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周浦镇附近都有哪些公园（从草房子到坐拥花海）

浦东周浦镇附近都有哪些公园（从草房子到坐拥花海）当时的床也很奇特。“我记得小时候政府推行土葬改革后，许多人家囤的棺材没用了，就拆成木板拿出去卖。”张平安说，家里共有4个兄弟姐妹，自己排行老三。一家人住在30几平方米的一间草房子里，买了几块棺材板一搭，就是床了。文学作品中的“丰满”的草房子，到了现实生活中则很“骨感”。张平安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界浜村，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草房子。“屋顶是收割时候的稻草铺成的，房子是木头搭起来的，不用钉子用榫卯连接起来，地板就是烂泥地。”张平安说，要是谁家能铺青砖地板，就是有钱人了。而且，这样的“草房子”简单到了极致，除了门，连个窗户也没有。冬天虽然暖和，夏天就闷热难耐，一家人就干脆到房子外搭块木板睡觉，晚上和无数蚊虫“亲密接触”。草房子每年都要往屋顶加茅草，否则就有“屋漏又逢连夜雨”的风险。场景：草房子■ 1982年：“我家的‘草房子’成了‘瓦房子’。”在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里，草房子美轮美奂

这几天天气炎热，59岁的界浜村村民张平安一大早就起身，到家附近的周浦花海，拔拔草、伺弄花花草草，上午工作几个小时，中午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记者在张平安家看到，他和儿子家门对门各住一幢农村别墅。“记得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草房子，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张平安家的“逆袭”并非个例。近日，记者来到浦东新区周浦镇界浜村，采访了包括70岁、50岁、30岁等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等，他们通过一个个场景的变化，讲述了从自家到乡村的巨变。当年的“穷村”，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图说：界浜村航拍全景。新民晚报记者 徐程 摄（下同）

场景：草房子

■ 1982年：“我家的‘草房子’成了‘瓦房子’。”

在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里，草房子美轮美奂。“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文学作品中的“丰满”的草房子，到了现实生活中则很“骨感”。张平安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界浜村，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草房子。“屋顶是收割时候的稻草铺成的，房子是木头搭起来的，不用钉子用榫卯连接起来，地板就是烂泥地。”张平安说，要是谁家能铺青砖地板，就是有钱人了。而且，这样的“草房子”简单到了极致，除了门，连个窗户也没有。冬天虽然暖和，夏天就闷热难耐，一家人就干脆到房子外搭块木板睡觉，晚上和无数蚊虫“亲密接触”。草房子每年都要往屋顶加茅草，否则就有“屋漏又逢连夜雨”的风险。

当时的床也很奇特。“我记得小时候政府推行土葬改革后，许多人家囤的棺材没用了，就拆成木板拿出去卖。”张平安说，家里共有4个兄弟姐妹，自己排行老三。一家人住在30几平方米的一间草房子里，买了几块棺材板一搭，就是床了。

父亲在建筑工地做泥工，妈妈在家种地，经常是这个月还没过完钱就用完了，靠预支下月工资勉强维持生活，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因为家境贫寒，读到初一，张平安就辍学挣工分去了，当时全村没有一个大学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瓦房子”，都是一层的平房；张平安家也在1982年住上了“瓦房子”；如今，这些“瓦房子”退出历史舞台，纷纷翻建成农民别墅。

图说：浦东周浦镇界浜村村民张平安。

现在，张平安的儿子研究生毕业了，在银行工作，“儿子一家就住在不远的镇里，最近他被单位派到北京工作，两个孙子暑假里妈妈带着去看他了。”说到这里，张平安满脸自豪。

场景：结婚“三大件”

■ 1974年：“我结婚时流行‘三大件’：樟木箱、棉花被、漆木桶。”

今年71岁的孔文昌和共和国同龄，曾当过界浜村的老支书，说起话来思路清晰、头头是道。最近，他家刚刚签约了农民相对集中地安置房，分到了4套房子，除了给儿女的外，自己留了一套镇里的房子居住，离公交车站、地铁站、医院都在1公里左右，步行可及，非常方便。

孔文昌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得早，小时候家境贫寒，靠母亲和爷爷奶奶养大，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之后参加了社会主义扫盲班，在生产队当过财务、会计，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图说：界浜村近几年都在努力对辖区内的河道进行治理和改善，打通断头河，美化河道两岸风景。

“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村里开始开河修路，乡村面貌渐渐改变。”界浜村顾名思义，与河浜有关，但当时河浜淤泥沉积，亟待疏浚。“那时候没有机械，都靠人工下河挖淤泥、一担担挑上来，六灶港、大治河都是这样疏浚的。”

要致富，先修路，周祝公路、周邓公路等工程也开始启动。“当时没有水泥、柏油，用上钢三厂的废钢铺路，所以走上去很不平整、不舒服。”1987，孔文昌当上了村支书，但当年村里没有钱，又要搞建设，就开办了一个村办企业，挣的钱都贴补到乡村建设中去，包括支付修路工人的津贴等。

随着乡村建设拉开序幕，联产承保责任制在全国逐渐推开、分田到户，老百姓生活开始滋润起来。“1974年我结婚的时候，村里有钱人的嫁妆一般标配‘三大件’：樟木箱、棉花被、漆木桶（脚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三大件’则升级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他回忆，当时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一个村只有两张票，买糕点等也都要凭票供应。

“现在，界浜村几乎家家都有了小汽车，而且至少一辆，出去旅游也是家常便饭，书本上写的小康生活成为了现实，这在当年是难以想象的。”

场景：桃农路边摊

■ 2010年，界浜村成立水蜜桃栽培学习小组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代国画大师黄宾虹、张大千曾到周浦看桃花，与民国才女、傅雷的表姐顾飞唱和作画，留下佳作《红梵精舍图》。如今的界浜村，有千亩桃林、五百多户桃农，年产桃一百多万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桃乡。

如今大名鼎鼎的南汇水蜜桃，也有过“愁卖”的烦恼。今年36岁的界浜村干部杨玉霞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家里开始种草莓、西瓜、桃子，凌晨采摘了，天还没亮就骑着自行车往市区里赶，希望卖个好价钱。

“记得有一次家人骑车去卖桃，碰上大雨，路滑摔倒了，不但人受了伤，桃子也摔坏了，一家人沮丧了好几天。”每到桃子收获季，村里就会出现大批村民沿路卖桃的景象。

“虽然辛苦，但至少能吃饱了。”同样种过桃子的张平安告诉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除了在瓦屑搪瓷厂工作，还干起了种桃等副业，每年靠卖桃子也能赚3000元，加上平时的工资，温饱不愁了，省吃俭用了还能攒笔钱，把家里的老房子装修了一下。

如今，已经很少有桃农再“练摊”卖桃了。2010年，界浜村民成立水蜜桃栽培学习小组，邀请农业专家授课传艺，提升产量和品质。界浜村还与周浦镇农投公司合作，通过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将界浜村的“湖景蜜露”桃打造成了品牌商品。有了品牌，打通了销售渠道，桃农们再也不发愁卖桃子了。

在上个月底举办的浦东新区第十二届农博会上，周浦镇党委书记吕东胜“变身”网络主播，为桃农们吆喝直播带货。自称“东哥”的他金句频出，在推荐界浜村的湖景蜜露桃时，用上了时下最流行的歌词——“麻烦给我的宝宝们来杯蜜桃莫吉托（一种调酒）”。直播间开通没多久，农产品就被一抢而空。

场景：“家门口”服务中心

■ 2012年，周浦花海生态园建成

2002年，原界浜村、窑墩村合并组成新的界浜村。“桃源界浜，田间花海”，成为界浜村在产业兴旺方面的两大目标。

图说：位于界浜村范围内的周浦花海已经成为了城郊的一处网红景点。

记者在周浦花海看到，虽然不是春天，没有百花争艳，却也绿意盎然。占地约550亩的周浦花海，把现代农业花卉种植、生态绿地、旅游休闲有机结合，已创建为上海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里还为村民们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坐拥花海，在“家门口”就轻轻松松把钱挣了。

“穷村”逆袭了，村里发展的硕果，最终由村民们共享、共治。记者在界浜村“家门口”服务中心看到，原来的村委会办公楼全部腾挪出来，设置了党群服务站、市民事务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等“四站一室”服务资源。

“接受采访用的会议室也是临时借来的。”界浜村支部书记姚辉笑着告诉记者，所有村委会的办公空间趋零化，所有人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和办公工位，所有村委会干部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全部公开，方便随时随地服务村民。

图说：界浜村村委会打破围墙，让整个村委会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集健身、休闲、绿化于一体的露天广场。

在“家门口”服务中心门口，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这里的围墙全部拆除，开放式的小广场、九曲桥可以供村民们休闲、跳广场舞，“夏天晚上，跳交谊舞的、广场舞的……一直要到晚上8时左右人群才渐渐散去。”

“逆袭”的界浜村，未来还会有怎样“惊艳”的表现？姚辉告诉记者，界浜村聘请了国内知名设计师作为“梦想改造家”，设计一批乡村建设示范点，首个项目就是将原来老旧的百姓礼堂改造为“婚丧 文娱 桃市”的公共服务综合体。

不久的将来，界浜村还将打造一个生态田园综合体项目，实现盈利反哺村民；人们来到界浜村，可以感受到“满园春色如许”的新时代新农村风貌。

乡村名片：

界浜村位于浦东新区周浦镇东北部。1958年，界浜村种下了第一棵桃树。改革开放以来，界浜村逐渐形成以水蜜桃种植为特色的产业布局。

2012年，界浜村农田流转，原14组张氏花园宅原址上建成周浦花海生态园，为美丽村庄点缀了靓丽的一笔。

如今的界浜村，以“一花一果一民宿”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计划将周浦花海、界浜村北片桃园与迪士尼西片区规划结合，打造一个集生态农业和特色农村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度假区。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