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报道（五一劳动节流动）

五一劳动节报道（五一劳动节流动）距离近者，当地人依靠农副产品就可以获得发展机遇，土地也可能被征收，在城市化运动中从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距离远者，当地人往往通过外出打工来寻求机遇，而这其中又因距离之远的程度不同、农业结构或文化观念不同，有的外出务工起步早，有的起步晚。一个普通村庄，如果没有矿产或旅游资源，那么有多少外出打工者，占比几何，通常由它与城市的经济地理距离决定。（流量 约20M）视频编导 | 吕婉婷撰文｜罗东

劳动节，是假期，也是一个倡导人们去肯定和赞赏劳动价值的节日。当然，劳动的概念范畴要比工作大得多，它包括一切依照兴趣或生存、有工资支付或没工资支付的创造。我们在这里仅指工作意义上的那部分劳动。而这部分劳动，通常伴随着流动。或许你，就从家乡漂到了北上广深。这是一个远离父母、独自去承受的过程。

而另外一个规模最大的流动，则是打工者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子女，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寻找机会、拼命工作。年复一年，浩浩荡荡。

他们该去哪，该去做什么，既不需要被计划，也不需要被规划。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流动自由，就没有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

劳动节特别策划：打工者与流动

（流量 约20M）

视频编导 | 吕婉婷

撰文｜罗东

一个普通村庄，如果没有矿产或旅游资源，那么有多少外出打工者，占比几何，通常由它与城市的经济地理距离决定。

距离近者，当地人依靠农副产品就可以获得发展机遇，土地也可能被征收，在城市化运动中从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距离远者，当地人往往通过外出打工来寻求机遇，而这其中又因距离之远的程度不同、农业结构或文化观念不同，有的外出务工起步早，有的起步晚。

匡村

（村名为虚构）

属于后者。它位于四川东部丘陵地区，距离省城成都一百余公里，是一个寻常村庄。两条山脉将它与其他村庄分开，而之间分布着居住楼、田地，并躺着一条水泥马路，人们由此通往外面。在这里，成年户籍约1100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靠常年外出打工谋生，所涉行业主要包括建筑、电子、服装和家具厂。

我来自匡村，在那出生，也在那长大，见证过第一批女性独立外出打工者离开村子，从那起看着身边的亲朋和小学同学，一代接一代地到城市打工。多年以后，自己也离开那里漂泊在城市。

重庆方言喜剧《山城棒棒军》描述了两段棒棒军进城打工史。图为该剧第一（1997）、第二部（2007）主演庞祖云。2008年10月6日，庞祖云因突发脑梗塞抢救无效病逝，终年67岁。

1995s

50后、60后与第一批留守儿童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范成大，南宋，《夏日田园杂兴·其七》

“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

——甘萍，1994，《大哥你好吗？》

那是1995年、也可能是1996年的一天，村里马路边停着一辆中巴车。我就读的幼儿园也在马路边。园长，是唯一的教师。她走出来招呼我们站远点，不要靠近车，不要看热闹。

车上坐着几位村里妇女。天天见面的小卖部老板娘也坐在里面，靠着窗，好像吃着饼干。她叫素兰

（化名）

，生于50年代末，丈夫是匡村第4生产队队长。

车顶捆着棉絮。车外站着送行人。

车上的人就要远去，先到县城换乘，再南下到深圳。我后来知道，有人来招工，她们跟着集体进了深圳的服装厂。这是村里第一批单独外出打工的女性。

《山城棒棒军》第一部（1997）第2集，在等待巴士进城的人们。

站在马路边，我也渴望坐上那辆车，想象坐上它能去往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爸爸妈妈打工卖菜的成都。在此之前，1994年暑假，我第一次出远门，去了成都，而一去就对城市好奇，见到堵车兴奋，睡觉前也要数好一阵窗外的车鸣声。假期结束，回到老家，恋恋不舍，即便上厕所也会在脑海里去重现在城里的所见所闻。

总之，素兰去深圳了，然而半年后就回到老家，重新打理小卖部。我又可以天天见着她。自那年以后，素兰没有再出过远门。她和我奶奶关系很好。这两年，奶奶患上高血糖并发症，身体状况不比以前，素兰有时会来镇上找奶奶摆谈几句，她去过外省，不知有没有向从未出过省的奶奶讲起一些故事。

不过，村里比素兰更早外出打工的是中年男性。第一批是在80年代。他们在石厂、矿区干着纯粹的体力活。

不幸的是，最早外出的几位受当地黑恶势力控制，被卖给矿区，期间脑部遭遇创伤，偶然逃离后神智也大受影响。他们回家后，再也没外出打工，靠体力帮其他人收割水稻、麦子或油菜赚钱，这些人家一般是家里劳动力在外打工，在农忙季节需要请帮手扛、挑、抬。

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村里一批一批的男女开始离开，先是中年人，后是年轻人，先是男性，后是女性。如今看来，他们也有共同特征，其中之一是结婚生子后才出门。第一批留守儿童随之产生。这些80后孩子，没有得到后来一辈的溺爱，早早在家跟着爷爷奶奶做起农务。“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所谓寒门孩子早当家的说法，经常用来注释他们。

外部世界对于外出打工者而言是不确定的。然而，他们还是陆陆续续流动到城市，去那打工，去那挣钱，渴望改变生活现状。据赵树凯统计（《农民流动三十年》，《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1期），恰巧是在9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农民工在规模上急剧扩张，达到了新的高峰。

他们不再像曾经那样为一个遥远的、抽象的、被计划的理想而活，就像甘萍在1994年唱的《大哥你好吗？》，“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而这同时意味着需要“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

甘萍演唱《大哥你好吗》（1994）MV画面。

2000s

70后与建筑行业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张俞，北宋，《蚕妇》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陈星，2000，《离家的孩子》

如果说在90年代，村里外出打工的方向还主要是石厂、矿区、服装厂、家具厂或到菜市场做生意，且这些行业的吸引力平分秋色，那么到了世纪之交，一个新的行业即将崛起，并迅速在此后十年内改变了他们的就业结构。这个行业就是建筑。

在80年代，中国已经在深圳等城市开启了商品房探索之路。1980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深圳开工，次年深圳与港商合作建设的国际商业大厦在全国率先试行工程招标承包制。不过，商品房时代的兴起始于1998年。那一年，国发第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而这意味着，一场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房改改变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财富分配，而于农村打工者而言，也改变了他们的就业

（2001年，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规定从次年3月1日起，一律取消包括赞助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在内的收费）

。

村里从前在其他城市从事其他行业的，也纷纷在这个时候转入到建筑行业，进入工地，承受更繁重的、更高强度的工作，渴望能因此改善收入。有技术的去做木工、水泥工，没技术的去做杂工。同第一批相比，此时是70后、而不是50后或60后成为主力军。

生于70年代末的付丽

（化名）

最终也加入了他们。她刚嫁到村里不久，孩子也刚出生，但还是和丈夫一起去了工地。就在两三年前，她还在镇上过着令人向往的生活。父亲是镇上经营化肥规模最大的生意人之一，持有门面数家，属于当地高收入群体，远近闻名。

而工地上的身影，除了70后，也有其他人群，只是在村里的占比不高。更年长者，包括当年已经五六十岁的40后老人。不过，他们的去处并不远，70后跨省，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年龄大了，走不远。更年轻者，自然也有。他们是初中刚毕业、甚至没毕业的80后，村里马路边最熟悉的那位“大哥大”跟着父亲去了工地。读书期间，他是不少学生心中的“大好人”，上能爬树取鸟窝，下能潜水拿鱼，一到周末，要么邀请一群人到家里抓住手柄玩游戏，要么带上他们到山上用弹弓打鸟。捣蛋的事做尽，曾经风光无限。

虽然性格不同，家庭境遇不同，到了打工的年龄，他们都离家去了城市。工地是吸引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也是最受公共舆论关注的行业之一。这里的高工资也伴随着高风险。工钱难拿，安全难保障，在钢筋水泥间穿梭，轻则磕磕碰碰，重则伤脚伤身，恍如“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陈星在2000年的一首《离家的孩子》在此后数年令出门在外的人感触。“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2005s

80后与苦涩的恋爱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陶渊明，魏晋，《归园田居·其三》

“当你扔下我一个人说走就走，其实我也知道你很难受，只是这个世界把你我分两头，割断情思与占有，想起你我相爱的时候，相见只能在电话里头，我真的好伤悲好难受。”

——郑源，2006，《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时间转到2005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过半。村里外出打工的80后渐渐增多，而不久前，他们还是第一批留守儿童。

他们进入的打工市场是浩瀚无垠的。的确，这期间，中国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增长，尤其在2007年创下了新世纪以来的GDP最高增速纪录：14.2%。制造业和服务业跟着飞速扩张，外贸订单也随之猛增。

村里外出打工的这些80后，除了工地，有的也进入到上世纪父母辈去过的服装厂、电子厂。而现在他们二十岁刚出头，一个像花一样的年龄。父母辈是在结婚生子后离家打工，与此不同，他们往往在十六七岁就出了门，以单身的状态打工。

由范明、潘雨辰、陈思诚等人主演的《民工》 (2004)剧照。

他们要恋爱，然而恋爱是残酷的。

在江苏常州服装厂打工的谢艳（化名）就哭着回家，向家人和亲人妥协，接受了一段相亲而来的婚姻——她后来的婚姻并非不幸福，可既然谈到婚姻，自然需要隐去与她的具体关系。她之所以要痛哭，是因为在外打工多年已经拥有相爱的人，如今不得不和他分手。

摆脱父母的影响和限制，去追求独立、自主，通常被认为是80后一代的特征之一。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想法、观念，更向往自己去选择、决定。而对于匡村来说，这一切终究要比城市来得慢。

就像前面所说，外面的世界在农村定义里是不确定的。他们更擅长于处理熟人关系。子女在外认识的人，在他们看来必然没有本地人可靠、可信，所以倡导交友要慎，恋爱不许。

这是一种扎根于骨子里的观念。村里也有和外地人恋爱结婚的先例，两人在工厂里认识，女方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这一例子进一步证实他们的观念，并使之反复加固。

谢艳当然也反抗过。家里最后派舅舅到服装厂与她面谈，把她带回家。父母早年的打工拼搏经历，也形成一种压力，“得对得起他们”，无法直言，无法说不。

村里第一批留守儿童长大，外出打工，到一个更广阔的陌生人世界，是去改变生活，也是去建立不同于父母辈的陌生人社交，但即便遇见相亲相爱之人，也困难重重，“只是这个世界把你我分两头，割断情思与占有”（ 郑源，2006，《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我不知谢艳是否是唯一有此经历的人。要说回到村里的熟人社会，一切也已改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会种庄稼，无法在田地间寻求满足。所谓回不去的乡、进不去的城，也因此首先用来表述这一代外出打工者。

当然，“回不去的乡、进不去的城”一般被用来指当前城乡区隔。在当前的社会制度安排、生存压力之下，向前一步，无法融入城市并被完全平等对待，向后一步，无法再去适应家乡，生活和工作观念已变。

2010s

打工大半辈子与养老

“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

——白居易，唐，《燕诗示刘叟》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做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筷子兄弟，2011，《父亲》

打工半辈子，养老的问题还是来了。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问题尤其凸显。年龄大了，有的幸运者可能“进去城市”，而更多人则不得不回去那“回不去的乡”。在村里，除了当年就退出打工的人们，那些剩下继续坚持的打工者如今也向身体和现实安排低头。他们本身还可能肩负着对自己父母养老的重担。

家里世代为农的老人、第一批外出打工者，到这时都提出了养老的需要。责任落在了还在继续打工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可能是70后，也可能是80后、90后。

我们继续来看匡村。路边住着大毛二毛一家，两兄弟在素兰之后也开了一家小卖部，相隔不远，但生意并不好。大毛出门打工，后在外结婚，留下两个孩子在老家由母亲照看。二毛与同龄人不一样，他找了份酒吧的工作，担任领舞，常年不回家。他们的父亲在2009年因病逝世，老家留下母亲。她既要照看大毛的两个孩子，也要担忧二毛的未来，更无生活费，要依靠种菜得一些收入。按照村里的观念，这属于不孝之举。

而按照这一观念，更严重者，是子女结婚后，一方面财务完全分家，行如陌人，而另一方面子女将孩子留在家中让父母负责其生活和学习，父母其中一人可能还得外出打工赚取收入、维持开销。父母是上一代外出打工者，当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无法满足需要，“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他们期待的老了回家养老，并未实现。

在漫长的历史上，在农村依靠传统的“孝”伦理、自觉和熟人社会的评判和监视来保障养老。不过，这些标准都在丧失它们的约束力，以至于有人提出要重建“孝道”。这当然难以得到认同。

2015s

95后、00后与去工厂化的打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刘希夷，唐，《代悲白头翁》

“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不要烦恼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

——萧全，2017，《海草舞》

到了最近几年，村里外出打工产生了一些此前并未出现过的变化。95后和00后陆续外出打工，他们中有的跟着父母或长辈去工厂、去工地，有的则开始拒绝进厂、进工地。他们选择了轻松、看起来体面的中介工作，即便工资可能不稳定，甚至也不高。

我在村里同他们这一代并没交集，亲戚朋友和邻居里也少有95后和00后。不过，平常和妈妈、奶奶交流，以及春节期间的聚餐，得知一些抱怨。他们不满意自己孩子的工作和生活观念。

电话接线员、贷款中介、房产中介等工作，越来越受欢迎。这是一些典型的、去工厂化的工作。而他们对城市租房也有着远比父母辈高的要求，所支付的房租成本也更高。赚钱少，花得多，在父母辈看来这样无法赚钱，是“不懂事”，是“打肿脸充胖子”。

除了抱怨，他们并没绝望，也并没去要求和改变自己的孩子。早些年的城市打工经历和见闻，的确在影响他们的观念。关于性别的观念也在这里产生了转变，甚至是一种戏剧性的转变。

张梅

（化名）

是婚后留守在家的90后，丈夫在外打工。前几年，有传闻说她“出轨”，她并不避讳。母亲一气之下和她发生冲突，打了她。即便这件事在村里人人尽知，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嘲讽，反而将之与男性比较：“时代变了，要惩罚，连男的一起”；“又不是犯罪，没那么严重。”人们所表现出的观念，与20年前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90年代，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不过因为一两句关于她与“公公”的传闻，就遭遇周围巨大的舆论压力，最后喝下农药，自杀身亡。

相比于过去，最年轻的打工者所面临的观念压力轻了许多。这显然不意味他们的打工和生活压力也在降低。过去打工，到城市是工具、不是目的，最终将回到老家，除少数因机遇实现财富和阶层跨越的群体，这基本上是无需思考的共同选择。如今，最年轻的打工者则在犹豫。他们在追求和渴望更高的目标，包括融入城市，而这面临重重经济现状和社会制度限制。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同样是打工，过去几十年产生了一代省吃俭用、拼命工作的打工者，他们是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代，而今最年轻的打工者在发生改变。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就像流行曲《海草舞》（萧全，2017） 所唱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不要烦恼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

作者：罗东；

编辑：西西，走走；

校对：翟永军

封面题图素材：《火车上的中国》（作者：王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