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次申奥有何不妥(北京首次申办奥运失败之谜)
北京第一次申奥有何不妥(北京首次申办奥运失败之谜)“自我感觉是好的。经过两年多来的艰苦工作,支持我们的朋友愈来愈多,我们可以不担心在第一、二轮被淘汰。”这是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与委员们的接触和交谈,经过他的“电脑”综合得出的“感觉”,概而言之:在分析讨论中,何振梁开门见山说道:为了准备参加最后的蒙特卡洛的决战,1993年8月19日上午,北京奥申委领导层作了最后一次全面的形势分析和决策性的讨论。对于申办形势的分析,最有发言权的当然首推既是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又是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从1981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以后,在国际奥委会中经历了12个春秋,由委员到执委到副主席,凭着中国的威望和个人的魅力,在国际奥委会中树立了威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与萨马兰奇主席和众多的执委、委员们,称得上“私交甚笃”。作为北京奥申委的负责人之一,他身处第一线,责无旁贷是北京的第一号“说客”。何振梁精通法语,兼通英语,与90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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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是国际奥委会选择的举行第101次全会的地点,而对5个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城市来说,这里也是一个能否获得举办权的“命运之地”。
1、决战前的分析北京奥申委计划在1993年打好5个战役:
第一个战役是接待考察团;第二个战役是承办东亚运动会;第三个战役是举办“奥林匹克日”纪念活动;第四个战役是举办第7届全运会:第五个战役是去蒙特卡洛作陈述报告。
为了准备参加最后的蒙特卡洛的决战,1993年8月19日上午,北京奥申委领导层作了最后一次全面的形势分析和决策性的讨论。
对于申办形势的分析,最有发言权的当然首推既是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又是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从1981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以后,在国际奥委会中经历了12个春秋,由委员到执委到副主席,凭着中国的威望和个人的魅力,在国际奥委会中树立了威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他与萨马兰奇主席和众多的执委、委员们,称得上“私交甚笃”。作为北京奥申委的负责人之一,他身处第一线,责无旁贷是北京的第一号“说客”。何振梁精通法语,兼通英语,与90多位委员都可以进行直接对话。据说,除了个别委员,如英国的安妮公主,由于她的皇族身份,对谁都只是礼节性的接触外,何振梁与其他委员都有过促膝的交谈。虽然绝大多数委员对选择举办城市不会轻易表态,轻下决心,但在接触中,多少总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分析讨论中,何振梁开门见山说道:
“自我感觉是好的。经过两年多来的艰苦工作,支持我们的朋友愈来愈多,我们可以不担心在第一、二轮被淘汰。”这是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与委员们的接触和交谈,经过他的“电脑”综合得出的“感觉”,概而言之:
第一,5个申办城市各具优势,时至今日,最有竞争能力的是北京和悉尼;第二,北京的主要支持者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委员,共计46票,但不可能是全部。悉尼的主要支持者是欧、美、澳的委员,但也不会是铁板一块;第三,北京要获胜,可能在第三轮,如果第三轮的结果剩下北京、悉尼和曼彻斯特,那么,进入第四轮,北京处于不利地位,但不是没有获胜的可能;第四,无论是北京或悉尼获胜,票数将是十分接近的,不会超过三票以上。
经过议论分析,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希望很大,但无十分把握。大家认为我们要有志在必得的决心,也要有不能成功的准备。
最后又一起商量了参加蒙特卡洛会议的几个重要问题。
问题之一,请哪位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去参加蒙特卡洛101次全会,并在最后作陈述报告时代表政府表态;问题之二,参加101次全会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如何组成,邀请哪些方面的人士参加;问题之三,既然申办结果有两种可能,就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前后方的工作如何配合,舆论如何引导;问题之四,如果这次申办不成功,是否继续申办2004年第28届奥运会。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不久便听取了北京奥申委的工作汇报。这次汇报,为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蒙特卡洛的最后决战作出了决策。
中央的领导同志认为奥申委对申办形势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两年多来的申办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申办的最后结果是两种可能,因此,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好两手准备。江泽民主席说,对体育工作历来的态度就是一句话,6个字:胜不骄,败不馁,申办奥运会也是这样。支持你们力争成功,但谁也用不着负失败的责任。
无论申办是否成功,买卖不成情意在,中国对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始终积极支持。
1993年9月,申办2000年奥运会已接近投票决定的时刻,北京的声望与日俱增。
一家颇有名气的公司在9月22日宣称,北京最有可能获胜,后面的次序是:悉尼、曼彻斯特、柏林、伊斯坦布尔。
2、最后的冲刺1993年9月23日,这是举世瞩目的一天,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荣誉归谁,将在这一天决定。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认真准备着这一天的最后一战:
下午2时30分开始的陈述报告。
陈述报告,是5个申办城市最后的亮相。按抽签的次序上午9时柏林,10时15分悉尼,11时30分曼彻斯特。
下午2时30分北京,3时15分伊斯坦布尔。每个代表团发言40分钟,还有15分钟接受提问。陈述报告的效果如何,对于表决的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午,北京代表团除个别人忙于下午的工作外,大多数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其他城市陈述报告的现场实况转播。下午1时30分,北京申办代表团分两路出发前往国际奥委会101次全会会场。
在主席宣布北京代表团开始陈述报告后,何振梁首先走上讲台,他用法语动情地说:
“1981年,当我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庄严地宣读誓言,我愿意竭尽所能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的时候,我心中升起的愿望,就是促成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举办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深知,奥运会属于整个世界和所有的民族,举办2000年奥运会,每一个竞选城市都有获得这一荣誉的权利。我认为,历史已赋予奥林匹克运动以新的使命,给发展中国家以希望,给发展中国家以动力。中国需要这样的希望和动力。我们真诚地希望2000年时,你们与我们共享欢乐,分享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才赋,我们热情好客的传统。我们也将从你们那里得到这一切。如果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荣誉能够授予北京,中国人民一定会回报你们的盛情。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履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使她从一个新的地平线上升起的神圣义务。”
之后,何振梁向委员们介绍了北京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接着,巨型屏幕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形象,他站在办公室中微笑地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支持。
接着北京代表团团长讲话,之后紧接着放映了录像片:介绍了北京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以及第11届亚运会、第7届全运会场景。
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楼大鹏的发言描绘了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一幅图景:
首先,我们选择了最好的季节。第二,我们将在奥运会前提前开放运动员村。第三,到2000年,所有的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都将改造得更为舒适和方便。第四,北京将为经奥委会批准的全体运动员和官员提供国际交通、就餐和住宿的一切费用。第五,奥运会是体育和文化的盛大节日,我们保证每一个方面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第六,我们将邀请每一个国家奥委会的儿童和他们的一位家长作为中国人民的客人参加奥运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李岚清,风度翩翩地走上讲台说,若北京市能够获得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荣誉,我们将保证:
1.从财政上保证北京成功举办第27届奥运会。2.对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保证绝对安全。3.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和要求,保证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在奥运会期间自由进出中国,记者们可以自由进行奥运会的采访。
最后,邓亚萍用稚嫩的英语说:
全中国运动员要我转告诸位奥林匹克运动的长辈们,他们希望梦想成真,就是得到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荣誉,并将奥林匹克运动扩大到一个新的地平线。渴望你们投北京一票。
整个陈述报告一气呵成,时间近40分钟。接着是委员们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领导人的提问,共有7个问题,因为差不多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大都由体育主任楼大鹏一一作答。
主席宣布陈述报告结束,北京代表团步出会场时,许多委员站起来频频招手,有位亚洲委员还特地走到代表团中说,你们的陈述报告很成功,绝对不会丢分。
下午4时,5个申办城市陈述报告全部完毕。据新闻中心传出的消息,舆论界的议论是:柏
林的陈述重于理论,借德国的统一这个主题,颇有煽动性,政治味道浓;悉尼以素有的轻松活泼,显示了现代化的条件,过分自信;曼彻斯特的规格高,不仅首相亲自出马,还有公主助阵;伊斯坦布尔女总理年轻漂亮,发言不用稿子,风度翩翩;北京的副总理用英语发言使人意外,何振梁用英、法语作陈述潇洒自如,整个发言内容扎实,无懈可击。
3、两票之差18时,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会场开始投票。投票是绝对秘密的,除委员们和少数工作人员外,谁也无权进入会场。
18时30时,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除何振梁一人,乘车来到等待投票结果的会场。这里已是人山人海,除了5个申办城市代表团人员,还有上千名观众和记者。
19时整,进行了5个申办城市象征性的入场式,由摩纳哥少男少女打着5个申办城市的标志和标语,在欢呼声和掌声中步上主席台。最前面的是希腊国旗,接着是柏林、悉尼、曼彻斯特、北京、伊斯坦布尔和东道主摩纳哥。随着5个申办城市的标志和旗帜的出现,5个城市的名字此起彼伏地在会场上空回响。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胜利者是谁,但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0时整,两位宣布投票仪式的主持人,风度翩翩地走上了主席台,宣布投票已经结束。
20时17分,主持人宣布,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这时,委员们坐上了会场左侧的贵宾席,而未见到萨马兰奇和何振梁。3位监票人是塞内加尔委员姆巴耶、瑞士委员德勒、美国委员德佛兰茨,他们走上了主席台,没有笑容,也没有任何表情,4位副主席金云龙、斯米尔诺夫、高斯帕和何振梁出现了,先后走上主席台,最后是主席萨马兰奇走到主席台的中间。
何振梁神情严肃,而澳大利亚的高斯帕显得轻松,有人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但命运之神究竟降到谁家,还等待萨马兰奇的宣布。萨马兰奇神态自若戴上眼镜,微露笑容,一副老练的外交家的风度。这时,全场肃然起立,场内响起了雄壮的奥运会会歌。
萨马兰奇首先表示对5个城市的感谢,按照城市名称的英文字序,第一个提到的是北京,一些不懂英文的人们以为是宣布北京获胜,场内响起了掌声,但很快又平静下来。萨马兰奇接着是感谢柏林、伊斯坦布尔、曼彻斯特和悉尼,场内一片安静。
20时25分,萨马兰奇从口袋中慢慢取出一个信封,打开信封,取出投票的最后结果,念道“申办第27届奥运会的胜利者是悉尼”。人们也许并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但是,悉尼人在狂呼、拥抱、抛掷着衣帽,北京少女合唱团的孩子们流下了眼泪,北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像受到一次意外的、沉重的打击。北京没有获得成功,悉尼获得了胜利。时间是1993年9月23日20时27分。北京的时间是24日凌晨2时27分。
会场门口,拥挤着候车回各自饭店的人群,北京代表团的人员无意去争挤,在静静地等候,默默无言,因为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投票的过程,只知道悉尼获胜的结果。何振梁也随着人流走出会场,在大门口见到了代表团的成员,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诉大家4次投票的过程,最后是以43:45,两票之差。
他说:
“在萨马兰奇宣布前,我也不知道这个结果。但是,第三轮投票结果,监票人向全体委员报告前三轮投票的情况,第三轮我们是40票,悉尼37票,曼彻斯特11票,我当时就对萨马兰奇说,看来悉尼要获胜了。萨马兰奇虽然说你怎么知道,但谁都很清楚,曼彻斯特的票大多数会转向悉尼。我有这种思想准备,但实在很难接受这一结果。”
何振梁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深秋的寒风中都流下了眼泪。最终,蒙特卡洛的决战,北京以两票的微弱劣势,让悉尼取得了胜利。
4、两票之谜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受到的政治干扰可谓是空前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在1993年6月10日通过口头协议,借“人权”之名反对北京或中国的任何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
同年7月21日美国众议院更是以287票对99票通过决议,反对让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并“督促”国际奥委会中的美国委员投北京的反对票。尽管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予以义正词严的驳斥,但在投票会场外,以美英为主的西方舆论掀起的反华大合唱达到了一个高峰。结果,美国人则在最后的一刻以悉尼阻挡了中国的申奥。
当时,他们分析:如果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成功,将无异于抢占了新世纪发展的制高点;申奥不成,至少可令中国的发展滞后10年。
何振梁先生在他的蒙特卡洛日记中写道:
“奥运会的历届申办都没有这次我亲自参加的令人感到是场巨大的政治较量的沉重压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欧美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这是北京这次失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因素。
可见,现代奥运会已不仅仅属于体育的范畴,它所引来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而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的备受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它给申办国带来的经济利益更是巨大的。
因而,那些不希望中国经济取得腾飞的国家自然不会那么轻松地让中国人拿到奥运会的承办权,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他们知道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并且当时中国还没有就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达成协议,美方所提出的一些苛刻条件让中国无法接受。
因而,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自然不会不用奥运会的申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在如此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申奥步履维艰,结果自然可以想象。
5、我们的问题北京的城市建设和体育设施建设并不足以举办奥运会。在亚运会举行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委员应邀来北京观看开幕式,接送他们是普通的大巴,城市交通还说不上便利,这或多或少地给这些官员留下了一个不良的印象。
还有就是体育设施建设,北京也输给了其他城市。从《国际奥委会考察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北京的体育设施现有的与未有的为17比3,而正在建设中的体育设施为0比3,即需要新建的设施无一动工,这一硬件上的“硬伤”是致命的。
场馆的细节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巨大的差距。比如当时中国最好的体育场馆——首都体育馆,在中国人的眼里几乎是完美的。可是当年来京考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看到首都体育馆运动员休息室时,都皱了眉,因为运动员的更衣室和洗澡间分设在通道的两侧,这一点对西方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也许就是这一小小的原因,让这座场馆也列入不符合奥运会标准的场馆。
总的来看,当时北京的申办条件并不成熟。1993年的北京,处于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一点成就的时期,还处在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当时北京的申办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从这样的一个申办口号中,我们不难听出很多侥幸、试探的语气和心理。
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内部,当然会有很多成员不敢将在世界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奥运会交给还处在不稳定期的中国。还有,当时的中国由于积极发展经济的关系,对于环境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别说有积极的解决方式了。
另外,当时的北京,无论是在交通还是在城市建设的其他方面都处在一个相对“幼稚”的状态,我们只是在争取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机会,而没有想到我们在奥运会后的发展,如在场馆的再利用上,在奥运的循环发展上,都没有一个成熟的体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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