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拥有自己的家（只要一家四口在身边）
一家三口拥有自己的家（只要一家四口在身边）数据来源于 U.S. Census Bureau 2009-20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波士顿数据在此前，最早美国北部的一大批侨民是从加州逃亡来的——当地的反华人定居（anti-Chinese settlement）情绪促使移民将目光投向这座东部城市的唐人街。波士顿下一波中国移民便是抱着单纯来美国谋生的想法。这些侨民因为美国1965年通过的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得以跨洋来到波士顿寻求工作，并且大部分选择在唐人街落脚。随着落脚人数的壮大，波士顿唐人街也成为美国第三大唐人街。这部分侨民一般做着我们印象中中国移民会参与的工作：开餐馆、开华人超市、做服务员、打杂洗碗刷碟…生活较为清苦。那时波士顿中国侨民的情境，和美国其他大城市，如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的没有什么不同。一、波士顿的侨民群体我的父亲于1995年在北京大学硕士毕
分享一篇美文。
2009年8月2日，在我8岁生日的凌晨，我们在合肥的科学岛落脚，至今11年。我的父亲还在做着他所热爱的科研工作，我的母亲依旧时不时为我们下厨，我们家仍然会在圣诞节架起1.8米的圣诞树，树下堆满给全家人的圣诞礼物。童年时的回忆已经有些模糊，父亲的工作日记里潦草的记录连他自己都有些不认得，我的八年，母亲的十年，父亲的十五年，被鲜活地保存在相册里。
相册里的颜色五彩斑斓：波士顿的枫叶是暖红色的；莲蓉月饼是黄褐色的；凯尔特人篮球队是标志性爱尔兰绿的；查尔斯的河水是蓝色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彩色的；家里人的笑容是光明般亮色的。我想起刚回国的时候，我吵着吵着开始大大颗大颗掉眼泪，嚷着这里不是我的“家”。可现在的我才明白，对父母而言，合肥不是家，美国甚至任何他们去过的地方都不会是。对他们而言，只要一家四口在身边，中国在心中，哪里都可以成为家。
一家四口
一、波士顿的侨民群体
我的父亲于1995年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然后出国念博士。我出生的时候他正值博士学位答辩的前一天，赶到医院后看到天上金光闪闪，阳光透过云层像一个巨大的皇冠[1]，于是给我起名叫“Ann”[2]。在当时的美国（其实不管哪里应该都是如此），学理科的想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只有两条路：要么进相关企业，按公司所需做着科研工作；要么留在大学找机会成为教授，做自己喜欢的研究。第一个法子虽然研究会有所限制，但是能获得的收入是第二条路的几倍。第二条路更意味着我的父亲要以亚裔的身份，在大学里进行数十年的奋斗。然而，我爸义无反顾选择了第二条，因为专心做自己喜欢的科研是他初中开始的梦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父母便带着我这个“博士毕业附赠礼物”，一路向北前进。
被问起为什么选择去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美国进修时，我父亲表示，得益于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学生之间流行着一种“出国留学潮”。1993年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条便是明确“支持留学 鼓励回国 来去自由”。紧接着1994年国家又通过了关于自费留学出国的方针。在此之前，虽然国家放宽了出国留学的政策，但是出国条件较为严苛，一般都需要有侨民亲戚在同一国家才可以。20世纪末的美国又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更多的机会，先进的科研技术和“强大的生产力”，无一不令人向往。国家支持与美国本身的优惠力一起，成为大多数理科生出国深造，回来报效祖国的原因。
在此前，最早美国北部的一大批侨民是从加州逃亡来的——当地的反华人定居（anti-Chinese settlement）情绪促使移民将目光投向这座东部城市的唐人街。波士顿下一波中国移民便是抱着单纯来美国谋生的想法。这些侨民因为美国1965年通过的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得以跨洋来到波士顿寻求工作，并且大部分选择在唐人街落脚。随着落脚人数的壮大，波士顿唐人街也成为美国第三大唐人街。这部分侨民一般做着我们印象中中国移民会参与的工作：开餐馆、开华人超市、做服务员、打杂洗碗刷碟…生活较为清苦。那时波士顿中国侨民的情境，和美国其他大城市，如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的没有什么不同。
数据来源于 U.S. Census Bureau 2009-20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波士顿数据
然而随着中国留学政策的开放，波士顿的特别之处便体现出来。波士顿有着许多闻名世界的大学[3]，吸引了许多中国高材生慕名而来。在2000到2010年间，波士顿的华人人口涨了46%，其中大部分为拿着F1签证[4]的留学生。随着许多高学历华人的到来，波士顿的中国侨民（原文为Foreign-born Chinese）被受教育程度分成了非常鲜明的两个群体：一边为有着至少本科学历的知识分子，另一边是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群。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波士顿侨民的21%，略低于当地人22%的水平，又远高于境内平均值。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又直接关系到波士顿移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收入，于是：31.6%的华人在服务业工作，28.7%的华人在管理或专业领域就职；波士顿位于中产阶级（2014年的数据为年收入$62 920以上算作中产阶级）的侨民占据28%，而算作贫困户(2014年美国国家贫困户定义为一家四口年收入在$23 850以下)的侨民占据人口的29%[5]。
在当时波士顿的侨民环境下，我的父母被划分到来求学的知识分子。我们远不是贫困户，但更没有到生活很轻松无负担的地步——在房租占了家庭收入一半的情况下，咱们肯定也够不上中产阶级。只是两个侨民群体并不是按照“收入”来隔离开的——学历和来美的目的不同，将两边的生活模式都进行了分别，将同为华人的两波人分开到生活几乎毫无交集的地步。参加当地华人校友聚会的我们，与在唐人街开了家出名家族餐馆的他们，可能在华人超市会擦肩而过，但生活模式与习惯却大不相同。我们的故事，只能是波士顿一部分侨民的缩影。
二、华人的善意
我在Athens的一周岁生日照
我父亲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高磁场实验室和佐治亚大学做了几年科研，最后辗转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对我父亲而言，在波士顿的工作是格外辛苦的——每一天都泡在实验室，每一天也都在深夜零点后返家。波士顿的整体消费水平也远高于之前的Athens Georgia与Tallahassee Florida: 2003年在Athens，我父亲拿着4，8000美元的年薪，而家里带yard带游泳池的独栋一年下来6，000美元；2005年在波士顿我父亲有着3，8000美元的年薪，我们位于Brighton[6]的一室一厅带单独厨卫的flat就需要1，5000美元一年。
这样的消费差别，在刚到波士顿的第一天也让我父母摔了跟头。根据以往租房经验，父母在Cambridge[7]租了一个500美元每月的小阁楼。实地去看了后，震惊地发现中国房东所谓的“配有家具”的房子疑似一个小型破旧家具堆积库：床垫脏兮兮、沙发胜似路边捡的…我的母亲只得用自己行李箱中的浴巾和被单堆了一个小窝放我进去睡觉，自己和父亲强睁着眼一晚没睡，洗手间更不敢用，第二天一大早托朋友帮忙搬到了与以前相比房租翻了三倍的Brighton房子中。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像这位路人房东一样“心灵可憎”，甚至，排除工作与上学期间外，我们家庭的多数时间都有其他华人的身影。讲起为什么要在大家都怪艰难的情况下互帮互助，父母哑了半天，最后表示：“出门在外，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大家都是中国人啊”。
是的，不管是华人教会还是大学里的中国同僚，都将“能帮就帮”的态度，融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有新的中国留学生来Cambridge[8]了？前辈们的准备工作在人下飞机前就开始了：帮忙找房，联系房东、选机票、安排人接机…安顿好了，迅速将人拉去看家具、买生活用品、认超市、解决注册问题…就像大学开学季的学长学姐般亲力而为。
遇到大型难题，教会也一定能发挥集体的力量，与你一起面对。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谁生了、谁住院了、谁搬家了、谁有工作问题了，教会100多号人都会在每周的教会一聚后进行讨论和分工。因为父亲在波士顿的实验室并没有批假，所以在母亲生下弟弟后就面对着三难的艰难处境：要坐月子、要照顾弟弟、要带3岁的我。教会听说了我们的难处，在教堂里挂起了一个日历，由兄弟姊妹志愿填写空余时间段。于是在母亲坐月子的那一个月，每天的午饭晚饭都由教会成员带饭，并帮忙打扫卫生、带小孩、解决家务问题。
圣诞节举办的大型家庭聚会
三、 中华根
教会就像是一个大院子，里面的家庭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又在困难的时候互相搭把手，在喜悦的时候共享着快乐心情。每逢大型节日或是遇到值得庆祝的事情，几家子总会聚在一起，喜喜庆庆地开展大型家庭聚会。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了，因为家庭聚会意味着：可以放开吃的美食、可以闹天闹地的小伙伴、“别人家”的新奇玩具… 每一年的中国春节都格外地隆重：作为Host的家庭从早上开始就忙忙碌碌地备菜和做装饰，而其余家庭也要早起开始准备带过去的餐点和礼品。空闲时间多一些，那就煲汤炖肉一起上；忙的话，带一大盘满满当当的烤鸡翅，孩子们也一定喜欢。菜不是重点，大家在主中喜乐，欢庆中国新年才是。
这样的聚餐不仅在教会中流行，华人朋友中也常办。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几家人齐齐站着，端着一次性碟子吃着早饭，紧盯电视屏幕看表演。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们，与国同庆。
小学针对移民二代的课后辅导班和活动
华人的脚印遍布全球，他们所作的努力也有目共睹，所以即使身在异国他乡的我们，生活里也充满了各种中华细节。对我而言，记忆最深刻的中国元素大概是图书馆里满满当当三排的《老夫子》漫画。被里面老夫子的唐装“荼毒”过深，以至于到小学办的中国新年活动节目前，我都直嚷着只穿小唐装。对父母来说，大概最感叹于自己的“中国胃”并没有因为来到美国而受到太大委屈。每周一次的华人超市采购是周末的必备项目。从Brighton的Super 88超市到唐人街，总有一款适合当日的心情。买完以后再在楼下美美地吃一顿，一整天的好心情也有了。妈妈最爱吃Super 88的艇仔粥和萝卜糕，而爸爸独独钟情于California Street上一家超市的现炸油条。那油条又香又脆，又很贵，一条就单单要2.5美金（当时汇率为人民币换美元是1：10）。每次还要从1个小时的车程外赶早上九点出锅的第一批，要不然就会变成妈妈去买菜，爸爸和我们两只小的，苦兮兮挤进20余人的队伍再等俩小时。到了每年的中秋节和端午节，家里还会买一点月饼和粽子给我和弟弟尝尝鲜。
不仅在吃上我们延续了父母的中国胃（小时候就觉得中华料理确实很好吃），在教育上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煞费苦心。“我们能给你们的最好教育”与“不能忘了根”一直是父母给我和弟弟安排学业时考虑的第一要素。我上小学前，父母发现租的房子不在波士顿最好的几所公立小学所在的区，于是我们于2007年从Brighton的一室一厅，搬到了邻街属于 Brookline[10]范围的两室一厅（没有单独厨房）。那栋楼有着100多年历史（伯爵名字还写在门口），一个月的租金是 2，600 美元。这所公立小学设立了专门帮助移民孩子英语学习的课后辅导班和中文课，每一年还会有全校一起参加的中国新年系列活动：写毛笔字、剪红窗纸、试穿传统衣裳、学折纸…中外文化的友好碰撞在这所学校里完成的很好。
小学举办的活动
四、家在哪里
来中国十年了，依旧时不时有人问我：“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把哪里当做家啊？”。有些朋友偶尔也会开在我看来些许过分的玩笑：今天说我是“假美国人”，明天又嚷着“假中国人不得入内！”。每次撞上这样的瞬间，我总会想起2009年。
2009年我上二年级，因为外公病重我、我弟弟与母亲回了一趟泉州。同一年我转入合肥科学岛上的小学，盲目于周边同学的排斥与欺负。“美国呆不下去逃回来的难民”、“伊拉克难民”、“瘦猴子”、“洋鬼子”…是当时那些10到12岁的孩子给我起的外号。“这里怎么可能是我的家呢？外面的他们都对我不好。”我站在操场边看着他们，心里的想法扭成了黑絮，手里紧拽着草。
最初只是不想被欺负，于是学会反抗，学会大声把道理喊回去。再大一点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看到乱扣帽子乱泼脏水的不正义行为就想撸袖子冲入掐架大队。成年后收敛了一些，意识到别人的恶意大多是无意识散发出来的。开始学会抹掉消极情绪，也学会沉默守护自己的东西——只是养成的习惯变不了：依旧会头也不抬，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观点，怼着分别就中美两个国家情况传播错误言论的人。
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可以理性对待自己多重身份的年纪，前几天朋友顺口提起的时候，我依旧没有正面回复过“我把哪里当做家”这一问题（10年了，每次要我回答我都搬出来官方措辞哈哈哈哈）。8岁我哭着喊着想回的“家”，是家人、教会朋友、学校朋友、楼下总是塞给我新鲜郁金香的白人老奶奶组成的，在Brookline的家。16岁我在教室里对朋友抱怨“想回家”，是家人、高中亲朋好友、网友们组成的，在合肥科学家园小区的家。18岁我夜晚十点半开完会，匆匆发消息跟妈妈说“现在再回去路上”的“家”，是我独自一人在中关新园住的宿舍房间。每次打开北京新“家”的门，我总会将视野落在房间内的某一处——那一处可能是母亲上一次来看我带过来的新被子；可能是父亲北上开会塞给我的父母爱心牌零食；可能是和弟弟同款的小狮子玩偶（他是小企鹅）。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意识到，不可能丢的，换几次“家”都没有关系。他们不管在哪里，也都在我心里有着房间。
所以，我所到之处都可以被称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