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六个王后（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六个王后（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整个受洗仪式经由精心安排，寄希望于起到净化邪恶灵魂的作用。亨利八世以高贵的方式来到仪式当中，前面是欢腾的号角和笛声，还有他的教父赠送的金盘银盏。不过，尽管国王和王后认为他们的次子是对王室不错的补充，但他们更希望他成为一个庇护者，而非救世主，为他的兄长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以应对文艺复兴时期波谲云诡的医学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诗人们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民众们基本上也忽视了这一时刻。在万籁俱寂之中，只有皇家历史学家伯纳德•安德烈（BernardAndré）在他的作品《亨利七世传》（VitaHenriciVII）中以寥寥数笔记录了这一事件，并在同一段落里还漫不经心地提到了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降生。然而，即便有人在大约5年之后，即1491年6月28日亨利八世降临人间时欢欣鼓舞，也并没有任何记录流传下来。他在方济各会教堂受洗，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银制受洗池被专门运到该处。比起哥哥亚瑟，亨利八世的降生明显

稚气的帝王

你已挫败诸多敌手；你已坐拥诸多疆土；你已征服诸多王国；整个东方都已归于你的治下。纵然如此，你还是疏于统治，或者说你无力统治，连自己思想和身体的细微之处都不曾听命于你。——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大帝说过的话，曾被亨利八世的导师约翰•斯凯尔顿引述给这位未来的帝王。

比起哥哥亚瑟，亨利八世的降生明显要低调许多。

威尔士亲王亚瑟于1486年9月20日出生，他比预产期早了整整四周便匆忙降临人世，一出生便立刻获得了“英格兰的玫瑰”之美誉，这也成为约克和兰开斯特两个敌对家族之间持久联盟活生生的体现。1因而他的出生地也经由审慎的选择，得以与他的名字相呼应，以唤起古典之感，同时确认他崇高地位的神秘合法。作为这个国家的传奇古都，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大教堂里仍保留着昔日的圆桌，如今刚刚涂上了都铎王朝的徽记。骑手们在夏末的乡间奔腾而过，将这个“令人愉悦的好消息”传遍国家的各个角落，各地教堂钟声大作，欢快的圣歌在其间回荡。街道上人头攒动，巨大的篝火熊熊燃烧，热烈地表达着“每一个真正的英格兰人的喜悦之情”。而在宫廷里，意大利诗人彼得罗•卡梅利亚诺（PietroCarmeliano）和乔凡尼•吉利（GiovanniGigli）则高声吟诵着极度欢愉的拉丁文诗句，以庆贺这位可以治愈这个国家创伤的小王子终于降生。

然而，即便有人在大约5年之后，即1491年6月28日亨利八世降临人间时欢欣鼓舞，也并没有任何记录流传下来。他在方济各会教堂受洗，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银制受洗池被专门运到该处。

整个受洗仪式经由精心安排，寄希望于起到净化邪恶灵魂的作用。亨利八世以高贵的方式来到仪式当中，前面是欢腾的号角和笛声，还有他的教父赠送的金盘银盏。不过，尽管国王和王后认为他们的次子是对王室不错的补充，但他们更希望他成为一个庇护者，而非救世主，为他的兄长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以应对文艺复兴时期波谲云诡的医学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诗人们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民众们基本上也忽视了这一时刻。在万籁俱寂之中，只有皇家历史学家伯纳德•安德烈（BernardAndré）在他的作品《亨利七世传》（VitaHenriciVII）中以寥寥数笔记录了这一事件，并在同一段落里还漫不经心地提到了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降生。

同样的漫不经心还体现在亨利出生地的选择上。他的出生地既不在温彻斯特，也不在威斯敏斯特（那是他姐姐玛格丽特降生的地方），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婴儿最终被安排在一座名叫普拉森舍的宫殿呱呱坠地。这座宫殿位于今天的格林尼治，而在当时，此地便以其清新的空气和宜人的河畔风光著称，且与瘟疫时常肆虐的首都相距甚远。但该地的历史意义实在无足挂齿。但正是在这里，亨利王子被涂上了油，洒上了玫瑰水，裹上了镶着金丝边的蓝色天鹅绒布，第一次被放进了皇室的摇篮当中。和所有的新生儿一样，此时的他尚且是一条天真无邪的生命，等待着环境将其浸染改写。

大约6年之前，他的父亲第一次在伦敦以亨利七世的身份，接受人民的欢呼。尽管他已在肖尔迪奇的华丽庆典上受到了欢迎，但在当时他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国王，他的合法性仅仅来自006当时英国人民因疲于战乱而产生的绝望。他的曾祖父以威尔士阴谋家的身份声名狼藉，并因谋杀罪受到通缉；而他的外祖父则为亨利五世的遗孀担任了多年的家臣，通过引诱她才攫取了财富与地位。事实上，尽管这位新晋国王的母亲是玛格丽特•博福特，即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博福特的曾孙女，但她只是私生女，尽管议会已经给予了她以及她的孩子们合法身份，但同时也明确禁止他们登上王位。无论如何，即使亨利七世可以通过他母亲的血统获得王位，那么首先登上王位的也应当是他的母亲，而非他自己。然而，尽管拥有这样不幸的血统，这位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奇迹般的获胜者，最终还是在圣保罗教堂悬挂起了自己的战旗，吹响了号角，展示了他对于这片已经习惯了动荡的土地的统治力，以及入主其间的意志。

曾有人说，“法国的堕落是声色犬马，英国的堕落是背信弃义”。当都铎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登基之时，所有公正的观察者都会对后半句表示赞同。尽管对于九成的平民而言，今日被我们称为“玫瑰战争”的这场旷日持久、断断续续的纷争只不过是一场“国王游戏”，但一份当时的议会请愿书曾痛陈在这场动乱期间，“整个国家的很多地区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谋杀、抢劫、敲诈勒索、恶意欺压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不当治理、强行闯入、侵犯私人权利等罪行，而且这些罪行直到今天也未得到惩处”。实际上，非法进入私人领地、绑架女性继承人、随意抢夺这些罪行，是很多被今天的我们看作出身高贵、体面的英国绅士在当时热衷的时髦消遣。例如托马斯•马洛里爵士（SirThomasMalory），尽管此人在《亚瑟王之死》（Morted’Arthur）中曾写下名句，“我们并非因罪恶而堕入地狱，而是因践行和追寻美德万劫不复”，可他却曾在1485年因盗窃羊只、亵渎神明、敲诈勒索、强奸和谋杀未遂锒铛入狱。

然而，在亨利七世冷酷而高效地行使皇家意志不到10年之后，编年史学家们便不必再苦苦哀求，祈祷良好统治再临人间。威尼斯大使桑托（Sanuto）恰如其分地意识到这位国王“乃能力非凡之人”，而且没有什么比他让王室权威再度得到恢复更能够证明这一点了。的确，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但就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所说，“他关注周边的一切”，而且即便他太关注细节以及对身边人太过多疑的性情有时显然并不受人欢迎，但他知道如何举止得体，如何拒绝其他人“染指、攫取自己的权柄，或接近自己的秘密的方法”。同时，他也能够很好地选择和管理自己的仆从，让他们在诚惶诚恐中对自己保有“敬畏之心”，确保他们即便心怀不满也不敢图谋不轨。到他去世时，尽管并没有国库充盈，但至少暂时不必承受捉襟见肘之苦。

如果说亨利七世通过有条不紊的现实主义手段赢得王冠，并克服重重困难，驯服了一个王国，那么他对于自己麻烦儿子的管教却在特定时间呈现出相反的结果。这个儿子会挥霍自己父亲辛苦巩固的基业，无视他曾经教导自己的诸多原则——这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讽刺。

在一个宫廷道德观念普遍淡薄的年代，他对自己的妻子始终忠诚，但这并不能算是都铎王朝第一任国王的一项荣誉。和丈夫一样，约克的伊丽莎白也曾饱受昔日动荡所带来的折磨。她是爱德华四世的长女，而当亨利六世短暂恢复了王位时，5岁的她便不得不跟母亲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Woodville）一同逃亡，住进了威斯敏斯特的避难所。尽管6个月后，她被自己意气风发的父亲迎回，骑马离开了修道院大门，但到18岁时，父亲突然辞世，她不得不又再一次回到教堂的庇护之下。紧接着，她和她的姐妹以及幸存的兄弟（爱德华12岁，理查9岁）被判定为非法子嗣，她们的母亲则被控为巫女。这还不是伊丽莎白麻烦的终点。后来，到她叔叔加冕为理查三世之后，她的两个兄弟殒命伦敦塔，有流言说他们遭人谋杀。

今天的人们可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看到亨利八世母亲的遗像，英国国家肖像画廊目前也悬挂着她的肖像，这两幅肖像都展示出她是一位面容姣好、皮肤白皙、一头金发、双手修长而优雅的美丽女子。然而它们并没能揭示出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

事实上，对于所有认识她的人而言，她的虔敬蜚声中外，完全与她对自己丈夫的忠贞与顺从相符。即便是在他最初君临英国的那段危险时期，她也一直站在他身边，尽职尽责地为他装点宫廷，并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其中只有三个得以成年。但当她被描述成为“一位极尽优雅同时精明强干的女性”“十分尊贵”以及“非常受人爱戴”“满怀慈悲之心”时，有两封来自西班牙大使的信，却呈现出不怎么和谐的音符。其中的一封说她“被国王的母亲控制”“急需一点怜爱”，而另一封则观察到国王深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提出这位王后“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喜欢这样”。

实际上，伊丽莎白确实恪守了自己“谦逊而恭敬”的座右铭，一直都是一位善良谦和的人物，但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尽管她同丈夫彼此恩爱，但后者在私人关系中始终凌驾于她之上。与同时代其他出身高贵的女性一样，作为妻子的伊丽莎白在婚姻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同时她身为母亲的职责只是生育孩子，而非抚养。她并没有亲自喂养自己的二儿子，也没有住在他身边。最重要的是，通过死亡，她才最终给未来的亨利八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对于婆婆的侵扰，她完全逆来顺受，很快便毫无异议地将自己的小儿子交给她来抚养。实际上，仅仅在洗礼后几周，婴儿亨利就离开了母亲的居所，前往位于肯特的埃尔特姆宫（ElthamPalace）。在那里，他将在祖母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溺爱和肃穆的虔敬，以及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尊贵的玛格丽特”并没有给她的第二个孙子留下太多美好回忆，这点并不让人意外。她是这个世纪最引人瞩目的女性之一，经历了四次婚姻，最终在1504年再次成为寡妇，并且立刻决定公开宣誓守贞。她还参与了为自己儿子带来王位的政变，并且比后者宫廷上的任何人都更富政治经验，也更有能力撼动他们的地位。

1498年，在西班牙大使看来，她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六个人之一。也许是为了弥补不允许她自己在位期间直接干预政府的遗憾，亨利七世把宫廷内政全权交由她来负责。结果，她的痴心与野心，在自己的第二个孙子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伯爵夫人1实际上是一位全然虔诚的祈祷者和研习者，这让她为自己所抚养的这个正处在敏感年纪的男孩，带去了最好和最坏的影响。她最乐意做的事情是阅读和翻译《效法基督》（TheImitationofChrist）一类的虔敬作品。她会在每天早上5点做礼拜，比通常人们起床的时间早一个小时。尽管患有风湿病，但她仍会坚持长时间在地上跪拜。“为灵魂健康”，她贴身穿着一件苦行者穿的刚毛衬衣，外面则是一件朴素的长袍，而非华丽的宫廷服饰，这让她更像是一位修女。这还不是她苦行的全部。她始终是一位节食者，对斋戒期一丝不苟，四旬斋期间，她每天只能吃一顿鱼餐。与此同时，她还在自己位于沃金的家里供养了12个穷人，为他们洗脚，在他们生病时与他们一同吃饭，并在他们垂死时观察他们，这样就可以学会当她热切期待的永恒之约到来时，如何安详地死去。

尽管亨利并非定居在祖母身边，但他很可能对她既爱又恨，因为她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机智让人透不过气。既志存高远，又虔诚卑微，同时还伴随着慢慢噬咬人心的关切，更加令人无从消受。

毕竟，她从没忘记历史是如何在博斯沃思平原更迭，她所珍爱的儿子如何险些在理查三世手中丧命，变成一具残缺不全、遭人玷污的尸体。正是她的告解神父约翰•费舍尔（JohnFisher）注意到她“非凡哭泣”的本领，同时也是他注意到了她病态的悲观主义。“逆境时她会为眼前的不幸而潸然泪下”，他总结说，“顺境中则又会为潜在的危机而忧心忡忡”。命运车轮的隆隆声搅得她不得安宁，而现在则轮到“尊贵的玛格丽特”来搅乱自己孙子的童年了。

实际上，除了圣父和她自己的儿子，玛格丽特版本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人，似乎正是亨利王子。她很可能从他身上看到了某种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狡猾的求生本能，这些东西在她自己早年逆境求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在她窄小脸庞上深邃的眼睛里，一定熊熊燃烧着家族野心和宗教之火，而这双眼睛现在则盯紧了她的第二个孙子。毕竟，博福特家族三代人都在王位附近徘徊，而既然现在王位已经归属这个家族，那么她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王位的继承。因此，在保护亨利王子人身安全的同时，她也在致力于拱卫他的地位，到他10岁生日时，她把他选为自己的继承人，恳请国王安排：“不要把我的仆从留给任何人，除了你那标致可爱的儿子，只有他才配做他们的主人。”

此外，正如这一事件表明的，她也在努力向他灌输对自己出身权利的自觉意识。

尽管这对祖孙的性别与气质大不相同，但她还是努力让两人至少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对法国人的强烈怨恨。而这种感情最终贯穿这个孩子一生。众所周知，法国国王仍然欠玛格丽特夫人一大笔钱，这笔钱是她母亲为奥尔良公爵在阿金库尔被捕之后垫付的赎金。尽管玛格丽特多次发出请求，但这笔债务一直没有得到偿还，而她后来将这笔钱赠予自己的儿子，希望他能够以武力追回这笔欠款时，她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后者的回信虽然温和，但所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目前尚且不是跟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的时候。这位孝顺儿子如此的回应，给习惯掌控的母亲带来的冲击自然不难想象。毫无疑问，对这笔未偿还债务的愤怒一直折磨着她，而这无尽的愤恨自然也将传递给亨利王子。他后来天真地极力想要收回百年战争中败给法国人的土地，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作为王宫内廷的女主人，这位老夫人同时也一手塑造了都铎王朝育儿所的微缩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中心——尤其在亨利出生的最初几个月——无疑是他的奶妈安妮•卢克（AnneLuke）。虽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太多身影，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位年轻女人的身体与精神素质，应该能够符合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ThomasElyot）在《统治者》（TheBokeNamedtheGovernour）一书中为子孙后代指定的严格育婴标准，比如绝对必要的“血色”皮肤，预示着四种体液中血液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安妮需要有红润的脸颊、浓密的赤褐色头发、丰满的身材以及热情、外向、易于动情的性格，因为这是最有可能产生“在甜度和内容构成上都最为优越”的乳汁的女人类型。她同时也被要求“已成年并发育完全，不小于20岁或大于30岁”，同时“具有正直的品格、行事审慎，对酬金的预期合理”，因为“孩子会由于吸吮乳汁而染上她的恶习”。因此她必须守身如玉，而且如果有任何疾病感染到婴儿，她都必须独自承担责任。哲学家兼内科医生阿维森纳（Avicenna）就曾宣称，毫无疑问，“治疗婴儿的第一件事就是管好他的奶妈”。因此她可能会在任何时间被放血、拔罐、“催吐保健”，或是忍受“导泻清毒”之苦，而且一旦乳汁供应减少，她就会被供应特别的饮食，包括炖牛乳房、干牛舌或是蚯蚓粉。

因此只有当亨利登基后，决定每年给安妮•卢克20镑养老年金，以褒奖她的努力时，这一切才显得合情合理。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勤恳付出、牺牲自我的奶妈，究竟是否可以弥补这位婴儿王子一出世便缺失的那种天然的、无条件的母爱，显然仍是个问题。

无论是安妮•卢克还是当时宫中照料他的其他人，都无法以非正式的方式与他建立起自发的联系，这可能使得亨利在日后总是回避与人交流。从出生起直到7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育儿所当中，他身边围绕着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面无表情的纸片化人物，他们只能提供帮助和供养，而非互动与矫正。如果说这样的早年经历让他更从容地适应了身为王子的角色，可以早早跟成年人平起平坐，那么这段经历同样也使他习惯于漠视他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一性格特质在他青春期和成人初期更是飞速强化。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位小王子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即刻满足，不只是保障身体无恙。一旦生病，他都会按照都铎时期儿童护理的最高标准得到治疗。除了其他药物之外，这一标准还包括母狗的乳汁或鸡油，与兔脑的混合物——可以作为治疗牙龈疼痛的可靠药物；用油和蜡制成的膏药“热敷肚子”，可以治疗胃胀气；相对正常点儿的，这位小王子的耳痛可以通过滴没药以及浸泡在蜂蜜和葡萄酒里的橡木渣得到缓解。与此同时，一旦他在摇篮里哭起来，他祖母为他精心挑选的四位“摇篮员”就必须发挥作用。

后来，到他蹒跚学步之时，一大群姑娘婆子都会提心吊胆地跟在身后待命，以防他不慎绊倒，伤到脊柱，长成驼背。他的学步历程可能得到了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型玩具的帮助，这种玩具当时似乎风靡全欧洲的皇家育儿所。它有多重功能，下面有轮子，上面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骑士，因而除了可以帮助一个摇摇晃晃的婴儿行走，同时也可以在一场胡乱打闹中丢来丢去、发出巨响。

当然，这些玩具的设计初衷，是希望王子们能够在一开始就得到恰到好处的军事技能启蒙，这一技能太过重要，实际上，在所有皇室子弟成长的这个时期，都要尽早培育“嗜血本能”的觉醒。奥格斯堡的汉斯•布克梅尔（HansBurgkmair）曾有一幅表现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王子们游戏的木刻版画，在画中，这场本该温馨的家庭聚会被描绘成一场肆意的大屠杀，一门致命的微型大炮随时准备“炮决”任何经过的野生生灵。一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射杀了树上的一只鸣鸟，而另一个则精心布下陷阱。

在画面另外的地方，一张长弓暂时被丢弃。当然我们也可以推定，亨利的玩具具有类似的意图。尽管他也拥有其他玩具，例如陀螺、骨牌和一匹真实尺寸的木马，但他的玩具武器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不仅是未来与法国人作战的勇士，更是国王的儿子，一生都要与背叛和死亡的恐惧抗衡。

实际上，在亨利王子整个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对于王位尚没有多少安全感。这个时代无所不在的动荡，似乎很难让这位新晋君主沉得住气。在1485年，至少有10个人在继承王位方面比亨利七世拥有更靠前的顺位，而且后来还会出现两位冒充者：“冒牌王子”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Simnel）以及他更危险、更持久的同行珀金•沃贝克（PerkinWarbeck），后者于1491年至1497年一直在爱尔兰、法国和苏格兰奔走。在导师约翰•斯凯尔顿专门为他编写的拉丁文著作《君主之镜》（SpeculumPrincipis）中，年轻的亨利被说成过着“伤痕与死亡，猜疑与恐惧环绕的日子，身边充斥着不可预知的隐秘仇恨、口是心非，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头顶，无人可托付真心，却总有无数人前来滋扰，伪装成热忱且卑微的模样”。

因此，当这位小王子在安妮•卢克的呵护下，蹒跚地跟在哥哥姐姐们身后玩耍着他的玩具武器，坐落在起伏不平的开阔地、护城河环绕的埃尔特姆宫仿佛一个避风港，庇护着他得以安全成长。

1497年，当苏格兰人威胁到边境，即将带来一场危机时，康沃尔人在律师托马斯•弗拉曼克（ThomasFlamank）和一个叫迈克尔•约瑟夫（MichaelJoseph）的巨人铁匠的领导下，开始在英格兰各地掀起叛乱，气势汹汹地抗议国王用“诡计多端的手段”攫取“暴利的款项”。今天在最早的起义地之一圣凯弗恩（St.Keverne）的停柩门上仍有一块纪念牌，记录了叛乱者们“如何进军伦敦并遭受镇压”。但他们实际上一直挺进到了布莱克希思才最终被挫败。当康沃尔人带着税单、拐杖、镰刀和其他可能造成伤害的器具向首都进发时，这位5岁的王子被迫和母亲一起躲在白塔（WhiteTower）寻求庇护。而在同一时间，来自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15000名“食量惊人，体格粗壮”的士兵已经在法恩汉姆扎营。这时，亨利将目睹伦敦市民在城门前堆起木堆，而防卫塔上的守军则磨刀霍霍。当这对母子因共同的危险困居于一处，等待着叛军兵临城下，这个男孩不可能注意到他的母亲也许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正是在他这个年纪，后者的父亲被敌军击败。

这位小王子倒不会为叛军的下场感到良心不安。6月16日拂晓时分，当皇家军队向这些由农民、渔夫和矿工组成的叛军发动袭击时，他会在塔楼里兴奋不已。据编年史记载，这些人在是否臣服于国王的仁慈方面“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与思想转变”。到那天下午2点，亨利七世策马穿过伦敦桥，夏日阳光让他的甲衣闪闪发光。他要去迎接伦敦市长以及他的“红衣兄弟”。他的身后跟着被铁链拴着的像垃圾一样堆在囚车里的囚犯们，而在布莱克希思，遍地坟头的景象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再后来，弗拉曼克的尸体被分成四块，分别安置在伦敦的四个大门示众，以儆效尤。

亨利王子肯定没看到这些可怜的遗体——它们出现的位置比伦敦桥上的头颅距离观看者更近，而且更加惊悚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