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决定你的命运(哪怕命运决定了你)
没有人能决定你的命运(哪怕命运决定了你)当然这都是现实的命运,我们这个都好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都讲到,我当初如果不那样的话那就会怎么样,那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那一瞬间决定了我的命运,一般都这样说。但是史铁生这个时候考虑童年之门,是立足于一个务虚的层次上看的,一旦你务虚,你就会觉悟到所有的门都是同一个“我”的门,虽然我没有进到那个门,但是进了那个门的人也是我。写作就是文学的思想之所在,你眺望什么,不是眺望今天多少物质的回报,而是眺望文学的圣地。那么写作由此就成为了他的命运,他自从坐上轮椅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只能是写作。走上这条路颇为不易,这是一条务虚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叫《务虚笔记》,当然也可以叫“超越之路”,务虚就是超越。我们日常太务实了,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想想务虚的问题,超越一切,包括物质利益,包括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痛苦。《务虚笔记》里面讲了“童年之门”,那就是命运开始的时候,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开始是命运在敲门
文 | 邓晓芒选自《史铁生是怎样思考自己命运的》史铁生的命运观,大家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惨遭那样的疾患,面临生死抉择,命运这个概念马上就跳出来了。史铁生21岁那一年,用他的话说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纪上,忽地就残废了双腿”。他当时就知道,无论他还能活多久,他这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怎么办?他狂躁过、绝望过、伤心过、自暴自弃过,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他开始思考,他还这么年轻,21岁,他不得不思考。在他的年纪,他更愿意到世界上去闯荡一番,去猎奇、冒险、成就梦想,但是现在他只能沉思默想了,他是被逼无奈。
他想到了命运的问题,他有一段话: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上帝安排给我的命运注定如此,上帝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们有限的人怎么猜得透,不要埋怨、不要抱怨。因为有我,还有很多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命运,所以人间才精彩纷呈。这个当然是斯多葛派的命运观,这是在西方很有名的、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他们认为,上帝让每一个人在世界大剧场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你反正得走,命运已经规定好了,你总得走。当然这个观点融入到了基督教的思想里。
古罗马时代就流行着一句谚语,“人间是一个大剧场,每个人在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后来基督教讲“天职”,不管你是当总统,还是当扫地的清洁工,都是你的天职,上天安排的,没有等级之分。既然你承担了这样一个职位,你就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很消极。但是也不一定,一个人病到了史铁生那样的程度,宿命论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心灵救助。通常中国人也讲,这是命,你得认命,你不可改变。既然不可改变,你抱怨什么呢?你抱怨无济于事,你只得忍受。
史铁生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你会觉得自己有可能更不幸运。他把命运、灾难相对化了,我觉得难忍受,有人比你更难忍受。有人劝他拜佛,他不愿意,他认为怀着功利的目的拜佛是玷污了佛法,不应该认为命运欠你什么。他读《圣经·约伯记》,悟到“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约伯无缘无故受到了各种折磨,灾祸降临到身上,其实是上帝和魔鬼打赌,魔鬼说你把灾祸降临给他,他就不信任你了,上帝说你可以试试,于是魔鬼给约伯带来种种灾祸,但是他仍然坚信。不断的苦难就需要不断的信心,不可贿赂谁,也不要埋怨谁。由此他走向了一种真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哪怕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哪怕它给我带来的只是灾难,我还信,我仍然信。不要通过牺牲一点什么东西去献给神佛,换取一些什么东西,命运不受你的贿,但有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谛。信仰的真谛就是希望,就是仰望,希望来世。甚至不一定是来世,而是希望一个暂时看不到的,或者也许永远看不到的结果。
但是神在哪里?史铁生说神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但不一定能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神只存在于这样一条路上。他说“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应该仰望的方向”。一个是路,一个是方向,一个是眺望,这几个词都是非常关键的。信仰就存在于这几个词里:道路、仰望、眺望、希望。
写作就是文学的思想之所在,你眺望什么,不是眺望今天多少物质的回报,而是眺望文学的圣地。那么写作由此就成为了他的命运,他自从坐上轮椅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只能是写作。走上这条路颇为不易,这是一条务虚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叫《务虚笔记》,当然也可以叫“超越之路”,务虚就是超越。我们日常太务实了,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想想务虚的问题,超越一切,包括物质利益,包括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痛苦。《务虚笔记》里面讲了“童年之门”,那就是命运开始的时候,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开始是命运在敲门。童年之门就是这样的门。童年有很多的门,他把童年设想为一间美丽的房子,房子里面有很多个房间,你走进了一个门就会与其他的门永远绝缘。而另外一个人走进另外一个门,他的命运跟你也可能就完全不同。
当然这都是现实的命运,我们这个都好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都讲到,我当初如果不那样的话那就会怎么样,那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那一瞬间决定了我的命运,一般都这样说。但是史铁生这个时候考虑童年之门,是立足于一个务虚的层次上看的,一旦你务虚,你就会觉悟到所有的门都是同一个“我”的门,虽然我没有进到那个门,但是进了那个门的人也是我。
他说,“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别人的命运也许不是你的命运,但是别人在他的命运中的所思所欲同样是你的所思所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务虚的层次上,你描写他人就是在描写自己。他人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你在描写他,就是在描写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撇得太干净,好像我写的恶人就是我的批判对象。你的批判对象其实也包括你自己,而这就是人们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性。
我们在作品里看到一个丑恶的人,一个坏人,其实那就是作家的可能性。作家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没有对坏人的体会,他怎么写得出坏人来?这就是在一个非常务虚的层次上谈问题了,事实上我当然不是坏人,但是我可能是坏人。西方基督教所谓的“原罪”也是这个意义上谈的,中国人很难理解。原罪,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干干净净的,为什么有罪?基督教解释说他没有罪,但是他可能有罪,他有潜在的可能性。因为人是自由的,他可能变成天使,也可能变成魔鬼。一个小孩子生下来那么可爱,但是一步步走来,过三五十年再来看他,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站在可能世界层面上看问题、谈问题,我们就可以消解宿命论。
宿命论就是命运不可抗拒,你只能被动接受,我刚才讲了,这看起来非常消极,但是如果你立足一种可能世界,你就会反思到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的决定作用和责任能力。决定作用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哪怕命运决定了你,你也是可以选择的。还有责任能力,哪怕这是你的命,你也得为你的行为负责,不能推诿于外界和别人,说既然我命中注定这样,我就可以不负责了,不是我要这样的,是命中注定要我这样的。不对,因为你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有它的决定作用,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于已经被命运决定了的现实世界赋予自己特有的意义,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怎么对待你自己的命运。
比如说史铁生的残疾,使他看清的人的命运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甚至于荒诞性。这个没有道理可讲,为什么我就突然残废了,那么多人就没有残废,唯独是我?我为什么就这么倒霉?没有道理,想不通。然后他站在务虚的层次上,悟到了其实残疾是人类的普遍命运,还有比我更惨的;或者说哪怕是比我更好的、更强的,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限度,都只是残疾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你相对来说如何受到命运的支配,当你眺望神的时候,你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你可以掌握命运。命运虽然决定了你,但是你一旦起来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就可以利用它来干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你既定的命运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这就是文学、艺术、音乐、诗歌、写作等等。
在这样一些行为之中,在这样一番事业之中,命运成为了你自己作品的材料。你必须有命运,必须有材料,不是说我写作,我的音乐、我的艺术凭空就能够产生出来,达到自己的高度。而是面对命运,我怎么对待它,在战胜和支配命运时才会产生出作品,产生出写作。而命运在你的写作中就成为了你的作品的材料,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倒成了你的创作不可缺少的了。这就是史铁生所发现的一种崭新的命运观:命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之运动。
这个崭新的命运观已经有很多人在说,像存在主义讲,人是“被抛入”他的自由之中的。所谓被抛入,那就是命运;但却是被抛入到自由之中,你不是被抛入到一个事物之中,而是看你怎么样抉择,看你怎么样发挥你的自由意志。命运提供了你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对象,这个抛入就非同一般,自由才是你的命运,或者说,你生来注定是自由的。这样一解释,你的命运其实是由你自己所造成的,你整个的命运最初看起来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你自己所造成的。
这种命运观在中国前所未有。中国传统的命运观只不过是士大夫们的某种使命感,最著名的,像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都是由于失宠于当道,怀才不遇,惨遭厄运,靠写作“以舒其愤”;但经历了磨难以后,却可以大有作为。还有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都是历史的经验,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司马迁自己就是受了宫刑,结果写出了《史记》,这是多么大的成就!但这仍然还是功利的角度,这些成就都是有利于国家兴亡、世代传承的一种政治文明,然而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谈,就还没有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次。
而在史铁生那里,人的命运是荒诞的,偶然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不是什么历史使命。史铁生当年残废了,坐上了轮椅,从来没有说从此就意识到自己担负着天降之大任,更没有想到借此磨难可以成为伟人。你甚至不能问: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恰好就是我?因此也谈不上什么“郁结”、“发愤”这些概念,而首先是认命,我就是这个命。但是认命以后是生死的问题,你是生是死,取决于你的生命力是否强悍。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残废了,但是你的生命力有没有那么强韧,你的自由意志是否觉醒?我人还活着,我的自由意志是否还活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话,孔子也好,屈原也好,都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孔子命运不好,但是他作《春秋》,为什么一定要作?屈原被放逐了为什么一肚子的《离骚》?庄子就告诉人们,只要一个人心态放宽,残疾人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庄子》中举了大量的残疾人的例子,说“畸于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在人看来是畸形的,残疾的,但是他“侔于天”,是天然的。
在大自然的眼光中,自然的东西没有畸形的,只是在人看起来是畸形的。又比如说屈原,行吟泽畔,悲痛欲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怎么办?没人理解他。当时遇到一个渔父,老庄的信徒,劝他“与世推移”,“不凝滞于物”,要顺其自然,安安心心过你的日子就行了。但是屈原没有听他的,屈原总觉得自己是国家栋梁,放不下这个架子,最后只好投水自尽,恨恨而死。屈原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放下了这个架子,你曾经是国家栋梁,或者你想要成为国家栋梁,但是做不到。怎么办?于是援引老庄,建立了“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中国士大夫这点已经确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此再也看不到像屈原那样极端的诗人。
中国人的生命力在老庄的哲学里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封存,他在大自然里,在自然界里面可以得其所哉,自得其乐,可以排除世俗的烦恼,官场的失意、情场的失恋、商场的失手,都可以经过老庄哲学得到解脱,不至于不活了。但是这种生命力由于弃绝反思,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能量。现在让你隐居山林也好,远离世俗社会也好,固然是自由,但是缺乏反思。什么是反思?就是说你自由了,你拿这自由来干什么?老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干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在山里隐居的人,据说现在隐居终南山的人已经达到5000多隐士,他们什么事也没干,把隐居当自己的事业。而这样不干什么的水平实际上是儿童的水平,返璞归真,归到儿童的纯真,这样的自由自在放在那是没用的,封存起来了。固然把人的自由封存起来,保护起来,但是无法调用,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株不堪器用的大树。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道家的信徒隐居起来,他们大可以干很多事情啊,比如研究文史哲,研究数学,研究自然科学,从事文学艺术生产,得产生多少创造性的成果、学术成果、科技成果和艺术成果!对人类的精神事业得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不干。当然有些人为了长生去炼丹,也许有一天会促进化学的发展,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这个。他们没有一种纯粹为了兴趣而超越此岸的彼岸追求。例如在数学领域,那叫“屠龙之术”,所以中国没有产生欧几里得那样的几何学。他们的自由只是儿童的自由,维持在儿童的水平。最后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就是屈从于命运,很少有积极的成果。
史铁生则不同,他一直在那里眺望,眺望到了命运的源头,命运从何而来。既然是上帝给他规定的命运,既然他不可解释,既然是那么样的没有道理,那他只有信仰,只有对彼岸精神世界的希望,这是他眺望的目标。他从这里可以找到此岸的生命力勃发的强劲动力。彼岸世界就是可能世界,彼岸世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可以作为人追求的目标。他在可能世界中进行精神的创造和写作,活出了人样,人就该这样,不被命运所打倒,不被命运所战胜。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面讲的,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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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的思想做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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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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