中，部分是由于借贷方做生意赔了而无法还债，另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典当行把钱借给了赌博的人，或者被人以买煤矿为由诈骗，导致资金难以追回。
特别是投向房地产和煤矿的资金，因房地产滞销，资金无法回笼，煤矿无法投产，借贷资金链条断裂，导致民间借贷风险大增。
宏观经济跌宕起伏下，榆林市能源企业也波折不断。
以陕西前首富高乃则控制的侏罗纪集团为例，从2001年经营小煤矿开始，经过煤炭市场“黄金十年”的野蛮生长，2011年其产业规模达到巅峰。
在特殊条件和机遇下成长起来的侏罗纪集团，由于自身管理能力和外部环境变化，在2013年出现债务危机，一直维持到胡志强案和赵正永案发，高乃则先后两次被带离，侏罗纪集团更是前途堪忧。
（二）脆弱的城市形象
长期以来，榆林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公众对榆林的关注，最初来自于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富神话，这些故事里的主要元素是金钱、土豪、暴富。
随着榆林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步伐加快，因土地征用、环境污染、采空区塌陷、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频频发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煤矿倒闭、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投资公司跑路的新闻持续发酵。
过去二十年，榆林社会负面新闻不断发生，如“房姐事件、产妇坠亡、活埋老母、校园惨案、官员二奶、假记者横行”等一系列丑闻，严重损害了榆林的社会形象和舆论环境。
在诸多负面新闻事件之后，最近这几年，公众对榆林的关注热情开始下降，榆林逐渐消失在人们有限的注意力里。
据报道，榆林市一位领导去北京大学介绍榆林，一度信心满满，可是，当有学生问起“榆林是哪个省的”问题时，让这位领导“心里有些凉”，意识到榆林在外人心目中的方位和印象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强烈。
由此也可以看出，榆林市的城市形象同经济增长并不匹配，或者说缺乏系统的城市营销，在外界传播的信息多数都是负面，对城市的历史、经济、文化形象缺乏系统推广。
（三）脆弱的政治生态
近二十年来，榆林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非常脆弱，尤其是腐败案件频频发生。
担任过榆林市市长的王登记，便是榆林政治生态问题的典型案例。2016年10月，王登记因犯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2018年2月，佳县原县委书记辛耀峰落马，以辛耀峰为典型的卖官鬻爵行为，严重破坏了榆林的政治生态。
而说到买官卖官，榆林市原书记胡志强也被多次揭发，在辛耀峰落马约4个月后，胡志强被查。
胡志强曾在榆林工作近10年，有7年担任一把手。据《财经》杂志报道，胡志强主政榆林期间，一大争议是干部任免问题。榆林某实名举报胡志强的商人在举报信中提到，“胡志强大肆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对其治下的区县书记、县长职位实行明码标价……”
榆林这二十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背后，是其政治生态的大面积污染和破坏，尤其是政商关系不清，官场“现形记”频频发生。
数十年间，伴随着“黑金经济”的勃兴，榆林也成了利益的角逐场，政商关系错综复杂，一系列资源抢夺战频频上演，部分官员牵涉其间。
仅在2018年，榆林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9268件，立案3807件，处分4169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8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2人。查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699起，处理2338人，党纪政务处分1823人，移送司法机关39人。
这些年来榆林在能源领域的“塌陷式”腐败，以及因利益纠葛所导致的涉黑涉恶案件余波不断，致使地方政治生态较为脆弱，外界形象也饱受争议。
05
榆林的“保守”问题
（一）思想的“保守”
神木是榆林乃至陕西省最富有的县（市），很多人都知道神木市原来叫神木县，2017年才正式撤县设市。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由于思想观念的原因，神木撤县设市迟了22年。
早先的一篇媒体报道中透露，早在1995年，神木撤县设市就获得国家民政部同意。
然而，在正式批复前，一位神木籍的老干部对赴京的几位县领导说，一撤县设市，神木国定贫困县的帽子就摘了，各种帮扶资金就没有了，“所以这事还是不搞为好”。
时任县委书记听了此话，立刻改变了主意，让这位老干部给民政部打了“倒话”。此后，神木再想撤县设市时，国家却叫停了县级市审批，以致等到22年后才实现。
类似这样因为思想观念保守的事例，在榆林还有很多。
曾任神木县的县委书记雷正西对榆林的“保守思想文化基因”深有体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年来，跟榆林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比，广大干部、群众以及企业家的思想解放程度远远不够，思想固化、观念保守；一些人满足于分享“资源红利”的小日子；广大群众乃至企业家的理财水平、法制观念、文明程度等素质并未随财富增长而同步提高；干部队伍吸纳外来人才较少，不少部门领导通过个人人脉、圈子关系将子女亲属安排在市直有关部门工作，导致榆林各大单位、各大系统“近亲繁殖”严重……
这些年榆林市伴随着煤炭、石油能源经济的兴起，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惯性依赖，民众形成了一种固步自封的意识，缺乏开放、包容、文明的思维和心态。
榆林市原市委书记戴征社亦曾发表言论称，“榆林发展环境，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与沿海地区相比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软件上的差距，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方向。”
（二）市场的“保守”
榆林保守的思想观念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导致榆林的市场经济发展也很保守，民营经济的发展多数围绕资源领域展开，市场化水平不高。
大体来看，榆林经济发展主要以国企为主导，能源经济主要控制在神华、陕煤、延长石油等大型国企手中，至于民营经济普遍较为保守，体量相对较小，抗风险能力也较弱。
据统计，2016年陕西省非公经济占比53.6%，榆林市非公经济占比42%。相邻的鄂尔多斯，两市资源禀赋相似，产业结构相近，鄂尔多斯的民营经济实力则要强得多。
近二十年来，榆林市和鄂尔多斯国有企业都进行了改制，所不同的是，鄂尔多斯国有资本相继退出，除了公共基础设施等产业，本土企业多数都被“民营化”。
目前，鄂尔多斯已经有4家上市公司（鄂尔多斯、伊化、伊煤、亿利），而榆林在2020年才实现本土上市公司零突破（北元化工）。
另外，在营商环境方面，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2020）显示，在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100城市营商环境排名中，榆林市处于垫底的位置。
在能源禀赋优势下，榆林尚能取得几千亿的GDP成绩，倘若把营商环境提升上去，榆林经济的空间还有诸多遐想空间。近年榆林在打造营商环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后续值得期待……
06
“落后”的榆林
过去20余年间，榆林GDP规模和经济排名虽然不断上升，但诸多结构性问题始终存在。
其实，对于榆林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榆林人不是不清楚、不明了。几届榆林市委、市政府都在思考该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早在2014年，针对市场疲软、经济下行的局面，当地就作出了“榆林是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落后地区”的论断，认识到了榆林的社会发展水平同经济的增长并不相称，包括人的观念、社会的秩序、产业结构、公共设施环境等，提出要集中精力破解难题，探寻新的发展路径。
时任榆林市的各市级领导均撰文参与讨论，这些文章没有空话套话，直指问题要害，似醍醐灌顶，如当头棒喝，在榆林大地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然而，被资源“绑架”的榆林，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以致一次次努力，都很难轻易改变，收效并不明显。
榆林被称作“中国的科威特”，但它有着远比科威特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有着两倍于科威特面积的落后农村地区。有人比喻认为：“如果说科威特是一整块奶酪，那么榆林，还只是一堆点缀着奶油和蜂蜜的粗粮”。
从经济规模来看，榆林是“陕西第二极、西部第六城”，但是论及社会“声誉”、公众“敬意”，尽管近几年有所提升，但是还远远达不到适配经济水平的程度。
在中国最新城市等级排行榜中，省内实力不及榆林的咸阳入围三线城市榜单，而榆林却“屈居”四线城市。
事实上，在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呈现中，榆林仍然是一处荒漠之地，以至于外界对于榆林的观感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贫穷落后想象之中。
（封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