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解：司马光与他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讲解：司马光与他的资治通鉴在编写这套“简明中国通史”的同时，司马光已经开始了《通志》的写作。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献上自己写作的八卷本《通志》，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其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与现在的《资治通鉴》的分卷一致，这应该就是《通鉴》最初的稿子。这八卷内容，当是在《历年图》中的战国和秦朝这部分提纲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司马光把《通志》献给英宗皇帝，得到赞赏。英宗感念司马光对于自己被立为皇嗣的支持，政治上不用司马光，但满足了司马光编纂历史书的愿望。英宗下诏设置书局于崇文院，编写《历代君臣事迹》一书。司马光牵头，他可以自己挑选人员，官府负责拨给经费。皇帝想让司马光把精力放在编修《资治通鉴》上，而司马光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接续《春秋左传》编撰编年体通史的梦想。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没有得到皇帝的赞赏，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却得到了皇帝的重视。根据司马光本人的说法，在英宗皇帝时，他曾经编写《历年图》

1043年，5岁的赵昕夭折。这时仁宗年仅33岁，虽说膝下无子，难保哪一个妃嫔还会生出儿子来。这样赵曙入宫的事就给搁下了。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身体健康出了问题，谏官范镇（1007-1088年）首发其议，建议早立子嗣。范镇是司马光终生的忘年密友，两人的政治见解相契，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三次上疏，论及早立太子。及任谏职，司马光更是当面向仁宗提出其事。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初四，赵曙被立为太子。半年后，仁宗崩驾，英宗赵曙方才继位。这一次政治上的正确行动，对于司马光后来的仕途生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英宗朝（1063-1067年），司马光继续担任谏职，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是，英宗对于司马光的谏言大多听而不纳。1065年，司马光力辞谏职获准，开始自家编纂《通志》（即《资治通鉴》前名）。神宗即位，任命为翰林学士，充侍讲学士。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持反对立场，主动要求到洛阳去专职修史，长达十五年之久。尽管期间他一直就变法之事发表批评意见。但是，编纂《资治通鉴》是他当时的主业。

1085年4月，宋神宗崩驾，年幼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垂帘听政，立即召回司马光主持朝政，一年多以后司马光去世。

二、《资治通鉴》的编纂及其旨趣

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杰出史学著作，需要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司马光学富五车，尤其具有历史癖。孩童时代，听人讲《左传》，就很入迷。他自己说：“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

根据司马光本人的说法，在英宗皇帝时，他曾经编写《历年图》一书，“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略举每年大事，编次为图，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显然，这部《历年图》其实就是日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提纲。司马光还奉神宗旨意编写了《国朝百官公卿表》，记载建隆元年（960年）至治平四年（1067年）一个多世纪的当代史。此外，他接着又编写了二十卷的《稽古录》，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这样一来，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之前，已经有了一部个人撰写的上自伏羲下至神宗即位的简明中国通史。这是他编写《通鉴》的重要基础。

在编写这套“简明中国通史”的同时，司马光已经开始了《通志》的写作。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献上自己写作的八卷本《通志》，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其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与现在的《资治通鉴》的分卷一致，这应该就是《通鉴》最初的稿子。这八卷内容，当是在《历年图》中的战国和秦朝这部分提纲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司马光把《通志》献给英宗皇帝，得到赞赏。英宗感念司马光对于自己被立为皇嗣的支持，政治上不用司马光，但满足了司马光编纂历史书的愿望。英宗下诏设置书局于崇文院，编写《历代君臣事迹》一书。司马光牵头，他可以自己挑选人员，官府负责拨给经费。皇帝想让司马光把精力放在编修《资治通鉴》上，而司马光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接续《春秋左传》编撰编年体通史的梦想。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没有得到皇帝的赞赏，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却得到了皇帝的重视。

治平四年（1067年）初，英宗崩驾，神宗即位，继续支持司马光的编纂工作。神宗在阅读了司马光的部分初稿后，赞赏不已，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名《资治通鉴》，并把自己为端王时府中数千卷藏书也赐给书局，供编修时使用。神宗还提前写了《序》文，当面交给司马光。这也是对司马光的一种鼓励和安抚。

在政治操作上，神宗皇帝也是更看重王安石，而不是司马光。这一点与乃父英宗没有区别。神宗即位伊始，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因为与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意见不合，司马光辞去了在朝廷的职务，要求专门到洛阳去修史，得到了神宗的批准。至此，一项为皇家支持的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全面展开。

司马光的修史班子有刘恕（1032-1078年）、刘攽（1023-1089年）、范祖禹（1041-1098年）以及司马康（1050-1090年）等人为助手。这些人在对北宋时政的看法上，与司马光高度一致。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立“丛目”，估计司马光的《历年图》应该是这个编纂大纲的基础，但是《丛目》与《历年图》中的纲要不同在于，《丛目》是带有史料出处性质的资料汇聚，比如范祖禹编纂唐史部分的《丛目》，司马光指示说：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仿此。）自《旧唐书》以下具未曾附注，如何遽可做《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请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

可见，正如“丛目”二字所示，一是史源之丛编，二是事目之清晰。

在《丛目》的指引下，助手们广泛搜集资料，汇集为“长编”；助手们的具体分工是，刘攽（字贡父）负责汉魏三国部分；刘恕（字道原）负责晋南北朝隋代部分；范祖禹（字淳甫，又字梦得）负责唐代部分，五代部分则刘恕等负责。司马光的公子司马康担任部分校勘和协助工作。参加校勘的还有黄庭坚等。

最后司马光删削长编，编撰定稿。长编与定稿之间，还有一个对史实的歧异记载进行考订的程序，其成果是“考异”三十卷。

《资治通鉴》的编修正式成立编纂机构是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治平四年十月，神宗赐序言，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最终完稿进呈。

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程序可以看出，司马光的雄心有两个，一是编纂一部给君王提供借鉴的政治教科书，另一个是编纂一部详实可信的中国通史，后面一点可以从其《通志》这个最初的朴实书名中看出来。四库馆臣评价说，《资治通鉴》一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假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标停留在“资治”这一点上，他完全没有必要写这么大的篇幅，朱熹的《通鉴纲目》就是浸润了政治诉求的教科书，更未必要那么繁琐的考证。

陈垣先生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除了“臣光曰”抒发胸襟，“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笔者在阅读《资治通鉴》过程中，也有陈垣先生相同的感觉，即司马光本人的思想旨趣是一回事，司马光记载的历史事件本身透露的思想观点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问题。但是，这两个既有交织又有冲突的诉求，构成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基本动力。

司马光有十分丰富的从政经历，从地方到中央，从南国到北陲，从馆阁、谏诤之职，到主持地方政务之任，面临过很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司马光又是一个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史学家，他在从政之暇，写作过很多历史评论文章，《司马光集》卷七十、七一收录了17篇，《四豪论》论战国四大公子与《资治通鉴》战国部分的论述基调一致，《才德论》与《资治通鉴》卷一开篇对于智伯的评论类似。司马光不仅希望“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而且有很深的历史癖，他甚至认为自己凡事皆不如人，独于诸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自己说过，“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司马光当初发心编纂《通志》的时候，后来得到英宗的支持设置书局编书的时候，以及后来神宗赐名《资治通鉴》继续编纂的时候，司马光编书的思路、宗旨，一直受到资治性和学术性这两条线索的支撑。我们阅读《资治通鉴》，也要明白作者的这样两种写作旨趣。

然而有些看起来客观的书写，也要明白其背后有政治动机。《资治通鉴》的纪年最理性客观。比如，三国纪年，以魏为正统，上接东汉，下启西晋；在这个问题上比朱熹《通鉴纲目》以刘备为正统要高明。朱熹的写法反映了南宋朝廷对于刘备继承东汉在成都建立政权有同情心。南北朝的纪年，《资治通鉴》以南朝为正统，而且到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的589年，纪年才从南朝转到北朝，顺理成章。可是，清朝人编纂的《纲鉴易知录》，在南北朝部分，则以干支纪年，这反映了清朝史家不愿意委屈北方少数族建立的政权的考量。但是，我们反过来考问，《资治通鉴》以承继中原的曹魏政权为正统，固然比较客观务实，又何尝不是因为北宋的建立，也是唐五代政权的延续这个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