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金校尉是怎么找到古墓的（什么样的盗墓者才配叫）

秦始皇陵，盗墓史上最醒目的坐标

自先秦时期始，中国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即使是寻常百姓家，死者生前认为珍贵的物品通常会在其死后随棺一同安葬，而王侯将相更不用说，他们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气，墓中财宝多不胜数，无论是已被人们所熟知的秦陵兵马俑、殷墟妇好墓，还是近日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莫不如此。奢靡的厚葬必然引发盗掘现象，先秦经典《孔子家语》中就记载，鲁国正卿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和部下准备以美玉、珠宝作为陪葬品，孔子听闻后前往劝说：“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最终说服了操办后事的人。孔子将厚葬等同于曝尸，实际上也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盗墓现象就已很普遍。除了孔子之外，与儒家争鸣了上百年的墨家始祖墨子也主张“节葬”。可惜先秦诸子的主张并不被后世帝王所接受，就在“六王毕，四海一”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为自己筑起一座空前宏大的陵墓——秦始皇陵。

如前文所述，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以秦皇陵为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修筑经过：“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关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其中的“机弩矢”显然为防盗之用，而“水银”则是装饰与防盗二者兼之。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始皇入陵后，秦二世担心筑陵工匠泄密，竟下令“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以至“无复出者”。可见秦帝国为防止皇陵被盗，已是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古书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大规模盗掘。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秦皇陵被盗之事，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反对奢靡的意愿，给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的警醒。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摸金发丘，曹操首创“官盗”体系

秦帝国的掘墓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死，他的对手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开始设守冢人。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而刘邦却为之专设“守冢二十家”。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此外，原六国君臣的陵墓也被刘邦指派了守冢人，此举标志着“战国末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地纷起的盗掘君王贵族陵墓之风，终于开始受到官方的制止”。到了班固著《汉书》时期，“掘冢”已被称作“奸事”，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

尽管汉朝政府已命令禁止“掘冢”，但民间的盗墓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济东王刘彭、广川王刘去这样的不法贵族参与其中。严格来说，这个刘彭掘墓的动机不能称为“盗”，此人残忍嗜杀，常以割剥、肢解、烹煮等方式残杀后宫女子。作恶后的刘彭因担心受害者鬼魂报复，竟“掘出尸，皆烧为灰”。至于广川王刘去，完全就是一个以盗墓为嗜好的少壮贵族，据《西京杂记》载，魏襄王墓、魏哀王冢、晋灵公墓、周幽王墓等皆遭刘去盗掘，但此人更出格的行为是竟盗掘了当朝大臣袁盎的墓，这位汉文帝时期名臣的墓穴中“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令刘去大失所望。刘彭、刘去这两名贵族的掘墓行为既非为求财，又非政治报复，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惧而衍生的变态行为，后者“发古冢”的事迹则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可算作盗墓者中的异类。

乱世之时，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中已经将“毋抉坟墓”作为军纪之一，但到了西汉末年，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墓、毁墓事件。王莽篡汉后，政局动荡，起义军遍布各地。当起义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以囚徒组成一支临时部队迎击，哪知这支部队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将王莽宗族的坟墓尽数挖掘，并“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据《汉书》载，除霸陵、杜陵完好外，“宗庙园陵皆发掘”。赤眉军掘陵过程中，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据《后汉书》记载，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敛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引发了持续近百年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地战火四起，苍生倒悬，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惨象。另一方面，根据乱世起而盗墓昌的规律，汉魏之际也是集团盗墓行为的高峰期。黄巾之乱被平定后，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专权，曹操、袁绍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公元190年，势如破竹的讨董联军攻破虎牢关，进逼洛阳，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据《三国志》载，董卓离开时放火焚烧洛阳宫室，并“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而在《后汉书》中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掘陵行为是董卓指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董卓的掘墓行为很快被讨董联军列为罪行，袁绍与众诸侯歃血为盟时的誓词中便有“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之语谴责董卓。

与董卓焚城掘陵的粗暴行为比起来，讨董一方的曹操则使用了“名正言顺”的方法——设置专司盗墓的军职。在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时代，军饷与物资对于军事集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弥补军饷不足，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掠夺)，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盗墓)，例如《鬼吹灯》与《盗墓笔记》中常提及的“摸金校尉”与“发丘中郎将”就是曹操所设。关于曹操在军中设置盗墓军职的说法最早出于陈琳所作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该檄文中指责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其中还专门提及曹操发掘梁孝王陵墓之事：“……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曹)操帅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也有人认为，曹操军事集团“发丘摸金”一事出自讨伐檄文，有“污过其虐”之嫌。不过，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而他说的“罪状孤而已”以及“恶恶止其身”等话，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设了诸多“疑冢”。民间传说，曹操的“疑冢”有72处之多，这也是一种新的防盗之法。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时也摆了一盘“十三城门同时出棺”的迷魂阵，与曹操的“疑冢”可谓殊途同归。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却是一位坚持要子孙对自己进行薄葬的皇帝，他要求自己的墓地中不建寝殿，不藏金银铜铁。因担心后代不遵从自己的意愿，曹丕甚至发了毒咒，说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将被“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

汉末三国这段动荡时期里，军事集团对陵墓破坏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民间墓冢遭军队盗掘、破坏的记载多不胜数，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的孙吴政权亦“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开创了发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

从“淘沙官”到掘陵“厌胜”

两宋时期，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宋人编著的文言小说《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盗墓的故事，但大多以盗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为结局。然而在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淘沙官”。

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于宋绍兴二年(1128年)受封为“大齐皇帝”，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刘豫所设的“淘沙官”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官方盗墓机构”(曹操设的“摸金校尉”属于军方机构)。关于他设此职的动机，《大金国志》中记载是因为“西京士兵卖玉注椀与三路都统，(刘)豫疑非民间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于是任命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谷俊为“汴京淘沙官”，前者负责“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后者“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可见“淘沙官”的职位名称前虽被冠以地名，但两者实则不以地域为划分，而是以墓葬类别分职，不同等级的陵墓都被作为发掘的对象。

《宋史》记载，自刘豫设“淘沙官”后，“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摸金校尉”相似，主要是为了取财。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厌胜”(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的民变中，“尽掘其先人冢墓”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崇祯年间，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武陵时，杨嗣昌已死，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此外，同时期还发生过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动民众挖掘、明王妃冢遭盗发等事例，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原为凤阳人士，凤阳的皇家陵墓中安葬着他的父母及兄嫂、侄儿的遗骨，陵园区外有城垣，内有护所、祭祀设施，陵前竖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双成对的石像生。后来明皇室虽迁至北京，但对凤阳的皇陵历来保护有加。1635年，李自成攻克凤阳后，下令“焚皇陵”，继而引起天下震动。李自成此举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报复式的泄愤，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农民军将领们笃信风水之说，认为焚毁凤阳皇陵可以破坏明王朝的国运，达到“厌胜”的效果。所以在“焚皇陵”后，农民军竟因此“势大炽”“声势益张”，士气空前振奋。明王朝则与之相反，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凤阳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崇祯皇帝闻讯后，身着素服哭祭太庙，并将“渎职”的漕运都御使杨一鹏斩首。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对李自成耿耿于怀的崇祯皇帝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派明将汪乔年“发(李)自成先冢”。巧合的是，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自缢，灭亡了大明朝。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稳，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来的清军击败，仓皇撤离北京，并于次年败死于九宫山。于是民间很快便有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相挖祖坟，互坏风水的传说，大致是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李自成挖了凤阳皇陵，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也是因为李氏祖坟被崇祯派人给掘了，将两个政权崩溃的原因归结为挖祖坟。这种传说只可能是后人对掘墓“厌胜”之说的一种附会。

其实相信掘墓能“厌胜”的并非只有李自成，在清廷与南明朝廷的战争中，清军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明将郑成功部，进占漳州后，济度“尽发郑氏墓”，想以此诅咒郑家军。在整个清代的战争中，这种发掘敌方墓冢的野蛮行为很常见，无论是求财、复仇或“厌胜”，军事集团的盗墓行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东陵遗恨

清东陵墓葬分布图，清东陵的15座陵寝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

民国成立后，中国虽已在名义上走出帝制，但新兴掌权者们的身上依然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再次应验了“乱世起，盗墓昌”的规律。1928年7月，距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宣布北伐完成才刚过一个月，一宗由军人集团主导的盗墓大案震惊了全国。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东陵，主使军阀孙殿英从此被冠以“东陵大盗”之头衔。此时离清王朝灭亡尚不足20载。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修建，前后历时247年，陆续建成大小15座陵园。东陵埋葬着清朝的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阿哥、2位公主共161人，晚清时期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死后也安葬于此。实际上东陵被盗劫并非到民国才发生，早在1900年庚子国难时期，八国联军就对东陵进行过洗劫和破坏。此外，担任护陵大臣的清室贵族毓彭也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导致许多陵寝中的随葬珍宝被盗卖到市场上。当然，东陵遭遇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盗掘，是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策划的一起集团武装盗墓行动。

孙殿英早年出身行伍，北伐战争前夕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北伐开始后，孙殿英奉命率部与国民党的北伐军多次交战，但败多胜少，一路向北溃退，最终于1928年改旗易帜，被国民政府收编。当时北洋政权濒临崩溃，国民政府的影响又还没完全建立，整个河北地区盗匪四起，秩序大乱。在这段破而未立、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里，如同一座宝库的清东陵无疑成为令军阀与土匪武装垂涎三尺的肥肉。早在1928年6月，奉系军阀集团第28军岳兆麟部的马福田团占据马兰峪后，就滋生了盗掘东陵之心。此时，孙殿英的部队驻扎于马伸桥，据东陵仅有10公里左右，同样想盗墓的他立即以剿匪为名，于7月2日夜下令下属的第8师师长率一团兵力攻击马福田部。两个盗墓集团进行了一轮厮杀后，马福田战败西逃，孙殿英部成功控制了东陵。7月3日，“在孙殿英直接指挥下，谎称进行军事演习，驱逐守陵人员，切断交通道路。又于深夜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墓门，官兵蜂拥而入，破棺掠尸，将能够抢夺的珍宝洗劫一空”。

裕陵与定东陵分别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寝，也是东陵盗墓案中遭洗劫最严重的两座陵墓。乾隆生前自称为“十全老人”，没想到身后却落得陵墓被盗，死无全尸的结局。据《世载堂杂忆》载，乾隆帝陵遭洗劫后，他的遗骸“下颏已碎为二，检验吏审而合之。上下齿本共三十六，体干高伟，骨皆紫黑色，股及脊犹黏有皮肉。……大体虽具，腰肋不甚全，又缺左胫，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竟无从觅”。而该书记载慈禧墓被盗的过程则更为具体，孙殿英的部队剖棺时，“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余。有兵士大呼，速以枪杆横置棺上，防僵尸起而伤人……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颗，亦放白光。玉枕长尺余，放绿光。其他珠宝，堆积棺中无算。大者由官长取去，小者各兵士阴纳衣袋中。众意犹未足，复移动西太后尸体，左右转侧，悉取布满棺底之珠宝以去……”东陵在遭孙殿英盗发后，又有“土匪继入拾遗”，无数珍宝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可估量。

十几年后，孙殿英向军统局的文强谈起了东陵盗墓的往事，孙本人坦言的确是他下令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并承认盗得不少宝贵的陪葬品。他还对文强说，自己后来将从乾隆墓中取得的一颗宝贵的朱红朝珠作为见面礼赠给戴笠，并托戴笠把他从慈禧口中取出的夜明珠转送给宋美龄。此外，文强在《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中还记录了孙殿英对自己盗墓行为的“解释”，他自称祖上是明末抗清殉国的名臣孙承宗，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同时，他还列举了乾隆帝的暴行，“像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孙殿英的这番自辩显然想告诉文强自己的盗墓动机并非为了求财，而是像伍子胥那样是为国仇家恨而掘陵，即其所谓的“对得起大汉同胞”。但根据当时东陵遭劫记述以及其部所洗劫的珍宝数量来看，他的行为又与五代时期的“华原贼帅”温韬没什么本质区别。此外，孙殿英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接受伪职，这更难让人相信其盗墓的动机中带有“民族主义的影子”。(参考资料：王子今《中国盗墓史》;李文治《晚明民变》;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纪录片《东陵遗恨》等)本文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