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们天真烂漫：我们那个欢乐无忧的年代

那时的我们天真烂漫：我们那个欢乐无忧的年代学军的书中，不仅流露着对老朋友的真诚思念，也充满了对四次搬迁之地的眷恋。无论是大召前牌楼的景色，大南街、大北街的繁华，九龙湾蛐蛐市场的喧闹，公主府的深宅大院，甚至养鱼场的芦苇芦花芦棒，阿拉腾席勒镇的黄沙黄泥黄土，都记忆犹新。学军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搬离“共和医院”后与儿时玩伴的三次具体会面：第一次是他只有十岁，刚学会骑自行车还行不稳的时候，就思念心切，偷骑着家里28吋的自行车，一路穿行过人多的闹市来到旧城旧院。妈妈发现后急得四处找寻，他却与小伙伴们早已玩得忘乎所以；第二次是建建、韦韦、平文他们从旧城到新城姑子板一带找他去玩，他们本不知道学军家新住处的具体地点，全凭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为此学军很是感动，几十年之后仍念念不忘；第三次是学军已经离开老家十年，从深圳回来又专程来旧院看望建建、韦韦和老邻居。那时候，学军在深圳金融界已干得风声水起，所写的专业论文把脉中国经济，并形成较大影响，脑子里整天关注的

我们那个欢乐无忧的年代

读于学军的新作《一座城市和4次搬迁》

拿到于学军的新作《一座城市和4次搬迁----花甲过后的儿时回忆》（东方出版社出版，《呼和浩特日报》去年曾分48期连载），一夜竟读，倍感亲切。一是我与学军亦师亦友，我曾给他当过一年的班主任；二是此书描述的场景，同样是我生活过的地方，这让我顷刻间又嗅到了呼和浩特旧城老街的泥土味道，同时勾起了我共同的儿时回忆。

学军在书中记录最多也是他情愫最深的大院，是旧城大召前街的“共和医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家“共和医院”可不得了。它始建于1917年，追溯起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呼和浩特市最早建成的西医医院，老呼市人几乎都知道。然而，对它的来历，知道的却极少，学军在书中也只作了简单介绍。“共和医院”的创办人叫何秉如，是天津人，毕业于北京军医学校第三期，大约在民国六年他辞去了军医职务，来到当年的归化城，发挥一技之能，与他的朋友共开一个西医诊所。是年，归化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晋商大盛魁有一帐房先生自杀，这急坏了这家大字号的掌柜段履庄，是拜何秉如及时手术所救，所以大掌柜非常感激，以后便资助何秉如建起了这家归化城的第一家西医医院。何先生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和事业，故取名为“共和医院”。1948年，何先生因病去世，他的儿子何秀安子承父业。1953年，何秀安将医院捐献了国家。后来医院搬迁，这个大院也就成了何家府第。

学军书中描述的大段生活，就是在这个大院发生的故事。其中与同院的河河、建建、韦韦以及何大夫家的平文等一帮孩童，在这里下棋、打牌、放风筝、斗蛐蛐、弹珠珠、扇三角、抽毛猴、打接克，甚至摔跤、打架，满街疯跑、满身泥土，同时也满心欢乐。“共和医院”是他童年最放松、最愉悦、最甜蜜和最难忘怀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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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军后来的大半生，主要工作、生活在深圳、南京和北京等大都市，但他却时常想起“共和医院”的建建、韦韦等当年的小伙伴，有一次打架还把自恃强壮的河河一拳打了个四仰八叉，挖“闪闪窖”甚至让韦韦的爸爸踩了满鞋黄泥。他们还经常偷跑到养鱼池里“狗刨刨”，扎起袖子在芦苇荡的草丛里逮蛐蛐。以后随家搬迁很多年之后，他仍心心念念牵记着“共和医院”这个旧院，经常专程跑来找建建、韦韦玩，看院里那些儿时终日相处的老邻居。

学军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搬离“共和医院”后与儿时玩伴的三次具体会面：第一次是他只有十岁，刚学会骑自行车还行不稳的时候，就思念心切，偷骑着家里28吋的自行车，一路穿行过人多的闹市来到旧城旧院。妈妈发现后急得四处找寻，他却与小伙伴们早已玩得忘乎所以；第二次是建建、韦韦、平文他们从旧城到新城姑子板一带找他去玩，他们本不知道学军家新住处的具体地点，全凭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为此学军很是感动，几十年之后仍念念不忘；第三次是学军已经离开老家十年，从深圳回来又专程来旧院看望建建、韦韦和老邻居。那时候，学军在深圳金融界已干得风声水起，所写的专业论文把脉中国经济，并形成较大影响，脑子里整天关注的是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这些专业变量。面对这些为生计所迫而未老先衰的儿时伙伴，仍然住在低矮的小屋里，算计着进回来的袜子、手套能否卖出，一双赚多少钱，他恍如隔世，心中五味杂陈。书中对此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沉闷。

学军的书中，不仅流露着对老朋友的真诚思念，也充满了对四次搬迁之地的眷恋。无论是大召前牌楼的景色，大南街、大北街的繁华，九龙湾蛐蛐市场的喧闹，公主府的深宅大院，甚至养鱼场的芦苇芦花芦棒，阿拉腾席勒镇的黄沙黄泥黄土，都记忆犹新。

2015年，有个叫施云的记者，因13个字的一首小诗，获得了10万元的大奖。如今，这首小诗刻在咸宁市十六潭公园一根大理石的柱子上：“故乡真小、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

施云写故乡，13个字，可以说什么也没写。故乡什么样？难予言表，让你尽情地发挥想像力。而学军写故乡正好相反，平铺直叙，细致入微，一点儿也不造作，看到了什么就是什么，记得什么就写什么。即使是平民市井，即使是鄙吝悭刻的卑微小民，他都用平和直视的目光，把最真实最本质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王朔说：“中国是个极其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应该还其本来面目。”读学军的这本书，也就读懂了学军的朴实，没有华丽词藻，没有跌宕情节，平实流畅，娓娓道来，让你却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仿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随着文中的字节，你会时常地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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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小时候就能看出几分端倪。最基本的特征是两条，一是天资聪颖，二是勤奋努力。反观少年时的学军，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比如，糊蛐蛐盒、做放风筝、做“链条枪”、逮蛐蛐、捉麻雀等，他都做的最好；甚至摔跤、骑马打仗、跳远比赛等，在同龄中也最突出。这也是同伴都愿意和他玩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常能保持好奇心，对很多不解的事物非要一探究竟。比如，什么是“尼克松冲击”？这个连大多数成年人都没听说过的深奥词汇，他竟能记在心上长久不忘，以至于后来读大学时与所学的财经专业联系起来；看了电影《地雷战》，根据一句台词“一硝二磺三木炭”，竟然按配方试炸药，结果差点引起家中失火。

我记忆中最深的是，有一次同学告诉我说，于学军正和校外的人打架，我就赶过去，看到打架的两人，一个擦着鼻涕，一个擦着鼻血。擦着鼻血的那个对着于学军说：“你给爷等着！”然后就悻悻地走了。一了解，同学说原来是于学军替人打抱不平。我心中暗暗地说，这小子，好样的！

那时候，学军晚上几次去我住的宿舍，听我装模作样地讲莎士比亚、雨果等作家作品，他总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认真聆听。我二十岁出头，一副文学青年的样子，对作家满怀崇拜，所谈兴趣浓厚；他才13～14岁，问这问那，似懂非懂，看起来对文学有点朦胧的向往。

后来，我调到广播电台工作，学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内蒙政府机关工作，我俩办公只隔着一个新华广场。但因各自工作忙碌等原因，相互失去了联系。他们的那座办公大楼，顶部有四个显眼的霓虹灯大字“计算中心”。我们常常倒过来读，便成了“心中算计”。没想到若干年后，学军在金融部门工作，真的就国民经济天天算计，工作内容既专业又复杂，平常人难以明白。再后来，我在北京做财经报道，又曾兼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也常去金融街，竟不知道学军就在这里的某个重要的岗位上任职。有一次，呼和浩特市的人大副主任李岳清对包头市的副市长曹征海说，他搞了一个活动，请到了经济学家于学军。我就在身边，居然不知道彼于学军正是此于学军。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感谢《呼和浩特日报》能连载48期让更多的呼和浩特人读到了学军的儿时回忆，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我们当初怎么想和怎么玩；让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回想当初我们多么穷困，如今的哪条街巷发生了怎么样的变迁。所以，这本记实作品，不仅文学性极佳，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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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和4次搬迁：花甲过后的儿时记忆》

1958年作者出生于呼和浩特市，儿少时期曾随父母四次搬迁，花甲之年回忆起自己这段难忘的往事。

作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背景，详细记述了每次搬家的经历、过程，巧妙而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70年代青城的街区、场景，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发展变化等，细心描写了市井生活、少儿游戏、商品物价、人情世故、气候变化、家庭状况、社会风貌等各种景象。同时，作者还以父亲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并形成两地分居为线索（也是作者童年时的主要经历），记述了鄂尔多斯的沧桑巨变。

作品结构严谨、完整，行文轻松自如，朴实流畅，真诚、真切、真实，娓娓道来，栩栩如生，苦涩中充满童真童趣，平淡中蕴含诙谐幽默，兼具文学性、文献性，是一段关于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应当是第一部专门抒写呼和浩特市这座塞外名城的纪实文学作品。简言之：一个人难忘的儿时记忆；一座城市的一段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