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演讲录：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

金斯伯格演讲录：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对抗议的热爱楚蒂在新泽西州罗威一个严格但舒适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作为在二战的反德热潮中抚养美国孩子的移民，她的父母在情感上非常疏离。英语是楚蒂的第二语言，但她被告诫不要在公共场合说德语。她知道她的一个舅舅，有犹太血统，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而另一个则被纳粹杀害。她的父母没有谈论他们所逃离的悲剧，但楚蒂仍然感受到了它的影响。“有了这样的家族史，我们很容易对这个国家发生的各种歧视保持警惕。”她告诉《Slate》杂志。威特鲁德·F·里希特楚蒂·里希特（Trudy Richter）是1959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法律学位就决定离开哈佛的女生。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闷热、孤独且充满敌意的地方。但楚蒂（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的人，在她80多岁的时候还在抗议）在学术上热爱法律。在辍学20年后，她重返法学院，并在她40多岁时成为了一名律师。情感上疏离的成长史

文/戴利亚·里斯威克（Dahlia Lithwick ）；莫莉·奥姆（Molly Olmstead）；译/ 龚思量、张家乐

【编者按】：

在常人看来，进入哈佛法学院的59届学生中的十位女性将在毕业后拥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在她们排除万难来到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学院后，她们所面对的才是真正的挑战和痛苦——教授的忽视或刁难、同学的排挤、平衡家庭与学习及工作之间的困难、“不欢迎女性”的就业市场，以及机会渺茫的晋升道路都让这些他人眼中的精英女性饱受煎熬。对于59届法学生中最为出众的大法官金斯伯格而言，这些曾经的同学的经历成为了她在法律道路上勇敢抗争、坚持正义的理由。本文记录了五十九届哈佛法学院另外九位女性的非凡故事——她们本人、她们的家人们以及一位记得她们的最高法院法官共同讲述了这些故事。本文原载于《Slate》杂志，并有音频系列“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因篇幅较长，分三篇刊发，此为第二篇。

威特鲁德·F·里希特，1935年出生

威特鲁德·F·里希特

楚蒂·里希特（Trudy Richter）是1959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法律学位就决定离开哈佛的女生。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闷热、孤独且充满敌意的地方。但楚蒂（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的人，在她80多岁的时候还在抗议）在学术上热爱法律。在辍学20年后，她重返法学院，并在她40多岁时成为了一名律师。

情感上疏离的成长史

楚蒂在新泽西州罗威一个严格但舒适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作为在二战的反德热潮中抚养美国孩子的移民，她的父母在情感上非常疏离。英语是楚蒂的第二语言，但她被告诫不要在公共场合说德语。她知道她的一个舅舅，有犹太血统，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而另一个则被纳粹杀害。她的父母没有谈论他们所逃离的悲剧，但楚蒂仍然感受到了它的影响。“有了这样的家族史，我们很容易对这个国家发生的各种歧视保持警惕。”她告诉《Slate》杂志。

对抗议的热爱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贵格会（Quaker）寄宿学校读书时，楚蒂就开始热衷于宣传抗议。在她开始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她和其他几名学生因在散发抗议朝鲜战争的传单时堵住了人行道而被捕。她在监狱里呆了一晚。楚蒂的抗议意愿从未减弱，多年以来，她说她“收集了一张小的犯罪记录单”。

她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学习政治学，也在那里订婚了；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结婚，于是在大四那年解除了婚约。相反，她追求自己对法律的兴趣，她认为法律是“促进人权和社会正义最有效的工具”。她的考试成绩优异，所以她申请了法学院。“我从没想过我不能去上法学院，”她说。“但直到我到了那里，我才意识到我面临的是什么。”

“就像一个人住在孤岛上那样”

从一开始，楚蒂就接收到了警告信号。在申请过程中，一位男士面试了她，并告诫她不要结婚和辍学。“哈佛认为接受我们（女性）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他们说得非常清楚。”

开学后，她发现除了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几位校友和一名教授之外，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跟她打招呼。“没有其他人（和我打招呼），真的，”她说。“这就像一个人住在一个孤岛上那样。他们不想要女人。”楚蒂不记得曾经和她的女同学们交流过。她一个人住，和一个建筑系的学生共用一个走廊和浴室。“我们每天都会说上几句话，”她回忆说，“那次交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否则就没人跟我说话了。”她甚至觉得，她的教授也忽略了她。

哈佛“帮助我走向了一段糟糕的婚姻”

第一年快结束时，她退学了，嫁给了一个夏天她当服务员时认识的男人。“(哈佛)把我推向了一段非常糟糕的婚姻，”她说。“因为我突然放弃了一件我半辈子以来都想做的事情。”

楚蒂于1957年从法学院毕业。三年后，她生下了儿子詹姆斯。她仍然渴望从事法律事业，但觉得这与母亲的身份格格不入。于是，她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在全身心投入、成为母亲之前，她担任了几年残疾学生的老师。她说：“在那个年代，女性只能是教师。女性不能成为律师。”

在两个孩子成为青少年之前，她一直是全职母亲。直到1977年楚蒂离婚后，她才决定重返法学院。她说：“我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婚姻，感觉作为一个人我无足轻重，但我并没有失去对法律的兴趣。”因此，在42岁时，她开始在东北大学法学院攻读学位。楚蒂很喜欢在那里的时光。她说这所学校与哈佛正好相反，是一个强调多样性和实践经验的地方。

“良好的法律想象力”

楚蒂作为律师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法律服务公司处理家庭法律案件。后来，她为低收入客户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处理从家庭法律案件到轻罪辩护等各种事务。她还为需要得到批准进行堕胎的未成年人提供无偿服务，并帮助需要逃离家庭暴力的妇女获得法庭命令。但她赚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医疗事故保险，以至于她在一年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公司。

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残疾人维权中心工作。在那里，她向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New Hampshire Supreme Court）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辩护状，为一名因与一名智障人士发生性关系而被定罪的男子辩护，她认为这是一项歧视性法规。法院同意楚蒂的观点，并裁定与真正能够同意性行为的残疾人发生性行为是合法的。还有一次，她解决了一起涉及两位聋哑父母的案件，帮助他们避免失去孩子的监护权。“我认为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客户和我们遇到的问题，而把我的生活看作重大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功，”她说。但她为自己“良好的法律想象力”而自豪。

“我做过的最令我自豪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我律师工作的一部分”

当詹姆斯还小的时候，楚蒂喜欢在夏天在社区操场上做志愿者，在孩子们的父母工作时照顾他们，她还担任了她所在选区的选举代表。“我是一个天生的地方政府人员，”她告诉《Slate》杂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支持的事业越来越多。她为在新罕布什尔州废除死刑而奔走，推动她的“一神论普世主义”教堂改用太阳能，并游说立法救济非法移民。在五年的时间里，她供养着一个从不丹搬到美国生活的家庭，并利用她所接受的法律培训为其他志愿者起草了一份手册。教会至今在执行其难民项目中使用着这本手册。2018年，83岁的楚蒂因参与新罕布什尔州“穷人之死”运动而被捕。她说：“总的来说，我做过的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似乎并不一定是我作为律师工作的一部分。”

“单亲兼家庭主妇”

平衡工作和生活对楚蒂来说很难。她的丈夫约翰是个酒鬼。他经常无视她和孩子们。“我是一个单亲兼家庭主妇，”她说。甚至在她的孩子长大后，她还会觉得自己被困在了“生存”模式中，她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家人的吃饭、交通和其他琐事上，很少会“坐在地板上和孩子们玩”。她担心自己的一些行为是在模仿自己非常“含蓄”的父母。

对于法学院生涯的新视角

楚蒂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认为自己的哈佛经历不仅是自己的失败。在1959年，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其他人也不这样认为。但她说，多年以来，她开始用女权主义的术语来思考那段经历，她意识到她在法学院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是个人的。

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起步较晚这一事实，帮助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摆脱了厌女症的困扰。但她说，在残疾人权利中心，她仍然有一个“猪一样”的老板，他会对这些妇女发表尖刻的评论，在员工会议上开粗俗的玩笑。她给女律师的建议是（这也是她希望自己在过去能多做一些的事）：找其他女性聊聊天。“性别的区别仍然存在，”她说。“很明显，女性需要帮助自己找到立足点。”

玛丽莲·G·罗斯，1934-2011

玛丽莲·G·罗斯

玛丽莲·罗斯（Marilyn Rose）在马萨诸塞州长大，父亲是一名犹太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一名工厂工人，父亲总是推动她和她的兄弟去取得优异成绩。她的继子蒂姆·奇尔德斯说：“她非常爱为弱势群体服务。”这是她天性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律师，她曾成功地为一个案件辩护，该案件重新定义了低收入人群和全国各地的有色人种如何获得医疗保健，其逻辑为整个医疗保健法律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她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哈佛毕业生中薪水最低的律师’。”

玛丽莲的嫂子罗斯·罗斯（Rose Rose）说，玛丽莲对政治的兴趣促使她上了法学院。玛丽莲的丈夫鲍比·蔡尔德斯（Bobby Childers）说，玛丽莲在高中时决定要当一名民权律师，因为她对犹太人所受到的歧视有着深刻的理解。玛丽莲以班级前两名的成绩毕业于布兰迪斯大学，她决定自费读完哈佛法学院；但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她认为自己最终不会有一份收入丰厚的职业。她的继女特蕾莎·彼得森（Teresa Peterson）说：“她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哈佛毕业生中收入最低的律师。’”

玛丽莲从没有向她的丈夫或继子女抱怨过她在哈佛的经历。蒂姆和特蕾莎回忆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似乎在那里很成功。但哈佛也是她开始倡导系统性变革的第一个地方；在第二年，她被拒绝加入哈佛大学的全男性公共辩护律师项目，因为女性不能被送进监狱与男性被告面谈。因此，她和她的同学埃莉诺·沃斯（Eleanor Voss）进行了公开游说，希望允许女性参加这个项目；她们的理由是，即使没有机会进监狱，她们仍然可以做很多工作。玛丽莲本人最终并没有从她的改革运动中受益，但在她毕业那年，这个项目向女性开放了。读一下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对玛丽莲等女性为提高哈佛女性权利所做努力的回忆吧。

争取平等医疗保健权利的法律改革者

据她的丈夫鲍比说，玛丽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看着那些成绩比她差的男同学在拒绝了她的公司找到工作。一些公司公开承认他们不会雇佣女性。所以她“不得不去政府工作，因为那是唯一给她提供工作的地方，”鲍比说。在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转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现在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工作。她在民权办公室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在那里她帮助医院和精神病院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

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ORC）监督医疗保健的工作中，玛丽莲了解了《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这是一部1946年的法律，规定政府为数千家医院和诊所提供资金，前提是它们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一些免费医疗。她认为该法案可以被更好地执行。在1970年，玛丽莲转到一家专注于提供医疗相关法律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并签约为新奥尔良八名贫穷的黑人病人做代表，几家医院拒绝为他们提供治疗。在库克诉奥克斯纳基金会医院（Cook v. Ochsner Foundation Hospital）一案中，她辩称，《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要求医院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护理（尤其是急救室内的护理），并要求医院接受医疗补助（Medicaid）患者。后者是针对医疗隔离的一次大胆攻击：南方医院拒绝接受以黑人为主的医疗补助病人，并以此作为对《民权法案》的扭曲“变通”。

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卫生法教授西德尼·沃森（Sidney Watson）曾与玛丽莲合作过；据她说，玛丽莲是第一批争取将医疗补助计划视作公民权利的律师之一。“她在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个话题，”她说。玛丽莲只是不停地进行艰苦的斗争，指出问题所在，并想出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法官做出有利于玛丽莲的裁决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制定了新的执行条例。这是蓬勃发展的医疗保障法律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尼克松政府取消了她的一些改变，“大多数医院仍有望为贫困和其他没有保险的人提供一定比例的无补偿医疗，”德雷塞尔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说。

玛丽莲和鲍比

对婚姻的不情愿

在1964年，玛丽莲和鲍比·切尔德斯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都在民权办公室工作（鲍比的任务是整合南方的众多医院）。鲍比对玛丽莲的最初记忆来自一次会议，当时他宣布决定允许乔治亚州精神病医院保持“种族隔离”，因为他认为这是为了“更脆弱的病人的最大利益”。玛丽莲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我是个偏执狂，”鲍比回忆说，并发誓要在这个问题上与他斗争。但他们成了朋友。

几年以后，在鲍比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他们开始约会并订婚。鲍比记得，被求婚后，玛丽莲哭了半个星期。她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结婚。但比起婚姻，她更害怕失去鲍比，于是两人在1978年结婚。玛丽莲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四个十几岁孩子的继母。孩子们说：“玛丽莲参加学校的活动，帮爸爸做饭，为我们安排活动。”鲍比仍然对玛里琳对他的孩子们（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们）展现出的慷慨表示敬畏：“她真的是其中三个孩子唯一的母亲。”

“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特蕾莎说她马上就和继母建立了联系。特蕾莎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她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参加过玛丽莲的一次办公室聚会，当时特蕾莎对聚会上的人群的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参与者都在吸食大麻的事实感到惊讶。“她当时是个异类，”特蕾莎说。“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玛丽莲对婚姻的态度令鲍比的孩子们感到惊讶：玛丽莲和鲍比经常陷入激烈的政治辩论。“我们以为他们在吵架，但每次谈话结束时，他们都会放下争执，一起做点什么，比如做饭或者在沙发上接吻，”蒂姆说。

玛丽莲和鲍比搬到了佛罗里达，玛丽莲在一家法律援助诊所工作，后来成为一名行政法法官。在2004年，鲍比和玛丽莲前往华盛顿参加民权法案4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和玛丽莲结婚了，鲍比高兴地回忆道。鲍比和玛丽莲都收到了表彰他们坚持正义的牌匾，称他们为“民权斗士”。蒂姆说，在玛丽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鲍比就一直照顾她，直到他也老去、无法再照顾她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每天去看她三次。

弗罗拉•施纳尔（Flora Schnall）

弗罗拉•施纳尔

当被问及她的年龄时，弗罗拉告诉我们：“你可以说我已经80多岁了。”

在确定自己不具备学习钢琴的天赋后，弗罗拉•施纳尔（Flora Schnall）所期望的职业生涯是当一名政治记者。但那是1956年，她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女性在主要的刊物中既担任记者又拥有可观的收入；因此，她转向了法律。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她既申请了哈佛大学，又审请了在印度的一年奖学金，她同时收到了申请通过的通知。“也许我选错了，但我去了哈佛法学院而不是印度，”她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最终去了印度。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

弗罗拉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在那里上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James Madison High School），她和鲁丝·巴德在同一所学校。（她们之间并无交集。）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但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弗罗拉回忆说，在她进入哈佛法学院之后，她和那里的另外两个女性——卡罗尔·西蒙（Carol Simon）和贝蒂·吉恩·奥斯特里奇（Betty Jean Oestreich）建立了友情。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还举办晚宴，与班上的不少男生中成为了朋友。在哈佛，她大多时候感到受欢迎，但仍感到女性受到不同对待。她还记得在“女士节”，被一位教授的在课上被单独挑出来时的不适感。当时班上只有两位女生（包括弗罗拉），而她们必须回答所有问题。“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弗罗拉说。（教授）似乎认为这还不够，女生们还被迫为全班唱歌。弗罗拉 记得为准备《温塞斯拉斯好国王》（Good King Wenceslas），她为此练习了好几个星期。在此处阅读金斯伯格法官对女士节的回议。

弗罗拉参加了格里斯沃尔德举办的那场著名的晚宴，当时格里斯沃尔德要女生们解释，为什么她们要抢男人的位置来上哈佛法学院。弗罗拉回忆说：（鲁丝）和我是50或者75个（我记不清了）男人中仅有的两个女性。” 弗罗拉说，作为回应，她开了个玩笑：“院长，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个丈夫。”

在社交场合，弗罗拉亲眼看到了鲁丝的工作强度之大。 弗罗拉说：“如果她在家里吃晚饭，她的丈夫马蒂会为她做饭，她可能会借口离开，到卧室去写案情摘要——即使是在有其他人来做客的情况下。” 她说她很欣赏这一点，即使这很不寻常。 “和鲁丝一起讨论法律问题的感觉很好，”她说，“即使鲁丝从不和别人闲聊。”

弗罗拉，具体拍摄日期不详。

“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他们希望办公室里有个女性。”

毕业后，弗罗拉记得经历过一连串令人沮丧的面试。 “唯一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是，我知道鲁丝还没有找到工作。”她说，“我觉得，如果在法学院数一数二的鲁丝都找不到工作，我就必须得继续找。”通过关系，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的助理法律顾问。“这完全是运气使然，”她说，“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而他们希望办公室里有个女性。”这份工作让她很激动。请阅读金斯伯格大法官争取第一份工作时的艰难经历。

弗罗拉后来被势力强盛的米尔班克（Milbank Tweed Hadley & McCloy）律师事务所聘用。面试她的人毫不犹豫地打消她的野心。“（他）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女性合伙人。我不认为你有任何可能性，成为这里的合伙人。’”她回忆道。她进了公司的房地产分部，浑然不知它不及其他领域有声望，但“结果，房地产成了一个非常赚钱的热门领域，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然而，即使她负责了许多备受瞩目的纽约房产，该公司也没有让她成为合伙人。于是，她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成为了那里的合伙人。六、七年后，米尔班克邀请她回来，并且是作为合伙人的身份回来。

一位房地产开路先锋律师

在她任职期间，她看到了女性雇员数量的明显增长，尽管总体仍不可观。有些人像她一样成为了合伙人，但“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担任过实权职位，”她回忆说。甚至在她当选为美国房地产律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eal Estate lawyers）第一任女性主席之后，她仍然感到男性们在抵制甚至嘲笑她的想法。“这并不容易，”她说。

弗罗拉与一位开发商合作，在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建造了纽约马奎斯万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这个计划在70年代宣布，并在1985年开启，需要拆除5个历史剧院。反对者提起诉讼，把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我们有17起诉讼，”弗罗拉说。“这是一个与州、当地政府和反对派打交道的项目，非常迷人。”

“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打破传统的人”

弗罗拉在20世纪60年代遇到了交往35年左右的伴侣，当时他的名字叫F.M. Esfandiary。他是一名伊朗小说家，正在发展一种被称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新哲学。“他觉得人类正面临着面临死亡的困境，他想超越它、并把它抛诸脑后，”弗罗拉解释道。他反复更改自己的名字（他认为人们不应该用名字或国籍来定义）最终选择了“FM-2030”为名。FM也拒绝了婚姻这一概念。他们是浪漫而知性的伴侣：弗罗拉编辑了他的一本书，并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生活和愿景的电影。电影《2030》将弗罗拉和FM描述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打破传统的人”。电影解释说：“尽管我们彼此之间缺乏专一，甚至是正式的承诺（甚至比起“亲密关系” ，FM更其喜欢用“朋友”一词），但弗罗拉和FM的联系是终生的，一直持续到FM的人生在2000年“暂停”（suspension）为止”，电影使用了FM更喜欢的词来形容死亡。他的遗体被放置在人体冷冻设施中。

弗罗拉至今与FM-2030发起的、十分乐观的行动有联系，但虽然她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持有积极的看法，但她对自己选择的行业的看法却有些保留（适中、调和）。当被问及对在法律界工作那些岁月有没有更多想法时，她打趣地说：“我只觉得要是当时男人们表现得更好一点就好了。”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