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解：司马光与他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解：司马光与他的资治通鉴可见，《资治通鉴》汉初部分，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成稿。司马光在讲读过程中，针砭当代变法事件，试图影响当朝皇帝的政治观点。这种诉求会不会投射到司马光的编纂中去呢？光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信用其言，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庚辰，神宗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汉曹参代萧何事，曰：“曹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说：“曹参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熙宁三年（1070年），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帝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及退，帝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

三、如何研读《资治通鉴》

当然，从司马光编纂该书开始，《资治通鉴》就是历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

在熙宁变法间，司马光除了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外，还要到开封迩英阁侍讲，内容就包括讲读《资治通鉴》。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庚辰，神宗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汉曹参代萧何事，曰：“曹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说：“曹参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

熙宁三年（1070年），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帝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及退，帝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耳，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光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信用其言，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

可见，《资治通鉴》汉初部分，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成稿。司马光在讲读过程中，针砭当代变法事件，试图影响当朝皇帝的政治观点。这种诉求会不会投射到司马光的编纂中去呢？

由此我想起了伟大的佛典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鸠摩罗什翻译的300卷佛经，却是一个破了戒的和尚。《梁高僧传》本传记载，他在临终之前，“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火化后，果然应验了他的誓言。我想借这个故事来说《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即使司马光个人的政治见识有时代和个体的局限，但是，他编纂的历史著作却是信史。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也是朋友。王安石当政并不对司马光穷追猛打；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对他的个人品德也有充分的肯定，在病榻上仍然为王氏的丧葬待遇说公道话。这就是君子之交。一般后代为前朝修撰正史，难免有拉抬本朝、贬低前朝的政治动机，但是，司马光的这部通史，则不存在这样的需求。

除了前八卷之外，《资治通鉴》汉唐及五代部分的史料搜集功夫，即《长编》的编纂都来自于写作团队，司马光只是在他们搜集的史料基础上进行整理、剪裁、加工，《考异》三十卷，记录作者史料取舍的理由，因此，我们对于《资治通鉴》记载的客观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换句话说，即使司马光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是，扭曲史料和事实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服务，是违背司马光的史学良知的。这是我们读《资治通鉴》应有的认知。

王夫之（1619-1692年）《读通鉴论》是最全面的一部《资治通鉴》评论性著作，对于史实与史法都有精深的讨论。卷末的《叙论》谈到其撰写宗旨，也谈到其对如何阅读《资治通鉴》的看法。如其《叙论四》云：“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也就是说，不光是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有作为实践的指南。

但是，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区别的，“夫治之所资，法之所善者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关键是我们要用“心”（深思熟虑）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在这里，对古人的作为要有同情的了解，对古人的谋略要有换位思考的情怀，“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挂在墙上，可以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如何尊瞻视，镜子本身是无能为力的，“鉴（镜子）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的经验只有通过我们内心的消化，“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通过王夫之这番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资治通鉴》是一部记载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的书；第二，《资治通鉴》中的历史叙述，并不会提供直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由此看来，司马光的“臣光曰”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分析判断，我们后人读《资治通鉴》不应该照搬司马光的判断。这是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需要明白的。

总之，《资治通鉴》的历史鉴戒功能，首先来自历史本身的特性。其次，则是司马光严谨治学所带来的信实记载。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时段，包含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1362年的历史，是中华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它完整地记录了周秦之际的巨大变革，即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虽然百家争鸣、商鞅变法不是《通鉴》记载的重点，但是它却完整地记载了这场波澜壮阔变革的政治背景舞台。秦汉时代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包括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政府掌控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经济特色，以及儒法合流“霸王道杂之”的思想结构，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既融合又斗争的重要时期，也是民族融合与制度变革的重要阶段。进而隋唐五代则出现了东亚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高潮，而汉唐间的文化与制度变革又为宋代以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总之，《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一段通史，诚如梁启超所言，是迄今没有任何一部史书所能超越的，从而构成了它不朽的价值。换句话说，要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要对这段历史获得一个翔实而又可靠的总体认识，就必须深入阅读《资治通鉴》。

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逐次登场，资产阶级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随着走出中世纪的步伐逐渐深入，西方政治上的等级制、经济上的庄园制以及教会神权对思想的垄断，也逐渐瓦解，于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被西方高扬。但是，“群”的利益和权力则无形中受到了漠视，进而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情况，如果说此前尚不明朗，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化、地球村时代，个人权利的过度张扬，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稳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则将损害人类整体的利益，也终将损害每一个个体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所高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为贵、仁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性危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论，也需要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中，发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组织和制度资源。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研读《资治通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