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区域经济发展趋同和分异的路径解析）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区域经济发展趋同和分异的路径解析）一直以来，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和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众多，其中Conway & Denison（1985）将经济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其中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和物质资本两部分组成，即通常所说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首先，从最初对经济发展的探究中，物质资本便位于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Harrod-Domar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要素，因此提出了典型的资本积累论的表述，即假定资本的实际产出Y与资本积累K成正比（Y=aK，其中a为常数）（谢丹阳、周泽茜，2019）。徐现祥、舒元（2005）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沿海、内地之间在物质资本积累上存在逐渐扩大的鸿沟，使得沿海、内地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当然，随着资本大量积累，较为发达地区增加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成本，促进资本向资本禀赋较低的落后地区流动，如此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刘华军等，2018）。其次，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同和分异的路径解析
——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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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着力解决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论文采用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分析视角探究中国各省份内较大或较小经济差距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多中心及单中心的空间结构分别是省内较小差距和较大差距的必要条件，且分别存在三种和两种路径缩小与扩大省内各地级市间经济差距。研究结论在通过要素间的搭配、集中力量聚焦核心因素以缩小省内经济差距或避免扩大省内差距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发展不平衡；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一、引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不仅强调社会财富大规模积累，而且深刻地蕴含着财富分配的“公平导向”——居民维度“人民共同富裕”和空间维度“区域共同发展”（李兰冰、刘秉镰，2020）。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域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由此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当今区域发展面临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期战略（魏后凯等，2020）。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我国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战略不同，并且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最终直接导致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分化。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以往的研究很少剖析省内经济差距，主要聚焦于省际间或较大区域内某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独立影响，如全球化（Fujita & Hu，2001）、资本积累（王小鲁、樊纲，2005）、政府干预（王春元，2009）、产业结构（干春晖、郑若谷，2010）、市场化（孙晓华等，2015）、全要素生产率（刘华军等，2018）等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事实上，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同和分异并非不同因素的单独作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么，影响经济发展的各因素之间有什么相互的联系？因各素之间的组合路径是什么？是否可以通过各因素之间的组合搭配缩小省内经济差距？这些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过程中选择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很好地规避了传统的计量研究要求各因素相互独立以及与被解释变量呈线性相关关系等缺点。二是将空间结构引入到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中，考虑了各因素的空间布局对省内经济差距的影响。三是利用VIIRS夜间灯光数据，基于组态分析视角探究缩小和扩大省内经济发展差距的路径，对于通过因素间的组合搭配、集中力量聚焦核心因素来缩小省内差距或者避免省内差距进一步扩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一直以来，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和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众多，其中Conway & Denison（1985）将经济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其中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和物质资本两部分组成，即通常所说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首先，从最初对经济发展的探究中，物质资本便位于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Harrod-Domar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要素，因此提出了典型的资本积累论的表述，即假定资本的实际产出Y与资本积累K成正比（Y=aK，其中a为常数）（谢丹阳、周泽茜，2019）。徐现祥、舒元（2005）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沿海、内地之间在物质资本积累上存在逐渐扩大的鸿沟，使得沿海、内地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当然，随着资本大量积累，较为发达地区增加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成本，促进资本向资本禀赋较低的落后地区流动，如此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刘华军等，2018）。其次，关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Lucas（1988）将内生增长理论推向高潮，强调了人力资本通过受教育而获得积累的过程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Romer（1990）强调了由于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人力资本与知识是存在差异的，并同时将二者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在此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早期各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差距进行了探索。大部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差距造成了地区收入差距（肖文东、占聪，2020）。
此外，一些学者也发现科技进步、市场化、对外开放、空间结构等因素也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息息相关。Romer（1986）在Ramsey生产函数Y=F (K L)的基础上，加入知识的溢出效应，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于1990年强调经济个体为追求利润而创新（谢丹阳、周泽茜，2019）。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收入分配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按要素分配，引入市场化体制改变了收入分配机制、导致了收入不平等问题（陈光金，2010），进而对地区经济差距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有大量研究得出“对外开放拉大了地区经济差距”这一结论（李小帆、蒋灵多，2020）。例如万广华等（2005）认为，贸易将会拉大各种投入要素回报率的差距，还会使得特定人群和地区被边缘化，进一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此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要素集聚形成的单中心空间结构阻碍区域协调发展；动态的集聚经济理论认为，当集聚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时，集聚不经济会占主导进而降低经济效率（刘修岩等，2017）。
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学者运用了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技术（史修松、赵曙东，2011）；核密度估计（王谦、董艳玲，2018）；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刘帅，2019）；分位数回归（张赛茵等，2019）；泰尔指数和阿泰金森指数（陈梦根、张帅，2020）；因子聚类法（姜凤利等，2021）；主成分分析技术（魏艳华等，2022）等对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进行分析。如刘瑞翔等（2020）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对嵌入式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经济增长和贸易核算，并从分工视角测度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魏艳华等（2020）利用主成分分析技术构造聚类与评价分析方法对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测度与评价。王谦、董艳玲（2018）利用基尼系数分解及核密度估计探究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文献仍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现有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中，一般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只考虑某一因素或者某些因素的单独作用，并未考虑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联合作用，进而导致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解释路径存在明显不足。第二，现有研究很少将空间结构引入到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各因素的空间布局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第三，现有研究大多以各地区的人均GDP为基础计算地区经济差距指数，这样的做法难免由于统计技术等因素存在各方面的误差；即使使用了灯光数据表征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但多数研究也仅仅使用1992～2013年DSMP/OLS灯光，存在运用数据的时效性不足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采用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并从组态分析视角探究2013～2017年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市场化、对外开放和空间结构六种因素对省内各地级市间经济差距的组态效应。
三、研究方法选择与数据处理（一）研究方法选择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由社会学家Ragin于1987年率先提出，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作为方法论的基石，由于该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自的优点，对案例数要求较低，适用于各种规模的案例数，同时研究各前因条件组合而非单个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在各大领域被广泛使用（Ragin，2008 ；杜运周、贾良定，2017）。
本文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该方法适用于各种样本数的研究，更适用于10-60个中小样本，同时对于中等样本的研究，理想的条件个数一般在4-7个之间（杜运周、贾良定，2017）。本文使用6个解释变量，27个样本，符合条件。二是区别于定量分析中各变量均独立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该方法解释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因果非对称性和组态等效性，通过此方法可以探究较大或较小省内经济差距的不同路径。三是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均为连续变量，故选取在此方面较其他QCA方法（csQCA，mvQCA）更具优势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各变量进行更细微水平上的划分，更精确地探索各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二）数据选择与说明（详见原文）
（三）数据校准
QCA是一种集合分析而非变量分析，因此在研究前需要对变量进行校准，使原始变量具有可解释的集合意义（杜运周、贾良定，2017）。利用Ragin提出的直接校准法，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阈值分别设置为各变量的95%、50%、5%分位数值，各变量校准锚点如表2所示。按照校准锚点，运用fsQCA3.0 中 的Computor-Calibrate（x，n1，n2，n3）功能，将各变量转化为介于0-1间的模糊隶属度。
四、实证分析结果（详见原文）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采用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市场化、对外开放和空间结构六种因素对省内各地级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路径，并对其进行了组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是省内较小差距的必要条件，单中心的空间结构是省内较大差距的必要条件，其他因素均不能构成必要条件，他们之间具有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需要和其他变量组合才能产生相应的结果。第二，存在人力资本助力下多中心型；物质资本、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三元助力下多中心型；人力资本、技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四元助力下多中心型共三条路径驱动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缩小差距。第三，存在扩大省内经济差距的五条路径，与缩小省内差距的组态呈非对称的关系，归结为简单单中心抑制型和多元单中心抑制型。第四，省域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在缩小省内各地级市间经济差距时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分布不均衡相对来说更容易拉大省内经济差距；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无论在缩小还是拉大省内经济差距时都没有凸显出较大的影响力。
根据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省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作为省内较小差距的必要条件，在每条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单中心的空间结构作为省内较大差距的必要条件，在每条路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说明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在缩小省内各地级市间经济差距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合理控制城市规模，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的多元化是缩小省域内差距的重要一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促进省域空间结构多元化发展。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优化人才分布结构。在形成省内较小差距的三条路径中，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两条路径中出现，同时可发现高人力资本水平必定伴随着多中心的空间结构，表明不能盲目加大投入，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分布情况，尽力避免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差距拉大。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也要分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三是抓住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机遇，在对外开放中完善国内市场。在形成省内较小差距的三条路径中，有两条路径高市场化水平和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存在。由此可知，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在缩小省内差距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中西部一些省份可以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提高自己的对外开放水平，同时最重要的是要完善自己的多中心布局，才会在对外开放中避免“一市独大”的情况，避免因参与全球化而拉大省内差距。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