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信天游歌词赏析（陕北民歌信天游中的男性形象）

陕北民歌信天游歌词赏析（陕北民歌信天游中的男性形象）这类男性形象与上文的截然相反，不是将对爱情的幸福渴望与追求放在远方，放在一个内心深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用想象来丰满自己贫乏世界，让惨淡的现实世界在想象爱情的过程中充满温暖，而是直面现实，用一种反传统“教化”的姿态，蔑视传统的观念，厌恶教养、优雅而文明，宁愿沉醉在两情相悦的贫贱和尊严中死去，也不愿忽略肉体的享乐，迷失在冷漠、高贵的所谓富裕的生活中。其实，没有坚定的人格，没有爱情，没有对人的尊重，即便男女之间获得爱情，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仍然会失去一切。但在信天游的民歌里，这类男性形象去并不怕回到实现世界，回到真实的、那个被别人瞧不起的自己。这种直面人生与爱的真诚，非常让人感动。这类“信天游”简直就可以看成陕北底层民众对爱情、以及情爱观念的忠实记录和描述。这类作品，语言特别直白，火辣滚烫的语言在“比兴”的手法里，情爱骚动和苦苦相思以及男女之间的情事最本真的表现，一扫污秽，反倒觉得清新和充满力

▲题图：李庆 油画作品《走西口》

文 徐文武

由于陕北与中国革命曾经特殊而密切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陕北民歌“信天游”从此就出现在很多人的视线里音乐生活之中[1]。富有地域色彩的音调以及其优美的旋律是陕北民歌“信天游”最大的亮点，也是很多研究的重点所在[2]。另外，从语言和结构角度进行技巧研究，也是“信天游”研究的一种主要方向。“信天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记忆，除了音调、旋律之外，更多的是众多底层的男性形象。无论是脚夫、“走西口”的谋生者，揽工汉······都身处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呐喊，既没有显著时代的特征，也不是社会改革嬗变的坐标，但却真实，最鲜活、生动。陕北民歌具有强烈的四度音程跳跃特点[3]，不仅使得“信天游”对爱情的表达具有强烈“雄性”色彩，尤为特别是，这种民歌在咏唱爱情的悲伤时，直抒胸臆，将原始情欲所引发出来的男性形象塑造特别具有魅力，这种形象与人们记忆中传统男性形象完全不同，他们或宽容、温顺，或执着、坚韧，或乐观、牺牲……，总之是鲜明的凸显着智慧而坚强的男性形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陕北民歌“信天游”为中国艺术世界贡献了令人难忘的男性形象，在信天游传播过程中，它不仅丰富了听众的听觉世界，而且还帮助听众建立并修正了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历史认知结构。这个结构，对今天人们而言，已成为陌生的知识领域，尽管如此，信天游中隐含了陕北历史变迁中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复杂因素，一点不是妄言。“信天游”是陕北底层社会、历史文本，“信天游”中的男性形象既是陕北历史变迁的各种人物图景，又隐藏了陕北人文历史变迁的秘密。这个秘密，“欲说还休”，所以，只能被人或高声，或低语，或在山疙瘩里，或山沟沟里，或在沙蒿蒿里……，在陕北男人走过的土地上，反复咏叹。这些男性形象，相比传统农耕社会中推崇的浸染儒风的君子，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种种美德，就是有情有意，渴望爱情，视情爱为生命的归宿，却毫无虚无感的男性形象。除此之外，信天游中的男性形象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处在社会边缘的“漂泊人”：是脚夫、揽工、偷情者等，总之，都是游走在社会底层的有各种各样问题与缺陷的下层民众。

这些是在家乡就没有地位，在外出靠揽活生存的陕北男子。关于他们，我们今天不用丰富的想象力，不需要熟读历史，就会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多恶劣。但是，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靠揽活生存的陕北男人，面对残酷的现实虽然毫无办法改变命运，却不会如现代某些中国都市人一样，不断把对社会的不公与愤怒之气用在破坏公共财物等违法犯罪上，来换取暂时的平静。在这个群体里，永远没有这样一种人，这些男人也许一辈子没有攒够回乡娶亲的钱而独身一生，但他们却贫穷而自尊。

尽管孤独潦倒，没有朋友，但内心中有一种类似宗教的信仰，那就是对生的渴望，对爱的渴望：

“天上的星星配对对，人人都有干妹妹。一对对鸭子一对对鹅，干妹子在硷畔（窑洞前的场院）上照哥哥。一山山高来一山山低，掏一回苦菜我看一回你。”

在世代传唱的“信天游”里，以及世代传唱“信天游”的男性性群体，他们靠对爱情、也许是想象中的并不存在的爱情顽强地生存下来。也许，在这个群体里，对爱的渴望，对爱的存在渴望，不仅给他们带来快乐，带来被尊重的感觉，因此在这些男子潦倒孤独的岁月里，对爱的渴望、对爱的想象，将他们从日常的苦难生活救赎出来，使他们至少获得了一点尊严，一点自食其力的快乐。爱情，自然成了这些底层社会男性群体的精神支柱与生命的信仰。

2、特殊群体

这类男性形象与上文的截然相反，不是将对爱情的幸福渴望与追求放在远方，放在一个内心深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用想象来丰满自己贫乏世界，让惨淡的现实世界在想象爱情的过程中充满温暖，而是直面现实，用一种反传统“教化”的姿态，蔑视传统的观念，厌恶教养、优雅而文明，宁愿沉醉在两情相悦的贫贱和尊严中死去，也不愿忽略肉体的享乐，迷失在冷漠、高贵的所谓富裕的生活中。其实，没有坚定的人格，没有爱情，没有对人的尊重，即便男女之间获得爱情，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仍然会失去一切。但在信天游的民歌里，这类男性形象去并不怕回到实现世界，回到真实的、那个被别人瞧不起的自己。这种直面人生与爱的真诚，非常让人感动。这类“信天游”简直就可以看成陕北底层民众对爱情、以及情爱观念的忠实记录和描述。这类作品，语言特别直白，火辣滚烫的语言在“比兴”的手法里，情爱骚动和苦苦相思以及男女之间的情事最本真的表现，一扫污秽，反倒觉得清新和充满力量感，大有酣畅淋漓之感。如陕北“信天游”《搭伙伴》：“白翎子雀来白雀子窝，你不晓得哥哥没老婆。白翎子雀来白雀子蛋，你不晓得妹妹没老汉。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一块搭伙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自然环境极度恶劣，但男女之间的情爱是完全可以远离物质条件的极度的精神愉悦。再如陕北“信天游”《交朋友》：“灰眉子黑狗你不要咬（叫唤），我给你寻一个羊羔脑（羊头）。土眉子娃娃你快快睡，你干大（情夫）在外起（外面）活受罪。扎花花枕头咱两个枕，叫我们死囚（自己丈夫）睡炕棱。花呢子被面咱二人盖，叫我们死囚盖麻袋。”这首“信天游”虽描述的是一个传统视角下的“坏”女人对自己情人的大胆表白和百般纵容，诙谐中略带残忍的“情爱”当属另类。中国传统文化以男权为主导的文化氛围，在陕北“信天游”里似乎荡然无存，在这首作品中男性形象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社会上层优雅的精英们无法理解的女人，却是社会底层男性们的真爱与至宝，因为她们看似放荡的外表下有颗对真爱追求的心，对两情相悦的爱情的重视，而这些却是上层的精英们无法理解的。

信天游中的男性形象，几乎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从传统文艺观念看，这些不是“帝王将相”的男性，怎么能够担负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呢？如果站在正统教化艺术角度，无法想象到，这类形象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衣衫褴褛，谈吐粗俗，举止没有任何优雅可谈的群体，其对生命最本真的呼喊，其语言直接，没有丝毫的拿捏躲藏，甚至毫无诗意可言，但一旦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唱起来，其作用不仅仅是“热耳酸心”，直抵人的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打动人心，起到交流和沟通的作用，而是仍能产生某种美感。我们今天浏览中国民歌，闻听信天游的爱情表达，不仅歌词本身能引起某些联想，其歌唱行为方式本身，也让人遐想。就如民族音乐研究者所记录的那样：在那样荒凉、美丽、自然环境中“田家妇女”、揽工汉子、脚夫“群歌互答”地唱出来，不仅情真意切，还有几许浪漫与热烈，即便是置身事外，仅从听觉感受也是十分动人的。

二、信天游中男性形象的特点

1、漂泊的“边缘人”

信天游流传的区域，虽然在学界已有共识，也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5]。但是，关于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研究，鲜有深入研究。在我看来，最能反映信天游音乐性格特征的还属于这些在信天游中不断出现的男性形象。一般情况下，出外谋生，移民面对的是适应与自己家乡全然不同的环境。无论贫富，无论南北，移民在异地谋生，常常会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在迥异的社会环境下，本来就处在社会底层的揽工汉们，自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也常常不得不陷入一种“边缘人”的漂泊状态。

去外面闯荡，谋生，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有不少，但在民歌中大量而集中表现漂泊中的“边缘人”，却唯有信天游。为什么？倘若仅从音乐形态入手，很难说清楚。但是，脱离开音乐文本，将信天游纳入到陕北民俗文化的视野之下，相信会很容易找寻到答案：这些离家在外面闯荡的揽工汉、脚夫们，其实其内心可谓“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方面，这些在家乡是社会底层的男人们，离家就意味着脱离了家乡宗族的强势范围，对真实的家乡已经不再留恋或者抱有幻想，在他乡异地，尽管生活艰难，生活环境也许更为艰难，但能够独自、能够拥有自我意识，这些苦难已经不是什么苦难了，而成为了对幸福生活想象的动力，从而产生一种本能的渴望。而另一方面，异地他乡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时刻感受到无论是社会阶层、种族、地位、语言差异等诸多原因又使他们无法真正的融入到异地他乡。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信天游流行的区域，今天看来其区域在整体语言、音调上、外部环境上尽管有不同，但总体上却是大同小异。按一般的理解，移民在语言、外部环境与故乡没有很大差别的环境里，更能迅速适应新环境而生存。但为何信天游的歌声里总是流淌着“幻想破灭”的失落感，对异乡的幻想破灭了，对顶天立地的男性的幻想破灭了？这个原因，我以为从传统社会结构去进行研究，更容易得出准确的结论。也许，这样的一句俗语更能准确概括这个原因，“天下乌鸦一般黑”。传统男权社会中对男性身份及其权利的主张，使得他们在异地、他乡，反而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社会规则的压迫和排挤，因而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内心与外在的双重幻灭，现实中的家乡越来越远了，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也更加艰难了。出外谋生的男性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宣泄增强自己的独立性与生存力量。

2、受虐倾向与乐观意识

一般文本或者普通人心中的陕北传统社会中男性形象，或者男性的作用是被无意识强化的，比如，陕北男人是被称作陕北汉子的，在西北话语里那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因为传统农业文明中，男性在抗击灾害和困难面前，有着比女性更有优势的身体与心理条件。但是，在“信天游”民歌中，男性和女性个体心理发生了变化，女性形象得到了提升，男性贬值了。前面提到的《交朋友》就是一个例子。男性作用的弱化，不是男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减少了，而是随着“走西口”式移民改变了女性的生活，生活的改变，使得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女性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生存与生活的双重打压之下，陕北女性被动地发现了“自我”，在“自我”的发现过程中，女性与男性一样成了情感生活、乃至其它世俗生活中的主角，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平等的心理和独立能力的要求下，产生了信天游这样的民歌。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信天游中的男性形象是艺术加工，是集体意识的结果，不是陕北男性事实上就这个样子，而是集体意识加工臆造的成果。从男性角度，对女性放浪形骸、大胆泼辣的爱情表达，既满足男性对枯燥、单调、压抑的生活的失望与不满，同时也是对男性自身精神的解放与升华。其实，在信天游中，从女性角度，描写对男性的渴望、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两情相悦”的渴望，也是很多的。

问题是，信天游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直陈男女情感，场面热烈的，甚至有某些及时行乐的情境，会出现那么多毫不掩饰自己情欲、却有缺陷的男人形象。究其原因，与信天游流行地域的社会结构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陕北虽然是农耕社会，但畜牧、特别是与边贸生意，仍是陕北民众赖以发展致富的重要生存方式，此从信天游名中常见的“走西口”等相关词语中不难窥之。很显然，在陕北这样的区域，历史上一直存在耕读传统、畜牧传统和“走西口”之类的通过贸易生存致富的聚落与不同文化传统与信仰的社会阶层。可以这样说，耕读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仕进的世俗信仰肯定是陕北社会各阶层精神的主轴，但是，自宋代以降，陕北多次成为边境与边贸重镇，商贸文化日益在陕北民间中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而成为上述三种传统聚落居民中，无论是贫是富的居民安抚“平凡世界”中生命体验的最重要的途径。毕竟，陕北一直以来是黄土高原、干旱沙漠艰辛之地，农耕、畜牧只能使人维持温饱，“走西口”做边贸却给当地居民带来生机、财富与荣耀，但却要时常因天灾人祸等原因酿成巨大灾难，付出生死离别的代价。而这，使得陕北信天游在特殊生命经验的衬映下，展现了殊异的地域特质与精神气质，受虐意识与乐观意识。

可以这么说，受虐意识与乐观意识是陕北信天游中男性形象艺术表达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不仅杂糅了以道教为主，兼具儒风的陕北地方信仰，而且还构成了陕北信天游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也承载了陕北男性特殊的生命体验——“走西口”，在“走西口”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勾勒出属于陕北的特殊地域文化与音乐美学。我在西安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罗艺峰老师在音乐美学课上讲到陕北信天游时，曾从地理文化讲到陕北经济文化对信天游产生及其风格的影响做了分析、讲述，但是同班一个陕北同学（薛武利）就不同意，他认为有很多陕北人“走西口”并非是为了经济原因，很多家里有钱的富裕人家子弟，也愿意“走西口”，外出闯荡。这也说明，地域文化一旦成型，会按照自身的价值、逻辑对人心理与精神结构进行塑造。

或因如此，“走西口”既是没有危险，但在心理上也让人感到忧伤、孤独之事，“走西口”也是令男人离家别妻小、远离故乡的寂寞之地。“走西口”陕北人分离、凄凉孤独、艰辛地等待财富，并祈求归家团圆的空间，其与故乡（女性、爱情对象）所形成的二元辩证关系共同孕育了陕北信天游至为重要的时空生命经验。有意思的是，这种时空经验显然也透过其它宗教、节庆、或者其它世俗文化（比如榆林城里流行的榆林小曲）而感染了其它的陕北人，从而成为陕北最重要的地方生命经验以及地域性文化的最重要基础。“走西口”成了一处陕北人企图追求财富、摆脱暂时分离以期待幸福团圆的地域，而且总是在年青男女因经济拮据不能自由相爱后，藉由“走西口”，以期获得财富，最终达成世俗婚姻与爱情理想的所在。难怪，陕北人“走西口”，并非皆是因为贫穷问题，男女间的真情真意，实现美满生活的渴望，早已成为这个地区人们深层的欲望。这无疑是最具生命的强大动力，符合“人性恶”的外延意义。但这种欲望，与主流的儒家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因而“走西口”虽因其内在的强大合理性，但因其不合主流观念，“走西口”成为陕北下层民众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其合理的内涵被受虐的意识所掩盖。艰辛、分离、凄清、孤寂、思念、远离世俗荣耀之痛苦等，化为一种自我虐待，享受这一切的不幸与苦难，这种意识或者气质，成为信天游外化的生命形式。

三、结语

“劳者歌其事”，的确，劳动者在生活中想象美好生活时，塑造、虚构或者描写其事、两性关系等方面，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对信天游部分作品中男性形象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地理环境尽管对艺术风格产生影响不容忽视，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传统伦理、地域文化对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影响，信天游中男性形象的生命价值和独特生命感受大都遮蔽了，过滤了，使得这些歌中的男性形象被简单化，过于忧伤，过于悲苦。这也再次凸显了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当代音乐界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还需要全面认真研究民歌及其相关文化。

▎徐文武，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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