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潘际銮（他用一生将自己与国家）
再见了潘际銮（他用一生将自己与国家）·潘际銮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创造了多项“第一”，推动了先进焊接技术装备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引领和带动了国际焊接工程科学发展，是我国著名的“焊接泰斗”。·清华大学微博发文。一个人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潘老在生前突破普通人对焊接的想象。潘老从不起眼的“焊工”做起，在焊接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多项重要创新性成果。
作者：潘际銮（口述）
赵晓兰（采访整理）
潘老走了……
4月19日，据清华大学微博发布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焊接工程教育家和焊接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潘际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清华大学微博发文。
一个人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潘老在生前突破普通人对焊接的想象。
潘老从不起眼的“焊工”做起，在焊接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多项重要创新性成果。
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创造了多项“第一”，推动了先进焊接技术装备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引领和带动了国际焊接工程科学发展，是我国著名的“焊接泰斗”。
·潘际銮
2015年，《环球人物》记者在清华大学“焊接馆”采访了潘老。
那座1955年的三层老建筑，是当年在他带领下一手建成的，清华大学焊接专业也在那里筹建。
老先生一生俭朴，远离权与利、专注学问、生活中无欲无求。
读书时期，他从家带点猪油，拌着食堂的饭，就无比满足；担任南昌大学校长时，一辆老旧尼桑轿车用到接近报废；学校的财务、人事、房屋他统统不管，一心主抓教育。
当时的他，每天骑着自己的老旧自行车穿梭于宿舍楼和他的办公室之间，指导学生、进行一些科研项目，自在而洒脱地生活着。
以下是潘老的讲述——
“高考状元”考了个不及格
我出生于江西九江，10岁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之后，很多的伤兵和难民跑到了九江。紧接着，日军南下，九江也不安全了。
于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全家人扒上了最后一列从九江去南昌的火车，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逃难途中，我得了伤寒，完全失去了知觉。到了广西柳州之后，病情才渐渐好转。
在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人从柳州搭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颠沛流离，终于到达云南。
在云南，父亲到哪儿工作我就跟到哪儿，至少上了四五个中学，因为家里实在贫穷，有时候不得不辍学打工，真正念书的时间也就3年。
但我一有闲暇就拿起书本，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我拿了全省第一，被西南联大录取。
1944年8月，我进了西南联大。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机械系。机械系是工学院最大的一个系，当时和我一同入学的有44名学生。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的潘际銮。
入学第一年，西南联大就给了我两次“下马威”。
一次是“普通物理”课，由著名物理学家霍秉权教授讲授。霍秉权是我国首批研究宇宙射线和核物理的学者之一。
他风度儒雅，讲课深入浅出，一边和同学探讨着自然现象，一边给大家讲解它背后蕴含的科学、哲学原理。
我非常认真，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问题都弄明白了。但是，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居然考了个不及格！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可是当时的“高考状元”，物理一直属于我的强项，“不及格”太不可思议。总结原因，我发现考试的题目不限于课堂上讲过的内容，也不限于平时做过的习题，内容非常广泛。
这逼着我改变了学习方式，老师讲一个问题，我要融会贯通。除了教科书，我还从图书馆借、从高年级同学手上买来各种相关的书，对同一个问题反复研究。
第二次，我栽在物理实验上。按照学校要求，我先用英文写了实验的预备报告，通过之后就进实验室操作。
但反反复复几次下来，实验结果仍与标准相差甚远。匆忙之下就抄了一套数据，递交了正式报告。但这没有瞒过老师的眼睛，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被要求重新实验。
这件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令我养成了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夏天像蒸笼，
冬天寒风穿堂入室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
学校特别重视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不过不及格也不要紧，下个学期可以重修。
学校实行“弹性学制”，不管是4年还是5年，只要你修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每一个学科要学几门课，修多少学分，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有些重要科目如果总是不及格，要么转系，要么就自动离校，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
一年级，我学习了国文、英语、微积分、物理、工程画法等学校规定的必修课，还选了冯友兰教授的“哲学概论”和陈岱孙教授的“经济学概论”。
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临时出题小考，学生必须10分钟以内回答出来。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敢怠慢。
联大的很多老师都用英文授课，教材和参考书都是英文的，要求学生也要有很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刚进学校，我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过了几个月才慢慢适应下来。
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学生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冬天四面透风。教授宿舍也是茅草屋，几家住在一起，用布帘子隔开。最好的房子是图书馆，这是联大唯一的一幢瓦顶房子。
办学条件艰苦，但教育理念是先进的。校长梅贻琦反复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在延聘原先三校教授的基础上，还不断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形成了杰出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整个学校的风气非常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课，有些喜欢的课程可以跨系、跨院选修。
我记得有一门经济学的课，我看了相关的书籍，老师讲什么我大概都知道。有一次我没去上课，被老师发现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怎么不来上课还总是考得那么好”。
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是联大所倡导的。
政治主张不同，
爱国之心一致
我曾亲历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
这是一场学生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晚，联大师生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在图书馆的草坪上举行演讲会。刚开始不久，军队包围联大校园，用机关枪对空扫射。
为抗议暴行，联大等18所大中院校举行了罢课，12月1日，一大批军人闯入这些学校，殴打师生、开枪投弹，造成4人被害。
鲜血震怒了全国人民，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反对情绪，不得不把相关的官员给撤了。
联大被称为“民主的堡垒”。学校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只有一些社团，可以发表各自意见。
政治主张不同，但师生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
学校总共招收了8000多人，毕业3800人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学不好或者家庭困难没有毕业，另外一部分就是参军了。
抗战危急之时，日本人占领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对昆明虎视眈眈，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军火补给线也将被切断。国民党号召大学生参加远征军，联大就去了1000人左右。
抗日救亡是当时联大师生的共同目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不过参军的大多是高年级的学生，像我这样入学不久的新生学校不建议去。
对于我来说，10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功名利禄那时根本没有想过。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整个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在蒙蒙细雨中奔走相告。但西南联大没有立即结束，到了1946年5月才停课。
当时学校提出，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我选择了清华。
5月4日结业典礼的那一天，全体师生到校园后山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冯友兰教授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
悲壮激越的校歌响起，凝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
整个抗战八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丰富的经历教会我如何去生存、生活和治学。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俄国教授普罗霍洛夫。
·1948年，潘际銮（圆圈标注者）清华大学毕业照。
如果说在西南联大我掌握了学习的本领，那么研究生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则是学会了如何去精研理论、探索真理。
我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大家对焊接没有一点概念。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
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
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我得保证每一个焊缝的质量。因为整个工程的安全可靠，事关重大。
1993年，我受命担任南昌大学的校长。我发现校园里打篮球、谈恋爱、跳舞的学生很多，跟我们上大学时候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家经过高考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肯定能毕业。
但当年在西南联大，淘汰率很高，而且很自然。我就结合实际，学习联大的制度，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激励学生的积极性。
当了10年的校长，2002年我回到清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一个人一生有几条道路，从政、从商、从学，在我看来，还是“从学”最简单。
我常说，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
·潘际銮
潘老，请一路走好……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