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七篇（孟子与尽心篇十六字心传）
孟子七篇（孟子与尽心篇十六字心传）中国流传的道统文化，就是这十六字心传，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后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学生曾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这个道统的路线。以后讲思想学说，也都是这一方面。但不要忘记，这个道统路线，与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做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所以上古的圣人伏羲、神农、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他们一路下来，都是走的「内圣外王」之道。 得了道以后，不能没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两腿一盘，坐在那里打坐，纹风不动，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后，还要起用，能够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执厥中」，取其中道。怎么样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着空不着有。这是一个
现在我们讨论《孟子》最后一章《尽心》，这是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孟心传，是构成中国文化中心思想之一。这一贯的中心思想，绝对是中国的，是远从五千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没有丝毫外来的学说思想成分。所以后世特别提出，中国圣人之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心传。历史上有根据的记载，是在《尚书大禹谟》上，其中有帝舜传给大禹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一两千年之后，到了唐宋的阶段，就有所谓的「传心法要」；这是佛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两家还没有分开时的思想。当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得道；那时所谓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这十六字的心传，含义非常广泛。我国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简练，一个字一个音就是一个句子，代表了一个观念。外国文字，则往往是用好几个音拼成一个字或一个词句，表达一个观念。这只是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不同，而不是好坏优劣的差异。
中国古代人读书，八岁开始读书识字，这样叫做「小学」，就是认字。例如「人」字，古文中怎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代表什么观念？如何读音？有时候，一个字代表了几种观念，也有几种不同的读音。所以中国的文字，任何学者、文豪，能认识二三千字以上的，已经是不得了啦！普通认得一两千字就够用了。外国文字则不然，每一新的事物，创造一音、形皆不同的新字，所以现在外文的单字，以数十万计。过去「小学」的基本功课，是先认识单字的内涵，其中有所谓「六书」的意义。什么叫六书呢？就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是中国传统文字内涵的重点。现在读书，已经不先研读「小学」六书了，不从文字所代表的思想、观念的含义打基础，对于小学的教学，完全不再下基本功夫了。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这里是一个介词，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与「危」上下两个词连接起来，而本身这个「惟」字，并不含其他意义。例如我们平时说话：「青的嗯……山脉」，这个拖长的「嗯……」并不具意义。至于下面的「危」字，是「危险」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说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险与端正，看起来好像相反，其实是一样的，端端正正地站在高处，是相当危险的。也因为如此，外国人认起中国字来，会觉得麻烦，但真正依六书的方法，以「小学」功夫去研究中国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如上一代章太炎这类的大师们，就具备了这种基础功夫，钻进去就不肯退出来。现代人写的文章，不通的很多，连多音字都不懂，都用错了。
《尚书》里说「人心惟危」，就是说人的心思变化多端，往往恶念多于善念，非常可怕。那么如何把恶念变成善念，把邪念转成正念，把坏的念头转成好的念头呢？怎么样使「人心」变成「道心」呢？这一步学问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难自我反省观察清楚。如果能够观察清楚，就是圣贤学问之道，也就是真正够得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以道家称这种人为真人，《庄子》里经常用到真人这个名词；换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个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转过来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见，摸不着，无形象，在在处处都是。舜传给大禹修养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专精。舜所说的这个心法，一直流传下来，但并不像现在人说的要打坐，或佛家说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说炼气、炼丹修道那个样子。
什么叫做「惟精惟一」？发挥起来就够多了。古人为了解释这几个字，就有十几万字的一本着作。简单说来，就是专一，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或「一心不乱」，乃至所说的戒、定、慧。这些都是专一来的，也都是修养的基本功夫。后来道家常用「精」、「一」两个字，不带宗教的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人心」，转化为「道心」；达到了精一的极点时，就可以体会到「道心」是什么，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这个「天」，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本能。
得了道以后，不能没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两腿一盘，坐在那里打坐，纹风不动，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后，还要起用，能够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执厥中」，取其中道。怎么样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着空不着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无法详细说明，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简略介绍。
中国流传的道统文化，就是这十六字心传，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后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学生曾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这个道统的路线。以后讲思想学说，也都是这一方面。但不要忘记，这个道统路线，与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做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所以上古的圣人伏羲、神农、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他们一路下来，都是走的「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后，「内圣外王」分开了，内圣之道就是师道，是传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实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君道应该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等于说君王同时是全民的领导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长，所以说是政教合一的。
尽心 动心 知性 忍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全书快研究完了，从前面各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孟子始终没有出来做官，没有担任职务；他是以师道自居，指导当时的诸侯们走上王道的政教合一之路，以达到人文文化的最高点。由于历史的演变，人心的堕落，无可奈何，使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不过他个人并没有落空，他的光芒永存于千秋万代，和其他的教主一样，永不衰竭。
现在最后一章，是他在讲完外用之道以后，讲传心的心法。孟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有传心的心法，因此，《尽心》这一章书，非常重要。这一章以《尽心》为篇名，是以全章第一句话作题目，正是扼要点明重点之所在。
他一开头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几句话，就非常重要了，认真研究起来，十几年也不能研究完，也许一辈子都钻在其中了。
我们先从文字上研究，什么叫做「尽心」？大家平常都会讲的一句话：对这件事已「尽心」了；就是说，一件事情做完以后，成败是另一问题，而去做的人，心总算尽到了。也就是用了所有的精神、心思去做，「尽」就是到底了、到尽头了。依这个观念来解释孟子的话，就是我们把自心的作用，已反省观察到底，然后可以发现人性是什么了。
后来佛学进到中国，禅宗提倡的「明心见性」，也同这里的「尽心知性」的观念有关。佛学的《楞严经》所说的「七处征心」、「八还辨见」，把明心与见性，分为两个层次来解说。乃至玄奘法师所弘扬的唯识法相的最高成就「遣相证性」，也是把心与性分做两个层次。孟子生活的时代，佛法还没有进到中国，佛法正式进入中国，是在孟子之后八九百年到千年之间。所以孟子是在佛法进来以前，就已经提出来先要「尽其心」，把自己心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才可以「知其性」。这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句的根源，能够「尽其心」「知其性」，就可以「知天」。「天」，不是老太太们说「上天保佑」的天，也不是太空科学所研究的那个天象的天，而是包括了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作用；也等于佛法所说整体法界的代号，学问之道就在这里。
在儒家的「尽心知性」学说中，孟子的修养工夫是「动心忍性」，这就是做人做事的修养。「尽心知性」也可以说是静定的境界，是整个修行的原则与工夫。例如遭受打击时，在修养中的人，能把受打击的痛苦和烦恼的心理摒除，这只是有一点修养，一点学问而已，还不算数；要把烦恼的心理净化了，不相干了，才算有一点修行工夫。在儒家来说，才算有一点学问修养的境界了。
什么是「动心」？遇到事故时，在动心起念之间所具有的定力、智慧，所到达的程度；「忍性」则是绝对的大定，借用佛学一个名词来说，就是「如来大定」。例如有一件事，碰到一个人太过分要求，自己恨不得一刀把他杀了，但该不该杀？可不可杀？能不能杀？这之间就看动心忍性的工夫了。他的行为该杀，但在我这方面，不该去杀他，他虽对我不起，但我要对他仁慈、要感化他；可是自己又无法感化他，这些都是动心忍性的真实工夫，并不只是空洞的理论而已。
所以前面孟子就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想修养到动心忍性，如果没有盛经过种种苦难的磨练，是做不到的。所以圣贤之学，不是轻易可以得来的。
青年人学佛修道，就想盘腿打坐，以为便能成道当圣人；那不是圣人而是「剩人」，剩下来多余的人，从人类中拣出来不要的人。连做一个普通的正人都很难够标准，何况成为那个「圣人」！因为我们在动心忍性之间，对于推己及人，仁民爱物，就像佛家所说的慈、悲、喜、舍，等等，而且不但要「仁民」——爱人、对人慈悲，还要爱一切万物，就像佛家的慈爱众生一样，是真正难做到的事。
动心忍性是道的用，道的体是「尽心知性」。后来佛法进入中国，叫做「明心见性」；到了汉朝以后儒道分家了，道家叫做「修心炼性」。性要锻炼，等于佛家禅宗所说的「就是这个」，得道是「这个」，跌倒是「这个」，爬起来也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说是悟了，就像一块石头里面含有金子，也就是从金矿里挖出来的石头，里面可能有金子。可是几千亿万年，无数劫以来，金子被泥土裹住了，黄金和泥土混在一起，必须经过一番烈火的锻炼，才能把光亮的黄金从中取出来，而将泥土——这些习气，化为灰烬。所以道家说要「修心炼性」，先要修炼，在动心忍性或明心见性之间，不经过修炼是不行的。
儒家的修炼为「存心养性」，孟子这里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存的是什么心？存一个仁心、善良之心，一个纯净无瑕，犹如万里青天无片云的天理之心。而养性，把人性原来善良的一面，加以培养、扩大、成长。所以后世儒家阐述，在起心动用上，要做到「亲亲，仁民，爱物」，这是儒家和佛家各自表述不同的要点。
佛法 儒化 儒学佛化儒家和佛家，在这方面，曾经发生过有趣的辩论。佛家指儒家这样行仁道是不错的，不过如果说想要成佛成道，还差一大截路。
可是儒家不接受这个说法，主张圣人做到了就是佛，佛也不过是圣人。双方遂发生了辩论，实际上只是着手的工夫不同。儒家说，你们佛家，动辄讲空，空到没有捉摸处，下不了手，用不上力，只知道空；又没有办法使人类世界达到空，于是丢下这个世界不管，出家去了。这种只为一己修道，六亲不认的做法，是不对的。
儒家又说，你们虽然讲究慈悲，可是实施慈悲的下手方法也错误了。我们儒家则不然，我们讲究仁，我们的慈悲有三部曲，是以「亲亲」为先，首先对自己的父母尽到了孝道，对自己的儿女慈悲。这些都做到了，再慈悲朋友的父母子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慈悲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到爱天下人，而成为「仁民」，视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兄弟，都是同胞。这样推己及人的工夫都做到了，于是「民胞物与」。最后是「爱物」，爱世界一切万物，一步一步来。像你们这种慈悲，试问：假如释迦牟尼佛站在河边，孔子的母亲与他的母亲同时掉到河里去了，请问释迦牟尼先救谁？如果先将孔子的母亲救起来，那是不孝；如果先把自己的母亲救起来，照你们的说法，又是太不慈悲了，孔子的母亲也是母亲啊！
我们儒家的做法很简单，假如站在河边的是孔子，一定跳到河中，先救起自己的母亲，然后再返身跳下去，救起释迦牟尼的母亲。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事，也就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
这一套理论，佛家就很难置辩了。除非说，佛有神通，不必自己跳下水去，两手向空中一抓，就同时把两个母亲救上来了。但是在儒家，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爱你的父母，你也爱我的父母，两人共同爱两人的父母，然后又共同爱第三人的父母，将这种爱，扩大、扩大、再扩大，于是扩大到仁民。所有人类都相亲相爱，最后爱物，不但爱一切动物，甚至草木土石都爱。像你们佛家所说的，是无比的大，一上来就是一个空，反而落空了。
不知道谁的道理对，所以我不喜欢高谈法理，如果做了法官，听听原告说的对，再听被告说的也不错，永远也判决不了，这就是各说各有理。但是我们要注意，在中国的历史上，历代的高僧，都是先走儒家的路子，然后在佛法方面才能够有所成就。即如近代的高僧印光法师，他的著作摆在我们眼前，文句多半出于儒家的精神，但他的教化则是佛家的，可以称之为「佛法儒化，儒学佛化」了。虚云老和尚也是如此，有儒道的底子，对儒家的学问也很透彻。再看明末佛家的四位大师：憨山、紫柏、莲池、藕益，他们对儒家的学说，也是很深入的。
这是孟子学问的中心。可见孔孟之道，不是随便的，因为中国文化，古代文字的表达，喜欢简练；外国的文字，喜欢分析、精详，一个字，一个意义，在事理的表达上、处理上，也是演绎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奇特的民族性，对于太繁细的文字，不大喜欢看，越简单越好，所以中国文字，在简练中有深意。前面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短短的十几个字，就包涵了许多重要的人生修养的最高原则。
他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两句话是讲修养工夫的作用。
「尽其心」，「知其性」，然后「知天」；而「存其心，养其性」是方法。要存什么心？儒家的方法是随时要存善念，所以后世的儒家说：「去人欲，存天理」，这就是至善之念。在古代，读书人怎样去具体实施呢？从前有一种「功过格」，在一张纸上画许多格子，有的是三百六十格，一年用的，每天一格；也有一种是三十格，每月一张，一天一格；更有的是每天一张，上面有十二格，每个时辰一格。每天读完书以后，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墨笔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也有的是在口袋里放了红豆和黑豆，另外挂一个袋子，在书桌的旁边，如果做了一件坏事，或者动了一个坏念头，就投一颗黑豆子下去；如果做了一件好事，就投一颗红色豆子。这样一直反省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灶君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家人的善恶前夕，就要自己去数红黑点子或豆子。如果一年来，黑的多于红的，就要在灶君面前跪下来，自己照数责打自己，而且第二年将是良心上不安的一年。这种反省工夫，做得非常严格，绝对不敢欺人或自欺，更不敢欺骗上天的神明。
所以「存其心」，就是每在起心动念、动心忍性之间，慢慢要做到善念的存心多。所谓「善则养心」，因为人在做了一件好事以后，心里会很快乐，比做坏事害别人痛快得多，这就是「善则养心」的道理。「养其性」这个「性」，是习气之性，养性就是把坏的习气，慢慢变过来，变好了，变净洁了。这种学问之道的修养，是「事天」的，侍奉天的。这个「天」是内在的天性，如信佛的人，也可以说是事佛天；信道教的人，可以说事道天，或者上天也可以，反正有这样一个代名词，代表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力量。
现在讲「心性」是两层东西，还有一样是「命」，这就厉害了，孟子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是短命而死，「寿」是活得长命。后世有一个界限，凡是未满六十岁而死的，都称「殀」，在讣文上，说到他的年龄时，只能说享「年」若干；满了六十岁以后死亡，才能称寿，说享「寿」多少年。
孟子这里是说，一个人生下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在人生的学问修养上，随时都要存心养性，而对寿命的长或短，应无所喜恶。纵然今日修这个道，做这种修养，明天就会死亡，也照样继续修下去，对生死问题，毫不考虑。正如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今天早晨懂了这个道，晚上死掉也可以；假如说修道而长寿，修养越高，寿命越长，也可以。所以，「夭」也好，「寿」也好，要能生死无忧，就了却了生死。这是惟一的不二法门，人生只有一条道路，生死不要被「夭」「寿」的观念所困，非常豁达。真正的寿命，不是这个血肉之躯活得长短的问题，是有没有明心见性的问题。明心见性了，就算明**亡，也是不朽的；不明心见性，活千年也是白活。有人信其他宗教，或者信佛念佛几十年，当他躺在病床上快死的时候，叫他放心抛开生死，安心祈祷或念佛，他却说现在祈祷上帝也不灵了，佛也念不起来了。这就是因为没有明心见性，弄错了信仰上帝、信佛菩萨的真理。信上帝、信佛，并不是求此一血肉之躯的不死，而是要「修身以俟之」，是在明心见性以后，临终放弃此血肉之躯，安然而去，这就是「立命」。
孟子教修身以上三段，「尽心」、「知性」、「知天」是见地；「存心」、「养性」、「事天」是工夫；最后的「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则是行愿。工夫达到了，生死已了，对于是殀是寿都无所谓了。
但是要注意，想要存心养性，必须「修身」。要注意这个「身」字；换言之，所谓「身」，就是由这个身体、五官、四肢、意识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与言语行为。至于怎样「修身」，这里他说「修身以俟之」，俟就是等待。等待什么？等待那个命数，长寿也好，短寿也好，生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了知生死不相关，我只是把我自己的言语举止，思想行为，时时处处事事都在道中，这样建立了正命，等待自己命数尽头的日子随时到来。
如果把道家、佛家的见地、工夫、行愿等修养方法，套上孟子上面这一段话，是可以写一部专书的。
至于「命」，佛家不大管「命」的问题，佛家只管「正命」而活，不准自杀；自杀是非正命而亡，为戒律所不许，所以要正命而死。这和儒家一样，要自然地命尽而死，自杀是犯戒的，也是罪过的。如何去修养正命呢？后世道家就有性命双修之说，到了宋代以后，道家与佛家，就因此而在修持方法上起了争论。道家讲「性命双修」一派的人，认为中国唐朝以后信其他宗教的人，只修性不修命，因此说：「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但修祖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这就是说，只修命不修性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只修性不修命的话，即使修亿万年，也不能得正果，所以性与命双修才行。
佛家不承认这个说法，因为成道以后，证得菩提，是不生不灭，此命长存。这个命不是肉体的命，比肉体的命更伟大，那是儒家道家所说的「天命」，也就是两家所共同承认，不生不灭的本体之性，所以叫做命。而所说性命双修的这个命，就是这个又称做「丹」的命，是肉体之命，乃孟子所说的「修身以俟之」的「身」，为「身命」，后世又称为「生命」。你这个身，是肉身，可以「殀寿不贰」，而我们不生不死的身，为变化身，因此有法身、化身、报身的三身之说。
严格地说，形而上的最高哲学的性命之理，儒、道两家是无法与佛家争辩的，佛家分析精详，归纳的结论也绝对是对的。而形而下的「修身以俟之」，乃至于起用，入世与出世的大乘精神，佛家不一定可以与儒、道两家比。因为佛家空旷、空阔，看起来吓人得大，盖下来昏头昏脑，行起来不着边际，真是法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在哪里？照儒家的说法，法海无边，回头即在最近处，抓住一块木板，慢慢漂流，终必靠岸的。所以他先抓住这个命，再找回到大命，那就不是这个肉体了。后世的道家与佛家的密宗修法，都是以这个肉体去修的。在这方面讨论起来，又是一本大著作了。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这里孟子所说的「正命」，又与后世道家所说「性命双修」的「命」有所不同，而接近佛家大乘菩萨道的戒律。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是孟子在说明一切人的生命存在，生来自有固定的因缘。这也是大家困惑所要追问的问题。既然现有的生命，早已是命中注定，那又何必需要努力修为呢？这不是宿命论吗？其实一般人所谓的宿命论，是认为自己的命运，被另外有个主宰已经定好了，无法改变。其实，这里孟子所说的命，不是他力所定的宿命论。《诗经·大雅·文王》早有「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的古训，由此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素来都不是迷信宿命论的，而是要人人自求多福的。
这恰恰如同佛家所说的命，并非另外有个主宰，早早为你定构一生命运的模式。佛家所谓现有的命与过去、未来的因果关系，都是唯心自造，既非因缘也非自然，其中奥妙，一般人实在很难理解。所以佛家有几句名言：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生事 今生作者是
今生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都是前生的业力习性带来，很难改变；若问来生如何，就看今生做了些什么。在佛家的唯识学中，生命中带来的过去的业力，名为种子，「种子起现行」，由种子发起现在的行为；「现行熏种子」，由现在一生行为的结果，又成了未来的种子。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三世因缘生法的道理，是佛法的透彻之处，真是天衣无缝。我的理解也许还不到家，但我研究各宗教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超越因缘所生法的原则。
但是，孟子所说的，只是现行的命，想要将我们这个现行的命改变，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必须行大善、至善，做到去恶为善，止于至善。这谈何容易啊？有的人在某件事情上，虽然出了钱或出了力，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真正行善；真正的行善，是不为人知的，也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了解，可能还被他人毁谤辱骂。对于这种情况，学佛的人就会想到《金刚经》上的话：「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就是说自我反省观察过去生所造的恶业，到这生余业未了，虽做好事，仍然得不到别人的首肯与赞赏。所以反而要感谢那些责骂、毁谤自己的人，因为他们的责骂与毁谤，使你的余业果报早些消除了断。
另有人怀疑，一件好事未做的人，还做了若干坏事，却生活得那么富裕康乐，这又是什么道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也曾提出一个疑点：「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又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不过他写这篇文章，对这类的困惑不作答案，只提一个问题，让读他文章的人自己去思索。
什么是正命孟子这里所讲的是现世之命，一切都是命定，但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顺受其正」，就是正命地活着。世界上每个人对现实的人生，都是不满意的，当遭遇不好时，或者怨天或者尤人。孔子曾说过，人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最难做到的学问修养，有时明明自己错了而不知道，或反省不出来，于是就怨天尤人。信宗教的人也会说，我再也不信上帝，或者不信菩萨了。其实讲这样的话，已经是最大的怨天尤人了，因为在他心理上是认为自己没有错，错在上帝、菩萨或他人。再不然，正如现在报纸上说的，我没有错，这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的错。试问社会是谁的？社会只是一个名词，是人群结合在一起的大众，叫做社会。换言之，社会即是人群，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呀！明明是自己个人的错，为什么推过给社会人群呢？
再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孔子说颜回的修养最高，「不迁怒，不二过」，他错了没有怪到别人身上。有人只是小的迁怒，例如有人正在生气的时候，别人有事找他，他就骂这人一顿，这也是很明显迁怒的一种形态。可是一般人反省不到，迁怒的结果往往会坏了大事，害己害人。有的夫妇之间，并无大的纠葛，然因迁怒而闹成反目成仇，竟而成为生离死别的悲剧。
其实人性都是善良的，做错了事，立刻会脸红一下，但不到两秒钟，就认为不是自己的错，错的都归之于他人。认为如果不是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就不会这样错，归根结底，总认为是别人的错。人就是这样既不会反省，又常会迁怒他人。真正的修养，在动心忍性之间，能够确实检查出自己的错误，然后「顺受其正」，所受的一切遭遇，不怨天不尤人，不迁怒不二过，这就是正命地活着，也就是佛法所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中的正命。
讲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宋代名儒朱敦儒这两首《西江月》的词，非常豁达，非常自在，和孟子「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很有关联。这是文学中的哲学，大家不妨记住，碰到烦恼的时候，朗诵一番，比求神拜佛的祈祷，或道家、密宗的符咒，更有妙处。
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薄似秋云
不须计较苦劳心 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 况逢一朵花新
片时欢笑且相亲 明日阴晴未定日日深杯酒满 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 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 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苦安排 领取而今现在
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真知道正命而活的人，不会站在岩墙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扩而大之是说明，知道是过分危险的地方，尽可能不去；过分危险的事情，尽可能不做；绝不故意斗狠逞强，去冒可能有意外丧命的风险。
但有一点，当国家民族有难，如果自己的牺牲，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拯救许多生灵，那就毫不犹豫毅然而去牺牲。这也是正命，是圣贤菩萨的用心，如文天祥、岳飞就是。但是不必要的危险，则不必去冒。年轻人喜欢做不必要的冒险性嬉游，就是「非正命而玩」。有一个人在花莲奇莱山堕岩死了，另有一人很不服气，说那个人差劲没出息，他也逞能去爬，结果也爬得不见踪影了。这种非正命而玩，就成了非正命而亡。
所以「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人生的责任尽到了，做完了，一切尽心了，寿命到了，顺其自然就去了，这是「正命」。因好勇、斗狠、赌气而死的，就是非「正命」而死。所以为国家民族而死于战场的，是「正命」，在中国历史上认为，那是为正义而亡。聪明正直者死而为神，这神并不是由什么皇帝封的，而是当时以及后世千秋万代，共同所敬仰的。
中华民族对于「正命」而亡者，有如此尊重！所以信奉宗教的人可以注意。「正命」也就是在儒家的《孝经》中引用孔子说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其实，儒、佛两家的精神是一样的，佛家说，人若无故损伤自己的身体，在自己身上割一刀，那就如同出佛身上的血一样，就是犯了菩萨戒。因为每人都是佛的身体，如果有一天悟道了，就成肉身佛，所以不可以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宋儒陆象山曾说过几句话，大意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真理只有一个，中国是这样说，印度是那样说，大家都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只是言语文字表达的不同而已。
孟子的性命之说，暂时到此为止，和佛家性命之说的思想，非常接近，几乎是一样；如果认为和道家所说的不同，那可并不尽然。下面再看。
你想得乐吗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这一段是孟子对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所作的阐释。这是真学问、真修养，讲如何做工夫。
「求则得之」，当然最初要自己立志（发心）求道，道就在自己本身，诚心去求，就可以成道。「舍则失之」，如果不立志发心去求，就无道可得了。「求在我者也」，因为道是向自己内求的，只要活着就有命，有命当然就有灵性的存在，会思想，有感觉，就有心。有心、有性、又有命在，那么一切性命之理的大道就在自己这里，不必外求。
佛家主张无我，是不要另起一个妄心之我，而求真我。所以小乘的基本理论，讲的是苦、空、无常、无我；而释迦牟尼佛涅盘的时候，又翻转来讲了四个字：「常乐我净。」他刚生下来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就指明了人人自性本来有个天真的我，但这个我，不是另起妄念的我。佛在人世间几十年，在他将涅盘的时候，问他证得了什么，他说我已经证得本自寂灭「常乐我净」，那个天真的自我找到了。所以孟子也说「求在我者也」，等于同一道理。
孟子又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道是有方法的，但是想要得到这个道，则「有命」，要有正命，非正命不行。有的人修道，拼命注重任督二脉、奇经八脉的打通，结果往往不是高血压而死，就是得了或轻或重的神经分裂症。因为「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像这样的「向外驰求」，是没有益处的，不是穷理尽性的「内明」，只是把生理反应的境界、工夫，当做是道，没有找到真我，所以不能成道。其实那些感受并非坏事，那只是身体气脉变化的境界而已，境界是会变化的，是无常的。
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现在活着的自身，就和宇宙的功能一样，没有一点缺损。活着性命的本身，具备了下地狱的种性，也具备了上天堂的种性，更具备了成佛成圣人的本性，当然也具备了成**的性能。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相当严重，佛法也如此说，只是将「我」字换成「如来藏」，含藏了一切种性的功能，别名「真如自性」。
现在孟子告诉我们，求道怎么求，「万物皆备于我」，一切都在我自己这里，所以要向内自求。庄子也有「与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概念，如何求法呢？只要「反身而诚」就到了。不过要注意，他不是说反心，不是佛法中说的观心，也不是看念头。「反身」，反哪一个身？怎么反？瑜珈术有倒立莲，头顶在地面，脚向上直伸，这不是孟子说的反身，那还是向外求；所谓「反身」，是要找出自己的真身本体来。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在佛家的《心经》也说了，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道理。平常我们把这个肉体的现存之身，看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表达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则在世间的应用上，这个存在的生命，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找到那个真身本体，那个永远存在的生命，把那个重要的东西找到而常存不变，这就是孔孟之道所讲的「诚」，那就「乐莫大焉」了，身心内外，充满了快乐。我们看到许多修道的人，面有菜色，或愁容满面，或一脸怨恨，或神秘兮兮，这都是非道。如果是「反身而诚」的，绝不是这种样子，而是慈、悲、喜、舍的形象，就像是「弥勒佛」一样，笑口常开，充满了喜乐，逗人们开心。他笑些什么？有一副对联说得好，「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就是「乐莫大焉」的样子。
从前大寺庙的建筑，就是一个话头，具有深奥的含义。一到山门口，就看到哼、哈二将，一左一右，一个是鼻子哼气，一个是张嘴哈气，表示进入此门是呼吸间的事，要注意，呼吸是很重要的。再进内是四天王殿，两边是四大天王，又称四大金刚，一个手中弹琵琶，听声音，就是声闻；一个手执雨伞，发慈悲心，遮覆天下人；一个手拿宝剑，斩断一切情丝烦恼；一个用手执蛇（绳索），降伏群魔。这四大金刚的形象，就是告诉人们修养身心的方法，同时也代表了见、闻、觉、知的作用，所以着手用功的人，都没有离开见、闻、觉、知四个重点的转化。
天王殿中央供奉的是中国式的弥勒佛，转过来背面供着的是韦驮菩萨。这位护法天神站在那里，端庄、正直，手持降魔杵，有英雄大丈夫的气魄。如果是双手「合十」，作问讯状，降魔杵横搁在两手的臂弯处，这个寺庙便是「十方大丛林」，游方和尚可以在那里挂单；如果两掌压住降魔杵头，植地而立，则是「子孙丛林」，不大接待外来的游方和尚。据说韦驮菩萨本来是站在山门外的，因为他的职责是护法，出家和尚或在家学佛的人，有犯戒不对的，他看不下去，举起棍子就把人打死了。由于佛慈悲不忍，故而叫他对面而立，这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后来韦驮菩萨是面对着佛。
再进去到了大雄宝殿，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左边是迦叶，右面是阿难，两旁有十八罗汉。有的大丛林专门供有罗汉堂，五百尊罗汉形貌完全不同。大殿后面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就是入世行善，救苦救难，不求人知。这样的寺庙，就等于说明了全部的佛法。
这些道理，都在「反身而诚」一句语义之中，做到「反身而诚」，就发乐了。例如修止、修观、修定、修慧，都要「反身而诚」。又如修不净观、白骨观，以及安那般那（观出入息），也都是「反身而诚」的修法，工夫到了「乐莫大焉」，可以发暖得乐。读了孟子的这些话，也可见儒家亚圣的孟子，的确不同凡响，是有实际修养工夫的。
讲到行为，做工夫，行慈悲，要「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要勉强自己去做。人最会原谅自己，例如说修止静（打坐）的工夫，一天最好多坐几次，自己却会说忙得很，没有时间。所谓忙，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并不是真忙；其实是怕坐久了一身酸痛。这就要「强」迫一下，勉强自己去修正，对待自己不好的习性，不可太过放任，要带一点强迫性来自我转变。「恕」就是做人做事的时候，对别人要仁慈、宽大，饶恕别人，这是行愿的基本。换言之，「强恕」的两个要点，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如果这样做去，「求仁莫近焉」，仁的境界就来了。仁是儒家所用的一个代名词，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此心活泼泼的，空灵的，本来无一物的」那种境界。
谁有惭愧心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又说：「行之而不着焉」，大家的生命，本来都在道中，「习矣而不察焉」，因为被行为习惯所蒙蔽了，自己不知道，也就是《周易》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天天在道中行，不知「道」在哪里。试想想看，我们能不能知道，早晨一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无从自知。念头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可是每天的言行举止，念头都在喜、怒、哀、乐的情绪中搅扰，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心性」本来清净的真相了。大家被无始以来的习气所左右，烦恼就来了，可怜得很。因此「终身由之而不知，众也」，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有道，但没有反省自修，反而迷心逐物，向外驰求，这样就叫做平常人，也叫做凡夫、众生。
从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不这样深入去研究，而又随意批评孔孟只是教条，那只能说是自己没有彻底了解其中的内涵罢了。
上面这几段，如引各家的学说，来作详细的阐述，可以写成一部有关性命之学几百万言的专书了。但「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因为记问不是学问，只是知识的传播而已。例如韩愈所说的师道，是「传道、授业、解惑」，那就比较接近人师的榜样了。所谓「授业」，也不是传授技艺之业，而是立德、立命的基业。《孟子》中的这一段，内容广泛得很，为真学问之所在，我只是扼要地提出来一点点，大家须要再做深入的研究。
孟子接着说的，还是修养的道理。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这「无耻」两个字，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好像变成一句骂人的话，不大好听，不容易被人们接受。所谓「耻」，换一个名词来说，就是惭愧心。我们常常会对人说：惭愧！惭愧！这就是「耻」，就是知耻；那件使你惭愧的事，往往是无耻之事。如果做人做事，不知随时随地反省检查自己过错的话，德行是不会有所进步的。如果能时时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的过错，那么这一天活着的生命，就是有耻，就是有惭愧心。假使犯了过错，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自我辩护认为没有错，甚至推过于别人，那是「无耻之耻」，那就真正叫做「无耻矣」，也就是根本无惭无愧了。
孟子再说：「耻之于人大矣」，有惭有愧之心，是平常进德修业最大的关键。佛家学说也是如此，认为惭与愧，是人生修养非常重要的善行。「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有些人，非常聪明伶俐，做错了事，自己运用机心，很巧妙地为自己辩护，肯定自己没有错，这一类「机变之巧」的人，就是用心极不诚实，非常狡滑的人。「惭愧」两个字，对这种人根本用不上了。
孟子又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简单地来解释这句话，就是当你不如人的时候，假如自己还没有惭愧心，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和人家一样呢？人都有好胜上进的心理，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却困于自己的坏习惯，只是自卑，不肯自求进步。其实，不必怕不如人，只要发一个惭愧、有耻之心，自己努力，别人也许十天就能做到，自己百日、千日总可到达与别人同样的程度吧，甚至超越。可是一般人，往往不会自我承认无耻，反而容易犯一个自卑感的毛病。例如看见同学有很高的成就，就不敢去看这个同学。其实深刻进一步来说，能够有自卑感，已经是有知耻的动机，但是必须要拿出勇气，不要被自己的自卑感淹没，更要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所谓「知耻近乎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做人做事要这样，修养心性更要如此。
贤君贤士最平凡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说，古代的贤王、圣明之君，都是好善的，对于国家的决策，只注意如何有利于国家、天下、社会、人民；自己虽为一国的领袖，且有绝对的权力，可是他忘记自己的权力。换言之，他只着眼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去考虑如何增加自己的权力。在制定政策时，只要是对国家社会，对老百姓有利益的，就下定决心去做，并不考虑这个决策是否损害自己的权势，更不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为出发点。同样地，一个领导人，甚至一个普通人，也都应该有这种精神。但是，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例如一个人很有学问，但往往会自认是饱学之士，看不起别人。其实应该忘了自己「有学问」这回事，在街上看见一个推车的、挑菜的，也要谦虚，想到自己还有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可是，一般人连穿一件新衣服都忘不了，走在街上，要多拉几次衣服，似乎怕别人不知道；如果有人赞美他的衣服，他更会沾沾自喜。所以忘了自己所拥有的，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权力而能够忘掉，就是保持了一分天真、善良与仁慈的童心。这是古代内圣外王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个人基本修养的本份。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乃至于出家当和尚的，本来很平凡，慢慢被人尊称「师父」，再被尊称「大法师」或「上师」，这样对他三叫两叫，他便自以为是活佛了。一般人除夕过年的时候，口袋里多了一些钱，自己就会「抖擞」——炫耀、自满、自傲——起来，这就是不能「忘钱」。在古代的圣王之中，能有「好善而忘势」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孟子说，上古有德行的读书人，也能做到这样，自己有权势，忘记自己的权势；自己没有权势，则忘记别人的权势，这也不容易。但是，忘记别人的权势，并不是傲慢的态度。如果心中有傲慢，认为你越有钱有势，我越不睬你，这非但不是忘记，反而表示注重对方的权势。这就是我慢，觉得自己比那些有钱有权势的人更伟大。如果此心平等，安贫乐道，就会把一切人都看得平常，不论别人有钱有势或无钱无势，总归都是人，以平等心对待，既不傲慢，也不特别轻视或尊重，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礼貌，应如何便如何。如果认为对方有权势地位财富，自己故意「以贫贱骄人」，不予理睬，而表示自己清高、了不起，这就已经错了，「起不了」啦！这只是自卑感在作祟而已。
孟子说：「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古代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只问人家有没有道德，不问人家有没有地位、权势，忘记了对方的权势。所以古代称赞高士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美德，因为他心境平淡，忘记了这些权势地位。例如宋朝的杨朴，始终不肯出来做官，宋真宗仰慕他的名，几次要他出来，他都不肯。最后宋真宗派人到他家里坐候，他没有办法，只好到京城里去见皇帝。宋真宗对他说：现在终于把你请来了，你是喜欢作诗的，而且诗作得很好，一路上一定有不少好诗了。杨朴说：我在路上没有作诗。宋真宗说：那么你离家的时候，你的朋友们一定作了许多好诗，为你送行吧！他说，朋友们也没有诗，只有我内人（太太）作了一首诗送我。宋真宗说，那你太太的诗怎么说呢？杨朴就念出来他太太的诗：
更休落魄耽杯酒 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了这首诗，哈哈大笑，因此送了他很多礼物，放他回去，表示再不叫他做官了。实际上，谁知道他是不是假太太之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宋代历史上，这类的高士也不少。
再说孟子说的这类高士，并不是傲慢，也不是看不起政府，他只是不需要攀附权贵而已。例如宋代的邵康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像他这样有大学问的人，欧阳修、司马光这帮好友，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说，在政治上有你们出来，就已经很好了，我的身体又弱，不要为我添麻烦，让我在家瑞安享余年，能活几岁，就活几年吧。老朋友无论怎样邀请，他都不肯出来。
又如现在年轻人看别人的文章，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也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由自己来写，苦写三天也写不出来。有些人看似满肚子学问，办个刊物，写上一年，学问也就写完了。要知道，学问的补充很难，成本很大，说不定读了一年书，两篇文章就写光了。不要以为自己本事大，所以人要能知耻。「知耻」不一定要含羞，而是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做出超越自己分量的事来；假如自己做了超越分量的事，就必定招来耻辱。例如举重的选手，自己只能举起九十公斤，偏要去参加举一百公斤的比赛，结果不但得不到冠军的荣誉，反而招来失败的耻辱。这种太过超越自己能力的行为，就是不知耻的结果。有时候，人狂起来就忘了自己在哪里，像一些学佛的青年，「未得谓得，未悟言悟」，自认为开悟了，就了不起了，那是「开误」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多么平淡！多么谦虚！开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有人恨不得在头上写个「悟」字，那是迷之又迷了。
因此孟子在这里说到，古代的贤君、贤士，始终觉得自己很平凡，所以面对势利，不感到势利；面对贫贱，不感到贫贱，因此能够独立而不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