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服饰讲解（李之檀陈晓苏从明宫冠服图看明代初期冠服制度的形成与确立）

明朝皇帝服饰讲解（李之檀陈晓苏从明宫冠服图看明代初期冠服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二、《明宫冠服图》的整理定名另外，从版本的角度看，6 册古籍的书口部位，三册带上单鱼尾，另三册书口无鱼尾；标注页码也是三册在书口，另三册在订口，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所以，我们说《明宫冠服图》是汇聚洪武的资料，初成于明永乐年间。由此我们认为，《明宫冠服图》的图文内容，主要来源于明永乐三年礼部进呈给永乐皇帝的《冕服卤簿仪仗图》。永乐三年十月，是礼部进呈此图的时间，也是永乐皇帝批准颁布按图执行做出决定的时间。这里，永乐皇帝所说的"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当然是指洪武皇帝朱元璋所确立的冠服制度。所以，《冕服卤簿仪仗图》其内容应是洪武元年（1368 年）至三十一年（1398 年）间所定冠服制度的总结。如果把源于《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明宫冠服图》彩图与洪武三年（1370 年）《明集礼》卷四〇中的线图比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发展内容，则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根

《明宫冠服图》一书，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明代早期彩绘原本或抄本的残本，曾先后为高士奇、郑振铎先生旧藏。在入藏图书资料中心前，即已被线装成目前形式。全书共一函6 册，书高36.3cm，宽21.5cm。墨印版框高24.8cm，宽17.4cm。四周双边，书口一部分有上单鱼尾，一部分为白口。文字墨书半页9 行，每行21 字，小字双行。全书共有手绘彩图317 幅，其中冠服图235 幅，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精华所在。另有卤簿仪仗图和大射礼仪图共82 幅。手绘彩图中部分题有图名，但大部分图并未题写图名，需要与文字部分参照理解。书中钤有"高士奇图书记"篆书长方章、"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行书方章和"长乐郑氏藏书之印"篆书长方印。高士奇，清代著名学者，官至礼部侍郎。他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令人疑惑的是，高士奇藏书印不是盖在卷首，也不是盖在第一册书中，而是盖在第三册的末页。郑振铎先生，福建长乐县人，"西谛"是他的笔名。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抢救祖国传统文化、保护古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藏书已全部捐献给国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印有《西谛书目》。但在郑振铎先生的著作及《西谛书目》中，并未见到关于《明宫冠服图》一书的记录或描述。关于上述两点疑问，我们分析，其一，在高士奇之后、郑振铎之前，《明宫冠服图》曾经散为残页，并有缺失，后为佚名收藏者装订成现在模样，其装订顺序是混乱的，造成高士奇藏章的位置错误；其二，在《西谛书目》编印时，此书已不为郑氏所藏，故不为《西谛书目》所收。根据藏书印章推测，郑氏之后此书又被康生收藏，书中钤有行书"康生之章"为证。1978 年"拨乱反正"后，国家文物局曾主持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康生所藏文物古籍展览，《明宫冠服图》一书是其中展出的展品之一。当时，故宫图书馆曾将此书复印了一份留存，入藏故宫图书馆，后逐渐被社会有关学者所知。此书原本则入藏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作为专藏，妥善保存。2002 年著录于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古籍善本卷》图七十三，名为《明宫冠服》。

为了响应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的精神，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于2009 年开始着手馆藏古籍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明宫冠服图》的整理、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一、《明宫冠服图》的成书年代

在整理研究《明宫冠服图》一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冠服制度的彩图和文字表述，到底产生于明代什么时期，它在形成明代冠服制度完整体系的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经过把《明宫冠服图》的文字，与申时行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中的文字比对，发现《明宫冠服图》的文字表述，与《明会典》中的一部分文字表述，几乎完全一致①。而申时行把这些几乎完全一致的部分，基本都确定为"永乐三年定"。那么，申时行的时间定位，其根据又是什么呢？经查阅古籍，我们终于发现，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本，由江浙左史劳堪所著的《宪章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二十一"国朝书"条内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三年冬十月……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上曰"指的是明成祖朱棣说。之后，我们进一步查阅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本《明实录》第七册《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七永乐三年（1405 年）冬十月壬午，其中有与劳堪《宪章类编》基本相同的记载②，证明了《宪章类编》这段文字，是根据官修《明实录》转引而来的，是可靠、可信的。

由此我们认为，《明宫冠服图》的图文内容，主要来源于明永乐三年礼部进呈给永乐皇帝的《冕服卤簿仪仗图》。永乐三年十月，是礼部进呈此图的时间，也是永乐皇帝批准颁布按图执行做出决定的时间。这里，永乐皇帝所说的"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当然是指洪武皇帝朱元璋所确立的冠服制度。所以，《冕服卤簿仪仗图》其内容应是洪武元年（1368 年）至三十一年（1398 年）间所定冠服制度的总结。如果把源于《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明宫冠服图》彩图与洪武三年（1370 年）《明集礼》卷四〇中的线图比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发展内容，则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根据明太祖诏，六部及都察院、翰林院，参考历代礼制，所更定的冠服制度。所绘彩图也应是洪武历年所绘材料的积累，应为永乐以前所绘。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称"（洪武）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永乐三年礼部进呈给永乐皇帝的《冕服卤簿仪仗图》，也肯定是作为重要档案，在永乐皇帝命颁所司永为仪式之后，藏之秘府，保存起来，一般人是见不到的。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 年）迁都北京，原位于南京的秘府所藏 是否北迁，而经过社会的动乱，这些秘府的残存，何时散落何处、又如何被人所得，装订成册，并命以书名，这些都没有充分的依据，均已无法考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存我中心的《明宫冠服图》残本，应源于明永乐三年的《冕服卤簿仪仗图》，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它就是《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残本，但它源自《冕服卤簿仪仗图》，并且是《宪章类编》、《明会典》的底本源头，应是不错的。而明永乐三年的《冕服卤簿仪仗图》，最初应绘制于洪武时期。

这能从《明宫冠服图》的内容中得到印证。如《明会典》载二十六年定："蔽膝随裳色，织龙、火、山文。"（图一）"永乐三年定，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图二）就是说蔽膝上的花纹，洪武、永乐是不同的。而《明宫冠服图》中的蔽膝图，有洪武时的"织龙、火、山文"，也有永乐三年"织藻、粉米、黼、黻"的图样。说明《明宫冠服图》残本汇集了洪武、永乐时的资料。

另外，从版本的角度看，6 册古籍的书口部位，三册带上单鱼尾，另三册书口无鱼尾；标注页码也是三册在书口，另三册在订口，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所以，我们说《明宫冠服图》是汇聚洪武的资料，初成于明永乐年间。

二、《明宫冠服图》的整理定名

《明宫冠服图》还有一个名称《明中东宫冠服》，而后者的流传，我们推测可能是故宫图书馆复印、借阅后，在相关领域为学界所知，并流传开来。我们在检查该书函内册页夹条时，发现有不同时间的两个书名签，一为《明中东宫冠服》，一为《明宫冠服图》。前者是油印书签，钢笔书写，后者为计算机打印书签。但是，线装成册的6 册书封面，以及函套封面却没有题写书名，书签上的两个书名，到底是何人于何时定名却不得而知。

再从残本的内容来看，《明宫冠服图》名称显示的是明代宫廷的冠冕服饰内涵，而《明中东宫冠服》则表明该书是明代中宫（皇后、皇妃）、东宫（皇太子、皇太子妃）的冠服。但实际上，残本所包含的内容要宽泛的多。残本的文字和彩图不仅包括皇帝、皇后、皇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亲王、亲王妃、世子、世子妃、公主、郡王、郡王妃、郡主等皇家成员，而且还有社会各个等级阶层的礼仪服饰规定，甚至还有卤簿仪仗、大射礼图的内容。所以，不论是《明宫冠服图》还是《明中东宫冠服》，都不能涵盖和准确反映残本全书的内容。

检视书内文字，佚名的装订者把对冠服的说明文字集中装订在前，在这部分文字中，只存标题"中宫冠服"、"东宫冠服"。我们认为是后来的定名者据此定书名为《中东宫冠服》。那么，究竟如何定名？我们考虑，第一要尽可能地照顾学界对此书的认知，不要造成又发现了一部明代服饰的新书的错觉；第二，因为此书的近75％的篇幅是记录服饰内容的，《明宫冠服图》的名称比《明中东宫冠服》更准确，涵盖面更广，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定名为《明宫冠服图》。

三、对《明宫冠服图》的解读和考定

在整理研究《明宫冠服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同一服饰名词的认识和解读，明代已与前代的理解有很多不同。如"鞠衣"，《周礼•内司服》中的"鞠衣"是皇后六服中的一种，郑玄认为"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当时"鞠衣"为皇后亲蚕时所服。而《明宫冠服图》皇后燕居服中却说："鞠衣红色，胸背云龙文，用织金，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或素，紵丝纱罗并余色随用。"（图三）皇太子妃冠服燕居服中也说："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用织金，或绣，或加铺翠圈金，饰以珠，或素，除黄外余色，并紵丝纱罗随用。"（图四）可见，随着时代的演变，服饰制度也在变化。明代的"鞠衣"更多的是表现礼仪礼服的作用，已非亲蚕时专用。这也反映了明代亲蚕礼仪制度的改变。

又如讲到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皮弁服的"中单"（图五）时说"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中单"是穿在外衣之内的衣服。"如深衣制"是讲剪裁做法，上衣和下裳是分开剪裁，不是上下通裁，是在做好成衣时，上下才缝在一起的，与冕服中单有别（图六）。

图七 方心曲领第四册第19 图

关于"方心曲领"（图七），洪武元年定，皇帝祀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时，服通天冠、绛纱袍，用方心曲领。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定，文武官员一品至九品，陪皇帝亲祀郊庙社稷时，祭服为梁冠、青罗衣、赤罗裳，亦用方心曲领。"方心曲领"原流行于宋代，而明代用方心曲领，仅在上述场合，有怀旧的含义。嘉靖时，方心曲领制被废除。③

另外，在《明宫冠服图》中有些常见而又难读难懂的字，如"领褾襈裾"，"领"是衣领；"褾"，读biǎo，指袖端；"襈"，读zhuàn，指衣襟的边缘；"裾"，读jū 指衣服的下缘。"四衣癸襖子"，"四衣癸"指衣服的下缘被分隔成四段，也就是襖有四个开叉。"瑑"，读zhùn 是指在玉器上雕出凸起的花纹。"钑"，读sà，是指雕凹下的花纹。"纯"是边缘的意思，裳侧有纯又谓之綼。"黼"为斧形花纹，"黻"是两个" 己" 形相背的花纹。" 翟" 读dí 指长尾的野鸡。"翚"读huī，指具有五彩的雉类，亦称锦鸡。"穰花"是指繁盛的花。这些都属于服饰史中的基础知识，是我们进行服饰文化研究必须了解的。

我们在对《明宫冠服图》整理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存在意见分歧的、难于下结论的问题。如有一幅皇帝冠冕图，前后十二旒，按照洪武十六年（1383 年）所定，皇帝袞冕为"黈纩充耳"，永乐三年定冕冠，也是"黈纩充耳，用黄玉"（图八），但《明宫冠服图》的冕，又另有一幅被画成青纩充耳（图九）。查阅《明会典》④，只有嘉靖八年时，皇帝的冕冠才是青纩充耳。但是，嘉靖八年的冕冠"旒缀七彩玉珠十二"，而残本图画的却是"旒缀五彩玉珠十二"。所以，说它就是嘉靖八年（1529年）的冕冠，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初步推测，文献记载或许只是提出设想，实际并未实现。

总之，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演变发展，是中国历史、尤其是礼仪制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社会发展中多方面的历史问题。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服饰文化上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有很多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服饰制度文献，在封建社会历来都被编入政书类，"明贵贱"、"辨亲疏"，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违反了服章制度，逾制了，是要被治罪杀头的，可见其严重性。明嘉靖七年（1528 年），皇帝制定的燕弁冠服，提倡端正质朴；制定的忠静冠服，是为了使文武百官更加效忠皇帝；制定的保和冠服，是为了加强皇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这些冠服制度制定的出发点，无不含有鲜明的政治需要和目的。

历朝服饰发展状况又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直接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状况，过度的消费，会带来经济的困窘。服饰发展的水平还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服饰更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紧密相连。最后，服饰还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以及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渗透、融合。

明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推翻元朝蒙古族政权后，建立了汉族正统政权。所以，朱元璋在建立明代冠服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在服饰上尽量减少元代蒙古族带来的影响，继承唐宋以来的传统服饰文化，确立明朝政权的正统地位。在明代服饰中，仅允许保留的元代服饰--辫线襖子，也只被作为最下层护卫人员的服饰。朱元璋还确立了明代服饰崇尚红色的观念。他也意识到传统服饰制度的过于繁琐，因此一开始便说，五冕礼太繁，只用袞冕。后又多次命礼官、儒臣，诏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并广招儒士，参酌古制，制定明代各方面的冠服制度。可以说，洪武时期，建立起了完整的明代服饰制度体系。洪武以后，虽有所变化，但都是局部的微调，明代服饰制度的完整体系，并未改变。永乐三年礼部进呈的《冕服卤簿仪仗图》，可以说是系统总结了洪武年间确立的服饰制度，而洪武年间确立的服饰制度是明代服饰制度的基石，因此对了解明代服饰的基本构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源于《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明宫冠服图》一书的版本价值之所在。

当然，明代服饰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始终没有脱离"繁琐"的羁绊。官员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考察各种礼制，去考虑如何遵守各种繁琐的服饰制度，因而用于民生和社会发展上，显得十分不得力。明代经历了16 位皇帝，每更换一位皇帝，都扩大了皇族官亲人数，庞大的统治集团，加上为他们服务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有奢侈之风不断增长，腐化现象的滋生，最后使广大人民难于承受，造成社会的逐渐衰落，直到明朝灭亡。这些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记取。

①④⑤⑥ [ 明] 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六十，中华书局，1989 年10 月，第365 页。

②《明实录o 太祖实录》卷四十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724 页～ 725 页。

③ [ 明] 李东阳等奉敕撰，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二）卷六十一"冠服二"、"文武冠服"、"祭服"，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第10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