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桃村(漫话需岩-于都县小溪乡桃枝村)
于都桃村(漫话需岩-于都县小溪乡桃枝村)上山的土路把我们带到需岩之下一处小小的空坪,崖壁上的篆刻提示我们:木樨岩到了!仰头上望,几丛翠竹,半壁苍苔,偶有水滴散珠碎玉般飞溅而下。俯瞰岩前,树木苍翠,阳光正好,天地之间一派宁谧。 我们来到一座歇山顶、四角飞檐的小亭前。停车徒步,走上登山的正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代诗人孟浩然登临岘首山时,怀古伤今,发出这样的感慨。千余年后,我站在香台山下,心情是一样的。脚下是新开的土路,大约四五米宽,橙黄色的泥土与路旁茂盛的植被形成强烈的对比。顺着山势抬头仰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香台山壁立高耸的岩崖。在竹木葳蕤的岩崖中部,一角飞檐活泼翘起:那就是需岩了!远远看去,眼前的需岩与山西的悬空寺颇有几分神似,只是需岩比悬空寺少了些许粗犷,多了几分旖旎。 在书本上读需岩,十几年来已经无数次了。同治版《于都县志》是我常看的志书之一。偶有闲暇,随手翻翻也颇有进益。尝惊诧于书中吟咏需
漫话需岩
于都山水秀美,人文荟萃。久居江畔,看惯了漾漾碧水,毵毵垂柳。在鳞次栉比的商铺,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感受城市的繁华。平淡如水的日子总是受制于生活的琐屑,驿动的内心却向往窗外清明的风景,希望有生之年能常出去走走,用脚步去丈量泱泱华夏的宏大版图,用镜头、用眼、用心去触摸时代的脉动。
一
暮春的一天,风和日丽。受王鸿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仁之邀,我前往拜谒久负盛名的需岩。
在书本上读需岩,十几年来已经无数次了。同治版《于都县志》是我常看的志书之一。偶有闲暇,随手翻翻也颇有进益。尝惊诧于书中吟咏需岩的诗词歌赋数量之多、意境之美,更感叹于作者在于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我们应该感谢为编撰地方志而付出辛劳的人们,让我们希冀的双眼能够穿越数百年的漫漫时光,仍能比较充分地读到先贤们的著述,从中体会到那时的生活情状。更觉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于都人,没去拜谒需岩,就像欠下于都悠久的乡土文化一笔债似的。
汽车离开县城,窗外的风景就变得纯粹起来: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呈现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绿油油的禾田边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正在用生命的原色装扮这方热土。很快就到了新陂——刚过移陂,一座崭新的石质牌坊就猝不及防地闯入我们的视野。牌坊为一门五楼结构,跨路而设,上书“王需岩”三个大字,器宇轩昂,象一位巨人,指引着我们的去处。
二
我们来到一座歇山顶、四角飞檐的小亭前。停车徒步,走上登山的正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代诗人孟浩然登临岘首山时,怀古伤今,发出这样的感慨。千余年后,我站在香台山下,心情是一样的。脚下是新开的土路,大约四五米宽,橙黄色的泥土与路旁茂盛的植被形成强烈的对比。顺着山势抬头仰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香台山壁立高耸的岩崖。在竹木葳蕤的岩崖中部,一角飞檐活泼翘起:那就是需岩了!远远看去,眼前的需岩与山西的悬空寺颇有几分神似,只是需岩比悬空寺少了些许粗犷,多了几分旖旎。
上山的土路把我们带到需岩之下一处小小的空坪,崖壁上的篆刻提示我们:木樨岩到了!仰头上望,几丛翠竹,半壁苍苔,偶有水滴散珠碎玉般飞溅而下。俯瞰岩前,树木苍翠,阳光正好,天地之间一派宁谧。
木樨岩左侧,嵯峨崖壁间,一条就着山势开凿而成的便道迂回向上。“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来到山门——一座仿古的门楼前。门楼灰墙黛瓦,庄严肃穆,象一位忠诚的卫士,扼守着这条通往需岩的唯一通道。进入山门,拾阶而上。左手崖边修竹苍翠,形成天然的防护墙。右手边依次是厢房和正殿,红墙黛瓦,重檐飞翼,依傍着崖壁,浑然天成。从远处粗略看来,以为正殿是单进一开间。站在正殿门口,才发现建设者颇费苦心:中为佛殿,殿门左右各配一耳室,分别为圣仁堂和功德堂。正殿和厢房均是以岩洞为基础辟建。洞窟不深,却被建设者布置得极为合理,有限的空间却满足了寺院对房屋功能的各项需求。
出殿门往右,走过约二三十米的人工栈道,一块大约五六十平方米的岩前平地出现在眼前。几个大小不一、人工开凿的水臼安静地伏在崖壁下。再往前七八米的样子,一个半天然、半人工开凿的洞穴镶嵌在崖壁上,深不过一米,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坐下。老友告诉我:这就是悟道岩,是王鸿静坐、讲学的地方。洞穴上方,有一个人工开凿的石框,一尺见方,深两寸许。传说曾有王鸿亲手镌就之“悟道”二字,而今只剩苔痕斑驳,并无只字可寻。
时近正午,群山苍茫。清风阵阵,带来丝丝凉意。恰在此时,钟罄声起,梵呗悠扬,回荡在寂静的群山中。妙香佛国的神韵禅意,不经意间就钻入了心扉。
三
需岩,位于于都县小溪乡桃枝村之泉石清幽处。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香烟缭绕的佛教寺院,名曰:香台寺。宋、明、清历代不衰的文化印记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需岩,当地人更喜欢叫它王需岩,在他们口中,世代相传着关于王鸿和需岩的种种趣闻轶事,但大多荒诞不经,充满玄幻色彩。历史的真实,却被岁月的迷雾遮掩得影影绰绰。为了大致了解需岩和王鸿的关系,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赣州府志》里的一段文字:
王鸿,字翼道,雩都人,自称王右军廿四世孙,工隶篆,善八分书。宋皇祐中,以乡举游太学,再荐省试第一。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内云“九官相逊,凤仪虞舜之韶;多士以宁,鱼跃文王之沼”,失韵被黜。丞相王旦叹息而抚慰之。鸿归,择邑治之南四十里,泉石清胜,筑室隐焉。目其山曰“峿山”,岩曰“需岩”。从学者百余人。尝用野菜四十九、盐一,作羹饷客,自号曰“太衍羹”,谓是羹胜于五侯鲭也。周叔茂倅郡时,以诗通问,鸿答谢云:“临别溪头承诲嘱,此心当为圣贤求。”郡守刘彝以书币聘掌郡校不就,寄诗云:“冬寒夜忆王夫子,独坐需岩看古书。自恨虎符难命驾,白云无意离山居。”侍郎张颉荐于朝曰:“窃见虔州处士王鸿,志行修洁,笃学能文。嘉祐中,屡与省试不中。今年四十余,耕田种桑,以足亲养。居约处晦,视古为归。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如鸿雅操,诚足以扶世教、励风俗。伏望朝廷特加旌奖,以劝士类。”不报。竟肥遯十四年。尝注《太玄经解》,惜今不存。
为弄清王鸿生命中各节点的大致时间,我查阅了龙舌嘴王氏(王鸿后裔)族谱,有幸在《王鸿行状-需岩祖记略》中找到这样几行文字:
嘉祐五年,乡举游太学生。越三年,再荐省试第一。游南宫,题《众贤和则万物和赋》云“九官相逊,凤仪虞舜之韶;多士以宁,鱼跃文王之沚”,误作“沼”,以韵不谐,黜。丞相文正王公旦叹息而抚慰之。又在“寿崇公派嗣孙琮百拜谨书”之《始祖鸿公行述》中看到如下文字:按始祖鸿公,大宋嘉祐三年戊戌(1058年)来雩。五年庚子(1060年)以乡举游太学,再荐省试第一。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字落点画。时王旦柄文,叹息而抚慰之。自是七年壬寅,归邑南四十里,辟田隐居,躬耕自乐。……
翻阅《宋登科记考》,知嘉祐年间科举施行两年一考,即:嘉祐二年丁酉(1057)、嘉祐四年己亥(1059)、嘉祐六年辛丑(1061)和嘉祐八年癸卯(1063)为大比之年。
综合以上信息进行比对纠偏,我们可以粗略列出以下时间表:
嘉祐三年(1058),王鸿来雩。
嘉祐五年(1060),乡举游太学。
嘉祐六年(1061),再荐省试第一。游南宫,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失韵被黜,返回雩都。
嘉祐七年(1062),开始着手开辟需岩。
嘉祐八年(1063)正月七日,与周敦颐同游罗田岩,赋诗刻石。
地因人胜,道本人存。王鸿与需岩的结缘,既成就了需岩,又张扬了王鸿,是于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此我又不得不指出:前文中“丞相王旦叹息而抚慰之”看似感人的情节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北宋名相,兵部侍郎王祜之子。生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殁于北宋天禧元年九月初十(1017年10月2日)。以上时间为国史所载,是准确无疑的。再看王鸿:
王鸿,字翼道,于都处士。生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殁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王鸿的生殁时间采自于都龙舌嘴王氏族谱,以古人对谱牒的严谨,此时间当属无误。不难发现,王鸿出生时,丞相王旦已经辞世六年。再及嘉祐六年,王鸿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失韵被黜时,王旦已经辞世四十四年了。
王鸿因一字之误而被黜的故事,发生在嘉祐六年。“嘉祐”是宋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四年前,年仅二十的苏轼和年仅十八的苏辙已经进士及第。 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即:发解试、省试和殿试。而省试最为重要,在省试成绩第一名的士子,在殿试中基本能够进入前三。北宋前期科举考试内容承袭唐制,诗、赋、论是考试中的绝活,前两项更是绝活中的绝活,那是要按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因而王鸿因一字之误而被黜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他曾给宋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主张废除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专考经义策论。如果非得有一个人对王鸿之被黜“叹息而抚慰之”的话,王安石比较有可能,因为那比较接近于他的施政理想——此时王安石正在朝中任三司度支判官。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古话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形象地说明了古代科举中“进士科”与“明经科”的难易程度。诚然,如苏轼、苏辙般少年得志的读书人毕竟是少之又少,一朝失利,大不了来年再考。但对于一个登顶在望却功亏一篑、信奉“学而优则仕”、怀抱“齐家、治国、平天下”远大理想的古代读书人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一年,王鸿已经三十八岁了。“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理想的火焰被现实这盆冷水无情地浇灭。
毋庸置疑,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好皇帝之一。仁宗时代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登峰造极的辉煌时代,史称“仁宗盛治”。仁宗一朝造就了许多如二程、三苏、欧阳修、司马光、曾巩、柳永、晏殊这样名垂千秋的大文豪,同时还涌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富弼、赵抃、韩琦、文彦博、包拯、杜衍等一大批名臣。就连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火药和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期。然而,就在这样相对开明、开放的历史时期,如王鸿这样因一字之误而被黜的悲剧,并不是只上演过一次。
仁宗朝某年大考。按惯例,每年榜首要选三人。仁宗便问阅卷官:今年所选何人?阅卷官慌忙把前三名的试卷呈上。仁宗打开第一卷,阅罢,大悦。说:此卷做得极好,只可惜有一个错字。
阅卷官大恐,伏问所错何字。仁宗说:是“唯”字,这个字本应是“口”旁的,怎么成了个“厶”旁?阅卷官听罢,禀奏道:两偏旁形似,可以通用。仁宗没有理睬阅卷官,接着问考生的情况。阅卷官说:此考生乃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赵,名旭,字伯升。
正在客店等候消息的赵旭旋即被宣入朝,觐见仁宗。赵旭伏拜在地,惶恐不安。仁宗说:卿所做试卷极好,只可惜中间错了一个字。赵旭伏问何字,仁宗说“唯”字。赵旭听后,小心解释说,这两个偏旁是可以通用的。
仁宗突然不高兴了,取来文房四宝,愤然写下八个字,说:既然“口”“厶”两个偏旁可以通用,那么你看看,这八个字能一样吗?赵旭一看,仁宗写下的是这样的八个字:私和、去吉、矣吴、台吕。赵旭看了半晌,终无言以对。仁宗说:你还是回去读书吧!就这样,因为一个错字,赵旭名落孙山。
王鸿和赵旭两人之被黜,还可以说能和考试扯上一点关系。而在中国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史上,一些人的遭遇就更令人扼腕叹息了。比如王国钧。王国钧是晚清江苏常州武进人,戊辰科(1868)参加进士考试。因书法、文章皆上乘,殿试已列入前十名,上呈皇帝参加状元的角逐。
到了录取那一天,同治皇帝携皇太后临场面试,当点名官唱到“王国钧”时,慈禧太后乍一听,听成了“亡国君”,顿时皱起了眉头。太后对皇帝说:若录取此人为状元,恐不吉利,有损于国。一向尊从母命的同治皇帝也表示了依从。就这样,通过太后的建议后,王国钓被贬到三甲,状元另择他人。
学问一向渊博的王国钧,因名遭厄,后来只捞得一个知县之衔,被发往安徽任职。到最后连知县也没保住,到山阳开馆授徒教书,教了二十多年。但晚年因其学识过人,名声在外,又被朝廷选为云南某县令。只是还没来得及上任就病死了。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历经传奇,然而此般经历,尤为令人唏嘘。
四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宋仁宗嘉祐六年,投注到那个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王鸿身上:
风声,江水声,渔歌,水鸟的鸣叫声,组成一支雄壮的乐曲。站在滕王阁前的王鸿,望着高耸的楼阁和斑驳的门墙,思绪万千。岁月、年华、功名,都好似滚滚东流的江水一样逝去了。
他离开汴梁以后,从信阳往鄂州,途经浔阳时,还专程前往柴桑拜谒靖节祠(陶渊明私谥靖节)。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周围的景色笼罩在茫茫的雨雾之中。“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望着显得有些落寞的靖节祠,王鸿心中挥之不去的是白乐天的这首《访陶公旧宅》。
去年冬天,他抱着满腔的希望赶到京城,开始准备第二年三月由礼部主持的“春闱”。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信心百倍。谁知仅仅过去几个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然时值初夏,到处繁花似锦,绿荫如盖,王鸿却无心观赏。
回到雩都,王鸿有很长一段时间闭门不出。内心的失落,加上旅途的劳顿,他病倒了,整夜整夜地咳嗽,人也消廋了不少。只得延医问药,在家静养。病好些时,已近仲秋。邑友陈维几次三番托人带话,邀王鸿前往由其所创之“万松庄”小住。前几次王鸿都以“病体不适”为由婉拒了。今天,陈维又遣小厮送来书信一封。信极简短,还是力邀王鸿前往“万松庄”小住。一来叙叙旧,二来陪王鸿散散心。王鸿恐拂了陈维好意,于是命夫人捡了几身衣裳,随小厮径直去了。
陈维,字康侯。是西晋武帝太康初年功曹陈方期的后人。明敏好学,交游极广。但五举不第,绝意仕途。创立“万松庄”,开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到达密坑“万松庄”时,已是掌灯时分。陈维见好友前来,喜不自胜。当下寒暄已毕,命东厨速备酒食,自已在旁殷勤作陪。顾念王鸿病体初安、日间劳累,晚餐之后,便安顿王鸿睡下了。
次日清晨,天刚放亮。万松庄内,已是一片朗朗书声。透过窗户望去,只见田畴连绵,稻花金黄。稻田紧挨着山麓,山上长满了松树,棵棵苍翠而挺拔。王鸿洗漱完毕,推门来到院中。但见诺大一个院子,屋宇周环,清幽宜人,花坛盆景,点缀其中。北边一座悬山顶的高大堂屋,门头挂着一块直匾,上书“浚堂”两字,雄浑中透着洒落。王鸿刚走近看清题款“康侯书”三字时,陈维已笑盈盈地迎在门口:
“贤弟昨晚睡得可好?小处敝陋,照拂不周,还望见谅!”
“康候兄多虑了,翼道不才,有劳兄台挂念,此番又前来叨扰,小弟已是心有不安。”
“贤弟休要见外,去年妙净寺一别,已是一年有余,愚兄着实想念。贤弟能够前来,已令小处蓬荜生辉——里面请!”
“兄台请!”
进到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方褐色横匾,上书“颐阁”二字,其下悬行草一幅,尺幅甚伟。两旁配一联:雪凝无碍松枝翠,霜重更催枫叶红。东序墙下置一书架,架上诗书典籍,琳琅满目。整个厅堂窗明几净,陈设雅致。王鸿见中堂行草笔走龙蛇,恣意舒展,凝神细看:
堂之所渭浚者,岂不浚其源,而使其泉之深而不滓者乎?阁之所渭颐者,岂不欲颐其身而使其体之充而不歉者乎?源深则泉洁,体充则道备。苟涵养之未至,则有泥而弗食之叹,馁而弗充之歉。故君子自强于夙夜,而无或弛宁也。饥寒之患幸而不及,利欲之私绝而不萌,沉潜酝藉,驯致其极,然后见颐之功,浚之效。其所以然者,不徒然也。
陈维见王鸿细观字幅,笑道:“愚兄近作,请贤弟不悯赐教!”“岂敢,兄台手笔,小弟拜服!”
此时,书僮已送来早餐:一瓦盆鸡蛋银丝面,外加咸卜干和卤豆腐两盏小菜。陈维与王鸿施礼依宾主入座。早餐后,书僮又烹上茶来,二人边饮边谈。先从雩都社稷坛的选址谈起,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堪舆,又谈到了秦汉,谈到了魏晋风流晚唐诗。然后话锋一转,又谈起了书法。陈维忽道:“贤弟书法尽得先祖神韵,愚兄素来仰慕,寤寐思之,如饥似渴,还请贤弟赐书悬堂,以供瞻仰,以策童蒙。”王鸿起身道:“兄台言重了,翼道一介愚夫,寻常笔墨,怎敢有污兄台之华堂!”“贤弟过谦了!还望贤弟怜念,成全愚兄这个不情之请!”说话间,书僮已在方桌铺上素宣一幅。王鸿见推辞不过,拿起笔来,略一凝思,悬腕写道:纯钩之锋,铦能制钟。非磨非砻,缺然顽铜。并里之铁,厥块无別。琢而器之,光价非越。呜呼!人与曾必之异,不学而能,前闻犹未。主得其人,师贤友懿,实为士徒养勇之地。谈不离道,居无越位。善相告语,恶相阻弃。美无他逊,光宜自閟。积其所修,圣贤可至。
片刻之后,十余排汉隶跃然纸上。“铁画银钩,有魏晋之风,贤弟之才真如龙泉太阿,令人仰望!”陈维忍不住赞道。 在万松庄盘桓数日后,陈维见王鸿精神尚可,天气晴好,便提议一起出门远足,王鸿颔首赞同。次日早餐后,便命一个小厮挑了担食盒,另一个小厮背了个书篓,手里拿了两把纸伞便上路了。
一路上游山玩水,诗酒唱和。有了好友的陪伴,王鸿近半年来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不少。这天下午,一行人来到一个山奇水秀、名唤“桃枝”的地方。但见群山叠翠,山泉淙淙,古树森森,景色宜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沿着曲折蜿蜒的山径,登上一座谷仓似的小山。此时,夕阳西下,苍莽的群山被镀上一层金黄。虎虎的风声,盘旋的野鹤,对面山梁下的绝壁悬崖,一派壮丽的景色,把王鸿从失意的哀情愁绪中解脱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释然后的快意。透过疏林,王鸿看着崖壁中部那个浅浅的洞穴微笑起来……
五
嘉祐七年春,王鸿开始着手开辟需岩,筑室隐居。为了铭记这一时刻,王鸿在需岩崖壁之下,手植一片桂树林。需岩的开辟过程,无疑是艰苦卓绝的。经常为了吃上一顿饭、带上一罐水,都需要翻山越岭,到一山之隔的墨烟岩才能满足,更何况还要凿岩辟田呢?
王鸿在日复一曰的艰苦劳作中,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待需岩开辟完工后,把家眷接过来,从此不问世事,耕读自娱,过上“岩前拄杖看云起,松下抚琴待鹤归”的隐逸生活,岂不快哉?
然而还没能等到需岩的全面完工,随着一代大儒周敦颐的来雩,需岩的宁静被打破了。据同治版《于都县志》载:
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
王鸿与周敦颐的这一次罗田岩之游,是起源于卸任知县钱建侯的引荐,还是得益于“省试第一”的自带光环,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次出游,促成了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也间接成就了传颂千古的旷世名篇《爱莲说》的问世。他们相与淡论先天之学,大相契合,“元公为之敛衽。”临别之际,周敦颐留诗相赠,王鸿答谢曰:“临别溪头承教诲,此心当为圣贤求。”钦慕之情表露无疑。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鸿与周敦颐虽然所处的环境不同,却都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如两株圣洁的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的《爱莲说》早已脍炙人口,名满天下。而王鸿所作的《囷铭》却藏身于故纸堆中,鲜有问津者:
廉则易足,斯廪有廒仓之蓄;贪则无厌,刍豢有糟糠之嫌。夫窃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骚然而为害者,鼠也;暴人之物而不知有畏,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肯为虎,窃而不忍为鼠,宁守斯廪以安吾处。
文如其人,短短八十个字,朴厚,沉郁,表达了其仁爱、清廉的处世思想。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纵观北宋时期,在虔州辖域范围内,曾出现过两埸重量级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对晤:一是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二是三十一年后的绍圣元年(1094),贬谪途中的大文豪苏轼与阳孝本的相交。周敦颐和苏轼都是北宋大儒,而王鸿和阳孝本都是本地处士。王鸿开辟了需岩,成就了望需亭;阳孝本拓展了通天岩,留下了夜话亭。此是后话。
由于王鸿“省试第一”的名头以及需岩周边优美的自然风光,各层级的官员、士子纷纷慕名前来。“览山水之奇观,乐佳木之繁荫,相与吟咏其间。”知县沈希颜兴致勃勃地来了,游览之余,挥笔写下“需岩别墅”。张宗谔求贤若渴地来了,求之不得,在城西建亭,名曰“望需”,以示对王鸿的景仰。王鬲也来了,临走之时,还不忘挖上几株桂树,借述职的机会,亲手种到虔州府衙。虔州通判黄巽不由地感慨:“县尹亲移来郡阁,山翁远负到雩庭。”当时南京州守方蘋恰好在虔州,见此情景,也和诗一首:“分将翠色来雩邑,倐尔清风植府庭。先生高卧何由见,想在鱼州弄紫萍。”王鬲在面见郡守刘彝时,对王鸿的宏辞博学、高风亮节大加推崇。熙宁六年(1073)十月的一天,在王鬲的引领下,郡守刘彝造访需岩。与王鸿相谈甚欢,对王鸿的学问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值孟冬,见需岩下的那片桂树已然郁郁葱葱,甚是喜人。兴之所致,挥笔写下“木犀岩”三字。第二年八月,王鸿将郡守刘彝的题字镌刻于岩,一直保存到今天。正因为刘彝的这一次来访,才引出后来“郡守刘彝以书币聘主郡校”的故事。(刘彝,字执中,福建长乐人。熙宁中知虔州,斥巫易医,广行德政,大兴水利。赣州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的福、寿二沟,即刘彝所创。)
接到刘彝聘时的王鸿,正在需岩辟田种桑,耕读自娱。“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忙得不亦乐乎。看着郡守刘彝命王鬲带来的聘书和银两,很是为难:受之无意,却之不恭。思忖再三,还是委婉地修书一封:
鸿溺于山林,未尝挟技艺事奔走,自鬻王公之门。木石之于交,麋鹿之与游,于声名之显晦,固已无累于心矣。其于学问固已疏,进退趋翔固已放而野,语言词气固已迂,而不切于事情矣;考行责,实无以当明公之求。不揣而往,自取羞戚。玷阁下之阶庭,阁下之悔不旋踵而生矣!何以掩千里之观听哉?伏惟垂照,使得全其性分,与雏童牧叟讴吟于岩穴之下。
当刘彝读完王鸿的回信,望着桌上被退回的银两,起身在府衙内徘徊良久,悠悠地吟出了这么几句:“冬寒夜忆王夫子,独坐需岩看古书。自恨虎符难命驾,白云无意离山居。”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王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鸿渐渐地受到了朝廷的关注。时任户部侍郎的张颉就曾上书皇帝,请表旌奖。稍后奏书移文行县,旌曰“古逸遗风”。朝廷派出命官宋琼、卢那前往雩都,请王鸿出山为官。出发前反复交待:必须将王鸿请来,否则你们也不必回来了。岂料当二人历经千山万水,风尘仆仆赶到雩都需岩时,王鸿却匍匐于地、苦苦哀求,执意不肯接旨进京。宋卢二人见强逼不得,只有使个缓兵之计:干脆在需岩住下,希望慢慢地说服王鸿。哪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卢二人却被王鸿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慢慢地萌生了隐居修道的念头。而在此时,朝廷中因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时间波谲云诡、人人自危,更坚定了二人隐居需岩的念头。熙宁八年的一天,王鸿辞世,但宋卢二人始终在需岩隐居,直到辞世也没有离开需岩。后来,人们将王鸿与宋卢二人并称“三公”,塑像祀于需岩圣仁堂。
六
据龙舌嘴王氏族谱载,由王鸿亲手创建的需岩,最初被称为佛堂。《需岩祠山图记》写道:余祖鸿公栖隐处也。登眺之余,见其峭壁层峦,竹树交加,中开石室深广丈余,内藏佛像傍架书屋,门鼻额原镌“风来月到”,邑侯黄应元手笔也。后易以上宪旌“天下名贤”之匾……”叙述得很清楚了,“内藏佛像傍架书屋”,说明那时佛堂和书屋已经存在。又见同治版《于都县志-古迹志》所载之“逊阁”条目:宋王鸿筑室需岩,肥遯四十年,逊阁在其中。鸿自称右军二十四世孙,工书法,得《乐毅论》真本,镌石藏於逊阁,而自书其后。又好鹤,尝得《相鹤经》,石刻并镌於壁。近千年之后,我们无缘得见王羲之手书之《乐毅论》真本的返刻版,就连“镌於壁”的《相鹤经》也早在康熙年间就已“随尘没”了。(见清代管奏韺《游需岩》中“碑传相鹤随尘没,台有钓鱼带水深”句。)幸而在同治版《于都县志-艺文志》中,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相鹤经石刻跋》:鹤,鸟也。游于阴,因金气以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六十三年小变,百六十年大变,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顶赤,七年飞薄云汉,又七年昼夜十二时鸣,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泥水不能污。一百六十年,雄雌相视而孕。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化产,为仙人骐骥也。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喙长。轻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彫。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修项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毛,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洁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则少瞑,露目赤白则视远,长颈竦身则能鸣,凤翼雀尾则喜飞,龟背鳖腹则会舞,高颈促节,则足力。其文本浮邱伯授王子晋,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于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代。
——大宋元祐五年十四日书镌于逊阁
《相鹤经石刻跋》全文共二百九十七字,与同时代王安石修订并载入《王安石全集》的《浮丘公相鹤经》几无二致。明代周履靖所著《相鹤经》内容虽然大致相同,但篇幅比鸿文大了许多。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大宋元祐五年”王鸿已经辞世十五个年头了。如果当年所刻确系王鸿手迹,那也是后人依照王鸿手迹镌刻于石,并非王鸿亲力为之。
鹤的原型是丹顶鹤,它和鹿、蝙蝠一道,常见于道教故事为主题的宫观壁画中,就连供奉神仙的帐子上都绣着飞翔的鹤。它们神态优雅飘逸,观赏之后让人产生飘飘欲仙之感。纵观北宋历史,宋真宗是最为崇道的皇帝之一,他把道教推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熙宁年间,经几十年的积淀,黄老之术已蔚然成风,道教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与道教元素相关的艺术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连大文豪苏轼也未能免俗——出世思想浓厚的《放鹤亭记》便是一个明证。
鹤是人们心中十分喜爱的吉祥之鸟,道家仙学已然把鹤视为神仙的化身。在古代道观中,养鹤也自然成为“时尚”。古人十分爱养鹤,自然希望得到优良的鹤种,但鹤的优劣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生物学知识还相当匮乏的古代。因此,相鹤术便应运而生。
相鹤术,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侧重于鹤的形态、行为学方面研究的一门学问。《相鹤经》从其内容来看,多为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之说。《文选鲍照》在其《相鹤赋》中又称《相鹤经》为“幽经”,即神仙的经书,堪称旷世奇文。悟道岩下,一湾溪水与近旁的山体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太极图,这就是有名的“太极形胜”。穿过葳蕤的草木,望着溪流对岸的“鱼台”和“钓岩”,我不禁又心生疑惑:王鸿当年曾垂纶于此吗?山上佛堂,山下钓台,似有不谐。众所周知,佛教信奉因果,善待生命,戒杀放生。道教同样也有贵生、护生思想,如牛、鲤鱼等物种也是断然不可伤害的。我无法藉由《相鹤经》等几品石刻而推论王鸿是崇佛还是崇道,更无法去探究需岩后来的守护者何时披袈裟何时着鹤氅,因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原本就是羼杂互融的。或许,王鸿仅仅是和林逋一般,妻梅鹤子,清高自适吧?
再来看王鸿当年“自书其后”的《跋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牌》:
古《乐毅论》一篇,乃晋中书令献之(字子敬)居幼学之岁,其父右军谓其书性过人,足以传嗣家法,手书此篇并《笔势图论》以授之。顾曰:“此书之祖宗玩习有成,他皆可能也。”至其学力,及父子之间,能明相继輊后軒前,无有伦拟。粤自初刻垂范于兹,虽更历朝,此名不朽,非有神物拱护,则好古之士焉能宝而有之、见而识之者哉!近世欧阳先生,指其石传于学士高公绅之家,绅死,子孙以质钱于富人,富人失火,墨本幸留人间,友人曾君辉中得以致予。反复遗踪,痌然载怀,遂用移石,藏于逊阁,世世子孙得用循学,不以仅纪姓名为自足也。夫书虽曲艺,非精心致志,莫能造妙。如劳力废晷,无补于物,不犹愈于围棋、击踘而自谓胜选,斗鸡载猃而外诩歉快也哉。故书其后,倘来者观之,而自勉也。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字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据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官奴(王献之)的。梁陶弘景说:“右军名迹,合有数首:《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是也。”
王羲之书皆有真迹,惟此帖只有石刻。陈、隋之际,释智永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560—566)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视。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后,乃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夭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最初摹拓今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书法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淡》卷十七中说: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它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本朝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
稍早於沈括的的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
可见,无论是王鸿的《跋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碑》和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对于《乐毅论》残碑曾流传于“高绅学士家”的记述是一致的。《集古录跋尾》成书於北宋嘉祐八年(1063),王鸿作《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碑》文时对于《乐毅论》残碑的流传途径的描述,是参照了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还是来源于“友人曾君辉中”的描述,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不可能参照沈括的《梦溪笔谈》,学术界普遍认为《梦溪笔谈》成书于1086—1093年,比王鸿“自书其后”的《跋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碑》至少晚了十一年。
沈括是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沈括此时在高安世家中见到《乐毅论》原石应该是可信的。王鸿与沈括是同时代的人,善于书法,又自称是王羲之的廿四世孙,友人曾辉中将得来之《乐毅论》榻本相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王鸿依照榻本,返刻於石,藏於逊阁。周遭士子闻讯而来,争相临摹研习,成为需岩的又一个文化热点。只是历经近千年的沧桑之后,返刻於石的《乐毅论》早已了无踪迹,只留下这浩荡的山风,婆娑的树影,引人遐思。
七
我们无从得知王鸿书屋具体的设立时间,更无从得知“从学者百余人”是在哪个时间段,但毫无疑问是发生在王鸿隐居需岩的这十四年中。方志与族谱相互印证,需岩必定是雩都及周边数千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最早被知识的火把照亮的地方。
据《江西通史》载:北宋时期的江西地区,有见于史志记载的书院达五十三所之多,高于全国各地,居于首位。但书院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局面。在虔州辖域内,仅有两所民间书院,即雩都王鸿书屋和石城的柏林学堂。如果加上前文述及的“万松庄”义学,也仅三所之微,寥若晨星。应该承认,民间书院的多少,必然是该地区经济水平和文教水平的集中体现。私塾与书院,都是民间开办的教育机构,广泛存在于州县城乡。它们组织简单,兴废不定,教学灵活,适应民众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在推广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上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二者都是民众自办,并没有重大区别。如果说私塾是朴素的乡间教育形式,书院则更多地与官绅名流相连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书院实质性的帮助。政府官员想对书院表示重视,就拔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除开辟之初由王鸿独立出资购买的部分林地外,这应该是当时需岩田产林地的重要来源。
“教书夫子”是宋代比较昌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士人,其中有许多人和王鸿、陈维一样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他们生活于乡间,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播者,对社会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民间书院教学不拘形式,而对经史知识的传授,诗文写作技巧的训练,却认真严格。成功者光耀门第,受挫者誓不甘休。家教与书院之间相互激荡,推动书院教育日渐兴盛。
王鸿书屋是由王鸿一手创办的,但是它并不拘泥于“私家”形式,而是广泛接纳慕名而来的乡闾子弟,当时“四方学士多归其门”。使他们得到相对优渥的读书环境,同时获得学问的指引和心灵的滋养。
熙宁八年(1075)八月十五日,中秋,王鸿于“悟道岩”小憩,竟一坐不起,走完了他或精彩或无奈的一生,享年五十二岁。一年后,也是中秋,四十一岁的苏轼在密州任上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旷世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万家团圆的日子,历史总给我们留下不同寻常的记忆。
王鸿离世后,后人将其灵柩运抵于都城郊的麻油坑安葬,其后挂醮不断。坟墓在清代雍正十二年冬经历过一次重修。王鸿生子二:长子玉堂,世居于邑衙背、县前,至今散居县城、贡江镇龙舌嘴、梓山镇固院村石斧脑以及兴国等地,迄今已传三十一世。次子引堂,宋时游学徙居吉水富口,后裔繁衍分布甚广。
后世为了表示对王鸿的崇拜和敬仰,不但将其入祀乡贤祠,而且在其隐居之处需岩建祠祀奉,还在“东门外二里”建有“王需岩祠”。去年春,笔者曾有幸见到发行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王氏宗祠祠谱》一本,其中有一篇《世瑞堂祠宇祭产源流记》中明确记载:“考祠基,坐落上城兴文坊,向属宋乡贤鸿公专祠。前咸丰间被发兵焚拆无存。鸿公嗣孙虽有意重修,因筹款维艰,荒芜日久。光绪十五年(1889),鸿公后裔职衡商诸渠族人氏,愿将祠基估价三百二十千文让渡于合姓建适宗祠。”这就说明王鸿专祠一直保存至清代咸丰年间。
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以及后来王鸿书屋的设立,对雩都后世的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需岩与罗田岩一样,成为雩都文化的气象之地。
于都理学名贤辈出,元代赣南唯一的理学名贤刘君贤即于都人,至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倡学虔台时,“及门诸子,于(邑)独多于他邑”,当时王阳明之门有“江有何、黄,浙有钱、王”之说,何黄即于都的何廷仁、黄宏纲。王鸿对后世的影响,龙舌嘴《王氏族谱原序》也有评述:“雩僻壤也,而风俗淳厚,敦崇礼教,衣冠文物之盛,虽通都大邑有所不能逮。盖都邑之胜,人物见之,人物之胜,于道义征之。先明何、黄、袁、管(即:何廷仁、何春、黄宏纲、袁庆麟、管登,于都史称理学五子)诸先哲倡明理学,而其渊源则自有宋王翼道先生始”,“以启后代理学之宗,此邹忠介所谓:斗大雩城名贤辈出,诚有所欣慕,非苟为称誉也。”可见于都名贤对王鸿崇拜之深,评价之高。
八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王鸿的离去,对于需岩而言,就犹如躯壳失去了灵魂。山林重归于平静,山下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夫依旧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钓岩下的那弯溪水依旧在涓涓地流淌,只有溪畔那块王鸿垂钓时坐过的山岩明白:它等侯的人,不会再来。
王鸿离去后,在三百余年的漫长时光里,需岩似乎脱离了人们的视线,阒然无闻。无论在方志还是在族谱中,我们都难以找到这个时段内关于需岩的消息。时光穿越到明代,邑人袁端的到来打破了山岭的寂静,他在《游需岩》中写道:
石角藤枝碍笋舆,来寻岩里古人居。
蹬缘苔藓幾盘尽,穴破烟霞千笏余。
今日仰公虽已矣,后之视我又何如。
凄凉山月侵萝幌,曾照当年夜读书。
袁端,字自中,景泰庚午(1450)举人,历任程乡、永兴二学教谕,升顺庆府教授。宏治己未(1499)年,知县高伯龄主修《雩都县志》,袁端为纂修。诗人一开篇即道明来意:乘着竹轿,避开“石角藤枝”的阻碍,是为了“来寻岩里古人居”。沿着长满苔藓的迂回山路,到这岩崖高耸、云蒸霞蔚的需岩来瞻仰鸿公遗迹,大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吧!山林寂静,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帐床上——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月色,很多年前,也曾陪伴过那位夜读的先贤。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几十年后,袁端的儿子袁庆祥追随父亲的足迹,造访需岩。在《需岩祖记略》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正德己卯(1519),佥宪袁公庆祥题岩之坊曰“需岩祠”。署教谕、博罗庐琯题“理学名家”。《宋志》赞曰:秘书弃官不仕,与俗异趋,可尚也。已然文献不传,需岩遗文仅有存者,惜《太元经解》亡矣。噫!神啬其传耶?后进生不知古,而遂逸之也。藏诸岩,实为世掩,抑使人难于一见耶?岩碑刻多散落人家。余闻乡老言,常有索碑,县责里居,苦于摩拓,或碎之,或辇致他所。山僧野士,结庐幽僻,间有存者,今亦莾为芜蓁,人迹罕至矣。
袁庆祥(1450—1531),袁端之子,成化四年(1468)入太学,官至广东按察司佥事,总管广湖军事。古稀之年造访需岩,只是当时的需岩,已然是此般令人痛惜的景象。
袁庆祥到访三十二年后,嘉靖三十年(1551)。一位体态魁伟的花甲老人的到来,让需岩又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他放下包袱,环顾着寥落的需岩,喘了口气,便开始打扫庭院。
这位老人姓黄,名宏纲,雩都西一坊人,刚从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任上致仕归来。此时的大明朝廷,已经是波谲云诡,险象环生。三年前的十月,一位江西同乡夏言(贵溪人)被杀,弃市。另一位江西同乡严嵩(分宜人)取而代之,成为首辅。去年七月,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发兵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贿俺答,求其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即取道蓟州,破墙入关到达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又流窜到密云、怀柔,最后驻军通州,威慑京城。此时京城守备空虚,举朝惶恐。嘉靖帝紧急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当北直隶地区勤王军队到达时,严嵩却指示兵部尚书丁汝夔:守城,勿举。致使俺答部在城外自由焚掠,骚扰达八日之久,在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后,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该年为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流血,身首异处,百姓流离,生灵涂炭,黄宏纲这些年已经见多了。身处这座雄伟的京城,黄宏纲却一天比一天沉默,寂寂无声。皇帝沉迷于修玄问道,首辅严嵩结党营私,朝政日非,这一切都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刑部主事(六品)所能改变的。他只有在冗杂的事务中,让自己暂时忘记对时局、对人生的思考。
“庚戌之变”令嘉靖龙颜震怒,边塞众臣都牵连入罪。各部诸司都唯恐累及自身,曲意迎合上意。王宏纲却实事求是,断之以理,无辜边臣,多赖保全。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往往与诸司意见相左,加之他从不阿谀逢迎,年终考核时,绩评欠佳,按制将要外放。思虑之下,干脆上章引例,以京职致仕而归。
他伸手捶了捶了略微有些酸痛的后背,放下手中的扫帚,寻了块平整的山岩,慢慢地坐下。
黄宏纲这几十年的经历,可谓是波澜壮阔:
正德十一年(1516),二十四岁,乡试第七,领乡荐诗魁。
第二年,王阳明正月至赣,二月平漳寇,九月督兵虔台,军务之暇,聚徒讲学。拜于门下,开始了十余年亦师亦友的追随。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南昌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当时与老师正在丰城,闻讯火速借道临江,奔赴吉安,招募义军,攻取南昌,决胜于鄱阳湖,历时四十三天。其间夙夜筹谋、险象环生,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真正领会了什么是“知行合一”。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老师病逝于江西南安,遂扶灵回浙江余姚安葬,筑庐守坟,经纪其家,历时三年余。
嘉靖二十三年(1544),始任汀州府推官,主管司法。虽任职三年,却因忙于政务,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外。
嘉靖二十七年(1548),迁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场的斗争,仕途的磨砺,无不让人心生退意。嘉靖三十年,终得致仕归来。此后至寿终的十余年间,黄宏纲循着先贤王鸿的足迹,隐居需岩,或笑傲山林,优游泉石;或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洛村集》、《洛村语录》流传于世。期间与王门弟子及官绅名流多有往来,对宣传需岩、振兴需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明一代,载于县志有关需岩的怀古诗大多创作于这一时期。
在《黄洛村状铭.刑部主事洛村府君行实》一文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于是,(黄宏纲)扫需岩旧隐,栖息其中,一意以兴斯文为己任。先是同邑善山何先生卒,无可游者。岁一操舟访双江聂公、东郭邹公、龙山刘公、念庵罗公,于元潭、青原之间,质疑探幽,以卒所学,而于罗、刘二公尤加笃厚焉。
“同邑善山何先生”即雩都何廷仁(1483—1551),字性之,别号善山,理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四大弟子”之一。新入门弟子多由何廷仁、黄宏纲教导,时称“接引师”。曾任广东新会知县、南京工部主事等职,著有《善山集》。“双江聂公”即江西永丰聂豹(1487—1563),字文慰,号双江。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一生刚正不阿,清廉如水,政绩卓著,培养了徐阶等朝廷重臣。
“东郭邹公”即江西安福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郭。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曾任广德州判官、南京礼部郎中等职,著有《东郭文集》、《东郭诗集》等。
“念庵罗公”即江西吉水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1529)状元。学者,杰出地理制图家,授翰林院修撰,著有《念庵集》。
以上四位,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学界大儒,但都有另外一重身份:王阳明的心学传人。行文至此,忍不住会心一笑:王鸿是王羲之廿四世孙,王阳明也是王羲之的嫡传远孙,需岩与右军一脉可谓是“源远流长”了。在黄宏纲的引领下,骚人墨客纷至沓来。或流连于需岩及周边的奇山秀水,或凭吊先贤的光辉遗迹,谈学论道,吟诗作赋,再一次翻开了需岩高洁典雅的篇章。
一次,罗洪先来到需岩。在纵览山光水色之后,便在需岩住下了。独坐案前,翻开了书卷却没读几页。看着岩前的苍松、古佛,耳边传来悠扬的钟声,和那拂过千山万壑的虎虎风声,怀古抚今,思绪万千。只觉得宠辱皆忘,万念成空。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夜宿需岩》:
香台遥在最高峰,一宿身同出世中。
钟后残经过半夜,岩前古佛傍孤松。
吟当万壑音偏远,梦入诸天念转空。
闻道草元曾此地,却怜相忆不相逢。
何春是何廷仁的二哥,宏治甲子(1504)举人,历任漳州诏安令、直隶含山令、霍山令等职,著有《付言集》。和他弟弟一样,何春也经常往来于罗田岩与需岩之间,谈学论道,交流心得。一个雨后的清晨,山涧中的溪水犹自喧哗不息,何春便离开需岩上路了。晨曦甫绽,阳光斜斜地掠过树稍,地上树影婆娑,雨后的山道愈发的湿滑难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簑烟雨任平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管风雨兼程。看来诗人此刻的心情不错,振奋,空灵。于是轻声地吟出了《需岩晓发》:
晓色分明夜雨馀,地偏心远却堪居。
西山影乱东山树,大涧钱连小涧蕖。
险割羊肠愁蹶马,砌生鹅子怯颠车。
篮篼不用频飞去,青眼芒芒海阔如。
何春创作的另一首《需岩晚景》与《需岩晓发》风格大体相似,饶有趣味,可谓是姊妹篇:
日送长松上账厨,扶疏影挂老龙图。
年年好景春三月,处处高怀酒一壶。
岭插暮霞裁断锦,花含宿雾缀明珠。
从头造化闲收拾,不负乾坤一丈夫。
阳春三月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松树的影子慢慢地爬上了厨房的墙壁,婆娑树影,象极了一幅幅山水图。花含宿雾,霞光万道,良辰美景,怎能不纵酒高歌?且收拾身心,不负造化,不负此生。既有写实的笔触,又有放达的情怀。 几十年后,雩都梓山固院李涞携友人再次到访需岩。兴之所致,吟《游需岩次壁间韵》题于偏房墙壁:
昔年曾对此遥峰,今日重游翠霭中。
月明壑底频看菊,风拂樽前一听松。
世事历来浑似梦,真机悟后岂沈空。
最是德星今夜聚,高歌不异昔贤逢。
李涞,字源甫,号养愚。隆庆元年(1567)中举人,五年登进士,初授江苏宝应知县,万历五年(1577)任山东佥事,再调广西参议,旋升为佥都御史,后被升为都察院中丞,巡抚江南十郡。万厉二十二年(1594)主修《雩都县志》。著有《养愚集》。
日久年湮,我们已无从知晓李涞题诗於墙是在何年何月——但我更相信是在他的晚年。想想吧:皓月当空,松风阵阵,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友,或是两鬓斑白,或是鹤发童颜,但眼角眉稍都写满了坦率与纯真。他们夜聚需岩,把酒临风,“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一念至此,已是满心欢喜:需岩,本是一处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所在,却因为一个人的到来,把这极有可能任由盗匪啸聚的地方,幻化成书乡诗国,历经五百余年的书声浸染,仿佛这里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饱含诗意!
但诗意终归是仰赖于环境而存在的一种意象,它无法阻挡时光的流逝,也无法抵挡风雨的侵蚀,更无法阻止人为的毁损。而人为毁损或是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心态,或是起源于对文化遗存和山林土地的觊觎。需岩,终归无力抵挡外力的作用,日见寥落。
据“门生李逢月”作于天启三年(1623)的《重修需岩叙》载:“不图近数年,有寄庄之豪某,侵没岩田,并欲毁岩祠,……。”“复一厯墟,为先生读书处,墙壁椽簷已无存者。相顾愀然……。”
当时雩都县令为云南石屏人赛启皋。他钦慕王鸿的道德文章,也看清了需岩在雩都文化史上的地位。于是报请虔州知府(何),并获得赣县县令(刘)的协助,一起查阅图章典籍,新刻牌匾,赎回田产,动员募捐,意图振兴。然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日暮西山,风雨飘摇。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初见端倪,这个老迈帝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需岩也不能例外,随着次年赛启皋的离任,需岩又一次归于沉寂。
九
时光把我们带到隆武二年(1646,即顺治三年)三月底的一天,乍暖还寒。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去。需岩外的山道上,一行人正跋涉前行。打头的是一位中年儒生,身材修长,穿一件素色祫衫,腰间悬着一柄长剑,眉宇微蹙,好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尘埃。他的身后,两个粗壮的汉子抬着一乘竹轿,竹轿上坐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妇,鬓发如银,神情肃然。竹桥后面,紧随着一位妇人,三十三四岁的年纪,斜背着一个青色布包,右手牵着一个约摸七八岁的男孩儿。在她身后稍远处,一位年轻妇女正蹲下身子,反手将一个五六岁的孩儿轻轻背起。孩儿嘴角抽动,脸上还挂着泪花。她们的身后,古老的需岩早已隐没在山道的尽头。中年儒生姓刘,名曰佺,字勿仙,赣县举人。竹轿上的是母亲黄氏,轿后为妻曾氏及弟媳宋氏。曰佺的父亲名思诲,字忠甫,官至大理寺左丞,却因刚正敢言,为“阉党”所不容,于是辞官回归故里,已於十几年前辞世。朝纲日下,国事日非。三年前秋天开始,广东贼寇经常袭扰赣州,几无宁日。在好友易学实(字去浮,崇祯己卯科举人)的相助下,举家来雩,避乱需岩。两年前的三月末,最坏的消息传来:三月十七日,闯贼攻陷京城,崇祯帝吊死煤山。一切都结束了!但好像又一切都开始了。同年五月,又有消息传来:福王朱由崧被四镇拥立于南京,改元“弘光”。只可惜“弘光”政权只维系了一年出头,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帝又被俘,罹难。两个多月后——闰六月二十七日,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扶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登基称帝,改元隆武。隆武帝改赣州为忠诚府,授守臣杨廷麟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命万元吉为总督,入赣协守。去年九月至今年年初,明军以赣州为基地,先后收复泰和、万安、峡江及吉安府,声势为之一振。勒克德浑所率清军主力击败忠贞营、解围荆州后,扑向江西。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军攻克吉安,万元吉退保赣州。而今,清军正杀气腾腾地向赣州扑来,是该自己为国尽忠的时候了。
前天,悟道岩,刘曰佺与母亲黄氏有以下一场对话:“母亲,现在满贼正气势汹汹奔赣州而来,赣州危矣!”“我们家世受国恩,家国存亡之际,倘若我在此苟且偷生,我将有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将来又有何面目去见我的父亲!”须臾,又说:“我想自己先回赣州,追随杨大人,尽人臣之分!”“你们就留在此地,待赣州渡过此劫,再另作打算。”黄氏略作沉吟,道:“佺儿既有报国之心,为母又怎能成为羁绊。我等还是同回赣州,一来可免你分心,二来也可稍稍稳定一下人心。”片刻又说:“老身这几年来,住在这需岩,其实也寂寞得紧,连说话的人都没几个。没事儿的时侯,就对着这冰冷的崖壁和这高悬的牌匾发呆。”“你还别说,以前这些个老夫子的题刻,还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他翼道老夫子之所以在时隔五百多年以后,仍然被我们所铭记,并不是因为他文章光宋代,也不是因为他理学著明时。还是他自己说得好:此心当为圣贤求!”“其实所谓的圣贤,不仅仅是孔老夫子,孟老夫子,其实也是指我们心中的良知,我们心中的大道。”“我心光明,夫复何求。回去吧!”
刘曰佺又登上了一道山岗,他紧握着手中的佩剑,心潮象松涛一样翻涌起伏。向着赣州城,出发!
四月,清军十三营人马兵临赣州,开始了对赣州的局部围困。为了保住赣州,隆武帝已调集了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的军队前来增援。杨廷麟为了扩充力量,招募了一支数万人的农民武装——张安新营。但这支农民军纪律极差,最终被解散。杨廷麟回到赣州,发动城内百姓,将居民编成甲社,组成义军,军民结合,誓死守卫赣州。
六月,素有“闽浙咽喉”之称的仙霞关被清军占领,郑芝龙退守安平镇(今福建晋江安海镇)。
八月,唐王朱聿键被清军俘杀,赣州已成为孤城。
十月三日深夜,赣州小南门,清军发起了总攻。双方几番血战,战斗异常激烈,杨廷麟亲自上城督战。四日,天渐亮,不断增多的清军涌上了城头,赣州城陷落了。刘曰佺和守城的军民一道,与清军展开了巷战,清军开始了血腥屠城。这时的赣州城一片混乱,大多数青壮年男子拿起了武器进行最后的战斗,妇女们害怕受辱自缢或投塘者不计其数。杨廷麟、万元吉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刘曰佺也在巷战中阵亡。
消息传来,刘曰佺母亲黄氏穿戴整齐,向北而拜,遂后从容自缢,妻子曾氏、弟媳宋氏也自缢而亡。子良竑、侄良翊被杀。(曰佺子良靖与弟曰阶免于难。) 这是赣州最黑暗的日子,居然还有太阳。
赣州城的街巷、池塘,到处是明军和百姓的尸体,有的全家被杀,有的全家自尽。据史料记载:赣州沦陷后,除六千余守城的明军将士殉国外,另有十余万百姓被清军屠杀。史称“赣州之屠”或“丙戌之难”。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近两百年后,林则徐作如是说。而近两百年前,刘曰佺一家已经用生命作出了最好诠释。面对生死时,他们也许经历过犹豫、迟疑、彷徨和挣扎。然而相对于退无可退的决绝,放弃现实安稳而最终选择舍生取义更让人动容。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于乾隆四十七年编撰完成《四库全书》。其中《胜朝殉节诸臣录》开篇云:
明自万历以还,朝纲日紊,中原瓦解,景命潜移;我国家肇造丕基,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望若云霓;而当时守土诸臣各为其主,往往殒身碎首,喋血危疆。……。念其冒刃撄锋,虽属不知天运,而疾风劲草,百折不移。要为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用加赠典,以励纲常。
事实证明,“用如赠典”得还比较隆重,清廷根据殉节者的生平事迹,或追赠谥号,入祀忠节祠,或载入国史、方志,以示赞赏。相较于当初的血腥屠戮,已然是判若云泥。凡此种仲,不排除收买人心和政治上的考量,我更愿意相信: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生死荣辱而变迁的忠诚,这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的内在逻辑。没有人不渴望被忠诚以待。
虽沧海横流,然亘古未变。
2009年8月,赣州市政府在赣县县城城南新区正式开工建设赣南客家名人公园(樱花锦绣公园),东起赣县汶潭水厂,西至水东七里古镇,总长5.5公里。园内主要规划建设了“一祖四园两堂一阁一址一第”。刘思诲故第就处在这樱花烂漫的贡水之滨。现可见麻石门框一个,石狮一对。门楣处“左寺丞第”四字依然清晰可见,石狮相互顾盼,仿佛还在嗟叹它们亲历的峥嵘岁月。
十
在“丙戌之难”中,刘曰佺不违初心,壮烈地死去了。而他的好友易学实(字去浮,雩都人)却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艰难地活了下来。清朝初年,易学实和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处境是比较尴尬的:思想层面的抵触出乎天然,而生存现实的桎梏却如影随形。为了奉养母亲,他曾数次任职于官府,但终究辞归故里,“奉母入山,杜门三十年。”却不知他“入山”入的是哪座山,因无可稽考,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认为很大可能是在需岩——他晚年自号“犀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需岩下的“木犀岩”,而“岩”字和“厓”字是经常被通用的。在我国古代,以籍贯地或隐居地为“号”的名人举不胜举,比如程伊川,比如王船山。易学实曾是需岩的常客,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某年的元霄节,易老先生夜宿需岩神情落寞地写下《需岩上元之夕》:
自昔春风满城阙,华灯影乱高天月。
夜深徙倚湎歌残,却望青山情跳越。
三年束履老荒村,传说春城早闭门。
水燕新翻江雨暮,珠帘不捲又黄昏。
霜枯石窟须龙根,绳床酒热瓦为盆。
抽簪击盆且留髡,诗成半夜唱秋坟。
奔风大起吹黑云,寒涛叫壑声砰殷。
凄凄万顷平田外,村鼓逢逢何处闻。
诗人首先从记忆中的雩都城说起:上元佳节,春风满城。华灯高悬,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夜深了,意兴阑珊,酒歌渐歇,却仍不肯睡去,徘徊庭前,望着月色下的山峦,思绪万千。三年前来到这古老而荒僻的需岩,深居简出,远离尘嚣的纷扰。因为时逢鼎革之际,百业萧条,据说雩城每天早早的就关闭了城门。只有水燕在微雨的暮色中盘旋,时间过得真快,窗帘还没有来得及卷起,又到了日暮时分。此情此景,很自然地让人想起秦观的名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人身处需岩石窟,生活艰苦,设施简陋。坐在胡床上,就能看见岩外霜雪之后盘虬卧龙般的树根。用瓦盆盛上滚烫的米酒,抽出发簪,敲击着盆沿,行着酒令,以酒留客。夜深了,晚风习习,好像是新写就的诗章引来诗鬼们的诵读。继而狂风大起,翻卷着乌云,千山万壑,寒风怒号,仿佛隔着广阔的田野,仍能听到村子里传来“嘭嘭”的鼓声。
诗人以“城阙”和“石窟”两个立足点为视角,着力描写了所见、所闻,融情于景,动静相宜,把读者带入一种虚实相生、沉郁苍凉的意境中。
顺治一朝短短十八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接下来是康熙王朝。爱新觉罗.玄烨,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客观的说,是我国历代帝王中颇有建树的一位。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鳌拜,二十岁开始平三藩,三十岁收复台湾,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两度大战俄军于雅克萨,并取得大捷。这是他硬的一手,数百年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而他的另一手,却鲜有人提及。那就是他对汉文化的热忱:除了对经、史、子、集、诗、书、音律的深入学习和研究,还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他以汉文化为抓手,促进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就连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汉族知识分子,也逐渐与康熙和解了。
管奏韺,字凌士,号省庵,雩都“理学五子”之一——管登的四世孙。师从雩都车头王崇檀,以邑廪中式,为康熙庚午(1690)科第十名举人。淡士进,明理学,专讲求心性之要。曾纂修康熙版《雩都县志》,著有《省庵集》。管奏韺先生曾多次游览需岩,并留有《游需岩》和《需岩》等诗文。先看《游需岩》:
邑南咫尺耸高岑,曲折嵌空费苦寻。
瀑布新增游客记,墨烟久遂昔贤心。
碑传相鹤随尘没,台有钓鱼带水深。
几度思量栖隐好,结庐欲傍木樨阴。
全篇共八句五十六言,诗风直白晓畅,容易理解。哪怕在三百余年后的今天,细读之下,想要大致地理解诗意,应该绝大部分读者都不存在困难。只是“瀑布新增游客记”一句,由于日久年湮,不知是指哪一处瀑布,曾有哪一位“游客”曾经为之“记”?最后两句:几度思量栖隐好,结庐欲傍木樨阴。我们知道,古代的士人所以会抛弃仕途的种种好处而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看到了出仕的两大害处:一是官场风气会污染自己的人格,二是宦海风波会戕害自己的生命。避免了这两大害处,从反方面来说,也就是“栖隐”的好处。我想,这或许正是管奏韺“淡士进”的主要原因罢。《说文》云:水之南、山之北为阴。诗人并非真要在木樨岩的北边结庐隐居,此处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需岩的热爱,以及对“昔贤”的敬仰。
再看下一首《需岩》:
云横岩曲隐高岑,入穴千年有客寻。
古壁龙蛇随篆籀,涵虚水面见风心。
诚看苔石双趺迹,如钓桐川积雪深。
日日城西亭上望,半山松月自清阴。
云彩横出,一弯岩洞隐藏在这高耸的山岭间。王鸿归隐需岩已近千年,仍然让后人追寻不已。古老的崖壁上,先贤留下的篆刻依然笔走龙蛇,神采奕奕。涵虚洞前有个小池,微风拂来,泛起阵阵涟漪。怀着虔诚的心前往悟道岩,拜谒王鸿静坐的遗迹,只见苔痕斑驳,丹崖悠悠。悟道岩下,夫子曾经垂钓的鱼台积雪皑皑。仿佛又看见求贤若渴的张宗谔,日复一日地站在城西的望需亭上张望。斯人已逝,空余群山苍翠,月白风清。
自明至清,流连于需岩的名士还有很多,如萧廷对、宋应桂、袁淳、康同祓、管尚隆、易开畅……,名单可以列得很长,灿若繁星。他们的诗作或详载于县、府志,或散佚于民间,等待我们去品评,去发掘。
十一
在键盘上敲下这几个文字的时侯,东方已经微微地泛白。近半个月来,我沉浸在对需岩往事的追寻中,不能自拔,犹如追溯一条时光的河。在时光的长河里,我与每一个不期而遇的精魂对话,感喟他们沉重的叹息,倾听他们的慷慨悲歌,试图用笔下的文字,去还原他们尘封的往事。他们都是人格趋于完美的古人,而我只是苟且于尘世的凡夫。用凡夫的文字去描绘近乎完美的古人,怎么看都象是一种亵渎。然而,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对文字创作的执着,却象老牛身后的鞭子,让我不舍昼夜,无别晨昏。近半个月的光阴,才敲出这些文字,效率未免太低。但这些文字中有很多都与历史的真实联系在一起的,怀着对历史的深深敬畏,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以查阅相关资料,往往大半天也敲不下一个字。在创作中,经历了他们不凡的人生轨迹,感受了他们内心激烈的争斗,常常使我眼含泪花。我深深地被生长于同一方土地的古人所震撼,他们才华横溢,或旷达、或内敛,有过迟疑,更有过义无反顾的决绝。正是他们的人格指引,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道,书写了于都悠远灿烂的文明。
如果把于都古代文明史比作一座深深的庭院,那么罗田岩肯定就是前堂,古朴厚重,器宇轩昂。周元公、岳武穆、文相国端坐其中,威严肃穆,让人屏气凝神,不敢仰视。而需岩当属后院,花木扶苏,曲径通幽。小亭上,王鸿、黄宏纲凭栏远眺,气定神闲。如果说罗田岩古迹频多是占了地利之便:和县城隔江相望,见证了每一次的迎来送往、每一轮的世事变迁。那么,需岩的深厚底蕴,则是来源于王鸿、黄宏纲的人格引领,来源于激荡千年的历史风云。此刻,于都城南二十余公里外的需岩,依旧一声不响地安坐于群山环抱之中,依旧红墙黛瓦,飞檐石阶,一派肃静。仿佛山河变迁都与之毫无瓜葛,保持着安静素然的优雅,让人心动。
于都,素有“六县之母”、“三省往来之冲”之说,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史志典籍来探究于都文化的脉络,更希望通过诸如罗田岩、需岩等文化遗迹来追溯和感悟历史的风云。鉴于此,我尝试着以文字的形式向读者推荐、介绍需岩,以期让更多的人走进需岩、了解需岩。然而在不经意间,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叙述他们与需岩结下的缘。误打误撞地成就了这篇有别于以往的、侧重于介绍需岩人文的小文章。由于本人学识浅薄,视野逼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路方家不吝赐教。
再过四年余,即将迎来王鸿的千年诞辰,为表敬意,草撰一联,权当结语:道契廉溪,著囷铭书八分,乾坤有正气。
义隐需岩,携卢宋成三公,天地几才人。
在写作中,我参考了以下书籍:
《需岩》(萧紫雷主编)
《雩都县志》(同治版)
《赣州府志》(同治版重印本)
《江西通史》、《宋登科记考》等,部分素材来源於网络。
在此,谨向为这些书、文章的编撰而付出辛劳的人们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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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作者:王金长(明月心) 18879776118)
(供稿:于都县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