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矿区小（井陉矿区女孩混）

井陉矿区小（井陉矿区女孩混）回到学校时，见到爸妈，他们远远就冲我笑，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女儿考砸了咋办。据说以前高考完，高三学生总因情绪不稳干一些疯狂的事，有的还闹出了人命，老师们总是神经紧张，彻夜在校园各个角落巡查。到我们这一届时，学校要求高考结束当天所有学生必须离校。记得那天天气很好，走出考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阳光洒在身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看到了天高云阔的美好未来。成长在二十几岁的年纪里，你得到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成长！

作者简介：

屈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世界周刊》责编，井陉矿区人，河北正定中学02级毕业生。一个女孩，读书、毕业、工作、嫁人、相夫教子，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七年里，她换了四次工作，闯过北上广，走遍了半个中国，还去了趟联合国。跟所有年轻人一样，她也曾迷茫失落，看不到前方的出路，她也曾失恋痛苦，理不清生活的烦恼，但她始终相信，只要太阳照常升起，就可能迎来海阔天空。

从18岁到30岁，她经历了怎样的成长？

这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故事，希望给同在奋斗路上的你带来一丝温暖和力量。

成长

在二十几岁的年纪里，你得到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成长！

• 十一年前：吾家有女初长成

记得那天天气很好，走出考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阳光洒在身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看到了天高云阔的美好未来。

回到学校时，见到爸妈，他们远远就冲我笑，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女儿考砸了咋办。据说以前高考完，高三学生总因情绪不稳干一些疯狂的事，有的还闹出了人命，老师们总是神经紧张，彻夜在校园各个角落巡查。到我们这一届时，学校要求高考结束当天所有学生必须离校。

我家在外地，同乡的几个同学大多认识，有个男生的爸爸在医院工作，调了一辆废弃的救护车负责把我们几个的行李一并拉回家。我爸拉着旅行箱到教室把我所有的书搬了出来，我妈在宿舍帮我打包了铺盖和衣物，三个人把所有行李塞进救护车时，已是黄昏。夕阳下，一群鸽子飞过，那一刻，我觉得仪式感超强，我的高中时代结束了。

2002年，我顶着一个井陉矿区“区状元”的美丽光环考进河北正定中学。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胖丫头，留着超短发。我骨子里傲娇，因为有个光环，却不曾想第一次月考就遭受了巨大打击，数学满分150分，我却只考了75分。记得拿到成绩的那天晚上，我哭到半夜，现在想来，实在不明白为何哭得那么伤心，只知道自那一刻起，光环消失了。

因为选择了文科，从来也不觉得生物搞不懂染色体是什么鬼或者化学考试44分是多么羞耻的事儿。唯独数学，令我心生恐惧又十分在意，虽然初中也玩得转奥数，能自学所有课程。我现在都记得这样一幕：自习课时问数学老师一道题，他激情四射地讲完后，瞪大眼睛问我明白没有，我慌得只敢点头，其实还是一头雾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二文理分班，文科班来了一位新的数学老师，说话慢条斯理，解答细致详尽，第一节课就告诉我们高考是考基础知识。于是，我在高三复习时，真的把所有数学课本仔仔细细看了三遍，弄懂了所有知识点和习题。还别说，这种办法对我果然有奇效，吃透了原理，自然触类旁通，高考前也能在摸底考试中拿到140多分，至今说起来，还能让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每天的吃饭时间，正中会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几乎是我们当时了解世界的唯一途经，不曾想很多年后自己也成了做新闻的人。每天晚饭后，我会写一篇日记，内容大多是学习心态和方法总结，偶尔也会畅想一下虚无缥缈的未来。晴天时，我喜欢站在教室窗边看蓝天，经常会看到鸽子成群地飞过，偶尔还会看到一道道飞机划过留下的白烟。学不下去时，几个好朋友去操场压跑道，幻想一下大学生活，感叹理想真远。

高中时，大多数同学没有手机，只能通过宿舍固定电话跟家里联系，而我还能不时收到我妈给寄来的信。内容除了嘘寒问暖、加油鼓劲，还有她平日从各种报纸上剪下来的备考法宝，这是她独有的爱的表达方式，现在还偶尔唠叨，为了我高考她多费心。高二时，非典来袭，我们被关在学校两个月，天天消毒查体温，班会主题除了疫情播报就是防疫科普，我们也并不觉得无聊，学校为了不让我们精神紧张，每周给放场电影看。因为食堂的菜品匮乏，加上突然觉得身型很重要，我在那段时间减肥成功。这一年调整宿舍，我被安排跟3个高三学姐一起住，提前感受了高三节奏。四个人倒也性情相投，相处和睦。后来等我高三备考时，她们常会寄信给我，信里都是真真实实的大学的气息，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进入高三后不久，我迎来了18岁生日。那天刚好放假回家，妈妈专门给我买了蛋糕，吹了蜡烛，拍了合影，像模像样地过了一个“成人礼”生日，谁也想不到，三个人再聚在一起给我过生日，竟是10年之后了。

十几岁的年纪里，我是那么渴望长大，那么期待成长带来的新鲜和惊喜，哭过，笑过，可终究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天真。高中的三年，似乎高考就是我的唯一目标，可在跌跌撞撞奔向终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完成了人格的初步塑造，那个美丽的梦想开始在心底萌芽。

• 七年前：体验成长苦与乐

大学毕业前，我从四年的日记里精选了10篇编辑成册，取名为《成长》，跑去印了几十本，当作毕业礼物送给同学老师，也送给自己。记得扉页里有这样一句话：“曾经那些所谓的酸甜苦辣，如今都散发着淡淡清香。我懂了，这是成长的味道。”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没能考上梦中的大学，但也还算发挥正常。拿出一张纸，把所有可以上的学校列了一遍，跟家人讨论了一天，选择了四川大学。两个月后，父母陪我踏上南下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见长途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开河北省。1500多公里，24个小时，第一次硬座火车旅行让我兴奋不已。华灯初上时，到了目的地，川大新校区占地7000多亩，我当时忍不住感慨：怪不得叫大学，真大！报到完，父母把我安顿好后便匆匆离开了，他们放心不下扔在家里的两个妹妹。望着父母远去的背影，我知道今后的路都得靠自己走了。

大一时，我还延续着在正中养成的好习惯，早起早睡，整理内务，课前早读。但就是这些“好”习惯，让我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觉得这姑娘天天那么早起床，一天打扫两次卫生，不打牌不看电视，走路跟风一样，简直是个怪胎。可惜我依然我行我素，早饭后河边早读，午饭后草坪上跟着MP3练语音，全然不理会旁边的一对小情侣在做什么。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几乎所有专业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也是在那个时候，跟几位老师成了朋友，却没有跟班上同学打成一片。大一进了学生会组织部，在填写通讯录时，我因为没有qq号被大伙调侃。听同学们讲他们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时，我竟然有点痛恨我的高中，怨它剥夺了我的所有爱好，阻隔了我与外界的连接。而生活上的不适应更加重了这种负面情绪。四川的冬天特别阴冷，很少能见到太阳，室内又没有暖气，我当时已经瘦到不到90斤，还是一个不能吃辣的主，根本扛不住那种冻到骨髓的冷。图书馆有空调可以取暖，我就天天泡在里面，直到晚上闭馆音乐响起，一路小跑回宿舍，热水洗漱后赶紧躲进被窝，里面放了三个热水袋取暖，但还是会在半夜被冻醒，有时候冷得直掉眼泪。后来手指头莫名其妙肿了，阵阵发痒，去校医院挂号，医生直接甩给我两个字：冻疮。寒假回家，病重的姥姥捧着我被冻烂的手直掉眼泪，硬要我退学回来重新高考。

日出接着日落，每一天的生活没什么不寻常，但若干年后再回首，恍然觉得，来时路上那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就像音符，连起来听竟如此美妙动人。经历了大一的适应期，大二时日子开始丰富起来。我跑去各种学院蹭课，选修播音主持，去学临关医学，去做英语俱乐部主席，组织各种演讲比赛和辩论赛，参加模拟联合国大赛，去给演讲比赛当评委，去做家教……我尽情享受着这些挑战和刺激，即使每一次都内心忐忑。

时间从来都不等人，年轻的我们总想拼尽全力向前奔跑，为了理想，为了看更远的风景。可我们不曾留意，身后逐渐老去的长辈在孤独张望，直到生死相离，他们都没能盼到你归来。

大二时，我最爱的姥姥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而父母不想让我折腾赶回家，竟没有告诉我。大四时，姥爷病逝，父母依然没有告诉我。我没能见两位老人最后一面，这是一生的遗憾，也一直埋怨父母。也因为这件事，我开始意识到应该更加珍惜与亲人相聚的日子。

2008年，一场特大地震让我对死亡有了更直接的感受。那天下午没有课，我在学校附近瑜伽馆练瑜伽，刚要准备开始练习时，房间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墙壁上的镜子咔咔作响，所有人都懵了，直到有人喊了一句：“地震啦！”我拼命往外跑，脑子里只想着三个字：不能死。我永远不会忘记赤脚站在柏油公路上看到的情景：一切都在晃，人都在往外跑，有人哭，有人喊，有人晕倒了被抬了出来，汽车的报警系统响个不停，脚底滚烫的路面像岩浆流过一样晃动……接下来的几天，露天睡觉、物资紧缺、大雨不停、余震不断。

当时，我是《中国日报》的校园通讯员，每天在外面拍新闻照片，再回到学校写通讯。一次我去华西医院，在后花园里，一面墙上贴满了A4打印纸，看不到头，凑近看，每张纸上密密麻麻都是人名，都是失踪的人。而院子里那些被救出来的人，很多已经伤残，他们常常盯着一个地方看很久，眼神里只有绝望，我从没见过的绝望。因为看多了尸体和伤者的照片，每次回到学校，我都忍不住对着操场流泪。好端端的生活竟可以在一瞬间面目全非、支离破碎，生命太脆弱了。

地震过后，同学们开始传一句话：“地震都经历了，我们还怕什么？”

的确，2008年暑假，我来到北京在中国日报实习，因为奥运，同学宿舍突然通知不能住了，为了省钱，从地下室到几十人的求职公寓，我先后换了6个住处，也曾委屈流泪，但坚持了下来。

从2008年到2009年，我以一个学生的视角观察了这场特大灾难，从灾难本身到现场救援，从灾民安置到灾后重建，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故事，写了很多稿件，拍了很多照片，毕业前终于有机会在《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Times发表了评论文章Children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give us faith（“灾区儿童给我们的信念”）.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经历会对今后的职业选择带来什么影响。

• 在成长中蜕变，找寻内心的力量

毕业前我跟导师喝茶聊天，她说很遗憾我不能继续读深造，留校任教。而我知道自己那颗不安分的心，早就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毕业后，我来到上海，我做了一名英语培训老师。从天府之国到魔都，从学生到老师，这绝非只是语言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我进入了痛苦的适应期。领导把我分去学生最难搞的部门，而我却怎么都水土不服。压力让我喘不过气，头发大把大把掉，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没有了刚毕业时的意气风发，虽然依然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但我知道这里不适合我。几个月后，我辞职了。当时，金融危机的冲击波还没有散去，而我只是个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对于我工作不久就失业，父母根本不理解。

辞职后，我听从当时男友的建议，准备公务员考试，但考了两次都是差一点进面试。后来又去考教师证，去应聘对外汉语老师，去一家跨国婚介所帮人家翻译情书……我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喜欢那座城市，甚至开始讨厌自己，自卑到极点。

爸爸给我介绍了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叔叔，一次我去找这位叔叔吃饭，皱着眉问他：“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该怎么办？”他顿了顿说：“别着急，年轻就要多尝试，这条路走不通了再换一条路试试，这是好事儿。”听完后，我还觉得他站着说话不腰疼，痛苦的又不是他，根本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继续乱闯乱撞。

为了省钱，我把自己的伙食费控制在每天十块钱，退掉了合租来的房子开始四处借宿，住遍了上海的东西南北，又去昆山郊区投奔同学，跟她一起住单位集体宿舍。她那里有个豆浆机，于是我每天的伙食就是一壶豆浆，再跟她分享一顿食堂的晚餐。看着同学们都在上学工作，我心里越来越急。回到上海后，我在闸北区一家求职公寓里租了一个八人间的宿舍。虽然每天都有人拉着行李进进出出，但房子很干净，终于有一张床暂时属于我了。夜幕降临时，我可以从窗口看到外滩的灯火，却觉得这座城市离我那么远，她是那么陌生，根本容不下我。

在我跑遍上海滩面试的时候，妈妈从朋友那里听说中央电视台在招一名英文出镜记者，就让我试试。我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妈，天方夜谭，怎么可能？我不是新闻专业，更没有上电视的经验，而且人家只要一个人……”妈妈没等我说完：“你试试，投个简历也不损失什么。”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投了简历，然后继续我的各种面试。谁也没想到，几天后我就收到了英语频道主编的回信，她让我用英语录一段新闻播报，把音频发过去。我认真准备demo，仍不敢抱任何幻想。这时，上海的面试也渐渐有了眉目，一家初创企业给我提供了一份国际专员的职位，一切谈妥只差签合同了。一个下着雨的午后，我发着低烧躺在床上休息，接到一个北京打来的电话：“屈上，你被录用了，等信儿准备来北京吧……”我半天没回过神儿，没有激动得跳起来，只是流下两行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着没落得日子太疲惫了。

2009年6月，我进入央视英语频道，报到第一天主编就明确告诉我被选中的原因：“第一你在中国日报实习过，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新闻敏感度应该可以；第二你教过语法写作，写稿应该也没问题；第三我们听了你的录音，语音不错。”原来，过往的所有经历都不会是浪费时间，而是为日后做足准备。

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从零开始，学习流程，熟悉机器，还收获了一个绰号：“零基础新人”。进入自采组的第一天，就因记者短缺接到应急采访任务，经过一番煎熬后，终于把片子做了出来还顺利播出，提前完成了两个月后要交的作业，也提前开始独立采访。当经历了上海时的身心折磨，对我来说，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算事儿了。5年后去意大利出差，碰到了英语频道的前同事，她还爆料我当时的糗事：“当初这姑娘真的什么都不会啊… …”很感激当时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和鼓励！有时候，周围人一句鼓励的话就能让你鼓足勇气，迎面挑战。而当你被逼到某种程度时，困难也就不再是障碍了。

两个月后，我从北京飞到广州，开始驻站记者的工作，真正独自面对一切。那一年，我鉴证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看到了万花筒般的人生百态，也真正被这份职业的魅力折服。

在遭台风袭击的灾区，切身感受自然的不可抗力。

在海拔2000米的贵州山区，树被冰压弯了，电线被冰压断了，工人每天背柴油机上山发电，确保通讯正常，他们日夜驻守野外监测高压线融冰。在山间小学，孩子们每天需要步行5公里的山路来上课，天寒地冻，所有学生挤在两间教室里，围着一个火炉自习，脸颊早已没有皮肤的颜色。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下课后老师要把他们一个个背回家。而在不远处的招待用的四星级酒店里，中央空调热得令人烦躁。

在东莞，一位近90岁的香港老人每年都要带儿孙回乡祭祖团聚，他在全国建了80多所希望小学。

在河源，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每年都赶回家乡团聚，一位著名企业家在谈及过世的母亲时潸然泪下。

春运时，跟外来务工者蹲守火车站，和他们一起挤火车，感受那份思乡心切。

在广州亚运会时，用镜头记录这座城市的改变。

在上海天文台，直播嫦娥二号探月卫星发射，与航天人一起激动欢呼。

在深圳，一位早年来华的印度朋友讲述他眼里的深圳30年变革……

那一年，我认识了太多人，听到了太多悲喜故事，它们那么鲜活，闪着光，照亮了我的生命，教会我认真思考：我究竟要做什么？我的人生该如何度过？

驻站近一年后，偶然得到英国《卫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面试机会，认真思考后，我再一次递交了辞职信。当然我又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包括我的父母。妈妈说：“你应该知道你为了这份工作付出了多少，怎么说辞就辞？”可只有我心里明白这个选择对我意味着什么。

2011年4月，我回到北京，正式进入华尔街日报亚洲分社工作。全英文的工作环境，同事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做新闻的方式跟央视完全不同。我没有了央视的光环，却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到底怎么做真正的新闻。

由于国籍限制，我不可以在华尔街日报做独立记者，就在这个时候，我通过了央视海外驻站记者的考试。一边是国际知名报纸的研究员，一边是国内权威电视台的记者，我又面临选择。最终我回到央视，为了能有机会做一个更好的记者。我来到《世界周刊》开始做国际新闻专题，对我来说，这又是全新的领域，但我不再是急匆匆赶采访的状态，而是学会了沉淀积累。周刊涉猎主题十分丰富多元，从国际政要到街头小贩，从国际大事到科技新知，每一期节目，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深度学习。没错，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而我幸运地拥有了一个足够高的平台，可以客观冷静地观察眼前这个世界，了解更多人生故事。

也是在这五年里，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次。2015年，我作为最年轻的主力编导，参加大型纪录片《联合国》的拍摄制作，深度探访了联合国的大部分机构，站在安理会时，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参加川大模拟联合国大赛时的自己。8年，从MUN到UN，这个女孩真的长大了。

今年初在参选优秀编辑时，评委会给了我这样的评语：“年纪轻，韧劲强。”而我常常回忆起这样一副画面：在上海的地铁站里，一个小姑娘拉着行李箱却不知能去哪，地铁站外下着冰雹。人生最有趣的地方或许就是它的不可预知性。你要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做好你自己，因为每一步都很重要，重要到你不知道哪一点努力，就可能成就明天的你。

我终于明白了上海那位叔叔的话，因为年轻，我们有足够的资本不断尝试，哪怕遍体鳞伤。曾经看到过一段话，感触很深：当一个人见过世上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再走过满是荆棘的荒原，面对深不可测的大海，那一刻他已经学会如何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生存下来，凭借的不是学历，不是技术，更不是金钱关系，而是一种平和的自信。

很快就要迎来自己30岁生日了，现在的我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更热爱生活的一切，喜欢烘焙，坚持瑜伽，定期参加公益活动，偶尔也还会画一张画，写写书法，很平和，很从容，很充实，这种幸福感或许不是金钱能换来的。心中还有梦想，前方还有目标，身后有家人朋友的爱与支持，这不应该感到满足和欢喜吗？

小时候觉得成长的路好漫长，做梦都想能独当一面，可长大后才真正体会什么是岁月如梭。

15岁离家上高中时，爸爸妈妈还正当年，他们看着我越走越远。一晃15年过去，我忽然发现妈妈需要定期染她的白发了，爸爸的皱纹越来越多了。妈妈常常感叹：“小时候盼着你们赶紧长大，等都长大了，离开家了，又盼着能天天看见你们。”

究竟成长是什么？这个以时间为轴的动态词汇，到底该用什么衡量？我想应该是一份无怨无悔吧，对人如此，对事如此。

台湾作家简媜曾在散文里这样写道：“我知道离日出的时间还很遥远，但这世间总有一次日出是为我而跃升的吧。”

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探险家说：“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冒险，而在于生活一成不变。”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怎甘心轻言放弃？成长就是一个不断蜕变升级的过程，有时候你得逼自己一把，才能看到更多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逃避可以得到奖赏。人生只有一次，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爱自己喜欢的人，去经历，去体验，这是成长！

（来源：河北正定中学北京校友会 侠客行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