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如何征服日本的（上帝之鞭与武士刀的巅峰对决）

忽必烈如何征服日本的（上帝之鞭与武士刀的巅峰对决）幕府的强硬态度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依据，摆出这样的姿态后也并没什么像样的对策。事实上镰仓幕府之所以一再否决对蒙古方面的回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考虑日本和蒙古的国交问题，而是出于对日本国内异己势力的忌惮——此时的日本政体是奇葩中的奇葩：名义上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实权却掌握在由武士阶层建立的镰仓幕府手中；而在镰仓幕府内部北条家族通过执权这一位置架空幕府将军而获得本家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始终没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名正言顺的“主公”。本身地位的不稳固意味着异己势力极有可能利用外部压力对其进行颠覆，这就使北条家在处理这种破天荒开先例的外交事务时不得不慎之又慎。由于此前从未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以北条家为核心的镰仓幕府在这一问题上基本采取走一步算一步——不明确回复任何问题的策略加以应对。不过忽必烈未免太高看两个渔民的能力了，镰仓幕府在二人回国后甚至都没接见他们，更别提从

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忽必烈是一个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既是蒙古大汗，同时又是按汉制建立的大元王朝的皇帝。一方面他和祖父成吉思汗一样渴望征服世界；另一方面他也仰慕汉唐遗风，希望在征服土地的同时也进行建设。然而在和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团屡屡碰壁，忽必烈改弦易辙——招降吐蕃，又南下征服大理、越南、占婆等地，东北方向的高丽也沦为蒙古附庸，至此忽必烈大体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除了东面的大海，在海的另一边是日本。

如果能有效控制日本，大元帝国的声威将远播海外，控制海道坐地生财。可蒙古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陆权帝国，对海洋蒙古人是陌生的——在攻打高丽时面对距离海岸线仅仅一公里的江华岛都无计可施，更何况要横渡茫茫东海征服比江华岛大得多的日本列岛呢？再则和南宋开战在即，忽必烈也实在没精力再分身和日本开战。在这样的局势下忽必烈选择向日本遣使，希望向日本宣扬大元帝国的强大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然一时无力完全征服日本，那么至少也用令其遣使入贡以扩大元帝国的国际影响力。

在附属国高丽的配合下忽必烈的国书被送达日本，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镰仓幕府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一筹莫展，于是以不敢擅自做主为借口，将忽必烈的国书上奏京都朝廷。京都公卿们的闭塞程度比镰仓幕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终止遣唐使以来三百余年间日本从未与外界建立过正式的官方关系，就连民间贸易也局限于和高丽、宋朝之间——靖康之变后百余年间日本船只从未到访过一次金国，更别提比金国更偏远的蒙古了。偏安数百年的日本对亚欧大陆上发生的风云变幻不仅没有清晰的了解，甚至也懒得去了解。

京都的天皇朝廷看到这份国书后大为震惊——关白近卫基平在日记中如此形容当时京都朝廷的反应：“此事，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无外”，公卿们公认此乃“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朝廷公卿们意见不一——尽管他们对“大蒙古国皇帝”呼日本天皇为“国王”表示愤怒，视为非礼，但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一部分人认为国书有无礼之处，不应给予回复。但朝廷参议藤原长成还是草拟了一份和解国书并寄给幕府。但十八岁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拒绝批准。奉忽必烈之名前去送达国书的高丽使团滞留日本半年后空手而归。

随着对大陆方面的了解日渐增多，日本方面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时日本国内原本就存在的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之间的矛盾也在外部压力下表露出来——京都朝廷准备在这场危机中有所作为：天皇下令各大寺庙神社修法“降伏异敌”，他所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与此同时镰仓幕府通报关西、九州、四国等地的武士：“蒙古人插凶心”，有窥伺日本之志，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辖区的防备工作。这就是日本在获知蒙古威胁后所做的所以筹备，这种仅仅只是象征意义的动员让日本在几年后吃尽苦头。

高丽宰相李藏用奉命来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释。此时忽必烈已有征讨日本的清晰计划，于是对李藏用说：“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逊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万石。”李藏用预感到战争已无法避免，但还是极言高丽国内已到了兵穷财尽的地步，不能按规定交付船只，但他的辩解毫无用处，最终不得不答应忽必烈的要求。公元1868年8月高丽国王上奏忽必烈声称：经多方征调仅得万人，但船舰等已委沿海州郡营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员对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进行视察，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此时忽必烈的战略中心还是在中国大陆和南宋的战争上，所以还是尽可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日本问题，由于高丽多次虚与委蛇和从中阻挠，他也许根本不相信“日本国王”见过自己的国书。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团终于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他们的运气比之前的高丽使团更坏——甚至不被允许滞留日本。在返国途中担心无法向忽必烈交差的黑的等人顺道袭击了对马岛，抓获两个渔民：一个名叫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这两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此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史籍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做了一次高规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们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款待，还战战兢兢地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宫殿，最后经高丽返回日本。忽必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他不认为自己真有必要对这个海上小国大动干戈，也许只要秀秀肌肉吓唬吓唬即可。

不过忽必烈未免太高看两个渔民的能力了，镰仓幕府在二人回国后甚至都没接见他们，更别提从他们那儿了解蒙古的意图了。京都的天皇朝廷倒是给出了回复：“案其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也乞思之。”这份用词考究的回复由京都朝廷的文章博士亲自起草，试图对“大蒙古国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没任何有损国体之处。但即使是这样一份温和的回复再次被镰仓幕府否决。受此影响，为答谢高丽人送还日本渔民而以“日本大宰府守护所”的名义发给“高丽庆尚道安东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谢信也被停止发送。

幕府的强硬态度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依据，摆出这样的姿态后也并没什么像样的对策。事实上镰仓幕府之所以一再否决对蒙古方面的回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考虑日本和蒙古的国交问题，而是出于对日本国内异己势力的忌惮——此时的日本政体是奇葩中的奇葩：名义上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实权却掌握在由武士阶层建立的镰仓幕府手中；而在镰仓幕府内部北条家族通过执权这一位置架空幕府将军而获得本家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始终没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名正言顺的“主公”。本身地位的不稳固意味着异己势力极有可能利用外部压力对其进行颠覆，这就使北条家在处理这种破天荒开先例的外交事务时不得不慎之又慎。由于此前从未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以北条家为核心的镰仓幕府在这一问题上基本采取走一步算一步——不明确回复任何问题的策略加以应对。

日本幕府的态度令忽必烈越来越失去耐心：此时蒙古正和南宋进行襄阳之战（这是一场关乎南宋国运的历时六年的攻防战，就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郭大侠协助防守的那场战役）。公元1270年忽必烈在战争之余在当年的2月和5月两次致书日本，日方依然选择了不予回复。当年年末忽必烈选派汉化的女真人赵良弼赴日。赵良弼在任江淮宣抚使时主张中国应待日本以亲藩之礼，这个建议一度被忽必烈采纳。赵良弼以年迈之躯请行，持书赴日，忽必烈计划派兵三千护送，但赵良弼仅择数十人随从。公元1271年9月赵良弼抵达金津岛，日本人看到蒙古使船便有持刀准备围攻者，赵良弼反而轻装舍舟登陆。在被大宰府官员以“陈兵四山”的方式“保护”起来后有人来“问使者来状”。《元史》记载：“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日本官员回答：“我国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他们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但熟知历史典故的赵良弼反问道：“隋文帝遣裴世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

事实上赵良弼和日方官员这番对话双方都是在抬杠——日本自终止遣唐使以来从未与外国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尤其是随着武士政权的崛起之前效法大唐文明建立的律令制度被摧毁殆尽，日本官员所谓的“上古使臣未有至者”是指的武士政权成立后幕府方面从未接待过外国使节；不知赵良弼是不了解日本内情或是故意偷换概念——搬出隋唐时期华夏使节出访日本受到天皇朝廷接待的先例予以反驳。事实上日方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蒙古方面当真因为不了解内情而将国书送达京都的天皇朝廷，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幕府势力就会利用这一事件趁机发难，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而赵良弼在日本逗留了八个月之久就是死活不交。于是这次遣使再次无功而返，日本方面也许以为这只不过是蒙古方面有一次遣使失败而已，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下次蒙古将不再派遣使节，而是出动大军。

元世祖忽必烈一心想开疆拓土并开创远迈汉唐之伟业，却在向弹丸岛国日本屡屡遣使要求朝贡后一再得不到回应。日本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忽必烈，但就在他下定征伐日本的决心时高丽却发生了激烈的反蒙斗争——三别抄起义。起义军占据着高丽南部海岛，这是忽必烈东征日本的必经之地。早在公元1271年三别抄为争取援助甚至给日本写过求援信，但无论是京都朝廷还是镰仓幕府都不愿意引火烧身。三别抄一方面是抗蒙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反抗亲蒙古的高丽政府的军事力量：公元1273年4月元朝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荼丘与高丽将军金方庆联手将反抗力量成功镇压，从而控制了通向日本的海道。就在两个月前经过六年的围城战，元军攻陷南宋重镇襄阳，元朝在济州岛设立招讨司，将之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6月忻都、洪荼丘、金方庆凯旋高丽首都开京，而忻都则马不停蹄回到大都复命。7月洪荼丘、金方庆也被召至大都。东征日本的具体事宜已开始筹备。

公元1274年正月金方庆回到高丽向国王传达了忽必烈的命令：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荼丘负责并限定于1月15日动工，限期完工。同年高丽国王驾崩，世子即位，忽必烈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了这位世子并将其扶植为高丽的新国王。这位新上任的高丽国王同时也是元朝驸马自然不敢怠慢自己那位强有力的岳父大人：很快他就征集工匠责令限期造出所需船只。由于大量征召工匠影响到农事，一时间高丽国内怨声载道。国王担心引发民变，请求每船留五十人，其余放归乡里务农。工匠数量减少，但完工期限并没变更，为了赶工期高丽工匠们不得不偷工减料，东征日本的战役尚未打响就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6月九百艘军舰如期完工。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荼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计近四万人，从高丽南部港口出发直指日本。时值公元1274年，这年是元朝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史书称这场战争为“文永之役”。元军的核心部队是蒙古军团——他们军纪严整：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方队。此外元朝的火器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威震欧亚大陆。

公元1274年10月5日清晨对马岛的八幡神宫突然遭遇火灾，被人们视为不祥之兆。到了这天下午五时左右不详的预感成为了事实：两天前从高丽出发的元朝四万大军搭乘九百余艘战舰出现在对马岛海域。一直对蒙古入侵保持警惕的对马守护允宗助国父子立即带领八十骑兵星夜驰往组织抵抗。允宗助国在次日早晨派通晓日、汉双语的使者前往元军阵营打探元军来意，但旋即被斩杀。随后双方展开激战，但由于众寡悬殊，允宗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被全歼，几小时后元军顺利攻占整个对马岛。之后元军一方面布兵占领对马岛，一方面派出军舰在其近海寻歼日军，兵锋指向壹岐。

允宗助国的部下小太郎和兵卫次两人侥幸逃出对马，把元军来袭的消息传到博多。10月14日下午元军数百人从壹岐西岸成功登陆。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百余骑抵御。尽管壹岐方面在得知对马的情况后加强了兵力部署，但依然和元军不是一个量级：蒙古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其箭弩的有效射程超过两百米，而日本方面却做不到。而蒙古的火器更是日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神兵利器。日军借助自己本土作战对地形的熟悉和元军周旋了一天，终于在次日彻底战败，平景隆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抵抗。侥幸逃出的壹岐守军也驰往博多报告战败的消息。

16日元军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是日本九州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如今的长崎和佐贺两县。蒙古军轻取对马、壹岐两地后于10月20日部分高丽部队在日本九州登陆，元军主力并没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经由海路向博多湾方向前行。九州大宰府守护所成为元军新的进攻目标。此前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先后接到元军进攻对马、壹岐的战报并将战报向镰仓幕府进行了报告。战报于17日送达镰仓幕府，18日到达京都朝廷。

20日清晨元军主力在九州博多湾登陆，此时日本方面已在该地聚集了总计十万两千人的海岸防卫部队。按说元军总兵力满打满算才四万人左右，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充当水手和后勤人员，再加上在对马、壹岐两地的战损，另外日军是本土作战熟悉地形，看起来元军要战胜十万多日军委实不易。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瞬间有穿越的赶脚：前一晚已在此布阵的五百日军先头部队并没趁元军登陆时进行半途截击，而是学起了中国的宋襄公——等着元军列好阵形后射出鸣镝向对方宣告：战斗开始。元军的答复是直接开炮，从未见识过大炮的日军瞬间被元军的炮火彻底打乱了阵形。

除了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外，双方的指挥系统也有天壤之别：日本武士军团是以“守”、“地头”为单位临时构建而成——“守”和“地头”率领自家族人、武士自成一个小的战斗单位，也就是说日本武士长期以来只适应岛国内部各家武士集团之间的互殴，根本没见识过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团的集群冲锋，在战斗过程中各家武士以自家主公为核心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系统指挥。这种战斗模式不仅对日本武士而言是陌生的，对他们的战马而言也是陌生的：日本是岛国，畜牧业远远不及蒙古发达，相对矮小的日本马在见到蒙古马和元军的炮火时就产生了恐惧心理，往往还没进入实质性对抗阶段就在己方阵地惊跃狂奔。

元军和兵力上呈优势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后终于在傍晚时分迫使日军全面撤退，但元军并不打算轻易放过日军——元军左副帅刘复亨从高坡上驱马而下准备亲自参战。然而恰恰就是他这一举动瞬间改变了战局——日军前线指挥藤原经资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细节，于是立即引弓搭箭将刘复亨射落马下。此时天色已暗，损失惨重的日军退守工事内部，不熟悉地形的元军也担心贸然闯入会被日军伏击，于是停止进攻转而和日军相持对峙。日军见元军攻势暂缓，于是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进行夜袭骚扰，惯于集群冲锋的元军对这种骚扰式战术不胜其烦，于是一到夜间就撤回舰上。

撤回舰上的元军在统帅忻都主持下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此时元军自身伤亡也不少、箭矢也几乎殆尽、重要将领负伤，尽管在白天的战斗中他们完全压制了日军，但日军的兵力仍是他们的数倍，这不能不令忻都对是否扩大攻势犹豫不定。参与会议的高丽将领金方庆相对比较冷静——他认为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只要保住了既定战果就可以等待援军从长计议。

然而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之时忱戈待旦的日军列好阵势久等元军来攻却迟迟不见元军踪影，于是派人探察元军虚实却意味发现：海面上已再无元军战舰的踪影。日军匪夷所思了：这仗究竟打赢了，还是打败了？完全就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关于元军失踪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认为元军遭遇风暴，损失惨重，为保全力量不得不撤退；其二是说忻都在权衡利弊后主动作出撤兵决定。

受到前线战报的镰仓幕府和京都朝廷一开始也都大吃一惊，不过他们很快就大肆宣扬：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尽管他们自己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打胜了。其实大肆宣扬胜利只不过是为了安抚人心而故作镇静，事实上此时作为日本实际统治者的北条时宗已经预感到：蒙古极有可能再次来袭。作为应对之策：他组织民夫在博多湾增建坚固的石坝以加强防务——石坝东起箱崎，西到今津，高五尺许，宽一丈，蜿蜒长达数十公里，整个石坝的修筑历时五年，于公元1280年完工。同时他对西部的防务工作也进行了细致分工。他甚至在1275年末制订过一个“异国征伐计划”——打算主动出击高丽。

客观而言：忽必烈这次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征服日本——这有可能是忽必烈低估了日本的抵抗能力，可能是在进行征伐南宋的战争的同时派遣元军的主要目的不过是进行战争恐吓，促使日本迅速遣使通好。也许是觉得已重创日本，所以忽必烈以为可以凭借向日本进行军事恐吓即可迫使其主动称臣朝贡。于是1275年忽必烈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人率领使团携带国书出使日本，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讨伐。

公元1275年4月15日杜世忠、何文著一行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的计划是越过大宰府，与日本京都朝廷直接进行交涉，却被长门收回押送回大宰府。大宰府接到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的命令：将使团成员押送镰仓。这是忽必烈的使节第一次来到镰仓见到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迎接他们的不是谈判桌，甚至也不是以往一贯的拒绝，而是日本武士的斩首极刑：9月7日使团主要成员共计五人全部被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坚定地认为斩杀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的最大侮辱——早在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了蒙古帝国的第一次西征。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物资，另一方面继续任性地向日本遣使要求其称臣朝贡，他似乎是要验证日本人到底能把他轻视到何种程度。

1275年2月末忽必烈将由南宋降卒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派往高丽，驻扎在海州（黄海道海州）、盐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这三州一直以来都是蒙古军团的屯田驻地。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并命高丽再次修造战舰。10月高丽任命金光远为庆尚道都指挥使，负责修建战舰。11月高丽王室又向庆尚道征发羽毛和铁材。1276年正月高丽方面突然接到停止对日战备的诏书，原因是此时忽必烈与南宋的战争也进入到最后的决战阶段，实在难以分身兼顾日本。

公元1276年2月5日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南宋皇帝和太后向元朝投降。随着南宋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忽必烈重新将东征日本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在1277年12月高丽却发生了一件令忽必烈不快的变故：有人密告高丽将军金方庆私藏兵器，试图攫取高丽政权并起兵反元，甚至连高丽国王对忽必烈的忠诚度也被人猜疑。次年1月与金方庆同朝为将又同样被元世祖倚重的高丽大将洪荼丘接手此案，他与金方庆为争夺权力而素来不和。他以酷刑逼迫金方庆招供，在冰天雪地里金方庆“肌肤冻如泼墨”，但金方庆始终没招供。忽必烈没听从洪荼丘的一面之词，他将金方庆召回元大都，试图将金、洪二人的矛盾淡化处理，还给予高丽政府更多自治权。

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余的抵抗势力在崖山之战中被元军荡平。紧接着忽必烈命江南的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军舰六百艘备征日本。下达造船命令后忽必烈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向其询问东征方案。范文虎建议：由他以南宋旧臣的立场再派一次赴日使者，于是周福和栾忠以南宋旧臣范文虎的私人代表身份赴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以元朝使者的身份赴日无非重蹈杜世忠、何文著的覆辙，与此同时他们为了表达善意还带了一名日本在华留学僧一起到访日本。事实证明：这次出使完全是狗尾续貂、自讨无趣之举——尽管他们打着南宋旧臣的身份，可向日方传达的却是向蒙元遣使朝贡的要求，那么他们作为忽必烈使者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既然镰仓幕府已杀过一批使者，自然不在乎再杀一批——周福和栾忠在博多被斩首。事实上忽必烈可能根本没对这次出使寄予任何希望。

公元1281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拉罕、范文虎、忻都、洪荼丘等将领召开东征日本的会议。会后元朝最终确定设置“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并将东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庆为首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舵工水手一万七千人分乘战舰九百艘自高丽合浦出港；一路以阿拉罕、范文虎为首率江南军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自宁波港出发，这批江南军队还受命携带农具、稻种，意图赴日屯田以为长久之计。两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汇合，共同进攻博多大宰府。

尽管在经历过1274年元军第一次征伐之后的日本加强了战备：参加过上一次抗蒙战争的藤原经资依然任九州地区战事总指挥，他动员了约四万武士守卫沿海石垒阵地，甚至连其老父都披甲参战。此外四国等地的武士约六万人也被紧急动员以作为后续兵力补充前线。单纯以兵力而论：这次元军的优势极大——第一次东征日本时元军只出动了四万大军就重创了十多万日军，这次两路元军加起来有十四万之众，而日军依然只动员起十万人马。不过在经历过第一次的战斗后日军已摸索出一些对抗元军的经验，战备工作远比第一次充分。尽管两路元军的总兵力加起来已超过日军——这并不奇怪：日本的征兵制度受制于以各地方守护分别统帅本家武士的惯例，农民一辈子都是农民，是没资格当兵的，所以日本的兵力增长是有极限的。问题是两路元军并不是同一天到达日本的，这就给日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绝佳良机。

6月6日由四万多人组成的东路军开始进攻博多湾，在第一次元日战争后镰仓幕府就在博多沿岸构建了石堤等防御工事并有四万日本武士严加防守，元军难以找到合适的登陆地点，于是转而攻击守备相对薄弱的志贺岛。志贺岛地形狭窄，这使元军的大军团集群冲锋难以发挥优势，日军反而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一再袭扰元军。一再被日军偷袭得手的元军加强了戒备，这样一来日军的偷袭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加重了本国武士的伤亡，随即下令停止派小股部队袭扰元军。但像伊豫国的河野通有这样的强硬武士仍坚持袭扰元军。6月7日黄昏时分河野通有带着两艘小船对元军船只发起自杀式突袭，这次行动被元军发现，于是一时间矢石如雨，包括河野通有的伯父在内五名日本武士当场阵亡，河野通有本人被石弩击中。接下来几天双方继续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对垒：日军无法将元军逐出志贺岛，元军也无法突破日军防线。一时间双方陷于胶着状态。

元军东路大军和日军陷入相持局面，眼见与江南军约定的会合期限已过，却迟迟不见江南军的身影。东路军的统帅是忻都、洪荼丘和金方庆三人，他们之中忻都作为蒙古人其实是东路军的最高统帅，他向洪、金二将征求意见。此时洪荼丘其实已生退意，但却不好明说，只是委婉地向忻都表达；金方庆则选择保持沉默。十几天后金方庆才说出自己的明确意见：“我等奉旨备三月粮，今尚有一月之粮，不如先待江南军到再合而攻之，必可破此岛夷”。金方庆的建议遂成决议。

那么迟迟不见踪影的江南军究竟去哪儿了呢？原来早在3月就有日本船只顺风漂流到中国大陆，元朝方面令其水工画日本地图并详细询问日本沿海地利，结果得知在大宰府西部附近有一个名为平户的小岛是一处天然港口且防备薄弱。元朝征东行省得知这个消息后临时修改了作战计划：将东路军和江南军的会师地点改在平户，希望绕过对马等岛屿直接对大宰府发动越岛作战。忽必烈对这个改动是认可的，但鉴于东路军已先行出发，于是江南军方面派出了一支六十艘船的先遣队追赶东路军并向其通报作战方案变更之事。但这支先遣队却因航道生疏在路上耽搁了，这就导致东路军对江南军的军事部署一无所知。

公元1281年6月底江南军到达日本并突破日军防线进入壹岐岛。7月初十余万江南军到达预定阵地平户。7月上旬终于得知江南军音讯的东路军也开始向平户方向推进，两军终于顺利汇合。两路元军汇合后进行了整编并于7月27日占领肥前鹰岛，将其作为前进基地。与此同时日军也在调整兵力部署：多路援军紧急驰援平户、鹰岛。尽管日军占据地利优势，但也必须抢在江南十万大军初到而立足未稳之机将元军阻击，绝不能放任十四万元军在博多登陆，那对日军而言将是灾难性的。

7月30日元军原计划于当天启动全面进攻，但就在这天十多万元朝官兵看到了奇怪的一幕：海上山影浮动、大鱼翻跃，并且能问到浓浓的硫磺味。来自北方的蒙古人、汉人、高丽人士兵从未见过这种海上异象，他们不知道这是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江南军将领张禧在担心之余果断率部弃舟登陆并命令所部船只停泊距离保持五十步以上。元军的悲剧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夜半飓风四起、暴雨狂飙、巨浪滔天。元军本就不善海战，从没有过躲避海上风浪的经验——即使是江南军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在长江内河作战，海上作战的经验也是相对有限的。一时间元军战舰在风浪中互相撞击，加之为赶工期而偷工减料造出的战船抗风浪能力极差。大部分元军战船都在这场风暴中倾覆海底，日本方面认为这场飓风乃是神力相助，所以命名为“神风”。

飓风过后诸将紧急磋商对策：范文虎认为该立即撤退，张禧劝阻道：“现在士卒已溺死大半，存活下来的都是经过风浪洗礼的壮士，何不乘其有不恋生死之心在战斗中取粮于敌，以求绝地反击？”然而此时绝大多数元军将领都已心灰意冷，诸将争相自行撤离，元军的指挥系统彻底瘫痪。元军第二次东征日本就这样败下阵来。

元朝虽是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但却继承了中国之前海洋事业：元朝整顿了专门处理贸易业务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后来被称为宁波的明州（元代称庆元）在当时的南海贸易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广州和泉州作为当时的贸易大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旅。公元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此外他还派兵远征越南、占婆、缅甸、爪哇等地。这些军事行动其实都可以放在开拓海权的背景下考虑。纵横亚欧大陆无敌手的蒙古人在海洋扩张方面最终以失败告终。可这并没影响元朝海外贸易的繁荣：元朝延续了宋朝的开放型贸易政策。公元1292年日本商船来到中国要求贸易，此时距离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只过去了11年，双方的关系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地方官在得知日本船上配有武器的消息后如实向忽必烈进行了汇报，忽必烈一方面命令地方官加强戒备，一方面仍准许日本船只入港进行正常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