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李白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放浪形骸无拘无束

为什么说李白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放浪形骸无拘无束李白天才纵逸，其诗不拘格律，如长江大河一泻万里；又性嗜酒，创作有大量任情适性、排遣苦闷的饮酒诗，更因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夸张叙述，“多率尔之作”“语不甚择”“语多率然而成者”，几乎是世人对李白创作态度的基本认识。正因为人们总是在欣赏李诗的奇特想象与夸饰性语词，忽略了背后主旨，觉得它们易读易懂，故而直到南宋末年，始有杨齐贤第一次为李诗作注，元、明、清三代注李诗者亦仅寥寥三四家。这既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也与李诗的诗史地位严重不符。实际上，除了围绕谪仙、脱靴、捉月等主题不断演绎李白人生之外，诗人、评论家及普通读者还常以关键词认知来替代实际阅读，甚至更乐于通过一些“碎片”去了解李白，故而对李白诗歌的作意主旨、创作态度与多样风格，均有一定程度的误解。李白有强烈的用世心，“喜纵横任侠”而又“好语王霸大略”，常以诗文结交王侯，寻求援引。这类诗文汪洋恣肆、气势磅礴，读起来如行云流

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诗风，并常常有一个因这种诗风而来的标签化称号，如诗仙、诗圣、诗鬼、诗佛之类。这些称号强化了读者对诗人某一方面的接受，但也难免以偏概全，影响后人对诗人作品的总体认识。

这种现象，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对陶渊明诗风的评述中可谓典型：“……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种杂文式评述虽非严谨的学术讨论，但揭示的现象却值得重视。

这种现象在后人对李白诗歌的接受上尤为突出。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奇闻逸事最多的诗人。他传世的千余篇诗文，大部分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但自唐以来，人们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认知与接受，往往受其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的性格和怀才不遇的人生经历、清高傲岸的仙风道骨影响，难免流于片面和主观。

早在李白生活的盛中唐之交，时人即已为之勾勒出亦仙亦侠、潇洒脱尘的帝王师形象。中唐以降，社会上关于李白的传说多了起来，人们总是习惯于联系他的名篇名句，去附会那些虚假甚至荒诞的趣闻轶事，并以之建构和想象自己理想的李白形象。至于他那些博大精深、风格多样的诗歌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人们反倒不太注意去挖掘，也不在乎自己对李白的认识是否全面。

实际上，除了围绕谪仙、脱靴、捉月等主题不断演绎李白人生之外，诗人、评论家及普通读者还常以关键词认知来替代实际阅读，甚至更乐于通过一些“碎片”去了解李白，故而对李白诗歌的作意主旨、创作态度与多样风格，均有一定程度的误解。

李白有强烈的用世心，“喜纵横任侠”而又“好语王霸大略”，常以诗文结交王侯，寻求援引。这类诗文汪洋恣肆、气势磅礴，读起来如行云流水，毫无阻滞。李白身处唐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他的许多诗歌是当时各种尖锐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但这类诗歌多比兴之言，作旨不易为人所知。李白的“超级粉丝”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之文义，有济代命”与李白族叔李阳冰《草堂集序》“凡所著述，言多讽兴”的评价，指的就是这类诗歌。

阅读过程中，我们如果罔顾这类诗歌的比兴意味，不知李白也时刻关注时政清浊与国运盛衰，就难免得出不当结论。白居易“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与王安石“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的评价，无不如此；苏轼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亦未识李白比兴诗的苦心孤诣与幽思秘旨。

正因为人们总是在欣赏李诗的奇特想象与夸饰性语词，忽略了背后主旨，觉得它们易读易懂，故而直到南宋末年，始有杨齐贤第一次为李诗作注，元、明、清三代注李诗者亦仅寥寥三四家。这既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也与李诗的诗史地位严重不符。

李白天才纵逸，其诗不拘格律，如长江大河一泻万里；又性嗜酒，创作有大量任情适性、排遣苦闷的饮酒诗，更因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夸张叙述，“多率尔之作”“语不甚择”“语多率然而成者”，几乎是世人对李白创作态度的基本认识。

因为个性使然，李白确实有部分作品存在精心构思不够、语言欠推敲的不足。但在诗思纵横、才思敏捷之外，李白还有极度勤奋的学习与审慎认真的修改。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颇尝览千载”，可谓通晓古今、兼容百家，故诗中常有迭用故实或隐括经典者存在。

李白还曾“三拟文选”，其诗歌创作有一个不断学习模拟、积累经验直至创新求变的辩证发展过程。其至今仍未被学界参透真谛的“古乐府之学”，就是对乐府经典学习、借鉴过程中的继承与创新，是在充分了解乐府自身传统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融入《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借乐府古题自身积淀的文化意蕴来含蓄表达自我心迹。

今存李诗中的诸多异文，同样表明李白诗歌创作态度审慎。古人别集由于版刻传抄不一及错简讹脱而致文字殊异者屡见不鲜，但李白别集中的异文，多数都不是简单的字词差异，而是一句甚至接连几句的根本不同。如《月下独酌》“三月咸阳城，千花昼如锦”两句一作“好鸟吟清风，落花散如锦”，一作“园鸟语成歌，庭花笑如锦”，三个版本根本不同。这绝不是传播导致的差异，而是诗人前后修改的结果，既体现他审慎的创作态度，亦表明其诗歌创作更注重心意表达，而不是字词精练，是要把自己处于波动状态的最真实的想法展现给读者。

这种情况在李白集中极为常见，如《新林浦阻风寄友人》一作《金陵阻风雪书怀寄杨江宁》，《游敬亭寄崔侍御》一作《登古城望府中寄崔侍御》。它们不仅诗题完全不同，诗句亦多异文，就是因诗人自己修改过诗作而又一诗两传，后世编集者以其字句多同而合为一首。至于李白现存作品中那些语句立意颇同的诗作，如《梁园吟》二首与《白头吟》二首，《古风·桃花开东园》与《感遇·芙蓉娇绿波》，《寄远·远忆巫山阳》与《大堤曲》，《塞下曲·白马黄金塞》与《独不见》，等等，无不是一诗两存的情况。

李白诗歌酒﹑月﹑剑等意象较多，显得豪放飘逸，又兼有旷达、潇洒、清新、俊逸之美。历来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认识，基本都在奇、逸、豪等方面，如任华“有奔逸气”、殷璠“率皆纵逸”、元稹“壮浪纵志，摆去拘束”、陆时雍“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等诸多论断。这些确实是李白诗风最主要的方面，也是李诗留给读者的基本印象。但李诗本身丰富多样，主题不同、心态不同、生活阅历不同以及表达方式甚至传播载体与传播方式不同，都会直接反映在诗歌风格上，使其呈现多样化。

李白以地方曲调表现人情土俗的《越女词》《巴女词》《长干行》《江夏行》《估客行》等乐府古题，在构思、用语、表现手法等方面均仿诸民歌，显得朴素明快、清新自然；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的《古风》《感遇》等组诗含蓄蕴藉，显得古朴厚实；其隐射时事、抒写悲愤的《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等乐府古题，颇得屈骚风味，绚烂繁丽而又隐约蕴藉。

李白诗风的多样性，前人已有客观认识，如朱熹就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只是这种论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的性格言行，富于想象力与夸饰性语词的部分经典作品，给读者一个富于仙侠气质的李白形象。这种固化的外在形象，也固化了世人对李白诗风的认识。

原标题：被误解的李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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