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生活需要美学：器以载道 花以寄情 花事里的生活美学

诗意生活需要美学：器以载道 花以寄情 花事里的生活美学契此悦目娱心之“花情”，则“花事”亦如诗，定然讲究。梨树下传觞，似“为梨花洗妆，清香泛金瓯”，桃林里弄笛，则“觅百卉之春红，不耻作花奴也”。故此“寻常一样窗前月，因有花缀便不同。”又花有品第，其类繁多，“花气”各自不同，如牡丹雍容，夏荷映日，玉兰清雅，海棠秋艳，杜鹃烂漫，乃至于寒梅俏不争春等，四时有别，皆有所宜。倘置于其中，则飞眠宿食尽在花间，如蝶翩翩，有寻幽之逸。长安城外，诗人杜牧杏园游春，曾有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此间“插花”当是簪花、佩花之语，然或多或少可窥赏花之逸趣，古已有之。陆游也有诗《插花》，诗云“有花君不插，有酒君不持，时过花枝空，人老酒户衰。今年病止酒，虚负菊花时。早梅行可探，家酝绿满卮，君不强一醉，岁月复推移。新诗亦当赋，勿计字倾欹。”亦可见“插花”渊源之流长。北魏琉璃瓶花器

清雍正款粉彩荷莲玉壶春瓶，故宫博物院藏

花道，可谓中国由来已久的生活美学，不仅营造着雅逸的空间氛围，也可观物澄怀，荡涤心尘，乐无穷也。

将草木繁花融于自然生活场景，既是器物审美之全新诠释，又使器物转为“花器”。花器之雅俗品级并非纯粹以价值高低来表达，而是以“器用为上，用之为美”的理念，折花入瓶，通过花卉的“生、丽、寂、灭”重新诠释器物能够“被使用”的真正价值。

折花入室，如花在野，别有妙趣

长安城外，诗人杜牧杏园游春，曾有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此间“插花”当是簪花、佩花之语，然或多或少可窥赏花之逸趣，古已有之。

陆游也有诗《插花》，诗云“有花君不插，有酒君不持，时过花枝空，人老酒户衰。今年病止酒，虚负菊花时。早梅行可探，家酝绿满卮，君不强一醉，岁月复推移。新诗亦当赋，勿计字倾欹。”亦可见“插花”渊源之流长。

北魏琉璃瓶花器

又花有品第，其类繁多，“花气”各自不同，如牡丹雍容，夏荷映日，玉兰清雅，海棠秋艳，杜鹃烂漫，乃至于寒梅俏不争春等，四时有别，皆有所宜。倘置于其中，则飞眠宿食尽在花间，如蝶翩翩，有寻幽之逸。

契此悦目娱心之“花情”，则“花事”亦如诗，定然讲究。梨树下传觞，似“为梨花洗妆，清香泛金瓯”，桃林里弄笛，则“觅百卉之春红，不耻作花奴也”。故此“寻常一样窗前月，因有花缀便不同。”

事实上，早在《诗经》中，即有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知相恋男女以花倾诉衷肠，《南史》里也有“佛前供花”的情景，如“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则是以花之清雅脱俗，表达虔诚信仰。

“花事”风行，花影婆娑，故古人遍访名花异木，以至“车马若狂，长安花贵”，白居易《买花》有诗云“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其中“五束素”所言即是一株花开百朵的牡丹，价昂至二十五匹帛。

此亦可见，文人雅士“惜花”之心，“赏花”之趣，可谓繁花渐欲迷人眼矣。又以花影人，寓感万物，所衍“花道”之风更是日隆。晚唐人罗虬《花九锡》中，有载“花九锡，亦须兰、蕙、梅、莲辈乃可批襟，若芙蓉、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锡之乎？重顶帷（幛风）、金剪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此当是“插花”较早记载。

及至宋时，文人折花入室，如花在野，别是一番书斋妙趣，如吴自牧《梦梁录》中以“点茶、焚香、挂画、插花”合称“四般闲事”。插花则成为“四般闲事”之首。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中，也有“插花”的描绘。

吴昌硕绘《岁朝清供图》

而后元明时期，袁宏道《瓶史》中言“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以花作为文人与自然精神沟通、交融的独特方式，契合“释儒道”所推崇之“澄怀悟道”。张谦德《瓶花谱》、屠本畯《瓶史月表》等亦专为“插花”辑著，由此，“插花”作为“书斋清供”，不可或缺，格调俱足。

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中，亦载“惟每年篱东菊绽，积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则是文士玉瓶供花，席上绝胜，大有借境调心，遁隐于野的意致，无怪乎杨万里诗云“空斋不是无秋暑，暑被花销断不生。”诸多清代画坛名家，如高凤翰、郎世宁、冷枚、金廷标、吴昌硕等，其绘画作品中，也常以“花卉清供”为题材，人文气息盈盈。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作《岁朝清供图》，以瓶梅、水仙、蒲草、秀石诸品组合而成，并置于瓶盆等器物中，以示为案头清供之物。画中，一枝红梅插于花青色的细颈长脖古瓶中，暗香浮动，甚是清逸雅淡。诗人陆凯曾有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即是以疏花朵朵之红梅，置于瓶中供养。另有花盆中翠绿的水仙，大盌内纷披的蒲草等，迎春吐艳，雅妍相兼，亦是俏丽。

陈洪绶的作品，线条厚重圆润，造型古拙，色彩古艳，令人为作品之“古”“雅”“拙”“奇”而折服。鲁迅也极为推崇，认为“老莲的画，一代绝作”。而其所作《岁朝图》亦是格调高古，冰清玉洁的“白梅”，灿烂若朱霞，丹砂染就的“红桃花”，既有鲜明的色彩对比，也有明媚温煦的春意。而古瓶作为“花器”，造型优美，纹饰古典，意态天然，也可凸显花卉之神骨清绝。

正契于此，如今不少文人雅士藉“插花艺术”将“器物美学”与“当代书画”相结合，呈现新的东方“空间美学”，同时传达“器用为上，用之为美”的新文人生活理念，以期能自有一片隐逸天地，潜心于精神复归之所，日夜孜孜，好古敏求，尽抒胸臆。

陈洪绶绘《清供图》

契合书斋趣味者，皆可作为“花器”

中国花器首开“插花”先河，也最是讲究。高濂《遵生八笺》中“瓶花之法”便有关于花器之择选，如“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亦或堂中插花，则“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张谦德《瓶花谱》也言“春冬用铜，夏秋用瓷……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故插花“择器”须品类、形制等适宜，否则恐俗雅不谐，主次难明，流于市井矣。又折花入瓶，则器以载道，花以寄情。

中国花器品类多样，契合书斋趣味者，皆可作为“花器”。

其中文化期彩陶，战汉灰陶，汉绿釉等，极富高古陶之美。相较于明清二朝诸瓷，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清三代官窑等，文化期或战汉时期之高古瓷简单、素雅，亦更新奇，且充满神秘感。其形纯朴稚拙，其风豪放粗犷，艺术张力与生命力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