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总督府大厅有多长（东三省总督府四）

东三省总督府大厅有多长（东三省总督府四）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首任总督徐世昌对于清王朝而言，东北地位特殊，既为陪都所在，又系“龙兴之地”与战略后方，正所谓“朝廷根本，畿辅屏藩”。然而，因长期封禁造成地广人稀、积贫积弱，咸同以后，转为强邻觊觎，日益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至光宣之际，“东三省无内政不与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局势益危。为加强对“龙兴之地”的管理，抵制强邻侵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三个将军辖区为行省，分设巡抚，其上置总督一员。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位高权重。尽管如此，由于内、外局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务推进艰难，大吏多不愿主政于此。首任东督徐世昌莅任未及两载，因谤议太多，奏请开缺。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九日，清廷调云贵总督锡良接任。选择这位屡任封疆、实心任事的大吏继任东督，意在以其稳慎纠偏救弊，收拾乱局。此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清理袁世凯影响、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然而，东北政情极为复杂，内

一楼房间陈设

在一楼首间房内，墙壁处已经摆满了各个时期东三省总督府的介绍，以及三任总督和张氏父子的照片。

首任总督徐世昌

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对东北的官制改革提出了全面的治理建议。1907年4月20日，清廷谕令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并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同时任命徐世昌首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

对于清王朝而言，东北地位特殊，既为陪都所在，又系“龙兴之地”与战略后方，正所谓“朝廷根本，畿辅屏藩”。然而，因长期封禁造成地广人稀、积贫积弱，咸同以后，转为强邻觊觎，日益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至光宣之际，“东三省无内政不与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局势益危。为加强对“龙兴之地”的管理，抵制强邻侵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三个将军辖区为行省，分设巡抚，其上置总督一员。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位高权重。

尽管如此，由于内、外局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务推进艰难，大吏多不愿主政于此。首任东督徐世昌莅任未及两载，因谤议太多，奏请开缺。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九日，清廷调云贵总督锡良接任。选择这位屡任封疆、实心任事的大吏继任东督，意在以其稳慎纠偏救弊，收拾乱局。此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清理袁世凯影响、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然而，东北政情极为复杂，内外事务繁重棘手。种种施政主张又因无法获得朝廷支持加之日俄掣肘，难以付诸实施。面对“尸位素餐”的窘境，锡良不免自责于事无补，考虑让贤，加之清廷在东事上的态度，使其大为不满，乃屡次称病请辞或荐贤自代，急于开缺。面对锡良日益坚决的请辞，清廷也在寻找更加适合的留守人选，以便有效维护主权，守护其战略后方。然属意之接替人选，纷纷敬谢不敏，力荐他人自保。可以说，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督更替，颇多周折。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二日，此事终于尘埃落定。清廷允准东督锡良开缺，以四川总督赵尔巽继任。

此次东督更替，内情复杂，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朝廷与地方大吏之间的微妙关系、东北地方敏感而复杂的内外局势暨清廷之对策。考察此一过程，有利于厘清上述问题，更好地理解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首任总督徐世昌

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

1907年，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前排中为徐世昌

沈阳最早的公交车——奉天电车公司铁道马车

二任总督锡良

锡良(1853-1917年)，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晚清名臣。锡良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他为官三十七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时代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

锡良早期在山西任职二十年，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著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进逼京师地区，锡良受命率部北上保卫京师，后知慈禧、光绪一行逃往长安，便改去山西太原前往护驾，被光绪帝任命为山西巡抚，防守后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热河任上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积极整顿吏治、财务、兴办矿业、开垦荒地、整顿巡防等事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积极推行“新政”。 宣统元年(1909年)2月，奉命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

对于清王朝而言，东北地位特殊，既为陪都所在，又系“龙兴之地”与战略后方，正所谓“朝廷根本，畿辅屏藩”。然而，因长期封禁造成地广人稀、积贫积弱，咸同以后，转为强邻觊觎，日益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至光宣之际，“东三省无内政不与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局势益危。为加强对“龙兴之地”的管理，抵制强邻侵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三个将军辖区为行省，分设巡抚，其上置总督一员。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位高权重。

东三省二任总督锡良

尽管如此，由于内外局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务推进艰难，大吏多不愿主政于此。首任东督徐世昌莅任未及两载，因谤议太多，奏请开缺。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九日，清廷调云贵总督锡良接任。选择这位屡任封疆、实心任事的大吏继任东督，意在以其稳慎纠偏救弊，收拾乱局。此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清理袁世凯影响、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

宣统元年(1909年)2月，锡良被授为钦差大臣，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兼任热河都统。他一上任就亲自进行考查，目睹了当地利权外溢、财政艰窘的困境。为挽救日益危急的局面，锡良多次上疏朝廷，提出了以开设银行、移民、设治、分防、通道等内容为主的解决东三省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不仅如此，锡良还意识到当时的东三省由于不能掌握铁路扩展利权而受到倭俄侵略者的挟制，这就意味着东三省的实权实际上已经被外寇所控制。这是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锡良于是向清廷提出了向美国借款的建议，这样做既解决了清廷无力支付修路巨款的问题，又在势力上牵制了倭俄的嚣张，可谓“一举两得”。然而，由于清廷的腐败导致机密被泄，此举最终未得以实施，锡良为此忧愤交加，多次旧病复发。倭俄战争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迅速地衰败下去。锡良深知局势已定，此时再多的辛勤努力和实干也无法阻挡封建政权的灭亡了。

宣统二年(1910年)，中俄边境发生鼠疫，很快就蔓延到了东三省。为防止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而入境滋事，锡良坚持拒绝他们插手，而是自己部署力量全力投入到灭鼠疫的活动中，锡良直接负责奉天的检疫、防疫。

当锡良看到百姓们成批地倒毙，心急如焚，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沉痛地写道：“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东三省疾情时的锡良

然而到了1910年12月，已经有六万百姓因鼠疫丧生，而黑龙江的铁路枢纽——哈尔滨的疫情最为严重。锡良深知，如果不治理好这场瘟疫，东北1900万生命将受到巨大威胁。同时，北京距离东北只有一线之隔，若将瘟疫传播到关内，后果将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倭、俄两大帝国主义以扑灭鼠疫为名，对东北步步紧逼，若不早日治理好鼠疫，可能会引来入侵者新一轮的入侵。东北刚刚结束了倭俄战争，百姓们再也经不起下一轮战争。

但是非常幸运，当鼠疫爆发后，东三省却有一位大智大勇的总督坐镇。锡良此时非常清醒。他谢绝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医生为防疫总负责，并力排众议，将伍连德博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因为他知道，要治理好鼠疫，必须依靠现代的科学和专业的人才，而剑桥大学毕业的伍连德博士是最好的人选。

在抗击东北鼠疫期间，锡良极力支持“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当资历更老的梅斯尼对伍连德提出质疑时，也是锡良坚定地给予伍连德支持和信任。在这场鼠疫大战中，锡良可谓恩威并用。一方面，他奏请“出力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吉林、黑龙江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抚恤金，比如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等”。另一方面，锡良对一些官员也毫不软弱。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职。锡良还十分注重信息透明，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而且“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并且采用如下措施：

首先，锡良电令东北各地，决不可隐瞒疫情。

锡良深知，在文恬武嬉的清末官场，粉饰太平、欺上瞒下才是常态。在平时，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抗击鼠疫的紧要关头，就决不能姑息。对于那些抗疫不力的庸碌官员，锡良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惩办政策。

为了保证信息的透明，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要知道在当时，电报费用是非常贵的，按照当时关平银的算法，一个字价值纹银2角4分。可以说，为了保证信息的畅通，锡良大花血本。而锡良本人也时刻保持与朝廷的沟通，如实地呈报鼠疫流行的情况，及时向朝廷申请人员和物资。

其次，锡良听从伍连德意见，关停东北的铁路线，并设立了隔离区。

在短时间内，锡良就设立了大量隔离设施，其中光吉林就有防疫局(分局)33个、防疫所61个、防疫分卡105个、检疫所196个、诊疫所97个、隔离所112个、疑似病院27个、养病院19个、庇寒所96个。其效率之高，让一向看不起中国人的外媒都咋舌：“至于中国政府，与平日政策。多未尽适当，独于北方救疫事宜，其布置之完备，与对付之敏捷，一扫本来敷衍因循之积习，实出人意料之外，事后追思，大有兴味”。

很显然，东北防疫能有如此效率，离不开锡良的调度和监督。

当年的隔离区，这次新冠方仓医院前身

最后，锡良建立了良好的奖惩和抚恤机制。

在鼠疫之下，不光百姓遭遇死亡的威胁，而每日暴露在瘟疫之下的医生，也同样如此。为了不让医生们流血又流泪，锡良建议清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写道：“自查有英嘉森，倭医守川歆显、交涉使练习员毓琛、医生王芝臣、张墨林已分别等级优恤，又河南候补直隶州知州王文光委充隔离所长恤伤救疾，昕夕弗遑遂以积劳病故，该员虽非染疫身死，实属因公捐躯，亦经给恤银一千两……”

锡良对于医生的优抚，稳定住了军心，让中外医生再无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地投入紧张地救治工作之中。

其后，锡良又按照近代标准，在防疫区进行严格的搜查、检验、治疗、消毒诸法。同时他还支持伍连德，对死难者的尸体进行集体焚烧。要知道，按照中国入土为安的习俗，锡良和伍连德的举动是惊世骇俗的。

最终，锡良和伍连德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到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蔓延6个月，鼠疫造成了6万人的死亡。然而，锡良和伍连德成功将这场瘟疫的破坏降到最低，他们成功拯救了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生命。而其秘诀无非就是公开、透明、高效和专业！

锡良在此其间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1910年12月中旬，不分青红皂白，强行把哈尔滨至长春、长春至奉天铁路上的商民一律截留，一律送往检疫所检疫七天，七天后才能放行。与现今的新冠疫情的十四天隔离一-同出一辙。

正所谓“国难思良将，时艰念铮臣”。在国家危难之时，最需要的就是敢于担当、勇于面对的智勇之士。我们的祖先非常幸运，他们不仅拥有伟大的伍连德医生，同时也有锡良总督的保护。而今天的我们，也有属于我们的英雄，只要像先辈一样，采取科学的手段，运用高效的执行力，就一定能战胜瘟疫，获取这场“抗疫”战争的胜利!甚至可以说今日抗击新冠疫情所采用的方法很多是继承了东北抗击鼠疫的方法。

伍连德第一次提出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以此次防治鼠疫为契机，中国的近代防疫体制开始起步。东北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成功遏制，特别是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

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很多都是按照当年的防控方法(如隔离、封闭疫情、建方仓医院等)。

然而，东北政情极为复杂，内外事务繁重棘手。种种施政主张又因无法获得朝廷支持加之日俄掣肘，难以付诸实施。面对“尸位素餐”的窘境，锡良不免自责于事无补，考虑让贤，加之清廷在东事上的态度，使其大为不满 乃屡次称病请辞或荐贤自代，急于开缺。面对锡良日益坚决的请辞，清廷也在寻找更加适合的留守人选，以便有效维护主权，守护其战略后方。然属意之接替人选，纷纷敬谢不敏，力荐他人自保。可以说，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督更替，颇多周折。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二日，此事终于尘埃落定。清廷允准东督锡良开缺，以四川总督赵尔巽继任。

《清史稿》对锡良的评价：1、强直负重，安内镶外，颇有建树；2、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刻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於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