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宏与陈可辛（嘉映三巨头覃宏）
覃宏与陈可辛（嘉映三巨头覃宏）嘉映影业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隆重序幕之后，身着正装的覃宏稳步上台，开始发表演讲。这是他首次拿掉“星美传媒集团董事长”头衔，只以“嘉映影业董事长”身份面对大众。略微紧张的声音不自觉地透露出他此时内心的“波澜壮阔”。台下的工作人员自豪地悄悄告诉《综艺报》记者，“覃老板用的提词器是奥巴马同款！”嘉映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出任星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星美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2012年，创立嘉映影业。嘉映影业投资并制作了《如果·爱》《中国合伙人》《黄金时代》《亲爱的》等数十部中国电影作品。然而我们仍然好奇，从过去的星美到如今的嘉映，覃宏的转变意味着什么？陈可辛和李樯在嘉映担任何种角色？作为行业的顶尖精英，他们三位如何看待当下沸腾喧嚣的电影行业？炎夏午后，在嘉映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嘉映三巨头”分别接受了《综艺报》记者专访，畅聊了嘉映影业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他们对中国电影的展望。覃宏的情怀与野心覃
【导语】
文/喻若然 图/王琳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嘉映影业在沪召开新闻发布会。与许多盛大的揭幕仪式不同，这家成立已有4年的电影公司，竟是首次直面公众。这一次显然是有备而来：AR特效制作的锦鲤在舞台上悠哉游过，伴随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隆重的大幕徐徐拉开。即使上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不下百个，这也堪称最精心筹备的会议之一。
这次发布会公开了嘉映2016年已启动和正在筹备的20多个电影项目，其中有陈可辛、曹保平等名导作品，也有新人新作，结合了文艺气息浓厚的商业片（《没有别的爱》《李娜》《绣春刀之修罗战场》等），以及类型化的文艺片（《七月与安生》《白麻雀》《英格力士》等）。导演陈可辛、编剧李樯两位“超级合伙人”高调亮相，与覃宏组成“铁三角”组合。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嘉映的金字招牌。
然而我们仍然好奇，从过去的星美到如今的嘉映，覃宏的转变意味着什么？陈可辛和李樯在嘉映担任何种角色？作为行业的顶尖精英，他们三位如何看待当下沸腾喧嚣的电影行业？炎夏午后，在嘉映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嘉映三巨头”分别接受了《综艺报》记者专访，畅聊了嘉映影业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他们对中国电影的展望。
覃宏的情怀与野心
覃宏
嘉映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出任星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星美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2012年，创立嘉映影业。嘉映影业投资并制作了《如果·爱》《中国合伙人》《黄金时代》《亲爱的》等数十部中国电影作品。
嘉映影业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隆重序幕之后，身着正装的覃宏稳步上台，开始发表演讲。这是他首次拿掉“星美传媒集团董事长”头衔，只以“嘉映影业董事长”身份面对大众。略微紧张的声音不自觉地透露出他此时内心的“波澜壮阔”。台下的工作人员自豪地悄悄告诉《综艺报》记者，“覃老板用的提词器是奥巴马同款！”
嘉映的“味道”
穿过洒满阳光的走廊，随处可见小憩的沙发和桌子，每个独立办公室都以玻璃墙隔开，站在办公室的一头，可以清楚地眺望另一头。板块式线条设计的空间点缀着各种绿植，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器具很有提神效果。这就是在坊间备受同行艳羡的嘉映影业办公室。大办公区域的阳台一侧，沙发对侧两架廊灯的巨大基座，是两匹“黑马”的前半身。在董事长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覃宏。他笑着否认了“黑马”的特殊寓意，但整个采访过程，他直率自信的交流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星美传媒已经做得很成熟，为什么要另立门户再成立嘉映？覃宏给出了“标准答案”：“星美不光是一个全产业链的电影公司，同时还是一个多元化的公司。我本人更专注于做电影内容。嘉映影业的定位是一个以电影制作与发行为主的公司。当然，在嘉映的影片上映时，星美的影院一定会大力支持。”
首次发布会之前，嘉映按兵不动这两年，到底在做什么？从发布会公布的片单大致可以看到成绩。嘉映2016年已启动和正在筹备的电影项目，包括了陈可辛导演的《李娜》，李樯监制的《影子的灰烬》《心理罪之暗河》，李樯监制、赵薇导演的《没有别的爱》，曹保平导演的《白麻雀》，宁浩监制、路阳导演的《绣春刀·修罗战场》等20多部作品。其中还有不少新人新作。而现场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陈可辛和李樯以合伙人身份亮相，标志着嘉映“铁三角”正式形成。
“嘉映出品的影片会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覃宏说。首波片单的路数大致可以概括为：有商业潜质的文艺片 有艺术感的商业片。“我们要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找平衡。”覃宏举例，《亲爱的》特别符合“嘉映味道”。当时陈可辛自己都觉得《亲爱的》太过文艺，覃宏却鼓励他拍出来，“你知道拐卖儿童在中国是多大的事吗？”影片最后票房不超过4亿元，覃宏却很知足。
覃宏坦言，嘉映出品的片子很难票房爆棚。“先做好一部好电影才能产生好票房，而不是为追求票房而做电影，所以我不想去跟风、什么流行拍什么。”刚刚定档9月14日的《七月与安生》改编自安妮宝贝小说，覃宏把它看做是一部商业片，但是前期花了大量时期磨剧本、磨制作、磨演员，“尽量往艺术上靠。”《李娜》早早对外公开，却仍在缓慢的前期筹备中，“一切等到时机成熟，剧本没做好之前绝不开机。”
坚持拍优秀作品，其心可嘉，但如何有效降低商业风险，则是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覃宏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类型化，二是提高产量。他认为，中国有很多类型电影还没开发出来，比如科幻。“我们从理念到技术都缺，目前还没有出来一部好作品。”他看好本土化的警匪电影，因为它“既有商业性，又不丧失艺术追求”。提高产量更是降低风险的基本选项，“你可能拍了20部电影，哪怕亏损10部，但另外10部是盈利的，就能保持有效运转。”
从门外汉到“最具情怀的电影投资人”
从《青红》《如果·爱》到《赵氏孤儿》《王的盛宴》，到《亲爱的》《黄金时代》，覃宏对文艺片的热情，使他被视作中国最具情怀的电影投资人之一，也让不少人对他的“任性”捏一把汗。陈可辛笑称覃宏有点“少爷脾气”，对喜欢的电影项目敢于不计回报地支持。当年《王的盛宴》票房失利，同为制片人的好友江志强力挺他，“他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成功。”
2004年之前，覃宏还是个电影行业的门外汉。第一次投资电影是《如果·爱》。在798探班剧组，他第一次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着镜头里的金城武从走廊暗处慢慢走向阳光。随后，王小帅的《青红》后期遇到资金困难，覃宏当了一回“救火队员”，帮助影片顺利制作完成。参与完这两部影片，真正让覃宏产生了对电影的兴趣。
但是，此后覃宏的电影之旅并不很顺遂，在外人眼中甚至有些悲壮。他为之慷慨解囊的文艺片几次遭遇票房滑铁卢。他也投过烂片，“有时候恨不能自己冲上去当导演。”他并不避讳谈及那几次重大失败。陈可辛导演的《武侠》和监制的《血滴子》票房接连失利，两人都沉淀了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最后打一通电话，决定重新振作“再战江湖”，最终迎来了《中国合伙人》。共同经历过荣辱后，他与陈可辛的“革命情谊”也更加牢固。《王的盛宴》则是覃宏反思得最多的一个案例，最后他对外宣布不再投资陆川的电影。他认为该片的制片流程严重缺乏监控，致使导演现场改动非常大。有了这次教训，随后的《黄金时代》制作相当严谨，覃宏的项目组全程监控流程。然而，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只有5000万左右，市场回馈更不尽如人意。但他却以这部电影为荣。有人建议他把电影剪成两小时的长度上映，他坚决不干，“如果剪成两小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件事”。2015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覃宏终于扬眉吐气。嘉映出品的《黄金时代》荣获5项大奖，《亲爱的》拿下最佳女主角。当《综艺报》记者问他，“假如未来又有一部类似《黄金时代》这样的电影，你还投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投！做这样的影片就是我的初心，我的追求。”
数英雄人物，还看未来二十年
覃宏并不为《黄金时代》的票房感到特别惋惜。他认为，这部影片带来的无形资产远远超过一时的票房。他自豪于“制作了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影片”，而且坚信随着中国版权意识的提升，它还有很大的后续收入空间。“现在中国电影80%以上靠票房来回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占总收入的1/4甚至1/3。我们提升非票房收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打击盗版，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他喜欢举《肖申克的救赎》的例子。“这部电影当时投资了几千万美金，票房也不好。放在中国它已经完蛋了。但因为它是一部优秀电影，不断在DVD、电视台播放，后续收入很丰厚。我觉得这是未来中国会走的路。”
在覃宏看来，中国电影起码5年之内还有很强的增长空间，随后将进入瓶颈期，那时候会出现行业真正的大洗牌。“5年后，预计全年总产出1000多亿元票房，大制片公司越来越强大，中小公司越来越少，分线发行，院线整合，影院资产集合，金融保险担保体系介入，发行公司因为分线发行开始抢片源和资源……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翻一下美国电影史就都知道了，人家早就把路走过一遍。唯一不同的是新媒体对全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就基本可预见。”带着深思熟虑后的信心，他连珠炮地说完这一长串，紧接着预测，分线发行的出现，也将使得分账比例的调整势在必行。“这是商业规律。院线方要争抢一部大片时，就可以多让一些利润，第一周可能是55：45，第二周变成60：40。我知道影院竞争很激烈。好影院的票房能达到7000万—8000万元甚至1个亿，其实普通的三四线城市影院生活很艰难。”
覃宏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找到了自己特别热爱，同时又很有前景的行业。我一定要做好它。”他的慷慨和好人缘常被众人提及。采访中，他不断表示对合作伙伴的高度重视。陈可辛和李樯专门到嘉映接受专访，从行动到语言都在支持他。和他的亲密战友并肩作战，覃宏雄心勃勃地期待着，“下一个二十年，我要把嘉映影业建设成为中国最好的电影公司之一。”
对话覃宏：嘉映电影不是奔着10亿票房去的
《综艺报》：在嘉映成立和上海电影节首次发布会之间这一年，你们做了哪些事情？
覃宏：一直在筹备项目。我们已经拍了6部电影，马上再拍2部，9月份再拍2部。这些电影都已经筹备了两三年。我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才对外说。“中国往事”系列我已经做了好几年，最快也是明年年初和年中开机，但我就要告诉公众，我一定要拍它。《风林火山》这个项目也筹备了好几年。每个电影都会经历很多波折，很多不确定因素，一路过关斩将。
《综艺报》：现在嘉映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覃宏：现在我们有40多人，分为文学策划部、制作部、电视剧部、营销宣传部、经纪部，正常的电影部门我们都有。每个部门都可以成为一个项目的起点。讨论的时候，所有部门都参加，打分。也有我想做的项目，我交给大家去完成。我能通过文学部找到很好的小说、编剧，通过制作部门找到很好的制作团队，然后进行组织运营管理。
我们不是电影工作室。电影工作室更专注于某些个体项目，每年就两三部电影，带有工作室的特色，他们只做这个类型的电影或者只做某个平台的电影。而电影公司可以跟很多公司合作，开发很多类型的电影。今年我们已经有充足的储备项目，每天各种新项目找过来。嘉映每年生产10部以上电影一点问题没有，有可能越来越多。
《综艺报》：未来嘉映会在上下游继续衍生吗？
覃宏：我首先从制片上可能会跟更多导演、编剧接洽，进入到制作环节上的某些公司，也有可能往下游介入供应商，都有可能。其中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包括发行。但是，渠道我不碰。我个人更喜欢上游制作。我是要在制片内容方面进行上下游拓展，而非渠道的上下游发展。
陈可辛：谨慎计算投资回报的导演
陈可辛
香港导演、监制，1986年进入电影圈，1991年导演首部作品《双城故事》，1992年与曾志伟等成立电影人制作公司（UFO），2000年成立Applause Pictures，2005年凭借电影《如果·爱》进军内地，代表作有《甜蜜蜜》《投名状》《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2016年6月，加盟嘉映影业，成为嘉映三大合伙人之一。
2004年《如果·爱》营销期间，陈可辛对覃宏拍桌子，“你完全不懂电影！”倏忽12载过去，两人却成为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其间陈可辛导演、监制的影片，除了《十月围城》外都有覃宏的参与。
2016年6月，嘉映影业首次发布会上，陈可辛正式成为嘉映的三大合伙人之一。“嘉映是什么样的公司不重要，我就认覃宏，他干什么我都支持，我干什么都会预留他一份。”他形容自己和覃宏的关系，“一个是热爱文艺的任性投资人，一个是谨慎计算投资回报的导演。”
《综艺报》：你是怎么成为嘉映合伙人的？
陈可辛：我和覃宏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合伙人概念。我跟覃宏是彼此不需要合约、不需要谈条件的合作伙伴。
有些投资人会感觉我不太好合作，因为我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资方的要求对创作人来讲常常莫名其妙，比如从市场出发，按照某种标准配方拍电影。如果这样就能大卖的话，谁都会拍片。拍电影永远需要冒险。内地的电影业还有很多“野蛮生长”的因素，很多资方会掺杂非电影的目的，最后就让一部电影的诉求变得更乱了。其实我对风险平衡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如果资方不信任我的判断，反而会打破平衡，我就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沟通。遇到了覃宏这样彼此信任、有默契的资方，就应该多合作。
《综艺报》：你跟覃宏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评价这个投资人？
陈可辛：当初《如果·爱》开机之后，覃宏才介入这个项目，那时他刚开始进入行业。我耳闻他是个“走心”的负责人，他来后确实让很多流程细节都更加清晰顺畅，但他当时完全不懂电影，优点是听得进建议，可以直话直说。所以我当时一句大实话“你不懂电影”，反而把我们的友情建立起来。
不过有一两年，我们是分别做自己的事。我去做《投名状》，他就变成投资方。《十月围城》是到目前为止，他唯一一次没有参与的我监制的电影。当时，他竟然对我说：“你的电影太商业了。”投资人是文艺青年，搞艺术的导演却要处处考虑投资回报，我俩的关系就是这么有趣。
《综艺报》：你的“我们制作”和嘉映影业现在是什么关系？你们的合作是固定且排他的吗？
陈可辛：我个人是嘉映合伙人，有股份。“我们制作”是我自己的公司，当然出品的戏都会和嘉映合作。我们的合作固定但不排他。上海电影节有那么多家公司发布片单，但可能来来去去就那三四十部戏，大家都有份。这是阶段性的暂时现象，主要是为了整合资源。
《综艺报》：你在嘉映的第一部影片是即将于9月14日上映的《七月与安生》，你是监制。这是一个女性题材的电影，你是怎么产生兴趣，并且认为曾国祥可以担任该片的导演？
陈可辛：《七月与安生》是非常典型的我会和嘉映合作的项目，也是很好的一个起点。这部电影和我的处女作《双城故事》格局非常相似。《双城故事》是两个“男闺蜜”和一个女人，《七月与安生》是两个女闺蜜和一个男人，而且故事都跨越了几十年。
我找曾国祥当导演，倒不是因为他是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念完书在我公司实习了几年，当时我就发现他和我个性类似——我们都不是天才型选手，上来就出手不凡那种。但是，我们很用心，注重细节，而且非常感性。所以我就对他说：“如果你以后当导演，会跟我挺像的。”他现在操刀的作品，投资人、主创都喜欢，没有妥协，而是真正的强强联手。
《综艺报》：《李娜》的推进节奏似乎放缓了，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陈可辛：《亲爱的》上映那天，我们就决定拍《李娜》。我一直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态度很好奇，但是剧本非常难写。我们不能纯写一个励志正能量的戏，那就太没劲了。可是，要挖得深就要面对很多现实挑战。我们还在摸索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综艺报》：“中国往事”系列是你做监制，能大致介绍一下吗？
陈可辛：这个项目也是嘉映找到我的，目前还在策划阶段。它是警匪片系列，讲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个很著名的案件。我曾经跟覃宏讲，想拍一个“香港年代警匪片”系列，折射当时的社会发展。现在这几个案件可以折射中国几十年来快速的社会变化。当中有一个案件我想自己拍，从（上世纪）70年代初案发，一直到80年代末才抓到罪犯。
《综艺报》：你的作品都是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找平衡。稍微深刻、沉重一点的正剧很难在市场上取得高票房。你对此如何看待，又将如何应对？
陈可辛：《亲爱的》这么严肃的电影，如果不是用这个明星阵容，可能也就收三五千万。这部电影3亿多元的票房成绩相当于美国的五六千万美金，这样的题材在美国都不太可能有这个回报。我们已经在一个很好的时代里。既然我不是能产出十几二十亿的导演，我就不要拍那样的电影。但是我做监制的时候，反倒可以找年轻导演去拍这样的电影。所以有两个身份挺好的。
《综艺报》：“北上”十余年，你见证并且亲历了内地电影市场巨变的过程，你觉得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时代？
陈可辛：以前拍一部电影票房1亿元，拿到2000万元的回报已经很好，现在票房好的会有百分之几百的回报。不过，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没有章法、很混乱的阶段，赚钱的也就是那10%-15%的电影，有50%的电影票房回收可能惨不忍睹。
不过，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对创作者而言还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我们不能自负，不能一意孤行。做完自己的作品，周边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要听取更多的意见，因为市场变化实在太快了。
李樯：市场要多元化，资本应该扶持艺术电影
李樯
中国内地编剧，2005年编剧的电影《孔雀》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银熊奖；2011年担任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编剧，获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15年凭《黄金时代》编剧获第2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原创剧本奖。2016年6月，加盟嘉映影业，成为嘉映三大合伙人之一。
李樯表示，未来自己创作的剧本项目，嘉映会是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作为名副其实的合伙人，李樯也有参股，不过他对记者表示，“我从来没问过我的股份占多大比例。我们是好朋友，我相信覃宏。”
除了编剧工作，李樯越来越多地介入监制环节，也开始从纯粹的文艺青年创作逐渐走向类型片写作，但他说，电影业的人声鼎沸对他没有太大影响，反而让他更加警惕，“趋之若鹜的事情背后一定存在盲目性。”
《综艺报》：你从《黄金时代》开始担任监制。《没有别的爱》《影子灰烬》和《心理罪之暗河》你也都是监制。从编剧到监制，这是一种增强话语权的策略吗？你的监制工作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李樯：我之所以做监制，其实是因为我熟悉自己的剧本。导演要处理剧本之外很多事无巨细的繁杂工作，我去帮导演做一些相关工作是很有效的，因为我更知道好钢用在哪个刀刃上，大家也会信任我的判断。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在做除了编剧之外的其他事情，无形当中已经做了监制的工作，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头衔。
我做监制以后，自己的剧本是要自己选择导演的，之后还包括帮导演搭配班底、选择演员、音乐意见、后期剪辑，甚至于市场营销等等工作。但是我个人不需要投资，我所在的公司投资就可以了。
《综艺报》：《黄金时代》是一个高投资的文艺片，但文艺片只有低成本才有回收可能。这个矛盾的项目最后仍然得到了文艺片的市场待遇。你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在和嘉映接下来的合作中，你如何去权衡艺术性和商业性？
李樯：其实跟它的题材比，《黄金时代》6000多万元的投资完全不算高成本，因为它太庞杂了。演员没收多少酬劳的情况下，紧打紧算还得这么大体量。跟《国王的演讲》这样的影片比，它的投资其实低得不得了。当然这部影片的市场回馈都在预料之中，但我们认为电影需要多种类型存在，不能仅仅计算影院票房的利润。有时候资本是需要扶助小众电影，支持艺术探索的，否则电影品种就会千篇一律停滞不前了，这也是我和覃总的共识。
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是电影最理想的境界，我们会不断努力，但这由很多因素共同决定，不能投机取巧。对待电影，我始终抱有虔诚的朝圣者的心。
《综艺报》：你在嘉映公布的三个片目（《没有别的爱》《影子灰烬》《心理罪之暗河》），题材相比于你之前的《孔雀》《立春》《黄金时代》明显更加类型化。你是主动在向市场靠拢吗？
李樯：你如果看到剧本，就不会这样认为了。我有很多写作方向，所有的方向都围绕着我的良知。这些作品都是我计划之中，酝酿了好几年，并非只是针对市场进行了调整。它们依然会保持对电影艺术的尊重，而不是只迎合市场。这么说并非是我不关注观众，而是对于创作者而言，所有作品必须发心端正，完全投入，而不是抱着想争取市场的企图心，后者是本末倒置。好故事都会有它的市场价值，就像好吃的饭馆一定会有顾客来。
《综艺报》：你觉得中国近几年还会出现《黄金时代》这样勇于探索又舍得精工细作的文艺大片吗？
李樯：我相信会的。不用低估一个时代，也不用高估一个时代。人类历史上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生逢其时，任何一个时代，总会有电影人奉献出大家无法预料的惊喜之作。
《综艺报》：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始，你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改编剧本的创作。这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IP改编的趋势使然？
李樯：IP这个词是很无聊的。非要这样说，萧红也是IP，只是没有那么流行。其实电影从诞生开始，改编和原创两种形式就一直存在，并驾齐驱。我没有刻意地区分改编和原创，因为即使是改编，我的改动也很大，难度几乎和原创一样。
《综艺报》：现在电影业界有些人一方面承认剧本的重要性，编剧费用涨得很快；一方面又希望能快速产出好剧本，浮躁之风日盛。在这方面，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体会？
李樯：我们需要不断回望历史，因为历史一直在循环。电影业出现淘金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存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对我的创作没影响。当年写《孔雀》时，电影行业确实比较荒芜，人庭寥落，但是它没有衰减我对电影的热情。现在行业热了，人群鼎沸，我也不会因此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这就跟我逛公园遇到天气变化一样，并不直接影响我的活动。人多的时候我反而更戒备，因为趋之若鹜的背后一定有盲目性存在。
但是，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观众把看电影作为他们日常精神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我祈祷这个现象能成为常态，永远继续。马丁·斯科塞斯说过，“当灯黑下来，那么多你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观看电影时，有种教徒般的虔诚。”我很喜欢这句话。
《综艺报》：在中国，以“电影编剧”身份立足的人凤毛麟角，你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甚至认为，电影导演本身就应该是自己作品的编剧。你认为中国为什么缺少真正的电影编剧？
李樯：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受到“作者论”的影响。电影是个综合艺术，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地完成工作。缺少好编剧是个表面现象，这样的总结也很懒惰。我们都愿意找一个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以便快捷地归纳事件因果。如果真有个“一言以蔽之”的真谛存在，那岂不是人人都能成功？任何一个电影环节都缺少人才，尤其是艺术岗位，需要天分加时光的打磨。现在大家都不愿花时间培养优秀人才，什么都要速成，怎么可能出好作品呢？即使本来是好编剧，在速成的压力下也出不来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