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马克思哲学守正创新第一人）

马克思恩格斯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马克思哲学守正创新第一人）按照现在的流行观点，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和生存论哲学的所谓三次重大“转向”，而其中起开拓性作用的就是康德。有人认为，康德不仅终结了传统形而上本体论哲学，直接推动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而且开创了以人的自由意志（实践理性）为本体的主体性哲学，为当代生存论哲学转向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康德关于“我能知道什么”的发问，终结了本体论哲学，开创了认识论哲学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把认识论和本体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从康德哲学“向右转”。要害是否定其“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倾向、倒向完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新康德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后来被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哲学、伯恩施坦的伦理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尼采及“后形而上学”哲学、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等所承传，成为当代西方的主流哲学形态，但这并不代表对康德哲学的真正承传。 恩格斯打通认识论和本体论，破解“自在之物”之谜，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

编者按：本文拟阐明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重要合作者，而且是马克思生前及逝世后，对这一新哲学世界观坚持和发展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是打通认识论和本体论，破解“自在之物”之谜，对马克思创立的哲学世界观进行科学的概括，奠基自然辩证法，确立唯物辩证法；二是打通思想史的古今，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哲学思想史进行科学总结，为正确认识哲学史和开展哲学斗争提供科学依据；三是打通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科学阐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现代西方哲学从德国古典哲学“向右转”走入绝境，从另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继承者。

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理论和哲学世界观，是迄今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创造和最辉煌的日出。作为与马克思共同合作40年的最亲密战友恩格斯，也是这一理论创造的当之无愧的合作者。虽然恩格斯曾郑重说明，不要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平列加进这一理论，因为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独特的开创性贡献的评价，更不应成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借口。本文拟阐明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重要合作者，而且是马克思生前及逝世后，对这一新哲学世界观坚持和发展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即守正创新。

鉴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制造“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诸多神话，尤其是制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对立，有必要重申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评价的基本原则。

其一，他们共同创立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即用物质运动规律揭示自然和社会全部现象的客观基础。列宁的有关论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

其二，他们共同投身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并始终是坚定的工人阶级革命导师，这体现在他们科学阐明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和历史使命。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其三，他们始终是配合默契、分工合理的伟大战友，突出表现在共同理论创新的合作中，马克思侧重理论攻关，恩格斯侧重理论武装。“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下面，我们将循着这一评价原则，谈谈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守正创新。

一、打通认识论和本体论，破解“自在之物”之谜

恩格斯打通认识论和本体论，破解“自在之物”之谜，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创立的哲学世界观进行科学的概括，奠基自然辩证法，确立唯物辩证法。

按照现在的流行观点，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和生存论哲学的所谓三次重大“转向”，而其中起开拓性作用的就是康德。有人认为，康德不仅终结了传统形而上本体论哲学，直接推动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而且开创了以人的自由意志（实践理性）为本体的主体性哲学，为当代生存论哲学转向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康德关于“我能知道什么”的发问，终结了本体论哲学，开创了认识论哲学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把认识论和本体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从康德哲学“向右转”。要害是否定其“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倾向、倒向完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新康德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后来被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哲学、伯恩施坦的伦理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尼采及“后形而上学”哲学、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等所承传，成为当代西方的主流哲学形态，但这并不代表对康德哲学的真正承传。

这种从康德哲学“向右转”的思潮，丢弃了康德哲学的精华，放大了康德哲学的缺陷，实质上是哲学思想史上的倒退。

第一，康德虽然没能论证，但也没有否定“自在之物”，而提出自然界的自我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假说，则为自然辩证法开辟了道路。“自在之物”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石，唯心主义都欲除之而后快。康德不仅没有回避“自在之物”的存在问题，而且对自然界的自我运动和辩证发展问题提出了科学假说。对此，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黑格尔远远落后康德”。原因就在于康德把天体的形成和毁灭的根基都归结于自然界自身的运动。“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因此，可以从康德出发提出自然辩证法的时代之问。“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这对于许多打着康德旗号的人来说是个莫大的讽刺，也是他们所极其不愿意承认的，即康德自然哲学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来源之一。

第二，康德既然没有否定“自在之物”，当然也就没有否定世界的统一性和理性的普遍性。虽然受到休谟怀疑论的启发，但他并没有陷入怀疑论，没有丧失对于人类理性的信念。休谟从怀疑主义立场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僵硬思想的批判，唤醒了康德，但没有动摇康德对理性的坚定信念。只是促使他通过限定理论理性的无限使用，肯定实践理性的运用，进而创立新的哲学原则说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重新确立理性的权威。康德自己就“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我根本不赞成他的结论”。

不赞同休谟的结论，就是不接受他用观念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否定理性的普遍性，向非理性主义打开大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就是把异质性内化在存在中，即对立统一，使存在由“既有”成为“过程”，理性从“构成”变为“历史进化”。康德没有丢掉这一传统。而把康德蓄意打扮成让人类从“宇宙整体”的“先验理性”中解放出来，否定人类理性能够把握完整世界的“后形而上学”形象，把碎片化、多元论和相对性当作世界的终极存在，并没有真正的依据。

对于理性的辩证思考使康德得出了对理性的独特解释：理性内在地具有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这三个不同的方面。理性作为人的高级认识能力，它的职能和领域并不限于认知，理性不仅为认知立法，而且为道德、审美立法。理性活动的领域有三分天下：一为感性世界，一为理性世界，一为情感世界。知识、情感、意志都包括在理性自身之中，但各自所属的对象领域不同，它们分别是科学知识的对象、道德信仰的对象以及审美情感的对象。知识的对象和信仰的对象并非与人的理性外在地对立，而是内在地统一于理性，分别被理性的不同方面内在化了。因此，理性不只是一种认知能力，也是一种意志能力和情感能力。但无论作为认知能力还是作为信仰能力，理性都是自主的，它以先天的真、善、美等内在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可以看到，一方面康德不仅仅是扩大了理性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对理性的把握从静态的、既有的、知识化的表达，转向了动态的、生成的、生活化的表达，从构成理性转向了辩证理性。知、情、意不仅构成了理性的不同领域，而且构成了理性内在的异质性规定，从而构成了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康德并没有真正解决辩证理性的统一性问题，科学知识和道德信仰分别属于此岸和彼岸世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割裂了认识论和实践，使得康德的自在之物变得不可捉摸，也为制造所谓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对立、否定“自在之物”和一元论世界观的企图预留了空间。

所以，问题不在于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更不在于“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而在于把科学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以客观真理的透彻性统一真善美。这就必须把唯物论提升到辩证法这一“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的高度，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

1.奠定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基础

恩格斯打破自然界不同质的存在类别之间的僵硬界限，确立了整体上有规律运动变化的新自然观，从而奠定了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基础。

恩格斯依据当时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只有空间变化、没有时间发展，无机界、有机界、生物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固定界限的旧自然观，通过确立自然界的每一种物质存在都是源自内在矛盾的一种运动形式，各种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循环发展的关系，确立了破除有机界与无机界、生物界与非生物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鸿沟的新自然观，从而解决了“物质是如何自我运动”以及世界的物质性统一这一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新自然观的形成，打破了现象和本质外在对立的无穷怪圈，奠定了“自在之物”可知性的根据。旧自然观所追求的“终极存在”，是作为万事万物本源的实体，这是永远无法企及的深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这正是认为“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理由。但是，新自然观通过“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打通了现象和本体的界限，确立了认识“物自体”的科学方式。“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辩证唯物论的新自然观的确立，奠定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

2.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解决认识（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同一性问题，跨越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鸿沟

康德之所以强调“自在之物”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在于他把认识论局限在主观思维范围，同物质本体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康德和费希特不允许自己把认识看作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而黑格尔承认“思维存在同一”，但黑格尔承认的“自在之物”不过是精神本体的异化，所以并没有真正提出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提出了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系问题，对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同一”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颠倒。恩格斯引述最新自然科学成果反复论证，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与其所认识的对象（即“物”）之间只具有形式上的区别，而不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现象和本体、认识规律和自然规律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列宁充分肯定了恩格斯下述思想的贡献：“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可见，理性自由既不是既有的，也不是自我封闭的演进，而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这就是认识论、本体论相统一的方式。

3.把实践引进认识论，破解“自在之物”之谜：实践的唯物主义转向和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

要破解“自在之物”之谜，必须在自发运动变化的自然界和自觉的精神逻辑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实践当仁不让。但是，实践在近代唯心主义的形式中不能当此大任，因为它只是主体的意志性活动，不能通向“自在之物”。要突破主观意志论的实践，确立客观物质活动的实践观，实践必须完成“唯物主义的转向”。这就是说，实践不是主体的单纯“外化”活动，客体不是主体单纯的自我实现，从根本上说，实践是在对外部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基础上开展的物质相互作用的活动。恩格斯对实践进行唯物主义定位的关键一招就是将其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使其从主体性范畴变为连接主体和外部世界的中介。这种实践观的前提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辩证统一的能动反映论，因而能够跨越康德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鸿沟。恩格斯把实践定格在实验和工业这类唯心主义实践观从未关注过的活动上，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依据。“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反映论方面揭示实践的科学内涵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这表明，实践不能成为本体论，它总是以一定的世界观、认识论为前提的。把实践和认识论割裂的哲学必定试图淡化以致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以实践为本体的哲学必定是唯心主义哲学。如果说，恩格斯针对当时康德承认“自在之物”但认为其不可知，关注的重点是推倒“不可知论”，因而突出实践的认识论功能的话，那么列宁则针对20世纪初“去唯物论”的主要倾向，关注实践对于论证物质本体论的作用，突出强调实践是“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活动，辩证法的认识对象是“自在之物本身”。“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技术史中以及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唯物主义坚持“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对实践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定位，破解康德的“自在之物”之谜，打通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僵硬对立，确立以自然辩证法为特征的新自然观，奠定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根基，是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成果的丰富和发展。这一重大贡献使得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成为现实。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留下的大写逻辑的研究课题，恩格斯作了成功的破题。“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二、打通思想史的古今，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对哲学思想史进行科学总结，打通思想史的古今，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为正确认识哲学史和开展哲学斗争提供科学依据。哲学史、思想史从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原因就在于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为客观判断标准。恩格斯正是在奠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基础上，首次概括提炼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就在于这是全部哲学都无法真正回避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其他所有哲学问题的答案；全部哲学家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成了两大阵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虽然哲学的复杂性使得对上述标准的把握有时不是那么清晰，例如对怀疑论、多元论的判别。

恩格斯甚至为此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想能否认识世界、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元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折中主义、怀疑论、二元论等则陷入了不可知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些二元论哲学家在哲学的发展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毕竟不能作为独立的哲学派别。从他们出发，总有一个向左（唯物主义一元论）或向右（唯心主义一元论）的转向问题，总体上不影响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垒。用多元哲学掩盖和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一哲学基本派别的划分，客观上起到了干扰科学认识世界的作用；而近年来出现的试图以其他标准（例如区分“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取代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和尊重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世界的本原上说，不存在多元论，要么统一于物质世界，要么统一于精神世界；如果世界归根到底是物质世界，那么它从根本上就是可知的，不存在神秘的“灵异世界”；如果世界归根到底是独立于精神的客观物质世界，那么认识客观世界、遵循客观规律、探索客观真理就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义，也是人类历史活动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可见，哲学基本问题不仅是我们考察哲学史和辨析哲学思潮的基本坐标，也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遵循。

什么是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归属于这一哲学阵营？必须指出，唯物主义哲学绝不是讲究物质享受的物欲主义或享乐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不管这些哲学家主观上是否自觉意识到，只要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承认和追求客观真理，坚持探寻世界的真实存在、历史的真实面貌、事实的客观真相，就属于唯物主义哲学阵营。正因为如此，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也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追求。

正因为如此，以哲学基本问题划分哲学史上的两大阵营，不仅为我们厘清了纷繁复杂的人类思想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思想成就的最高衡量标准。常常有人提出，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许多思想成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就高于唯心主义哲学。此话不假，但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思想成就，恰恰不是否定和批驳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唯心论观点，而是向唯物主义靠拢，包含着唯物主义内容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辩证法，就因为它展现的不是概念逻辑自我演进的玄妙或词语游戏的魅力，而是真理的力量。

恩格斯以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成就作了全面的科学评价。

1.德国古典哲学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原因在于面对自然科学和工业迅猛进步，不断加进唯物主义的内容

从世界观方法论上突破欧洲中世纪以来主导的“神创论”，贯彻自然界自己运动的唯物辩证思维，是康德创立“星云说”的原因。这一成果不仅动摇了“神创论”，也动摇了自然界没有运动变化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自然界也被承认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了，这是个了不起的思想飞跃。

黑格尔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以唯心主义的颠倒方式，提出了世界的辩证统一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贡献了许多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思想观点。对此，恩格斯作了以下的概括：“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这里澄清了笼罩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的各种迷雾，阐明了对其进行正确解读的思想原则。

2.德国古典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提出并不断探索世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客观规律，体现了推进人类进步的理论勇气

把事实上升为规律，是科学的任务。作为人类最高思维形式的哲学，最高追求就是揭示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规律。哲学探索规律需要艰苦攀登，但同时还需要有克服一己私利的勇气。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够对历史规律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就在于它们认同历史的进步性，并为之而奋斗。恩格斯正是从这一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贡献：“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可以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颠倒方式呈现的完整世界观，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诞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传统的哲学观念除了认为自然界无历史外，再就是人类历史无规律。德国古典哲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可知性问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尽管黑格尔并没有解决这个任务，但他的划时代贡献是提出了这个任务。他用“时代精神”表征历史规律，而通过“历史伟人”间接论证了人类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辞。”我们在他的《法哲学》中还可以读到：“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

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人类创造历史的最大自觉，就是通过把握时代精神，实现时代意志的追求，而这离不开历史的伟人。但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使得其追求的历史规律和进步趋势，包括人的自由和解放，都局限在思想意识的范围，没有实在的发展成果。而对于时代精神、历史伟人也因缺乏科学的界定，仍然成为历史偶然性的空间。

3.对于历史客观规律作了许多天才的猜测，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黑格尔以辩证思维的透彻性，通过对于世界作为“过程集合体”矛盾运动的把握，挣脱了历史偶然性的摆布，确立了历史必然性思想，奠定了历史规律的基础。“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

黑格尔还突破了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传统，猜测到认识世界历史规律的主体不能是孤立的个人，必定是现实的人类，因而创立了“绝对精神”这样艰涩的唯心主义话语以求超越哲学史上“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传统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作了这样的解读：“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以往的思想家总是借口人的历史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因而必然是主观活动。黑格尔对唯物史观的又一重大贡献是提出了人类历史活动动机的客观性问题。他提出，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服从自然界。列宁对此的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列宁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准确的表述：“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绝非主观性天下，而是建立在客观目的上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科学地加以考察，这就清除了唯心史观的又一避难所。

今天，否定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断的倾向十分突出。有的根本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认为100个哲学家就有100个“哲学基本问题”。但最为常见的说辞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一概括归结为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现代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此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对立”。“马克思生成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框架，这种全新的话语框架，是以‘实践哲学’为本性、以关注现代社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及其自由解放为价值取向、以批判和改变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旧世界’并推动创造一个未来的新社会为旨趣的。它表明，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与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相比，呈现出重大的变化。”这就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迫使我们面对以下问题：为什么要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现代社会的人类解放对立起来？所谓的“实践哲学”能够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吗？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要不要以“科学认识世界”为前提？社会主义是靠科学理论引领革命实践，还是靠自由一类的价值引领？用模糊的方式把马克思哲学纳入“实践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除了制造混乱还有什么？

科学的一元论世界观决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才有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地位的理论底气，才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根据。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同一性表明，以所谓“实践”的名义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拒斥辩证唯物主义，是假实事求是，是根本违背实事求是的唯心主义劣质品。

哲学基本问题为我们评价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成果提供了科学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将其视为资产阶级产生以来取得的最高哲学成就，就因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西方哲学无论有何种进展，由于其极其敌视唯物论，成为主观主义哲学的一统天下，因而只具有局部的、零碎的、偶然的成果，在整体上根本无法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媲美。这也是我们否认当代西方哲学有一个超越所谓古典“认识论哲学”的新高地的主要依据。

三、打通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科学阐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恩格斯打通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科学阐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在于，从德国古典哲学“向右转”使现代西方哲学走入绝境，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继承者。

哲学史表明，对理性的反思，总是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展开：一是消解唯物论，将理性限制在个人自身，否定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通过怀疑论、多元论、相对论而最终陷入神秘主义、历史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它体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轨迹，表现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与其制度一样趋向日暮途穷。另一是恩格斯指明的出路，即把理性主义引导到唯物辩证法方向，合理解决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必然、存在与本质等矛盾关系，为人类认识、解释和改变世界提供一个整体性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后一方向就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至马克思哲学变革基本实现的过程。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终成正果的唯一出路。

当我们沿着18世纪以来人文主义的传统考察意识形态的学说的发展，顺着卢梭——康德（耶可比）——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线索，我们看到，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哲学版，在思想上直接与启蒙思想相联系，其要解决的正是18世纪遗留的历史课题。“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它的发展寓于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这一历史性课题在黑格尔那里以“头足倒立”的方式完成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完全依靠了辩证法这一世界观方法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看似僵硬的外在对立，经过一系列的矛盾转化都成为事物发展的内在环节。绝对的界限消失了，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成为哲学唯一需要关注的对象。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实质上是违背辩证法本性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的”，需要清洗、拯救。马克思为此而提出，“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本来是把握世界的终极存在及其历史变化趋势的唯一科学方法，所以必须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再颠倒”。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借助历史辩证法用观念再造现实，而观念本身所具有的自明性、目的预设和自我封闭，决定了要把其“倒过来”，就不是如同费尔巴哈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地运用经验主义的“主宾原则”更换主体便能奏效。这一历程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展示了马克思所实现的伟大哲学变革的基本轨迹。

恩格斯对这一复杂思想历程作了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的科学阐发，其基本思想可以作以下概括。

1.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

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消除意识形态的颠倒需要借助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标志马克思哲学变革完成的著作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绝非偶然。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又内在统一的完整命题：其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新世界观创立的必由之路，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造成的最大悖论，就是在促成人的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成人的独立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孤立，“原子化”“碎片化”成为现存社会的基础。因此，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靠旧唯物主义经验式的感性还原、即回归感性个人行不通，而只能通过世界观的整体变革之路，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入手。其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狭义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批判（广义批判）和商品拜物教批判（引申批判）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环节。表明这种批判没有局限于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而是达到了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高度。其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产生了以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标志的新型世界观，实现了认识论、逻辑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统一。它不但根本区别于自我封闭的传统“体系”哲学，也根本区别于西方现当代形形色色的“个体”哲学。

2.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费尔巴哈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的作用有个高度概括的判断，即“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列宁指出：“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研究表明，实现唯物主义转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一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点：其一，在新的思想高度上恢复了唯物主义和自然界的权威。费尔巴哈克服了近代以来唯物主义忽视人的倾向，把人和自然、人和人统一于世界本体。这样，“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其二，用感性存在的人超越了唯心主义的“观念人”。费尔巴哈充分论证了人不仅是思维主体，而且还是认识对象，从而确立了人作为“感性对象”的客观存在。“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他的缺点是还没有把人作为“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统一起来。“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

其三，走出了整体上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坚实一步。费尔巴哈破除了黑格尔“绝对精神”上的神秘光环，将其还原为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实的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哲学变革，不是出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谬误，而是体现了它的“中间环节”作用。“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

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哲学解体产生的唯一结出果实的思想之花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通过对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进行区分，确定自然规律是“正本”，思维规律是“副本”，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通过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不仅看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区别，还看到两者的一致性，这就是费尔巴哈及此前的哲学家们都没有看到的“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这个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点就在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成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

新唯物主义为革命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这就是以科学理论代替道德幻想。统治阶级总是利用统治思想进行统治，如何冲破这个思想牢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引，就只能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出现一类偶然性。有了唯物辩证法，就懂得了“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导，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够改变世界。正是从承认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和利用客观规律上，恩格斯指出掌握政权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否定恩格斯的哲学贡献，将其与马克思相对立的倾向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方法论。其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却使我们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一生都未提出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术语，但从未提出和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很显然，对于如何阐发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把握这一哲学的科学内涵如此重大的问题，玩弄“术语”是极不严肃的。况且即便讲“术语”，“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有根本区别吗？

如果从精神实质上看：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历史的自然”（即变化发展、自我运动的客观自然界）和“自然的历史”（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这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

第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矛盾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自然界矛盾运动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自然辩证法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吗？

第三，列宁在批判俄国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时，曾向他们尖锐提问：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并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有无数言论。对于列宁的这个判断，否定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作何回答呢！他们能推翻列宁的这个论断吗？

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人类历史领域。要从充满主观性、目的性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场景中奠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基础，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高度重视辩证法，向历史观倾斜。这也许就是恩格斯突出强调“唯物辩证法”的原因。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理由。在当今世界主观主义哲学横行的时候，我们更要倍加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份宝贵哲学遗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转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3]《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5]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