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关于诺贝尔奖的态度（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

村上春树关于诺贝尔奖的态度（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作为客观原因，可能由于日语不像汉语这样讲究语言的装饰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乃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不二文论。说回修改。仍以《刺杀骑士团长》为例，据《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介绍，村上于2015年7月末动笔，翌年5月7日第一稿杀青，用了不到十个月时间。日文原著75万字左右，即每个月平均写7.5万字。而后开始修改，同年7月底完成第三稿，8月15日完成第四稿，9月12日完成第五稿，11月15日交出第六稿——修改了六遍。接下去校对清样，一校、二校、三校……这么着，“自己的节奏或者两相呼应的语态就会逐渐形成”。重复一句：“字的意象，音的回响，对小说是非常紧要的。”字的意象，用眼睛修改；音的回响（节奏），用耳朵修改。村上固然有电光石火般的天纵之才，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姿态和努力：修改，反复修改！修改不仅关乎文体及文体的节奏，而且关乎发现自己。“文章修辞这东西，是一种锋利而微妙的工具，一如刃器。或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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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翻译家)

《刺杀骑士团长》出版后两个月，村上春树于2017年4月出版了一本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川上未映子问，村上春树答）。书中谈到如何写文章、如何写小说。他说这方面的规范基本只有两个：一个是高尔基《在底层》里边说的讨饭或巡礼之类。一个人说：“喂，我的话，你可听着？”另一个应道：“我又不是聋子！”讨饭啦、聋子啦，如今估计不能这么说话了，但过去无所谓。我还是当学生的时候读得的。若是一般性交谈，“喂喂，我的话你可听着？”“听着呢！”——这就可以了。可是这样就没戏了。而若回一句“我又不是聋子”，那么交谈就有了动感。尽管单纯，却是根本的根本，但世上做不到这一点的作家很多很多。我总是注意这点。

​那么其文体的异质性表现在哪里呢？如语言节奏的超常规：“风带来的湿乎乎的云”“宛如细雪的白亮亮的雨”，如修辞的超验性：“那样的云絮便像从前世误入此间的魂灵一样为寻觅失去的记忆而在山间飘忽不定”，以及由此生成的恬适静谧可又似乎暗藏玄机的艺术氛围。不过村上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没怎么谈这种异质性。谈的多是文体的重要性，以及修改之于文体的作用。他说：“我大体作为专业作家写了近四十年小说，可是若说自己至今干了什么，那就是修炼文体，几乎仅此而已。反正就是要把行文弄得好一点儿，把自己的文体弄得坚实一些。基本只考虑这两点。至于故事那样的东西，每次自会浮现出来，跟着写就是。那东西归根结底是从那边来的，我不过是把它接受下来罢了。可是文体不肯赶来，必须亲手制作。而且必须使之天天进化。”差不多四十年前他刚出道的时候，曾强调“文体就是一切”，而现在他的这本书再次强调“笔调就是一切”。在村上语境中，“笔调”和“文体”异曲同工。顺便说一句，文体在日语中为“文体”或“スタイル”。笔调乃“文章”之译，此外亦可译为“行文”“文笔”“笔触”“修辞”或“遣词造句”等；当然大多时候照抄“文章”即可。村上还说，日本文坛不怎么看重“文章”、文体，很少有人正面对待文体，相比之下，认为主题第一重要，其次是心理描写和人格设定之类。“我考虑的，首先是文体。文体引出故事。”惟其如此，“那年五月”那两段文章才成了引出《刺杀骑士团长》的三个要素之一。那么之于文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节奏（rhythm）。

“对于我，节奏比什么都宝贵。比如翻译的时候，把原文照原样准确译过来固然重要，但有时候必须调整节奏。这是因为，英语的节奏和日语的节奏，结构本来就有区别。这就需要把英语的节奏因势利导地转换成日语节奏。文章因此而活了起来。”翻译如此，创作也是如此。“没有节奏，事物就无从谈起。”那么如何才能获取节奏呢？“说到底就是‘修改’。首先粗线条地写下来，然后一遍又一遍修改、打磨。这一过程几乎长得让人担心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样，自己的节奏或者两相呼应的语态就会逐渐形成。比之眼睛，主要用耳朵修改。”“用耳朵修改”，说得好！当然，未必念出声来直接诉诸耳朵这一器官，而是默默诉诸心耳。文采诉诸视觉，节奏诉诸听觉。应该说节奏比文采重要。再有文采而若缺乏节奏或韵律，文章也活不起来。当然最理想的是，读起来斐然成章美不胜收，听起来倾珠泻玉铿锵悦耳。而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则首选节奏，何况节奏也是美。节奏之美，至少之于村上是这样。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村上似乎从未提过文采（美しい）。

​作为客观原因，可能由于日语不像汉语这样讲究语言的装饰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乃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不二文论。说回修改。仍以《刺杀骑士团长》为例，据《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介绍，村上于2015年7月末动笔，翌年5月7日第一稿杀青，用了不到十个月时间。日文原著75万字左右，即每个月平均写7.5万字。而后开始修改，同年7月底完成第三稿，8月15日完成第四稿，9月12日完成第五稿，11月15日交出第六稿——修改了六遍。接下去校对清样，一校、二校、三校……这么着，“自己的节奏或者两相呼应的语态就会逐渐形成”。重复一句：“字的意象，音的回响，对小说是非常紧要的。”字的意象，用眼睛修改；音的回响（节奏），用耳朵修改。村上固然有电光石火般的天纵之才，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姿态和努力：修改，反复修改！修改不仅关乎文体及文体的节奏，而且关乎发现自己。“文章修辞这东西，是一种锋利而微妙的工具，一如刃器。或适可而止，或一剑封喉，用途不一而足，其间无非一页纸的距离。如果对此了然于心，或许就等于了解了自己……忘乎所以地一心致力于文章打磨，就会倏然产生得以俯瞰自己意识天地的瞬间，仿佛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一泻而下。”换个表达方式，文体或文章修辞即是我们本身，即是我们同外界打交道的姿态。人云亦云的庸常修辞，所表现的往往是一个人才气的不足、精神的懈怠或者傲慢；而令人耳目一新的修辞，则大多是卓尔不群的内心气象的折光。是的，好的修辞是对自己的内心和世界的谦恭与敬重。看去年12月5日的《中华读书报》，国际版报道“村上春树入围第二十五届《文学评论》劣性奖”。“劣性奖”由英国1993年创办的《文学评论》评审，旨在“奖励”“现代小说中文笔拙劣、草率或多余的性描写段落”，以此提醒读者和作者对此保持警惕。村上的入围作品正是《刺杀骑士团长》，具体引用的是第二部第43章的一段：“（此处略去六百七十九字）……就算想中途停下，我也不知所措，以致我担心再这么倾泻下去，自己说不定直接沦为空壳。（此处略去一千零四百字）……那是4月19日天亮时分做的奇异的梦。”无独有偶，去年夏天香港书展期间，港府淫秽物品审裁处将《刺杀骑士团长》定为二类不雅物品，与老牌色情杂志《龙虎豹》同级，意为虽可发布，但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今年入围“劣性奖”的有八位作家，均为男性。其中一位名叫朱利安·高夫（Julian Gough）的爱尔兰小说家兴奋地告诉《卫报》：“我很高兴进入劣性小说奖的决选，尤其是与伟大的村上春树结伴，而我希望能赢。……能够加入（这一）获奖者的行列必定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村上最后还是落选了。不知他是为之庆幸而载歌载舞，还是为之懊恼或气急败坏。落选原因，当然是其性描写并不那么拙劣。至于是否真不那么拙劣，我不敢妄加评论，也没有评论的资格。较之入围“劣性奖”的性描写，我倒觉得这部长篇中的女性描写要优秀得多，试举几例：秋川真理惠的姑母说话方式非常安详，长相好看。并非漂亮得顾盼生辉，但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自然而然的笑容如黎明时分的白月在嘴角谦恭地浮现出来。目睹她（十三岁美少女真理惠）面带笑容，这时大约是第一次。就好像厚厚的云层裂开了，一线阳光从那里流溢下来，把大地特选的区间照得一片灿烂——便是这样的微笑。年轻的姑母和少女侄女。固然有年龄之差和成熟程度之别，但哪一位都是美丽女性。我从窗帘空隙观察她们的风姿举止。两人并肩而行，感觉世界多少增加了亮色，好比圣诞节和新年总是联翩而至。（她的耳朵）让我想起秋雨初霁的清晨树林从一层层落叶间忽一下子冒出的活泼泼的蘑菇。如何？刚才说了，性描写的优劣不敢妄议，也不宜公开讨论，但就同一本书中的女性描写而言，上述几例可谓只优不劣。喏，将成熟女性笑容比为“月”而有别于传统的闭月羞花，将13岁女孩笑容比为“阳光”而不同于常说的阳光女孩。至于“诞节和新年”联翩而至以及“蘑菇”之比，更是不落俗套，让人思绪稍事迂回之后会心一笑。至于是不是村上首创，我没做过专题学术研究，自是不能断言。何况村上本人也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坦言：“事关比喻，我大体是从雷蒙德·钱德勒那里学得的。毕竟钱德勒是比喻天才。”而别具一格的比喻修辞，恰恰是村上文体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三四十年来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写出足以和村上一决雌雄的小说？写都市题材，尤其写都市年轻人生态的作家不是没有，如韩寒、郭敬明、饶雪漫等可谓比比皆是。他们并不缺少才华，然而始终未能像村上这样，走出国门，去日本火上一把，进而满世界红上一片。想到这点，我就颇有寂寞之感。人家村上把日本故事向世界人民讲得那么好——其作品外译，2015年即已超过五十种语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村上走红的原因，据村上本人推测，一是故事有趣，二是文体具有普世性（universal）渗透力。那么我们没走红的原因呢？几年前在广州同福建作家陈希我的对谈中，我问过他。他略一沉吟，回答说，讲故事不难，难的是讲故事的“调调”以及由此生成的艺术情调。今年6月，在浙江大学和许钧教授、作家毕飞宇座谈时，我提起这点，也似乎得到了他们两位和在场不少人的认同。自不待言，讲故事的“调调”就是文体。这意味着，中国作家之所以未能像村上那样走向世界，较之故事的有趣，恐怕更是由于我们讲故事的“调调”或文体还缺乏“普世性渗透力”。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具有“普世性渗透力”的文体呢？办法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向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学习。比如这里说的村上。村上从不讳言外国文学对自身创作的影响，就像前面引用的他对钱德勒的学习和推崇。他学得的不仅仅是修辞技巧，而且是一种行文规范、一种“文体秘密”。王小波也是个不错的例子。如果问我1949年以后有谁可以称为文体家，最先浮上脑海的即是王小波。而王小波的“文学导师”就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尤其是王道乾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和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他甚至断言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我的精神家园》）

(节选，《文学自由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