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的故事简短（格林斯潘的故事-非凯恩斯主义者）
格林斯潘的故事简短（格林斯潘的故事-非凯恩斯主义者）作为一个孩子，格林斯潘很直接地表达着对父亲的渴望。显然，严厉的外祖父是无法替代父亲的：内森说着一口令人畏惧的意第绪语，信奉犹太教，这些对于格林斯潘而言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至于他后来差点拒绝参加成人仪式。不过，格林斯潘的舅舅欧文，也就是表弟韦斯利的父亲，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人。有时欧文会带着孩子们出去散步，一手牵着韦斯利，一手牵着韦斯利的小妹妹，格林斯潘则紧跟在后边。很快格林斯潘就会挤进舅舅和表弟之间走，直到他的手被叔叔牵上，而韦斯利就独自在一边走。然而，随着格林斯潘逐渐长大，他对爱的强烈渴求就没有那么频繁了。默默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用这种方式去弥补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父爱，并且发现独处让他感觉更舒服、更开心。就连他在学校的伙伴都能感觉到，格林斯潘变得异常的沉默寡言了。格林斯潘就读于164街的爱德华·斯蒂特初中（Edward W. Stitt Junior High School）。欧文·坎
征服者的感觉
THE FEELING OF A CONQUEROR
20世纪30年代，格林斯潘正是一名翩翩少年时，他深深地陷入了对铁路的痴迷之中。庞大的车头拖着堆积如山的货物，吐出浓浓的蒸汽，并“呜呜呜”吼叫着。正如当时的一本书所描述的，它们看起来并不像机器，更像是传说中的“乳齿象”。小格林斯潘当时经常跑到铁轨边观看这些大型怪物的前照灯投射出的光束，一瞥驾驶室中恐怖的火光以及炉边司炉工的剪影。这一切使他亲身体验了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兴奋和恐怖，从而领略到“美国世纪”的真正意义。差不多从11岁开始，小格林斯潘当时就开始收集列车时刻表，记住各条路线以及沿途的城镇，并想象自己在周游整个美洲大陆：从德卢斯（Duluth）到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再到法戈（Fargo），继续向西经过海伦娜（Helena）、斯波坎（Spokane），最终抵达西雅图。这是他畅想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 Heights，曼哈顿北端的移民区）以外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是他逃离那片低矮的、带有华丽灰塑装饰物的红砖建筑的一种方式，由此他的思绪将从那些太过熟悉的街道中得到释放。这些街道里充斥着意第绪语、爱尔兰语以及德语等欧洲语言。尽管1906年纽约地铁就向北延伸到了那里，但华盛顿高地发展起来还仅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然而，即使那里通了地铁，这里的街上仍可以看到马匹以及跟在它们身后清理粪便的人。难怪这些铁路在年幼的格林斯潘眼中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当时，格林斯潘与外祖父母内森·戈德史密斯（Nathan Goldsmith）和安娜·戈德史密斯（Anna Goldsmith），以及非常疼爱他的母亲罗斯住在一起。他们所住的公寓位于西163大街600号，只有一间卧室。内森和安娜住在那间唯一的卧室里，而格林斯潘和母亲罗斯则住在餐厅。这间公寓对于4个人而言不算大，但也还算过得去。这可比另一个移民集聚地下东区的那些拥挤的公寓要好得多，更何况能在大萧条时期拥有这样一间公寓已经很不错了。格林斯潘的外祖母一家住在百老汇西部，那里正好是体面的居住区和混乱的东区之间的分界线。“优雅的居住环境，建筑物的独特风格，附近的公园，傍晚从哈德孙河吹来的阵阵凉风，这一切总让人隐约想起德国城市中资产阶级居住的地区。”一位当代作家这样写道。德国移民曾大量涌入华盛顿高地，以至于华盛顿高地有时也被称为“哈德孙的法兰克福”。
内森和安娜出生于俄罗斯，他们先是移民到了匈牙利，随后又从匈牙利到了美国。对于他们而言，在纽约的生活就像是得到了神灵的护佑。他们乘着让小格林斯潘魂牵梦绕的火车，几经波折后最终安全抵达了美国。罗斯虽然出生在匈牙利，但很快她就成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有稳定的工作，在布朗克斯（Bronx）的路德维格–鲍曼家具店（Ludwig-Baumann）做售货员，每个月48美元的工资。这些钱足够衣食住行了，还能匀出1/4给格林斯潘当每周的零花钱。除此之外，令罗斯感到开心的是，她住的地方离她富裕的妹妹玛丽家只有半个街区。一到夏天，玛丽就会带格林斯潘去她靠近洛克威海滩、位于长岛近端的度假别墅。格林斯潘和表弟韦斯利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在沙滩上，低着头顽强地去找别人遗失的硬币，然后用他们的劳动成果买糖果吃。
作为罗斯和赫伯特·格林斯潘（Herbert Greenspan）短暂婚姻的“产物”，1926年3月6日出生的格林斯潘，对罗斯而言，就是上天赐予她的最大礼物。丈夫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家里也没有其他孩子，所以格林斯潘很好地填补了罗斯生命中的空白。每天清晨，格林斯潘面带灿烂的笑容，坚持去位于奥杜邦大道（Audubon Avenue）的169公立小学上学，而每天下午他都会带着特别的东西回家。从很早开始，格林斯潘就可以心算很大数字的加法，并且似乎还陶醉其中。罗斯常常让格林斯潘在叔叔阿姨面前展示他的心算能力。“格林斯潘，35加92等于多少？”罗斯问道。格林斯潘很快就能给出答案：“127。”
随后，格林斯潘的兴趣转移到了表演艺术上。不过，没过几年，他又对棒球产生了极高的热情。或许没有什么比两件事更能让他激动了：一是收听1936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广播解说；二是他10岁时的惊人设计，该设计能将整套击球记录体系简化为一些数据和符号。这些数据很简单、很直接，但依旧让人为之兴奋：一名球员在11次挥棒中击中3次，平均击球率为0.273；在13次挥棒中击中5次，平均击球率则为0.385。正是因为棒球，格林斯潘记住了分数转换为小数的换算表。显然，在符号上，格林斯潘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力。格林斯潘发明了一种符号，可以让他详尽地记录整场比赛中的每一次击球。如果选手击打出了一记滚地球，他会在绿色记分表上仔细地画上一个“x”；如果选手打出了平直球，他就画一个椭圆；椭圆加上x代表高飞球，α则代表击球到外场。每一位外野手的位置都有相应的数字来代表，这和那些符号结合起来，就可以准确地记录此次击球的全过程了。比如，数字11旁边画了一个椭圆表示平直球击到了右外野。即使自75年后再回头看，格林斯潘依然相信他发明的整套记录体系仍是最优的，甚至比那些报社记者设计的还要好。罗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父亲离开时，格林斯潘还太小，他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不过，这样的分离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总是会对孩子的性格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与单亲母亲一起生活的孩子，这种影响会更大。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格林斯潘青年时期享誉整个美国的政治家，据说，正是在其单身母亲持续的关注下，他才被激发出了自信和野心。他是母亲一生的事业，也是母亲的丰碑。幸运的是，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他的妈妈远没有霸道的萨拉·罗斯福（Sara Roosevelt）那样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萨拉非但不觉得将已婚的儿子安置在紧邻自己的联排别墅有什么不妥，而且还在她的大卧室里开了一扇门，直通她儿媳妇的小卧室，从而可以连通罗斯福的住所。与萨拉相比，罗斯显得温柔得多。不过，她的儿子还是她释放爱的唯一出口。显然，母亲的爱也不断增强着格林斯潘的自信，使他强烈地感觉到未来自己一定会有所成就。“当一个人曾经是母亲无可争议的最爱时，总会产生一种胜利者的感觉，而这种胜利者的自信又常常会带来真正的成功。”弗洛伊德曾这样说过。或许他的说法更多基于直觉而非证据，但格林斯潘一直相信他可以超越那些棒球记者，而且总有一天他可以乘着火车远赴太平洋。
格林斯潘对自己的智力非常自信，但却不太擅长与其他人打交道。格林斯潘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掌握棒球的精髓，但在人际关系方面却有点束手无策。他的自我怀疑有一部分来自母亲，因为在他看来，罗斯似乎是无法超越的。她漂亮、活泼、又很合群，无论和任何人比较，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那些孩子们瞠目结舌。格林斯潘的叔叔穆雷（昵称马里奥）当时正打算移民意大利，一直在等着绿卡。他在钢琴上拥有极高的天赋，并且当时已经是好莱坞知名的音乐剧作家。然而，在家庭聚会上，成为焦点的却往往是罗斯。她化身为伤感歌手，自弹自唱，以一种随意却又扣人心弦的方式演绎着一个时代的歌曲合集。她面带微笑，极具感染力，在公寓客厅里的小型三角钢琴上弹奏着，并成了整个派对的焦点。这时格林斯潘就会不由自主地躲到角落里，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配角。
不过，格林斯潘内向的主要原因还是源自他的父亲。1906年8月，4岁的赫伯特·格林斯潘以海姆·格林斯潘的名义走出了卑贱的统舱，踏上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的土地。和罗斯一样，赫伯特的长相也非常好，有着如电影明星吉恩·凯利（Gene Kelly）一样的鹰钩鼻和高颧骨。虽然罗斯总是很开朗阳光，但赫伯特却很内向、沉默寡言。并且，他可能将这种性格特点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而赫伯特的离开又进一步强化了格林斯潘的这种性格特质。在罗斯和赫伯特离婚之后，赫伯特搬回了布鲁克林，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那里距离格林斯潘差不多30公里。尽管他曾承诺会带格林斯潘出去郊游，但他总是食言。“艾伦很少能见到他。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其为数不多的几次探望中，艾伦所表现出的欣喜和激动。”格林斯潘的表弟韦斯利回忆道。被父亲抛弃的经历使得格林斯潘认定，依赖于别人的爱就等于踏上了一条通往痛苦的路。或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棒球数据和火车时刻表中，才是安全的。
作为一个孩子，格林斯潘很直接地表达着对父亲的渴望。显然，严厉的外祖父是无法替代父亲的：内森说着一口令人畏惧的意第绪语，信奉犹太教，这些对于格林斯潘而言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至于他后来差点拒绝参加成人仪式。不过，格林斯潘的舅舅欧文，也就是表弟韦斯利的父亲，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人。有时欧文会带着孩子们出去散步，一手牵着韦斯利，一手牵着韦斯利的小妹妹，格林斯潘则紧跟在后边。很快格林斯潘就会挤进舅舅和表弟之间走，直到他的手被叔叔牵上，而韦斯利就独自在一边走。然而，随着格林斯潘逐渐长大，他对爱的强烈渴求就没有那么频繁了。默默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用这种方式去弥补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父爱，并且发现独处让他感觉更舒服、更开心。就连他在学校的伙伴都能感觉到，格林斯潘变得异常的沉默寡言了。格林斯潘就读于164街的爱德华·斯蒂特初中（Edward W. Stitt Junior High School）。欧文·坎特（Irwin Kantor）是他当时最好的伙伴，两个人常常会在格林斯潘的房间里沉迷于他们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骰子式棒球”。多年后，坎特回忆起格林斯潘，说他成了一个陌生的独行者：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父亲，母亲则成天在外工作，而外祖父母似乎活在一个古老的世界，只有当外祖父母跟孩子们说话，孩子们才会跟他们说话。
“我觉得，实际上，艾伦是伴随着收音机和他自己的思想成长起来的，”格林斯潘的第二任妻子安德烈娅·米切尔（Andrea Mitchell）后来说道，“尽管我不知道这样的成长历程是否让他感觉到悲伤和孤独，但这确实塑造了艾伦的性格。他不太容易接触，非常腼腆。”
“真的非常腼腆。”她补充道。
显然，如果格林斯潘的童年经历塑造了他的内向性格，那么这些经历也滋生了他的远大抱负。他身体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告诉自己，他可以成为伟大的人。他对数字的天赋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他的母亲的赞赏更让他对此深信不疑。然而，他很清楚，自己缺乏率性和逍遥这种无须努力即可获得别人认可的特质，除非他用行动扫除质疑，否则这个世界是不会认可他的卓越的。要想未来有所成就，他必须靠自己努力。通过做一些事并做出一些成就，这个配角才会被注意到。
格林斯潘的父亲很清楚，自己儿子的抱负是如何形成的。1935年赫伯特的书《重铸辉煌！》（Recovery Ahead！）出版了，它简直就是一首吹捧“罗斯福新政”的赞歌。在书中，赫伯特把罗斯福比作一位大将军，领导着美国走向“太平盛世”。赫伯特写这本书的动机，既不是文学性的，也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商业性的。这本书在《纽约时报》所做的广告允诺“本书包含有一张表格，上面记录了作者对于1935—1936年市场每个月的波动幅度”。赫伯特对于自己惊人的预测一点也没感到尴尬。他将这本书送给了自己9岁的儿子，并在书上题词，希望儿子能对经济感兴趣。“随着你渐渐成熟，你便可以回顾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并试着搞清楚按照某种逻辑去预测的整个过程，然后以你自己的方式做一些类似的工作。”赫伯特这样写道。尽管最终格林斯潘还是走上了父亲所指示的道路，但在当时，父亲的这些建议还没有什么用。格林斯潘只读了几页就放弃了，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这本书实在太深奥了。
格林斯潘把“罗斯福新政”搁置一边，继续去实现他在棒球上的抱负，一边玩一边分析。随着格林斯潘步入青少年时期，他开始拥有运动员般的身体素质。加上他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格林斯潘具备了参与这项运动所需要的条件。格林斯潘还是左撇子，这使得他成了天生的一垒手。有一天，格林斯潘在公园里和大孩子一起玩棒球，他打出了一记曲线球，打得是如此自信，使旁边的高中生震惊不已，以至于后者断定格林斯潘以后会参加职业联赛。如此的赞赏使格林斯潘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感。随后，他前往洋基体育场，目不转睛地观看了心目中的英雄们的比赛。这些英雄包括一垒手卢·格里克（Lou Gehrig）、外野手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投手左撇子戈麦斯（Gomez）以及雷德·鲁芬（Red Ruff i ng）。即便在70年后，他依然记得当年的阵容。当他坐在场边，看到那些人赢得冠军时，他会不自觉地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他们。总有一天，他将不只是坐在看台上，看着别人戴上璀璨的冠军戒指，而是会走到赛场中央，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他不再是注视这些英雄的观众，而是成了被别人瞩目的参与者。他会成为棒球大联盟最好的一垒手。
在老师的建议下，格林斯潘跳了一级，1939年就初中毕业了。接着，他升入了乔治·华盛顿高中。乔治·华盛顿高中位于哈莱姆河（Harlem River）边一个多山的海岬上，其建筑物普遍带有意大利风格的圆柱。这种引人注目的风格使整个建筑物显得厚重和巍峨，就好像古代寺庙。这所学校是整个纽约市最好的学校之一，有优秀的老师，能满足雄心勃勃的、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的需求。这些孩子下决心要成为班上的佼佼者，从而在这片新天地中崭露头角。在高中，格林斯潘仍然坚持打棒球，而且一直幻想着自己在洋基体育场里打球的场景。然而，在现实中，他却发现自己的进步幅度越来越不明显，于是，他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需要一个新渠道。这次，他在音乐里找到了出路。
格林斯潘对音乐的关注显然是受到了他的母亲的重要影响。格林斯潘的父亲对音乐没有任何兴趣。为了向儿子展示自己这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赫伯特曾带格林斯潘去过一位叔叔家，后者是一位会计师，住在中央公园南区一间令人羡慕的豪华公寓里。考虑到格林斯潘在数学方面的天资，他可能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决定，把这位叔叔当作自己的榜样了。然而，关于他父亲的一切，这个男孩却并不怎么感兴趣。他母亲的家族显然对他的吸引力更强一点。格林斯潘的外祖父内森是布朗克斯区一座犹太教堂中唱诗班的领唱者；叔叔马里奥可以即兴演奏钢琴曲中难度最高的部分；表妹克莱尔正在努力成为一位职业歌手；其母亲罗斯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音乐爱好者。当巴赫协奏曲或音乐厅的民谣响起时，罗斯便会跟着哼唱，她唱歌的节奏和音律总是能与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格林斯潘非常享受这一切。
12岁时，格林斯潘曾听过克莱尔吹奏单簧管。他被那美妙的音色深深迷住了。于是，他也开始学吹单簧管。随着对棒球的热情逐渐冷却，吹奏次中音萨克斯慢慢地成了他的挚爱。20世纪30年代后期，融合了蓝调和拉格泰姆舞曲（ragtime）的大乐团音乐非常流行，格林斯潘也被卷入了这股音乐浪潮之中。他着魔似的练习着，有时甚至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练就是6个小时。虽然他痴迷于音乐本身，但显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驱使着他。与棒球一样，音乐也包含着表演的元素，对于孤僻的人而言，这是不靠哗众取宠而成为明星的另一种方式。
15岁时，格林斯潘开启了一次音乐的朝圣之旅，这与他之前的洋基体育场之行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乘坐地铁到纽约市中心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去听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他的管弦乐队的演奏会，那地方正好毗邻纽约的一座主要的车站。格林斯潘这么做并非一时兴起：以次中音萨克斯管和单簧管为主要特色，格伦·米勒创立了一种变种的大乐团音乐，而这两种乐器正是格林斯潘最喜欢的。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设法让自己接近演奏台，最终他距离米勒本人只有3米远。当乐队开始演奏基于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改编的舞曲《星夜故事》（The Story of a Starry Night）时，兴奋终于使他突破了长久以来的羞怯。
“这是《悲怆》（Pathétique）！”格林斯潘叫了一声。
“孩子，你很棒。”格伦·米勒回答。
与爵士乐偶像的对话让格林斯潘激动不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虽然格伦·米勒只说了几个字，但其分量比迪马吉奥和格里克的话都重。
20世纪30年代，当格林斯潘刚刚步入青春期时，政治动荡开始不断侵扰人们的生活。在30年代中期，许多来自澳大利亚和德国的犹太人开始涌入华盛顿高地，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少年很快就改名为亨利·基辛格，并比格林斯潘提早两年进入乔治·华盛顿高中。当格林斯潘升入高中时，美国海军已经将望远镜架设在高耸的教会钟楼上了，而这座钟楼正好孤零零地矗立在学校的屋顶之上。设置望远镜的作用是监测钟楼下面的河水，以防德国潜水艇潜入。两年后的一天，距格林斯潘去听米勒的管弦乐队演奏仅仅过了几个月，他正在寝室练习单簧管，在间歇时他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当时，播音员正在播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事。
然而，格林斯潘总是尽可能地忽视针对战争的抗议游行。“相比于法国投降，我其实更关心布鲁克林道奇队是否赢了。”许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格林斯潘并不在乎这些地缘政治的问题，他加入了各式各样的舞曲乐队，并利用课余时间打好几份工，这能保证他每周挣到10美元。最终，他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好过了自身的学业。尽管他依旧很擅长数学，却难以在其他领域发光发亮，因为他在乐器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格林斯潘念完12年级时，学校的音乐部门给他颁发了一个特别奖。在学校的纪念册上，有一张格林斯潘的照片，高高的颧骨、鹰钩鼻和棱角分明的下颌，看上去很像他的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着一段文字：“聪明利落，又富有才华。会演奏萨克斯和单簧管。”
1943年6月，格林斯潘高中毕业了，但他对上大学毫无兴趣。他被保送到了享有盛誉的茱莉亚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是纽约的一所精英音乐学院，并且一直致力于取代欧洲成为古典音乐教育中心。不过，学校的教学方法有点太中规中矩了，可能并不适合格林斯潘这种痴迷于格伦·米勒的学生。于是，1944年1月，格林斯潘就退学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音乐。他开始跟名师比尔·希尼尔（Bill Sheiner）学习，这位老师曾在位于布朗克斯174号大街的音乐集市上举办过演奏会。当时，希尼尔让格林斯潘坐在斯坦·盖茨（Stan Getz）旁边。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朋友，斯坦后来成了爵士乐历史中最伟大的萨克斯演奏家之一。格林斯潘后来写道：“面对这样一个天才，我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和盖茨比音乐天赋，就好像跟爱因斯坦比智商一样。”然而，他明白，相对于打棒球，音乐上的能力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1944年的春天，格林斯潘刚年满18岁，就收到了征兵部门的通知。当时，正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死于战争。格林斯潘坐地铁来到曼哈顿南部的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征兵中心就设在那儿的海关大厦里。巴特里公园原本是国际商务的圣地，现在却被卷入到了战争中。当时，有数百名年轻人排在格林斯潘的前面，他等候了很久才轮到自己。然而，一份医疗检查显示，他的肺部有一块斑点。“我们不确定是否有问题。”外科医生说道，并安排格林斯潘在第二天接受一位结核病专家诊疗。当结核病专家也无法确定他是否生病时，他被告知不适合服兵役。
格林斯潘害怕极了，他担心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然而，尽管事后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他的生活还是彻底改变了：幻想着与战友一起面对死亡，打破了他内心深处的那堵墙，并让他不再独来独往。与此同时，他对美国政府的敌意也因为这件事减轻了。对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政府包办一切让他们非常抵触。无论如何，已经18岁的格林斯潘为了不受这些反设事实的干扰，于是便更深地陷入到了音乐中。他的老师希尼尔为他指了一条路：亨利·杰罗姆（Henry Jerome）的乐队一直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他们现在正招募单簧管和萨克斯演奏手。
杰罗姆和格伦·米勒并不一样，他在那些喜欢泡酒店和赌场的中年夫妇中有很高的声望，而和他的乐队签约更像是加入了AAA级棒球联赛而不是职业棒球联赛。不管怎样，格林斯潘这个羞涩但四肢灵活的年轻人，带着自嘲式和内敛的微笑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诺拉工作室面试。杰罗姆很喜欢格林斯潘的表演，给他提供了一份每周62美元的工作，这是他母亲在百货商店的工资的3倍。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格林斯潘成了一名旅行表演者。他的足迹最远到达过新奥尔良。在前往目的地的火车上，他和邻座攀谈起来，结果发现南方口音实在太难听懂了。他对这一切非常享受。通过这一路的亲身体验，格林斯潘逐渐发现，杰罗姆乐队的演奏实在太令人兴奋了，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名头所对应的水平。在杰罗姆与格林斯潘签约之前，杰罗姆乐队曾在瞭望站演出，这是一个赌博场所，位于肯塔基州卡温顿的南方高速公路上。比较棘手的是，在附近的剧院有一个竞争对手，该乐队总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并挖走杰罗姆的一些乐师。“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整件事情，因为我的乐队已经被拆散了。”杰罗姆后来回忆道。然而，他在逆境中看到了机会，决定另辟蹊径。当时，以“大鸟”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和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为代表的音乐家开始演绎一种大胆的新爵士乐风格，并在曼哈顿夜总会引起了轰动。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崇尚柔和甜美的旋律的大乐队一直占据着纽约流行音乐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局面逐渐改变了。杰罗姆准备找能即兴演奏波普式（bebop）新风格爵士乐的人，来填补其乐队的缺口。“这些乐师都在街上，他们就是被埋没的迪兹和查理。”这位乐队领队后来回忆道。
于是，杰罗姆开始在纽约四处寻找能尝试新风格的演出地点。最终，他在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er）下面的柴尔斯餐厅找到了理想中的演出场地。选择这个地方多少有些奇怪，这家位于时代广场的洞穴式自助餐厅，与迪兹和查理曾演出的私人爵士俱乐部的风格完全不同。傍晚时分，无论对于请假离船登岸的海军学员，还是来自韦斯切斯特看演出的一家人，这家餐厅都会热情接待，并提供煎饼、煎蛋卷、金枪鱼沙拉三明治。这些其实并没什么稀奇的。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柴尔斯餐厅逐渐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在午夜时分，餐厅又将迎来一批新顾客。按《名利场》（Vanity Fair）腼腆的说法，这家餐厅将以“淡紫色”为特色。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经常转播杰罗姆乐队在柴尔斯餐厅的演出。乐队的表演经常被安排在黄金时段广播剧结束后的11点档，当整点报道的新闻主播播送完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最新公告后，收音机中便会响起由嘹亮的小号和柔和的萨克斯演奏的音乐。随后，一位老练的爵士乐手主持人将介绍当晚的演出阵容，并即兴讲一些话来配合小号的演奏。“不管你的身体有多么僵硬，当听到这首由杰罗姆创作的曲子时，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只需要站起身，舞动起来，尽情地享受吧。”
格林斯潘是这支14人乐队中资历较浅的成员。尽管他能完美地演绎别人写的曲子，但他没能力像自己的偶像那样即兴演奏或是独奏。据格林斯潘后来回忆，他对自己当时的角色很满意。当他憧憬着加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称职的一垒手，但成不了明星投手；当他演奏爵士乐，他也乐于做一个伴奏者。不过，他的谦逊也是有限度的。在内心深处，格林斯潘始终认为他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想在生命的这场大戏剧里扮演英雄，并下定决心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来说，一周赚62美元已经是很好的人生开局了，但是如果他看不到成为独奏家的希望，他注定不会一直坚持下去。
在当爵士乐手期间，格林斯潘不仅仅在音乐上，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边缘人物。他主动承担了为其他乐队成员报税的相关事务，从而将自己定位为乐队中的知识分子。“相比于音乐，他在记账方面可能更有天赋。”杰罗姆这样评论他。格林斯潘利用停工期的方式也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会运动相当活跃。该乐队遵循了一项由工会制定的规则：演奏40分钟，休息20分钟，然后再开始下一循环。乐队的其他成员都会趁着这段停工期偷偷溜到楼上的沃尔格林药店（Walgreens），在电话亭里吸大麻。格林斯潘则会看一些关于金融的书籍。在柴尔斯餐厅这种与学习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格林斯潘开始了自己对银行业和市场的启蒙教育。他研究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的经历，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打造了美国。他津津有味地阅读《股票大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这本书讲的是投机者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的经典案例，此人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最终格林斯潘决定，一旦他厌倦了音乐，他的下一步将是华尔街。
当格林斯潘突然要改变人生的方向时，他的父母总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背后给予支持。当乐队停止巡演时，他就会和母亲待在一起。他之所以具有足够的独立性避免乐队负面文化的感染，并坚信自己可以在别的领域做得更好，他显然要感谢自己的母亲，正是后者的溺爱带给了他这些特质。然而，如果他被吸引到金融行业，从而使自己拥有的数学天赋可以大显身手，这就要感谢他的父亲了，即使他很少见过并且也不愿意感谢父亲。在他承认由于父亲的缘故才对金融感兴趣之前，他似乎一直在故意回避自己的父亲。在母亲的影响下，他加入了爵士乐队，接着，他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尽情地释放自己去探索金融的世界。
1945年的夏天，格林斯潘退出了杰罗姆乐队，开始准备攻读纽约大学的学士学位。
02非凯恩斯主义者
THE UN-KEYNESIAN
1945年8月14日，50万名纽约市民聚集到了时代广场。柴尔斯餐厅就在广场边上，它曾经是格林斯潘与杰罗姆乐队的演出场所。当时，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纽约时报》大厦上的滚动电子告示牌。当天晚上7点零3分，他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官方消息，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了。”
整个城市随即陷入了狂欢。街上的人们纷纷把帽子和旗子抛向天空；办公楼上的人们则兴奋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并往街上抛撒彩屑、彩带。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所有角落。在哈莱姆区，人们成双成对地在街上跳摇摆舞，导致车辆难以穿行，以至于要动用洒水车驱散人群。在布鲁克林的意大利裔聚居区里，各家各户把食物、酒水摆在家门外的桌子上，供路过的行人享用。在时装区，人们穿着靓丽的衣服、羽饰和帽子，在五彩纸屑漫天飞舞的街道上行走。在唐人街的曲巷上，男女老幼爬上消防逃生梯，他们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为沿着勿街（Mott Street）和多耶斯街（Doyers Street）表演的舞狮队伍欢呼喝彩。卡车缓慢地从时代广场的人山人海中穿过，上面站满了吹喇叭的庆祝者。人们纷纷相互拥抱。《纽约时报》曾报道：“昨天，纽约城里没有陌生人。”
不过，在欢呼之中却暗藏着深深的隐忧。杜鲁门总统偕同夫人贝丝现身白宫前的草地上，庆贺“一直期盼的那一天”终于到来。然而，他同时也警告道：“我们正面临着最艰巨的任务……这需要诸位的全力协助。”在战争的巨额花销的刺激下，美国已经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不过，这些开销有整整一半是通过举债支持的。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所说，这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公共项目”。然而，日本的投降意味着繁荣的国防事业即将走向衰退，国家正面临着如何解散1 200万军队的挑战。许多人担心士兵复员后将无事可做，而成群的垂头丧气的失业青年将意味着大萧条的回归。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美国人认为将来会变得更差，战争期间享有的双倍工资将不复存在。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特（Bernard DeVoto）认为，美国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也许是战争中最为真实的可怕现象。这是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和平的担忧”。
多数美国人都寄望政府能消除他们的担忧。罗斯福新政曾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抗，结果使美国的发展停滞了一段时间。不过，战争的爆发还是让美国人很快回想起了超级联邦国家的高效率；由政府的计划人员决定哪家工厂该制造什么，这最终带来了抵抗法西斯的胜利。1944年，美国国会为应对美国国内这种情绪，通过了《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给想置业或者读大学的退役士兵提供高额的奖金。在总统大选期间，罗斯福对自己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他承诺建立更多的医院、更多的机场并提供6 0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到194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已经从1939年的90亿美元上涨到950亿美元；其在战争期间的支出是过去150年总支出的两倍。1945年4月，罗斯福因中风突然逝世，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动摇美国对他所采取的积极措施的热情。随着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承诺将为充分就业而争取订立新的法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林斯潘进入了纽约大学商学院。就当时的学术氛围而言，国家主义正处于顶峰，而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则陷入了悄无声息的状态。保守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说：“在1945年，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一股观点显明、组织有力和具有自我意识的势力，最多也只有零星的抵抗声音。”
格林斯潘刚到纽约大学时，只是一个腼腆的19岁男孩，他对当时的学术氛围并没有什么切身感受。从乐队退出以后，整个夏季他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不是在母亲的公寓，就是到公共图书馆认真阅读经济系第一年将会接触到的教科书。他希望通过大学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而他的大学学费则来自音乐演奏的积蓄。距离开校园已有两年时间了，因此他必须首先克服再次进入校园时的不适应感。1945年9月大学开学后，他开始往返于华盛顿高地和格林威治村校区。在华盛顿广场上有一座非常突兀的大理石拱门，它显然是刻意模仿了巴黎凯旋门。格林威治村校区正是围绕这座拱门而建起来的。在华盛顿广场的华丽喷泉周围，格林斯潘经常看见成群的无所事事的退役士兵。这种情况其实在当时的美国随处可见。美国政府会为这些退伍军人支付学费，因此他们像许多学生群体一样对政府表示支持。
尽管美国当时由新政进步主义（New Deal Progressivism）主导，但格林斯潘拒绝接受这方面的灌输。他身处凯恩斯主义思潮极度盛行的年代，却最终成了一个非凯恩斯主义者。要想解释这种悖论，可能还是要从他身边的微观学术环境中找原因。纽约大学商学院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思潮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该学院曾接受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培训任务。这项任务被戏称为“工厂”，它的主要目标是迅速而大批量地培养会计师、保险专员和房地产经理等人才。报名参加这项计划的有志青年被鼓励先行遵循他们所向往职业的着装要求，穿戴着很正式的衬衫和领带出入校区。然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对于新政却并非一如既往地友好。1945年，美国制造业协会的领导者艾拉·莫舍（Ira Mosher）抨击道：“近10年的严酷战争已经严重动摇了企业自由竞争体系。”尽管那个年代的人们总体上是亲政府的，但对新政不满的情绪已经开始一点点地渗透到了商学院。
此外，纽约大学经济系的教员正经历着一种时空扭曲。1945年，华盛顿的新政执行者已经成为凯恩斯主义信徒，但是直到1948年之前，凯恩斯主义在本科生的课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自称“妄自尊大而又聪明能干”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出版了一部经典的入门级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正是凭借这本教材，萨缪尔森使自己的混合经济体思想在本科生的心中变得根深蒂固了。如果格林斯潘在自己的学业刚开始时读过这本书，至少可以相信他将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萨缪尔森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信心满满地写道：“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他的作品对在格林斯潘之后入学的学生影响深远，这从保守派对其抨击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在1951年出版的书中，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感叹道，耶鲁大学整整1/3的学生都深受萨缪尔森作品的影响，其对“耶鲁经济系的影响完全是集体性的”。
不过，当格林斯潘进入纽约大学时，萨缪尔森的书还没有出版。格林斯潘选修了纽约大学经济系主任沃尔特·斯帕尔教授（Walter Spahr）的课程。斯帕尔对新政的观点与萨缪尔森截然不同。在1949年底特律经济学俱乐部的一次正式演讲中，他宣称这是“一条走向深渊的死路”，并且叫嚷道，“改良主义最终只会导致侵犯人民的财产自由”。斯帕尔早已预料到，有人会以议题中的“人民”已经把选票投给改良主义者为借口，来反驳自己的观点。他告诉听众：“希特勒在最后的选举中得票率将近100%。”很明显，在新的和平年代刚刚到来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学残余就已经在纽约大学的教职员中生根发芽了。
这一切对年轻的格林斯潘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这才是关键问题的所在。在本科毕业之前，他选修了斯帕尔的商业周期课程。巧合的是，在格林斯潘三四十岁时的演讲和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观点，与斯帕尔在这门课上表达的观点，非常契合。斯帕尔认为，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会导致商业周期倒退：他们喜欢用预算赤字和印刷货币来对抗萧条，但斯帕尔深信这种激进的做法只会加剧经济的波动。然而，即使斯帕尔真这么认为，他也不能直说。他在校外辛辣的演讲，与在校内温和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用沉闷的教学风格来掩盖内心的思想火焰。这使得他很难赢得年轻人的心，引导他们倒向保守主义。在50多人的课堂上，他通常做的只是叫学生将课本翻到某一页，然后问有没有人对该页的内容有疑问。由于太沉闷或者太胆怯，学生通常都不会向他提问题，因此斯帕尔会很乐意让他们翻到下一页，接着再重复之前的问题。
有一天，当学生们百无聊赖地听着斯帕尔讲课时，年轻的海军退役军人罗伯特·卡维什（Robert Kavesh）瞟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格林斯潘。这位昔日的爵士乐乐手似乎在隐藏着一些不想让教授发现的东西。卡维什把头凑近瞧了瞧，他发现了格林斯潘的秘密。在商业周期教科书的底下，格林斯潘还藏着一本关于凯恩斯的小册子，而他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看来在斯帕尔的引导下，格林斯潘非但没有走向保守主义，反而和保守主义越走越远。
相比于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内部氛围，个人阅读对格林斯潘自身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孤芳自赏与雄心壮志是他自童年时代养成的两大禀性，而这两大禀性使他很少受到外部的影响，只相信自己的所见所学。他在大学有自己的朋友圈。同时，在学院乐队里演奏单簧管，在合唱团演唱，与商业周期课的邻桌卡维什创立音乐欣赏俱乐部“交响社区”，这一切都使他很享受。不过，正如他在获得茱莉亚音乐学院梦寐以求的青睐后毅然选择退出、在爵士乐上获得突破后随即转向经济和金融一样，即使还是一名学生，他也要自己主宰自己的道路，而不让周围的环境影响自己的决定。如果说他后来的自由主义作风根植于他早年的生活，那么这也应该是源自他的个人天性，而非专业的熏陶。只有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才能领略个人主义的魅力。
格林斯潘的个人阅读开端于经济史，他以新形式重拾少年时代对铁路的喜爱；他非常喜欢那些介绍实业家的书籍，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并为美国能迈向工业强国而耗尽了毕生心血。历史学家可能只关注陆军、海军和历史条约，但其实是将其东南西北连成一片的铁路系统塑造了美国。格林斯潘当时特别崇拜詹姆斯·希尔（James J. Hill），他是大北铁路线的缔造者，并运用自身的智慧将经济贫瘠的美国大西北带向了繁荣强盛。在年轻的格林斯潘心目中，19世纪后期的工业家绝不是强盗资本家，而是先驱者和英雄。当第一列双车头火车穿越达科他前往太平洋海岸时，铁轨上行驶的一节节车厢、发动机中喷出的浓浓蒸汽对美利坚帝国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在葛底斯堡燃烧的熊熊战火。
格林斯潘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凯恩斯的影响。他曾经读过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作品，后者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并以对凯恩斯学说的阐述而著称。汉森的关注点是凯恩斯的主要思想，即所谓的“节俭悖论”，并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他的新阐释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和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提出该悖论的意图是为了解释周期性衰退是如何自我强化的：当经济衰退时，谨慎的消费者会偏向储蓄，这会引发需求萎缩，并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然而，汉森相信，疲软的个人需求和过度储蓄已经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顽疾。在19世纪，有几种力量一直在刺激着整个美国社会的巨额开支，然而，如今它们已经消耗殆尽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美国边境的关闭，诸如铁路和钢铁等高资本消耗工业的成熟，这些都意味着支出将会遥遥无期地持续疲软。汉森相信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凯恩斯在大萧条期间所主张的政策将永远都是必要的。为了应对汉森提出的“长期停滞”，美国政府必须将财富从高储蓄率的富裕阶层重新分配到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人们过度储蓄。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大幅提升公共支出，并容忍巨大的预算赤字。
1938年，汉森的论文就发表了，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才变得流行起来。显然，他的论文非常符合当时的激进分子的口味。1946年，杜鲁门总统履行了曾经的承诺，签署了《劳工法案》（Employment Act）。正如斯帕尔所言，这将使美国联邦政府“把就业、生产和消费刺激至最高水平”，换而言之，这不会给商业周期的自我调整留下任何余地。民主党人抱怨该法案本应规定得更彻底，并认为，接受过于模糊以至于难有约束力的法案内容是杜鲁门无能的表现。“错的是杜鲁门。”共和党人幸灾乐祸地说，而大批民主党人对此表示同意。不过，整个美国的情绪无疑很明显是站在新凯恩斯主义一边的。畅销书作家弗雷德雷克·路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观点与汉森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最伟大发现”，就是国家可以通过干预和再分配来释放普通家庭的购买力，从而挽救国家的经济。
这些观点显然很难说服格林斯潘。由于没有人愿意消费或投资，过度储蓄便会不断累积，这种观点有点过于悲观了。在这个被19世纪的铁路大王深深吸引的年轻人看来，总会有企业押注于新的灵感和技术；新边疆绝不仅仅只局限于地理学中。在大萧条开始时，汉森就已经步入了中年，对这样的经济学家而言，陷入疲惫忧郁的状态是很正常的。然而，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大萧条只停留在他的童年印象中；他对此并不感到沮丧，因为自己已经习以为常。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并不是过度的储蓄和大型工程，而是1939年人山人海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犹如魔盒的电视机。甚至在几年后往返于纽约大学的路上，格林斯潘依然能看到，在电视机大面积普及的推动下，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天线林立于屋顶上。既然如此，汉森怎能说进步停滞了呢？难道真的已经没有东西值得人们花钱了吗？
在阅读所有自己能搜集到的资料时，格林斯潘偶然发现了乔治·特伯格（George Terborgh）对汉森观点的批驳。特伯格是一位很不起眼的经济学家，当时正受聘于美国机械及有关产品研究所（Machinery and Allied Products Institute）。正常的学生都不会对特伯格多瞅一眼。为什么要读这个无名之辈的著作？他不过是游说团体的说客，更何况他的观点与知名哈佛教授的观点截然相反。不过，基于自学者的特立独行，格林斯潘仔细研读了特伯格的著作《对经济成熟的担忧》（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并赞同其中的观点。特伯格认为，汉森仍深陷在“30年代的幽谷”（dark valley of the thirties）中，因此才会提出经济停滞的概念。
幸运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格林斯潘和特伯格的看法。战时配给制的废止使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购买了大量的洗衣机、汽车、电炉、棉制品、尼龙、相机、胶卷、运动装备以及成套的电车设备：在战争时期购买这些商品都是严格受限的，而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积蓄花在这些商品上面。与汉森的观点相反，消费、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均没有陷入死寂。实际上，在格林斯潘升入大学二年级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17.6%。格林斯潘对新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怀疑最终被证实了，而这使他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更自信了。显然，只有像喜鹊筑巢那样博采众长才能让自己洞见一切。
在批判凯恩斯思想的过程中，格林斯潘自己也渐渐地改变了。当辞掉二流爵士乐队没有前途的工作而进入校园时，格林斯潘还只是一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年轻人。然而，通过两年时间的学习，他的前途现在一片光明。当大学第一年的课程结束时，他在“贝塔伽马西格玛学术奖”的评选中获得了第二名。这个奖是对学生的“学业、品格和专注”的认可。卡维什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后来也成了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格林斯潘一样，能高效地将不同来源的零碎信息整合成一块。在探索经济学的过程中，格林斯潘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之路。
对于经济学专业而言，那绝对可算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格林斯潘接触经济学时，美国正好刚刚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在伦敦剑桥大学，而其领袖正是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改由波士顿学派、芝加哥学派和纽约学派主导，而他们之间经常发生非常激烈的学术论战。真正使格林斯潘着迷的既不是波士顿学派的凯恩斯主义教条，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纽约学派所重视的实证主义。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方法和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实证主义。
纽约学派的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它坐落于纽约大学以北10公里的地方，附近就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该研究局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于1920年创立的。它的宗旨并不是将经济的实际运作理论化，而是测量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例如，测量棉花或者生铁的产量是多少、平均每个工人一周最多工作多少个小时以及有多少家企业购买新机器或建造新厂房等。在未来超过25年的时间里，该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整合必要的统计数据来记录商业周期，并制定计算GDP的国民账户的标准。在大萧条刚开始时，胡佛和罗斯福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当时的生产数据，这使他们很难了解当时经济急速下降的情况。当格林斯潘从纽约大学毕业时，米切尔的团队已经在追踪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纽约大学读一年级时，格林斯潘就对该计划有所了解。他当时选修了由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主讲的统计学课程。摩尔既是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人员。后来，摩尔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劳动统计专员，并因开发商业周期的领先指标和滞后指标而名留青史。摩尔认为当时还很年轻的格林斯潘在数据研究方面与自己志趣相投，因此推荐他利用暑期的时间到著名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BH）实习。格林斯潘坐着地铁来到了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在华尔街的办公大楼。办公室的地面上铺着厚重的地毯，顶上则是镀金的天花板，一张张顶盖可卷缩的办公桌摆放在中间。一位年轻的银行合伙人要求格林斯潘对美联储发布的百货商店销售额按周进行调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格林斯潘参考了大量关于数据周期性调整的技术文献，并利用计算尺和台式加法器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整理。
当他埋头处理手上的数据时，格林斯潘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发现，相比于与大学同学无休止地争辩那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到底是政府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他更能从这种具体的任务中获得满足。他对控制某个特定领域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希望他是正确的，并希望自己的正确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他独自解决问题，而无须他人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纽约学派的批评者曾讽刺国家经济研究局脱离理论的指导，为了测量而测量。然而，这其实恰恰是这位害羞内向的小伙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由于格林斯潘自第一个学期以后每门课都获得A，所以在1948年他以“最高荣誉生”的身份毕业。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使得他可以留在纽约大学攻读夜间硕士。然而他在爵士乐队时期赚取的积蓄已经花完，于是他不得不在白天去打工。一家广告公司想以丰厚的报酬聘请他，但是他对广告行业不感兴趣。后来，他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得到了商业研究员的职位。这份工作的报酬一般周薪只有45美元，比他在杰罗姆乐队的工资还要少。不过，这份工作使格林斯潘得到了锻炼，最终成了一名青年经济学家。
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拥有200家会员，几乎囊括了全美最有名的公司，而其研究经济的方法则很符合纽约学派的实证主义。这个委员会曾率先开发出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并使自己成了大萧条时期失业数据的最佳来源。在其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大型写字楼里，成排的研究人员整理着会员企业所需要的数据，包括矿产的变化趋势、棉花的收获情况、对外贸易状况、钢铁产量等。格林斯潘在工作中充分利用了该委员会图书馆的所有资料，同时，他开始在其内部刊物中发表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小型制造商的利润、新屋开工率和消费借贷的趋势进行分析。该委员会的会员开始认识他，而《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
随着格林斯潘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崭露头角，他又重新引起了自己父亲的注意。在格林斯潘出生不久，赫伯特便抛弃了罗斯。此后，在自己儿子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若隐若现的，特别是他再婚之后，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在格林斯潘取得事业上的突破之后，赫伯特再度出现了，并提议他们父子俩在商业上进行合作：他们可以成立一家咨询公司，甚至在交易中一试身手。不过，格林斯潘之所以接触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想接近父亲。对于缺失的父爱，他的应对方式是躲在自己的世界中。显然，对于这个让他只能躲进甲壳中的男人，格林斯潘并没有合作意愿。
此外，赫伯特还引发了格林斯潘的一种本能反应。赫伯特在格林斯潘面前表现得很尴尬，这使得格林斯潘在自己父亲面前更加尴尬。从父亲身上遗传的这种社交障碍就已经足够糟糕了；而格林斯潘自己又使这种障碍变得更加严重了。尽管赫伯特很聪明，但他始终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失败气息。关于设立一家新企业的事，他说得很好：就如20世纪40年代股市的很多跟风者一样，他沉迷于可以告诉你买入点和卖出点的价格图。不过，赫伯特却缺乏言行一致的特质；他依然是那个曾答应会去华盛顿高地看儿子却多次让儿子失望的男人。如果罗斯对格林斯潘的无条件奉献，强化了他内心的征服感，那么在赫伯特那里缺失的父爱光环则给了他另一种刺激。格林斯潘下定决心，不能像他父亲那样。于是他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专业，从而使两个人划清了界线。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却并不拒绝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父爱。1950年，他完成了纽约大学的硕士课程，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伯恩斯。这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物，外表英俊，口才出众。20世纪70年代，伯恩斯曾担任美联储主席，在这期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罗格斯大学期间，弗里德曼曾经在伯恩斯的指导下进行过研究。弗里德曼表示，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从伯恩斯那里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大的恩惠”，他还因此称伯恩斯“差不多是自己的父亲”。显然，格林斯潘也是这样看待伯恩斯的。伯恩斯的举止打扮带有旧时代的色彩，喜欢把浓密的头发从正中间分成两部分，还经常在吞云吐雾中陷入沉思，到哪都能招人仰慕和喜欢。格林斯潘记得，自己曾经认为“我只有变成像他那样的人，才配一年赚20 000美元”。如果说亲生父亲给格林斯潘树立了反面榜样，那么伯恩斯则是格林斯潘渴望成为的专业领域的成功榜样。
伯恩斯是米切尔的实证主义传统的首席继承人。在他的影响下，格林斯潘克制住了对于比较时兴的经济学流派的热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格林斯潘攻读了数理统计学这门课程，该领域后来被称为计量经济学。这门课主要教授如何利用实证主义者的测量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回归分析的工具去检验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经济学家只能在理论上猜测经济体的某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例如，从在逻辑上看，钢铁产量的激增会预示着汽车业等下游产业将会有异常活跃，随后还可能凭借这一点去推测整个经济体将加速扩张。然而，有了回归分析，经济学家可以进行更好的估计。他们可以计算过去钢铁产量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更科学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状况。
多年以后，格林斯潘会运用回归分析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并把自己描述成一位“被计量经济学劫走的实证主义者”。然而，得益于伯恩斯的影响，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才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学习数理统计学。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工作期间，他对于计算经济变量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并不怎么上心，而是更喜欢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持续地积累大量的数据。当时，仅仅是获取经济状况的测量数据就已经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了。一项接一项的统计数据需要经过周期性调整以及季节性调整，还要检验各数据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这些工作都需要在没有电脑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格林斯潘相信这类笨拙的工作比漂亮的数学推导更有价值。即使是最为精妙的计量计算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昨天的统计关系在明天就可能不存在了。相反，精益求精地对经济真实运行状况进行测量比单纯地推测更好，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尽管格林斯潘信奉计量经济学，但即使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他仍坚信经济学家的数据质量比模型的精妙程度更加重要。
2011年，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我们有一次长谈。当时，格林斯潘从他的书架里抽出一本《商业周期度量》（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其绿色封面已经开始褪色了。这是一部由伯恩斯与米切尔合著的经典著作，其内容主要是分析美国经济的兴衰。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这本书就被格林斯潘珍藏了，截至他接受采访时，差不多有60年了。
“请打开它。”格林斯潘对我说。
我随意地翻开那本书，刚好翻到的那一页充满了各色图表，其中包括：生铁产量、铁路公司股票价格和活期借款利率。
我疑惑地看着格林斯潘，他的表情似乎是在示意我接着看下去。我翻到另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张表，细致地描述了烟煤生产量的波峰和波谷。这本书一页接一页地翔实地记录着美国工业全盛时期的面貌。显然，伯恩斯和米切尔对经济学的认知是建立在每一项原材料、每一个矿场、每一间工厂的统计资料之上的。
我明白为什么格林斯潘给我看他导师的书。这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同时他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喜爱统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