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经典方言翻译（从吴语方言词推论红楼梦的原创者）

今天，在“土默热红学”的爆炸声中，传统红学处在“万马齐喑”的状况，我想旧话重提，推出戴不凡最初的诘难，也许是有意义的。

戴不凡（1922—1980），浙江省建德市梅城人，生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剧报》原副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戏曲史学家、红学家。其主要著作有《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百花集》、《百花集续编》、《百花集三编》、《小说见闻录》等。最近又有严州文化研究会编、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戴不凡的不凡道路——对学者戴不凡的纪念与研究》。已在期颐之年的他的老友谢狱为此书作序，其中说：“1975年初，他写出《红楼梦作者篇》初稿；同年4月，他写出六万余字的二稿；同年7月，他写出了三稿；至1976年9月，他写出了四稿，改题为《曹雪芹巧手翻新》。论证曹雪芹是在‘石兄’写的《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写成《红楼梦》的，此文后来发表于1979年春的《北方论丛》，引起轩然大波，反对他的观点的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的专文。不凡认为自己的论著绝非无的放矢，而是从大量内证入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因此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准备写一篇长文回答来自各方的批评。但他的反批评还来不及着手，多年苦扰他的心绞痛就剥夺了他的生命。”

不幸，戴不凡英年早逝。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许会与今天石破天惊的“土默热红学”一起，成为一条汹涌奔腾的大江大河。

当年，对戴不凡首先发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并不是用纯粹的北京话写的，其中有不少的南京话、扬州话、东北话，更多的则是杭州吴语方言。今天，我就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来做进一步的详细阐释。

例一：《红楼梦》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写林黛玉以一个孤女的身份来京投靠她的外祖母，到了贾府，众人都出来迎接，熙熙攘攘的一大帮人，唯独贾宝玉姗姗来迟，“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这里，作者写贾宝玉的出场亮相，先让林黛玉有个思想疙瘩，用的是“先抑后扬”笔法，这既符合当时的客观情景，又让看官引起思想波澜，取得一定的艺术效果，预示宝黛间的未来纠葛是极为精彩的一笔。这里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黛玉为什么对宝玉会有“这是个惫懒人”的想法？难道是因为他姗姗来迟的缘故吗？这里的“惫懒”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惫”音“皮”，流行于杭州的吴语方言，是个贬义词。意思是疲倦而不振作，懒散而没精打采。经考嘉庆间独逸居士《笑笑录》“惫懒”条：“令，吴人也。操吴语哭诉曰：‘袁时中真正惫懒！’左右大笑。”方言一般流行于一定地区，有较强的地域性，作者在作品中用之，自然也是他的口头习惯所使然，当然也有为塑造人物个性的需要而采用，拿它来证明作者的出生籍贯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例二：《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写贾宝玉含玉而生，众人觉得稀罕，纷纷前来围观。这块玉本来是块石头，由癞僧所刻篆文，因其真体最小，所以作者写时，故意放大来说，“以便灯下醉中可阅。”而不至于“含此狼犺蠢大之物为诮”。这里的“狼犺”，也是吴语方言。犺，读为“刚”之上声。意为物大而无处置放者，一般形容物件的笨重与硕大。如果作者对贾宝玉口中所含的通灵宝玉不放大来说，就会让人看不清，而且更让人讥诮为狼犺蠢物。这样的理解恐怕是不错的。因为，吴文英《吴下方言考》：“今吴谚谓物大而无处置放者曰狼犺”。这里，作者边描写边记叙，便于让看官理解，使这一情景变得合情合理。所以，戴不凡说它切极妥极。用方言词汇来形容事物，既让人感到亲切而便于接受，又恐读者一时较难理解便又废笔墨做出应有的交代，可见作者写书的独运匠心。对贾宝玉口含的这块宝玉，作者还用一首诗概括了它的来历，满足了读者的趣味和好奇，诗曰：“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本来真面目，幻来新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勘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表明众人皆醉吾独醒，《红楼梦》原本《石头记》和《风月宝鉴》的作者始终抱有清新的头脑，绝非“批阅增删者”所为。

例三：《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写芒种节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这一段中的末尾二字“物事”把“物”与“事”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名词，是杭州地区吴语方言所特有的词汇，犹言“东西”，因为杭州人认为一件“事”是由何人、何事、何地、何时、如何五个要素组成的，同时，也是由采办各种各样的物品构成的，所以事与物是分不开的，芒种节祭花神是一件事，所以，就要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都用彩线系在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既要张罗，又要陈列，这是因为南方地区出产的物品多，置办物品便是一件件的事，合起来就是一件大事。所以，物与事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是顺理成章的。

例四：《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写宁国府贾敬常以求仙问道为能事，服了秘制丹砂便升仙去了，这事惊动了贾府上下，“三日后，便破孝开吊，一面且做起道场来。因那边荣府里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姐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事务，暂托了几个家里二等管事的。”这里的“事体”一词便是吴语方言，作者写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其意思与“事情”一词意义相同，但细细辨来，这里说事体而不说事情，也不说事项，在语境上是不同的，一般讲事体，是指突然发生的，不详、不吉、不利，使人觉得惊愕的事情。一个年纪轻轻的不经事的宝玉，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当然是不识事体了。“事体”二字用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不明白这件事的性质、大小、厉害；另一方面因为措手不及，难以应对。像这样细腻而要人们辨别的方言词，如果不是谙熟地方风俗的艺术家，绝对是用不出来的。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有它的稳定性和通行性，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主题意识，乃至主观感情，也是一种“语言习惯”所使然。这种杭州乃至于江南所独有的方言词难道也可以闭着眼睛说成是“北京话”吗？主流红学家为何对此视而不见？

例五：《红楼梦》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鸳鸯女无意遇鸳鸯”写贾政在外当了几年学差，回京复命，不敢先到家中，蒙恩赐假一月，才回家歇息，“自觉喜幸不尽，一应大小事务，一概亦付之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这里的“事务”二字便是苏杭话对“事情”的另一说法，同时见于《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五十八回。说“事务”而不说事情者，是因为它增加了“干事的人”处于干事的过程中对这件事总是那么牵肠挂肚，是要做事的人脑筋动个不休，手脚干个不停，比“事情”二字更富于生活化，更富于灵动性。这种说话的状态与语气只有生活在一定地方、一定环境、一定纠葛中才可能有，而事情二字就没有这样的感情色彩和地方色彩了。嘉庆十五年漱芳阁精刊弹词《风筝误*戏婢》中，“（丑白）故歇晨光奔出来啥事务”、“故宗事务说白相个”可参证。显然，这两句弹词是活脱脱的苏杭腔调，假如《红楼梦》的原创者不是杭州的戏剧家洪昇，他能有与他剧本《长生殿》相同的说辞吗？

例六：《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写贾琏酒醉滋事，惊了贾母，酒醒后来到贾母处赔礼道歉，贾母就骂他：“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写宝玉半夜醒来要吃茶，习惯性的喊丫鬟袭人，袭人不在，他自己也好笑起来。“晴雯已醒，因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个哈什，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这两处地方，都写到杭州地区吴语方言“挺死尸”，一看便知这是吴语骂人躺在床上不动的粗语，常挂在杭州一带人的口上，有时甚至成为骂人的口头禅，扩而大之，也用于不会干事的笨猪和蠢物，乃至于有地方说“活挺尸”。其中的“黄汤”一词，也源于江南，因江南多饮黄酒，故将酒叫黄汤。《缀白裘*痴诉》丑扮诸葛谙上扬苏白：“骗两个铜钱，买口黄汤呷呷。”可参证，而北方称“黄汤”为“马尿”。语言的地方性和习惯性如此可见，像这一类的地方性方言出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屡见不鲜，说明这既是一个作家的习惯性用语，又是作家相同情境下的一种形容。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作家就是这个地方“能说会道”的行家里手。

例七：《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椿龄画蔷痴及局外”写宝玉与丫鬟金钏儿投缘，说笑的话被午睡的王夫人听到，“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儿！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这里的“下作”，就是杭州地区流行的吴语方言词，意思是指那些见不得人的带有“鸡鸣狗盗”性质的小动作，又有“下流”的意味，小娼妇就属于这一类。这词在江南地区的流行相当普遍，但在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几乎听不到。江南地区还有一个词，叫“下作胚”的骂人语，与此同理，甚至更甚，表示从娘肚子里带来就是下作的。《红楼梦》中的语言虽然有不少南京话、扬州话，也有少部分北京话，但仔细推敲起来，凡是属于方言一类的几乎都是江南吴语，所以从语言上看，《红楼梦》的原创作者绝不是生活在北京西山的曹雪芹了。土默热先生根据大量材料推论出《红楼梦》作者是杭州剧作家洪昇，不无道理。

例八：《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写贾政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闹热非常。”其中“闹热”一词正是北方人常说的“热闹”，这里颠倒了顺序。其实颠倒着用，想想也对，因为北方气温低，太冷了，人气就不旺了，只有热，才能闹，而南方正好与此相反，只有闹起来，才能热。所以“闹热”一词在南方吴语地区使用就极为普遍，这也说明《红楼梦》的作者不是生活在北方，而是生活在南方。我们说语言或者说言语都是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造词者虽然都是无名氏，也许没有太多的文化，但他们的造词和用词都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粗粗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理，但是细细推敲起来，其中的学问却很深奥。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这部作品出自洪昇之手，从他的语言上去研究，得出的结论，也绝对是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我们信服土默热先生的研究结论。

例九：《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写元宵宴会上，贾母请大家吃酒看戏，戏罢，“撤去残席，内外另设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意吃了些，用过漱口茶，方散。”这里所说的“小菜”，南北是有区别的，北方是指盛于小碟子中的酱疙瘩之类的咸菜，吴语则是指家常便菜。这里很明显是家常便菜。因为做得比较精致可口，容易下饭，是南方人的一种特称，同时南方人还常讲“小菜一碟”，就是指极容易办到的事情。可见，《红楼梦》中的遣词造句，其精细的程度是令人敬佩和赞赏的，它绝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措辞。按照“小菜”一词的习惯用语，说明《红楼梦》作者也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土默热先生考证，实有所指，实属为其匠心独运，妙不可言。

例十：《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孔雀裘”写丫鬟晴雯在病中还给宝玉补孔雀裘，又是找针，又是找线，因为晴雯生病，头昏眼花的，补一会儿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给他靠着。”在宝玉眼里，晴雯既不是他的下人，又不是他的奴仆，主仆之间，胜如手足。这一段中的“滚水”便是吴人对“开水”的口头叫法，用京语根本没法念，吴语是极顺口的。又如《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写到“小丫头对秋纹说：‘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可见“滚水”一词在《红楼梦》中用的极为普遍，这绝不是偶然的。土默热红学认为，杭州籍的戏剧家洪昇便是他的原创作者，从他的吴语方言词上也便是一个证明。

我这里所说的吴语方言词是一个语言学上通用的惯常词，指的就是吴语方言流行的区域，吴语地区即指今江苏北部古运河以东、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的大部分地区。《红楼梦》大量使用这个地区的吴语方言词，不就证明他的原创作者也是善于使用这个地区的吴语方言词吗？这就证明《红楼梦》的原创作者不是住在北京西山茅屋里的曹雪芹，而土默热红学所提出的“洪昇著作权”说在语言的用词造句上也是其重要的证据之一。

吴语方言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这个流行的区域内虽然还有许多语音上的差别，但在整体上，却是基本一致的，许多语汇、语调、吐音这地有，那地也有，形成了一个语言上的共同特色，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博士在清华大学时曾编过一本《吴语之研究》，认为由于吴语方言多音节词比较丰富，虚词特别是语助词多样而多变，有自己特定的组词习惯，不少代词特别复杂，特别是吴侬软语，委婉动听，形容描述具体细致。

吴语方言词具有以上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产生于山柔水丽、地杰人灵的江南，这里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文化悠久，是一个得天独厚、非常理想的好地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中风光的熏陶，习俗的濡染，形成了吴语词汇的多样性和清丽的委婉之声。郑振铎曾经拿吴歌同《西曲歌》进行比较，说：《西曲歌》即荆楚西声，也即长江上游及中游的歌谣，其中往往具有旅游的匆促情怀。吴声歌曲富于家庭趣味，而西曲歌则富于贾人思妇的情趣。这大约因为太湖流域的人，多恋家而罕远游，且太湖里港汊虽多，而多朝发可以夕至的地方，故其生活安定而少流动。长江中游荆楚各地，为码头所在，贾客过往极多，往往一别经年，相见不易，思妇情怀，自然要与吴地不同。

凡有三个以上证据的推论，我认为便是合理而可靠的。土默热红学中除“洪昇著作权”说外，其他新说还有很多。其中土默热红学十论中，诸如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脂砚评点论、芹溪托名论等，都有大量合理而又可靠的证据。有这么多的证据来作一个推论，这个推论虽然不是“白纸黑字”、不是“铁板钉钉”、不是“出土实物”，但在没有新的证据和有力的反驳之前，加上本文所例举的“吴语方言论”，应当说土默热红学“洪昇著作权”说是可以信赖和认同的。“土默热红学”这一新学说是成立的。《红楼梦》作者是杭州名作家洪昇，故事取材于洪氏家族和蕉园诗社的真实生活，生活场景以清初西溪园林建筑为原型。作品根植于改朝换代后的江南遗民思想文化，是晚明言情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杭州三西（西湖、西溪、西泠）历史文化孕育催生的产物，等等，是可以足信的。

（整理：李嫚）

作者吕洪年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香港世界华人远程学院特聘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