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大杂院的真实生活（清初民初纽约唐人街华人堂口间的四次堂斗）

民国北京大杂院的真实生活（清初民初纽约唐人街华人堂口间的四次堂斗）这又反过来导致美国大众对华人移民缺乏了解，留下华人排外、饮食怪异、满身恶习等负面印象，对华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最终美国推出的《排华法案》，导致唐人街华人更加孤立，生存更加艰难。语言不通和中美文化差异，导致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不适应美国社会生存方式，没能很好地融入到美国社会，而是躲在唐人街形成一片相对独立的、延续中国大家族式管理的地方自治社区，以求偏安一隅。实际上，在唐人街参与社团的成员只是华人移民中的小部分，并且这些华人社团成员也并不比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更邪恶。根据纽约警方1904年的统计结果，在二十三类“被捕者出生地”中，华人仅排倒数第二位。所以，纽约唐人街能够爆发如此大规模堂斗，绝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些社团成员，其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原因。首先，文化隔阂导致唐人街华人不能顺利融入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人互存偏见、互相排斥，华人只能勉强在纽约挣扎求存。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影视圈曾涌现过一批黑帮犯罪题材的经典作品，反映了这些社团的罪恶行为、生存状态以及生存法则，剧情中涉及国外的，常常会提到唐人街华人黑帮。这些作品虽然通过虚构、夸张、戏剧化的手法创作而成，但也基于一定的真实背景资料。

清朝末年移民到美国纽约的华人，就曾在唐人街组成了安良堂、协胜堂、四姓堂等影响力较大的社团。为了争夺利益、控制权甚至为了私人恩怨和面子，这些社团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进而引发了四次大规模堂斗，在当时的纽约乃至全美国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招致美国警方的强力打压。

为了理清这四次堂斗的过程，美国历史学家苏思纲查阅整理了大批旧报纸的新闻报道、档案数据库和庭审卷宗等资料，并参考协胜堂领袖龚恩英的口述回忆录《堂斗！》，以及反映唐人街生活的《唐人街内幕》，最终在《堂斗》这本书中还原了四次堂斗的来龙去脉。

能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社团仇杀、混战，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也导致当时的美国公众把唐人街看成了恶魔之地，把华人移民都看作坏人。然而这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和先入为主的偏见。

实际上，在唐人街参与社团的成员只是华人移民中的小部分，并且这些华人社团成员也并不比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更邪恶。根据纽约警方1904年的统计结果，在二十三类“被捕者出生地”中，华人仅排倒数第二位。

所以，纽约唐人街能够爆发如此大规模堂斗，绝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些社团成员，其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原因。

首先，文化隔阂导致唐人街华人不能顺利融入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人互存偏见、互相排斥，华人只能勉强在纽约挣扎求存。

语言不通和中美文化差异，导致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不适应美国社会生存方式，没能很好地融入到美国社会，而是躲在唐人街形成一片相对独立的、延续中国大家族式管理的地方自治社区，以求偏安一隅。

这又反过来导致美国大众对华人移民缺乏了解，留下华人排外、饮食怪异、满身恶习等负面印象，对华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最终美国推出的《排华法案》，导致唐人街华人更加孤立，生存更加艰难。

其次，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牟取利益，唐人街华人移民中的少数社团群体开始涉足赌博、鸦片、地下娼馆等不法领域。

根据苏思纲的描述，唐人街华人移民多数很勤劳，主要从事洗衣工、烟草工等底层职业，收入不高，租住在廉租公寓。为了应对艰难的生活，他们往往结成互助社团。

华人社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地域性会馆，类似老乡会；一种是宗亲会，主要是同姓成员组成；第三种由结拜兄弟组成，称为“堂”，表面上是慈善组织，实际渐渐涉及黑帮活动，滋生犯罪行为。

参与堂斗的两大主体安良堂和协胜堂，即为第三种社团，他们都参与了赌场、鸦片馆、妓院等非法生意。另一个参与堂斗的四姓堂，属于第二种社团，宗亲会。

第三，纽约市权力阶层的纵容和司法机构的贪腐。

为了维持这些非法生意，唐人街社团领袖借助社团关系网，努力结交权贵，贿赂市政高层和纽约警方、公检人员和律师，收买权力阶层的保护。在金钱的诱惑下，权力层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警方的贪腐，像隐形的手推动唐人街社团势力持续壮大，他们在堂口纠纷中徇私偏向，进一步激化不同社团之间的矛盾。

文化的排斥、生存的压力、权力和金钱的渗透共同打造出唐人街华人社团的罪恶。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他们野心勃勃、利欲熏心，终于剑走偏锋、罔顾法律，犯下了多重罪恶。所以说，引发四次堂斗的具体事件仅仅是局势的导火索，以上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才是触发大规模堂斗的根本原因。

纽约唐人街的四次堂斗也并非出于单一目的。从四次堂斗的触发因素，可以看出唐人街华人社团的势力变化。

第一次堂斗发生在安良堂和协胜堂之间，表面原因是为了争夺对赌场的控制权，实际上双方是为了争夺警察局的看重和外界的认可，或者说是为了争夺在唐人街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堂斗发生在安良堂和四姓堂之间，是由一个女人引发的私人纠纷，双方都试图操控案件的审理过程。事件本身并没大范围的影响力，没有触动赌场等重大利益，之所以升级到堂斗的规模，在于双方都想保住各自的面子、荣誉和威望。

第三次堂斗发生在安良堂和协胜堂之间，始于对鸦片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其后则演变为面子之争。在这次堂斗中，武器也有了升级，不再局限于单刀单枪，而是引入了炸弹这种杀伤力倍增的新武器。

第四次堂斗仍然发生在安良堂和协胜堂之间，其促发原因是安良堂的一个重要人物因内部矛盾叛变加入协胜堂。这次堂斗也不涉及赌博、鸦片或者女人引起的纠纷，完全是社团根据自己的规则，试图惩罚叛徒、保护兄弟、保住面子。并且，这次堂斗影响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同时在美国各地的分堂发生，持续了近十年。

在第一次堂斗中，双方试图争夺警方的支持，还受到警方的有效制约。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堂斗中，社团势力不断壮大，逐渐脱离警方制约，行事更加大胆，同时也招致了警方以大规模搜查赌场、鸦片馆的方式对其强力打击。

到了第四次堂斗时期，社团已经掌握了赌场等产业的所有权，资产和势力更加庞大，早已超出了警方的控制范围。地方当局同样早已厌倦了控制不住的堂斗，却无计可施，因为搜查不法场所的方式对他们已经起不到震慑作用。于是，失去耐性的警方用暴力驱逐华人的方式打压堂口势力，甚至不惜牵连无辜的华人。

可见，在这四次堂斗过程中，唐人街华人社团的势力不断扩大，其罪行和暴力手段也不断升级，逐渐失控。

但经历了多次堂斗和警方强力打压后，社团同样元气大伤，再赶上大萧条时期经济不振，维持生计的压力逐渐超过堂斗争面子的需求，社团疲态尽显，这才促使各个堂口放下积累已久的怨恨和敌意，签下停战协议换来唐人街期盼已久的和平，并且以共同支持国内革命事业为契机，逐渐学会在唐人街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