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汽车  科技

谏逐客书全部通假字(周克庸旧稿新订之答蔡先生)

谏逐客书全部通假字(周克庸旧稿新订之答蔡先生)“凤”字有两种不同声符的字形,亦不能证明“凤”字为“双音节字”。正如“杯”字之异体字又作“柸”、“桮”,只不过表明了充当它们声符的“不”“丕”“否”,读音曾经相同或者相近罢了。“凤”字之所以偶有加注“兄”为声符者,或许只是因为“兄”、“凡”二字的韵母相近(二者阳侵通转)罢了。蔡先生又引述了一些其他学者的论述,以支持自己的论点,云:“甲骨文里的‘凤’字,除了在{凤}的象形字上加注‘凡’声的写法之外,偶尔还有加注‘兄’声的写法……也许{凤}的象形本来就是为双音节语素{凤凰}而造的。”我认为,记录日语的“当用汉字”,同样不能证明“古时曾经存在过‘多音节汉字’”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日语“当用汉字”的读法有二,一种叫作“训读”,即仅以汉字的字形表义,而读音则仍使用表示该词义的日语词原有的语音(如“中”字的“训读”音为两个音节——“なか”。“なか”即表示“中”这个词义的日语词之固有的语音),而与“中”字


谏逐客书全部通假字(周克庸旧稿新订之答蔡先生)(1)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库


(前略)蔡先生又说:“是不是一个汉字就只能表示一个音节记录一个单音词呢?从现在还使用汉字的日语来看,一个汉字完全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

我认为,记录日语的“当用汉字”,同样不能证明“古时曾经存在过‘多音节汉字’”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日语“当用汉字”的读法有二,一种叫作“训读”,即仅以汉字的字形表义,而读音则仍使用表示该词义的日语词原有的语音(如“中”字的“训读”音为两个音节——“なか”。“なか”即表示“中”这个词义的日语词之固有的语音),而与“中”字的汉语语音毫无关系。另一种读法叫作“音读”,即采用该汉字在引入日本时的汉语读音(如“中”的“音读”音为单音节“じゅう”或“ちゅう”)。日文某些当用汉字的“音读”也确有双音节者,如“学”字读为“がく”——但这是因为汉字“学”在引入日本时,其汉语读音,韵在觉部,而觉部字的韵母,收尾于舌根塞音“-k”。日语“学”字“音读”音“がく”中的“く”,恰恰是对“学”字汉语读音韵尾“-k”的模仿。该例不仅不能证明蔡先生欲证明的论点,反倒从某个侧面印证了,汉语语音在展转流传的过程中,原本一个音节内的音素,在特定情况下会分化成两个独立音节。而这点又恰好支持了我们“某些双音节单纯词的语音形式,是由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词的语音形式裂变而来”的结论。

蔡先生在论证其“一字多音节”说时,举了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论据:“东汉末年,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在《主术训》中‘赵武灵王贝带鵕,赵国化之’句下注曰:‘鵕读曰私鈚头,二字三音也。’……孙诒让云:‘……此注私鈚头,即《史记》之师比,《汉书》之胥纰、犀毗。’”

其实,在我们看来,“鵕读曰私鈚头”这一“最重要”的论据,并不能证明“鵕”字是个“双音节字”。《战国策·赵策》:“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史记·匈奴传》作“黄金胥纰”,索隐引张晏:“鲜卑郭落带……东胡好服之”;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可见,“鵕”、“师比”、“胥纰”、“犀毗”等等,与“私鈚头”一样,统统是对表示“带钩”义的胡语词所做的汉字音译(正如“夏伯阳”、“恰巴耶夫”虽音节不同,但都是对俄语人名“Чапаев”的汉字音译一样)。用单音节的汉字对外来词进行音译,要求音节一一对应往往难以做到,故汉字音译词与被译外来词的音节不同,本不足为怪。比如梵语词“samadhi”(三音节)、“sramana”(三音节)的汉字音译,分别为“三昧”(二音节)和“沙门”(二音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字组合之“三昧”、“沙门”都是“二字三音”;又如梵语“Buddha”一词的汉字音译,既有用一个汉字的“佛”,又有用两个汉字的“菩提”、“浮屠”(字又作“浮图”、“佛图”、“佛陀”等),这同样不能证明“佛”是个“双音节”汉字(“佛”字的古韵,以塞音“-t”收尾,故其韵尾“-t”被用来与梵语“Buddha”的“d”相对应——如此而已)。其实,“鵕”、“师比”、“胥纰”、“犀毗”和“私鈚头”的关系,与“佛”和“菩提”、“浮屠”、“佛陀”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蔡先生又引述了一些其他学者的论述,以支持自己的论点,云:“甲骨文里的‘凤’字,除了在{凤}的象形字上加注‘凡’声的写法之外,偶尔还有加注‘兄’声的写法……也许{凤}的象形本来就是为双音节语素{凤凰}而造的。”

“凤”字有两种不同声符的字形,亦不能证明“凤”字为“双音节字”。正如“杯”字之异体字又作“柸”、“桮”,只不过表明了充当它们声符的“不”“丕”“否”,读音曾经相同或者相近罢了。“凤”字之所以偶有加注“兄”为声符者,或许只是因为“兄”、“凡”二字的韵母相近(二者阳侵通转)罢了。

蔡先生还列举了被认定为“双音节字”的十个例字(角、貍、笔、偻、果、来、凤、今、仑、辁),来为确立其“多音节字”说服务。大概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蔡先生的有关论证中,有不少关键处的文字,未能正常印出来。所以,我们这里也只能结合其部分例字,从整体上来论证它们何以不会是记录双音节词的“双音节字”。

首先,蔡先生列举的例字,倘若真的是“双音节字”,那么这些字的音长,就应该是一般单音节字音长的两倍。但语言实践材料表明,事实却并非如此。

翻阅一下讲究音节对称的《诗经》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使用了这些例字的诗句中,这些(被蔡先生认为是双音节)字的音长,都只能是单音节而不可能是双音节。

如《诗经·唐风·葛生》中的“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上下两句的诵读停顿,皆为“××/××”;《召南·行露》中的“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上下两句的诵读停顿,皆为“××/×××”。倘若“角”字果真如蔡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个“双音节字”,那么上句就势必要多出一个音节,而使得上下句节奏荡然无存。《豳风·七月》“取彼狐貍,为公子裳”,上下句的音节一致,节奏对称齐整,这表明“貍”字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双音节字”。《豳风·东山》“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中的“果”、“臝”二字,各占一个音节。可见“果”字也并非如蔡先生所言,是记录双音节词“果臝、果蓏”的“双音节字”,否则“果臝”二字,岂不是要读成“果臝臝”了吗?《小雅·伐木》云:“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小雅·出车》云:“今我来思,雨雪载塗”,这些诗句中的“来”字、“今”字,当然也只能是单音节,尤其是“今我来思”一句,倘若“今”、“来”二字果真是“双音节字”,那么该句便会有6个音节,这显然是有悖于诗歌节奏和谐的。《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翙翙其羽”,“凤”、“皇”二字各占一个音节,若按蔡先生的说法,“凤”是读为“凤鸾”或“凤凰”的“双音节字”,那么“凤皇”就要读作“风鸾皇”或“凤皇皇”了!蔡先生还称,“鸾”字包含着“凤鸾”两个音节,若果真如此,《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四牡骙骙,八鸾喈喈”,《大雅·韩奕》“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等诗句中的“八鸾”,又该如何朗读是好呢?所以在笔者看来,蔡先生列举的这些“双音节”字例,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若蔡先生列举的这十个字若果真是“双音节字”,那么由这些字所记录的前后两个音节中的两个辅音,就应当是随机的、无规律可循的。但事实上,被蔡先生认定为“双音节字”的字例,其两个音节中的辅音,却是按照某种固定的、合乎规律的形式组合起来的。比如,“笔”又称“不律”,“不律”前后两个音节的辅音,以“b-l-”为连接形式相组合,便决非偶然,这里是有明显规律可循的。我们展开来看,山包称“部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注)、“培塿”(《玉篇》)、“㟝嵝”(《淮南子》高诱注)、“㟝塿”(祁彪佳《寓山注》)、“附娄”(《说文》。按:古无轻唇音,故“附”、“部”音近)、“垺塿”(《篇海类编》),坟包曰“马鬣”(《礼记·檀弓》。按:马、部、培等字古声部皆为唇音),花包曰“碚礧”(《玉台新泳·有所思》)、“蓓蕾”(徐夤《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小肿曰“痱瘤”(韩愈《嘲鼾睡》)、“痱磊”(《埤雅》);木病肿曰“苻娄”(《尔雅》),用弓发射的石箭头曰“碆卢”(《战国策》)……等等等等。这些双音节单纯词前后音节中的两个辅音,都是以“b-(即上古音“唇音”帮、滂、並、明诸纽)l-(即来纽)”为连接形式组合起来的。这些双音节单纯词,前后音节的辅音连接形式,之所以具有一致性,就在于它们由同一个表示“曲包曲裹”义、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分化而来的(这点笔者另有专文阐述,不赘)。

或有诘难者质疑曰:“这组词的源头,为何一定是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而不是分别以‘b-’和‘l-’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词呢?”

答曰:这点,从“b-l-”式双音节单纯词的数量之多便可推知。如:

两足左右偏斜、行走不便曰“撇拉”(又作“劈拉”等),其“倒言”(即前后两个音节次序颠倒)式,为“剌□[左‘’去除上面的一横,右‘止’]”、“剌跋”、“剌犮”、“猎跋”(《说文》),字又作“剌八”、“剌扒”(《金瓶梅词话》),作“狼䟺”(《声类》)、“狼贝”(《后汉书·任光传》)、“狼狈”(李密《陈情表》),又作“伶俜”、“竛竮”(《广韵》)、“竛”(陈维崧《薄媚摘遍·偶感》)、“连翩”(曹植《吁嗟篇》)等。风曰“孛览”(孙穆《鸡林类事》),风神曰“飞廉”(《离骚》王逸注)、“蜚廉”(扬雄《反离骚》),旋风曰“焚轮”(《尔雅》郭璞注),字又作“棼轮”(刘禹锡《武陵观火》);又曰“扶摇”(《庄子·逍遥游》),字又作“飖”(江淹《恨赋》)。遮蔽、模糊、不分明曰“幂历”(左思《吴都赋》)、“幎历”(潘岳《射雉赋》)、“幂□[上罒下历]”(王融《咏幔》)、“羃□[上罒下历]”(唐王建《早起》)、“迷离”(《乐府诗集·木兰诗》)、“眯瞝”(玩花主人《妆楼记》),又音转为“漫澜”(《鬼谷子》),倒言之为“澜漫”(《淮南子》),字又作“烂漫”(《庄子》)、“烂熳”(杜甫《太平寺泉眼》)。日光不明曰“曚曨”(唐李贤用《陇头吟》),模糊不清曰“朦胧”(支遁《咏怀》),字又作“矇眬”、“朦眬”、“蒙胧”、“蒙眬”、“蒙笼”、“濛胧”、“濛笼”等。分散貌曰“被离”(扬雄《反离骚》)、“被丽”、“披离”(宋玉《风赋》)、“配黎”(扬雄《甘泉赋》);人离散曰“仳离”(《诗经》),倒言之为“离披”(《楚辞》)。影子外层的淡影曰“罔两”(《庄子》注),字又作“魍魉”、“罔浪”(班固《幽通赋》);引申之,无所依据貌、胡涂混沌貌亦曰“罔两”(东方朔《七谅·哀命》)、“魍魉”(《金瓶梅词话》);土木之精怪亦曰“罔两”(《左传》),字又作“罔阆”、“魍魉”、“蛧蜽”、“蝄蜽”、“方良”等。面食名有“䴺”(《寒山子诗集》);虫名有“负劳”、“螟蛉”(《尔雅》);木名有“冥灵”(《列子》)、“平露”(《白虎通》);草名有“马蓝”、“勃茢”、“苻蓠”(《尔雅》)、“扶留”(左思《吴都赋》)、萆荔(《山海经》);鱼名有“鳗鯬”(徐鮌《稽神录》);鸟名有“百鹩”(《大戴礼》),字又作“伯劳”、“博劳”等;分割曰“分剺”(扬雄《长杨赋》),字又作“分梨”(《汉书·扬雄传》)等;附着曰“附离”(《庄子》),字又作“附丽”(左冲《魏都赋》)等;高起貌曰“冯隆”(左思《吴都赋》);旋转貌曰“蹒连”(何逊《七召》);众声宏大四布貌曰“酆琅”(马融《长笛赋》);水势起伏汹涌貌曰“濆沦”(木玄虚《海赋》);眼珠转动发亮貌曰“曼睩”(《楚辞·招魂》);枝叶枯落树荫稀疏貌曰“毗刘”、“暴乐”(《尔雅》)……等等,诸如此类按“b-l-”这一固定形式、合乎规律地组合在一起的联绵词,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另外,一些双音节的古姓氏、古地名,也都显示着与此相同的组合规律——限于篇幅,兹不多叙。

事实表明,以固定的、合乎规律的(“b-L-”式)语音形式组合而成的双音节单纯词,数量大得惊人。倘若这些词是直接源自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而不是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词语音形式,向单辅音声母双音节词语音形式转化的结果,那么,除了上古时期竟存在如此大量的双音节词足以令人生疑外,至少还难以讲通,何以这么多双音节词所含两个音节的声母,会以“b-l-”为共同的语音组合形式?众所周知,相对于单音节词来说,双音节词的优长之处首先在于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同音词,以克服语言交际中可能产生的障碍;那么,在双音节词中,使用这种固定的声母组合模式,岂不与发挥双音节词之长处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了吗?所以,笔者认为,上面列举的例词,决非直接源自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而是由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裂变”而来。

综上,我们认为,汉字并不存在“多音节字”(近代也确曾有人造过一些双音节字,如“浬”[读“haili”]等,但因不符合汉字一字一音节的要求,所以后来统统被废除了),以所谓的“多音节字”,来证明“X-L-”式联绵词的语音形式自来就有,那是站不住脚的。

2020年2月3日,重订于杭州


猜您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