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眼中的团建老板眼中的团建（从找工作到）

hr眼中的团建老板眼中的团建（从找工作到）新京报：最近这些年，“不确定性”这个词在公共空间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学术界的定义是否存在差异？不意味我只能选择“躺平”为此，我们与《复杂思维》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关于复杂思维和职场的访谈。在他看来，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在职场中遭遇逆境时的态度和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抱不确定性正是一种所谓的“悲观-乐观主义”。过度的乐观让人看不清风险，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正是时下盛行的成功学的认知误区。过度的悲观则让人丧失斗志，自嘲式的“躺平”否认了自身的能动性。职场中如果遭遇了瓶颈，不妨“断舍离”， 从“盲目、忙碌、茫然”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因为“成功就像蝴蝶，你想追却常常追不到，但当你平心静气坐下来，散发属于你独特的吸引力时，它冷不防就会飞到你身上。”拥抱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高频词语。在一个“黑天鹅乱飞，灰犀牛乱跑”的年代，职场中避免不了不确定性带来的迷茫与焦虑。试想，你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的困扰：

刚入职没多久，就遭到了突如其来的裁员风波；陷入职业倦怠期，找不回曾经的工作热情；同事各个像“社牛”，怀疑自己是“社恐”；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为什么我总是提不起劲；不愿加入“内卷”，难道就只能“躺平”？……

长期研究社会网络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把以上这些都归类为复杂时代的职场问题。物理学家霍金曾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如果说复杂系统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那么复杂思维不仅可以帮助科学家在面对问题时提出不一样的理论洞见，也可以是一种看待万事万物的哲学视角，帮助职场人理解以及思考如何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著有《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网络分析讲义》等。

为此，我们与《复杂思维》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关于复杂思维和职场的访谈。

在他看来，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在职场中遭遇逆境时的态度和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抱不确定性正是一种所谓的“悲观-乐观主义”。过度的乐观让人看不清风险，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正是时下盛行的成功学的认知误区。过度的悲观则让人丧失斗志，自嘲式的“躺平”否认了自身的能动性。职场中如果遭遇了瓶颈，不妨“断舍离”， 从“盲目、忙碌、茫然”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因为“成功就像蝴蝶，你想追却常常追不到，但当你平心静气坐下来，散发属于你独特的吸引力时，它冷不防就会飞到你身上。”

拥抱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不意味我只能选择“躺平”

新京报：最近这些年，“不确定性”这个词在公共空间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学术界的定义是否存在差异？

罗家德：公众开始熟知“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很大部分原因是现在有一些书和概念受到追捧，比如“灰犀牛”“黑天鹅”“混沌”“蝴蝶效应”等。但是在学术界， “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被完全接受了，代表人物是赫伯特·西蒙（Hebert Simon），他同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的获得者。

西蒙开启了一个时代，让我们终于认清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学术上区分“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risk）这两个概念。“风险”可以通过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来。你的船要出海了，可能会遇到风浪，也可能会安全到达，但是概率大致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你可以按照几率买保险来降低风险。“不确定性”是无法计算概率的，比如我嫁个女儿，作为老爸当然希望女儿幸福，但人生很长，30年之内小两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没办法估算出来。

《大时代》（1992）剧照。

不确定性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开放系统，系统内部不得不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二，复杂系统中的网络，连接越是紧密，小风险就越容易扩大为大风险，大风险最后就变成完全不可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不确定性最核心的来源，因为任何复杂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的内部都有纵横交错的网络，所以不确定性无法避免。这三四十年来，还有两件事加剧了不确定性。一是全球化，全世界连在一起了；二是信息化，系统内部的网络更加密切了。这两个因素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比从前更高了。

新京报：复杂性研究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因此产生了焦虑和迷茫情绪，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缺少了对生活、工作的掌控感。你怎么看待这种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

罗家德：自古以来，社会就是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希望避免不确定性，大多数人期待的是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生活。但任何时代都有一群勇于拥抱不确定性的人，比如之前的“下海者”、创业家、改革者。只是信息时代，对外开放越多，社会联结越密，系统就越复杂，越多的人就要无奈接受其后果。所以这些明明不想当创业家的人就会因此变得很焦虑。但站在另外的角度，这也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开始学习创业家的态度。对于不能控制的部分，是否就先学会去接受？接受人生无常，是复杂智慧的开端，在“失控”中，我们定睛在能操之在我的部分，努力蓄能，待势，等待那一阵属于你的风。

《武林外传》（2006）剧照。

虽然复杂科学是从外国开始的，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其实最能代表复杂智慧。中国有句话就叫作“尽人事，知天命”。人生的有些部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还有些部分则与我们的年龄、能力、阅历、人脉，以及对身旁网络的高度管理相关。也许年轻的时候你还没有能力去影响，那时候你就需要观势、顺势；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会发觉你对周遭的网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时你可能就可以造势，让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与“尽人事，知天命”相反的一句话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讲起来豪气干云，但问题在于，你真的每件事情都能控制吗？显然不是，每件事情都试图去控制是最不具有智慧的想法。

新京报：对待“不确定性”也有另一种极端的心态：因为世事无常，成不成功都未必由我，那么我就索性“躺平”了，这也是如今网络上盛行的面对压力时的自嘲和调侃的论调。复杂思维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与“躺平”文化有什么区别？

罗家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根本没有资格“躺平”的人，另一类是有资格“躺平”的人。“躺平”这个词在20年前不可能出现，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躺平”了就没饭吃，那时候能“躺平”的人实在太少了。没资格“躺平”的人，一定要忙着营生，否则无以为活，但需要思考的是，在努力营生之余，你是不是可以不去“内卷”，有机会时给自己定位、蓄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阵风的人，往往成就还特别高，真的可以称之为“吃得苦中苦”的人了。

现在有资格“躺平”的人越来越多，成为显现象，但其实比例还是不高。对于这些有资格“躺平”的人，我想说的是，不要一面对不确定，就焦虑、挫折然后就“躺平”了，拥抱不确定性，接受“暂时”的失意，为自己的未来当一个“创业家”，作好蓄能待势的准备。大多数人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的工作中充满了热情和意义感，那么相应的你的焦虑和挫折感会很低，因为在正向情绪下工作一定会越挫越奋、越挫越勇。所以当你在工作中感到焦虑和挫折感时，其实你应该退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在这份工作中你已经没有了热情，也找不到太多的意义，因此是不是应该开始更清楚地定位自己，重新为自己找到更好的蓄能方向。

《你好布拉德》（Brad's Status 2017）剧照。

我年轻时也曾有三年半是失业的状态，但我回过头去看，失业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是我最好的蓄能日子。我也看到过许多人的人生，很多朋友自小就是学霸，然后一路顺风顺水，到了一定的年龄职业成就非常高，直到突然面临了中年危机。这种时候才会开始有点后悔，感觉自己好像这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忙得没有意义。所以，这刚好是一个给你的机会，如果你感到了挫折感，你当然可以用“躺平”来自嘲，但在自嘲之后，你紧接着是真的“躺平”了，还是重新去做一些思考呢？大势之下，你当然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是要有底线思维，最差会是怎样？能不能“断舍离”一些东西从而有机会从“盲目、忙碌、茫然”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要不要重新蓄能，等待属于你的风势再起。

成功就像蝴蝶，你想追却常常追不到，但当你平心静气坐下来，散发属于你独特的吸引力时，它冷不防就会飞到你身上。

寻找有意义的工作：

为何成功学容易让人“内卷”？

《复杂思维》，罗家德、万怡 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

新京报：你在《复杂思维》书中提到，写作本书的部分原因是针对时下盛行的成功学。为什么说成功学陷入了化约主义的思维陷阱？复杂思维和成功学看待职场现象的角度有什么区别？

罗家德：关于成功学有这样一个玩笑：读成功学的人都没成功，但卖成功学的人都成功了。也就是说，成功学有一些人在大力鼓吹，而同时还有很多人喜欢听，但它实际上很不符合复杂思维的智慧。成功学的弊端一是用化约主义的简单化因果来总结“必然成功”的因素，忽略了不确定性。什么是简单归因呢？比方说，一个人具有ABC这几类特质，同时具有123这几类工作关系，于是这些混合在一块你就成功了。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对此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最近几年突然而至的新冠疫情。外界环境有这么多“黑天鹅”和“灰犀牛”，有的人正好赶上了“天时地利”，有些人却没有“天时地利”。即使是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结果也会完全不同。

此外，成功学造成的大问题是让很多人丢失了自我寻找意义的过程。成功学是通过世俗的“名、利、权”的“鄙视链”来定义成功，而真正的成功的第一步是自我获得意义，在这个基础上能在其他方面有所增益当然会更好。

最后，成功学容易让人“内卷”。“内卷”就是在别人设定的战场上打别人定义的仗。对自己没有定位，陷在“鄙视链”中，“力争人上人”而不可得。一个公司中一定有一小群人是会需要特别忙的，但倘若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如此，那就是权力在作祟了。成功学容易误导我们走向这种错误的方向，每个人都“卷”起来的时候，当然就会把大家搞得非常忙，这是盲目的盲，忙碌的忙，也是茫然的茫。当我们不再追求高人一等、百万年薪那些被他人定义的“成功”时，就不会有无谓的焦虑，而是能沉下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目标与自身优势，并为之坚定地奋斗。

新京报：你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寻找工作中的意义感，最近有一本书就叫作《毫无意义的工作》，很受读者的关注。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观点？

罗家德：我最近将参加一个读书会活动，讨论的书正巧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的书名直译是“狗屁工作”， 其实讨论的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者讲的“无意义工作”不是说这个工作对“我”没有意义，而是说工作本身没有任何生产价值。这本书也不是谈“内卷”的，“内卷”是在工作中——不管是无意义或有意义的——加入很多无意义的工作内容。“狗屁工作”主要针对的是权力者身边的“帮闲客”，这类工作主要负责分配，不具有生产价值，比如书中举例的通常是律师、理财专家、企管顾问等。通常，这类工作其实很重要，但不需要很多人来做就能完成其社会价值，可是实际上有过多的工作职位，这就变成了 “无意义的工作”。

这与一般读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不同的，我相信很多从事这类工作的年轻人不会认为这些工作本身是“狗屁工作”，他们更关心的其实是工作对“我”是否有意义。所以我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吉姆·柯林斯所说的刺猬理念的“三环理论”，你需要思考的是，自己的人生愿景在哪里？你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你的“福流”在哪里？

新京报：如你所说，你在书中介绍了“刺猬理念”和“三环理论”，并且认为如果能在三环的交叠区间“蓄能”，就能找到工作中的“福流”（flow）。工作/职场中的“福流”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罗家德：“福流”在心理学中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如果是只消费，不生产，那就是“沉溺”而不是“福流”。

《毕业生》（The Graduate 1967）剧照。

很多人认为的“福流”，用流行语来说就是男的打游戏，女的看韩剧。“沉溺”的现象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都有发生，比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沙发土豆（couch potato），这些沉溺的人都患有对现实的逃离症，甚至变得药成瘾或酒成瘾。当一个社会开始富裕之后，这类现象就会在很多年轻人中出现，在日本有“御宅族”“啃老族”，在中国台湾有“小清新”“小确幸”，如今我们开始富裕后就出现了“躺平族”。

如果你的“福流”完全是消费性的，不具有任何生产性，那就是沉溺。但是如果你很喜欢看电影，每看完一部电影就开始做笔记，渐渐地在网站上写影评，还有很多人对你的影评很有感觉，你因为写影评交了一大堆朋友，甚至它真的能够变成你的主业，这就完全不同了。

新京报：现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常常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刺猬理念”或“三环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文科生毕业难找工作”的现象吗？

罗家德：我很喜欢举J.K.罗琳的例子。罗琳的故事很具有启发性，它告诉我们，第一，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福流”？第二，你能否在自己的愿景中继续坚持？第三，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能够多元包容，是不是能提供个人基本的保障，以及是不是可以给人“起风了”的机会？

《J·K·罗琳：生命中的一年》（J.K. Rowling: A Year in the Life 2007）画面。

在我研究的领域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他发明了遗传算法，但他年轻时非常喜欢东游西逛，看上去“游手好闲”，博学而看上去“不务正业”。另外，现在常有种说法叫“丈母娘经济”，比方说某个女婿特别喜欢参加“火人节”这种活动，他会跑到沙漠中花几万美元做一个装置艺术，几天之后再一把火全部烧光。如果丈母娘一看女婿干这种事就把女儿带走，我们可能就失去了一个伟大艺术家。

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人对社会的压力感到相当的无奈，不得不自嘲“我实在跟不上”。如果社会是多元包容的，可以提供给他们一定的“退下来”的空间，那他们也能有更多的、各方面的机会。当然另一方面，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也提供给了一些人比较多元的机会。我之前看到一个访谈，访谈对象是一个“网红”，他没有其他专长，但是对18、19世纪的欧洲宫廷有非常多的了解，这可能是非常小众的领域，却让他成为一名网红，这在我年轻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职场社会关系网络：

找工作、“社牛”与“团建”

新京报：你提出“用弱关系寻找机会，用强关系把握机会”，同时要找到一种动态平衡，在适当时机耦合和脱耦。我想起一句民间流传的说法“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不要给你的亲戚打工”。这背后似乎是有民间智慧和经验教训，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在这些场景中，情感性人脉和工具性人脉是否发生了冲突？

罗家德：“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有一定的道理，“不要给你的亲戚打工”有道理但不可行。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2015）剧照。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人脉分析，使用社交网络的大数据，再结合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人的关系到底有几种类型。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就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18岁到28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人际关系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家人；第二类我们称之为“拟似家人”或“亲密熟人”，简单来说就是你的“铁哥们”“好闺蜜”；第三类是是熟人；第四类是认识之人。前三类是强连带，第四类就是弱连带。

过去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但是现代企业，尤其是在高科技企业中，“家人”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太高，很多时候一起共事的是朋友关系。在朋友当中，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你的“亲密熟人”。“亲密熟人”意味着你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一个人不会有太多的“亲密熟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想和他们成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就需要慎重。因为除了事业以外，人生中还有其他不应忽略的价值，它跟你的一生是否快乐，有没有精神疾病，是否保持健康，都有着密切联系。

美国有一项对哈佛毕业生每七年做一次的调查，调查发现，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因素不好说，但一个人是否快乐与一个因素有直接的关系——你拥有越多的纯情感性关系，你的生活往往幸福美满，事业也不会太差。因此，你需要珍惜“亲密熟人”，不要随便把情感性关系变成工具性关系，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感情。

最后，你的事业伙伴一定是你信任的人，所以一定是“熟人”。按照西方的调查，普通人的熟人在120人到270人之间，平均150人。这里也包括“家人”“亲密熟人”，总体来说一个人拥有的有信任感的熟人在100人上下。所以，创业伙伴、工作伙伴最好是找“熟人”或“强连带”，而弱连带的优势在于通过充分的信息来寻找机会。

《实习生》（The Intern 2015）剧照。

新京报：进入职场就避免不了社交，但不少职场人害怕社交，患有“社交恐惧症”。复杂思维对这些“患者”有什么建议吗？与“社恐”对应的是“社牛”，职场中社交过度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吗？

罗家德：“社恐者”如果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就能够吸引适合你的朋友，这是最自然的。根据自己的经历，很多吃过这类苦头的人每天混圈子，为了名或利与人“斗”，最后发现自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时还一不小心发了脾气或是讲错了话。与其忧虑这些问题，不如退而求其次，好好找自己的闪光点，你的闪光点自然能吸引适合你的朋友，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努力相处的人未必是你真正在乎的一群人。当你发觉你能够自我相处的时候，你自然会跟别人相处。

具有个性特色的“社牛”没有什么不好，反而很适合一些招聘、营销之类的工作，这会成为你的优势。但如果把这种个性与我们刚才所说的“成功学”逻辑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样的人让人讨厌。为人处世最好多一点真诚，少一点算计，要不然真的会害人害己。

新京报：“团建”这个概念最初是从西方企业引进的，现在无论私企、国企，常常都有定期的“团建”项目，比如聚餐、团队旅游、完成团队合作的项目和游戏等。但不少职场人很反感团建，认为“团建是大型尴尬会场”，“团建比加班还累”，有的甚至认为“团建成了员工离职的加速器”。你怎么看待职场中的团建活动？

罗家德：团建当然很重要。我现在也在研究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如何在公司的团队中被激发出来。在一个数人到数十人的团队中，一个人的才智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是20个人诚恳地知识交换、头脑风暴，使得1 1>2，就可以产生更大的效果，最后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当然需要依赖团队的互相信任和乐于合作。所以不只有这些团建的场合，还有很多企业应该也不断地在做一些属于团建的工作。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团建”反感呢？如果一个团队真心想要促进大家的信任，那么平常就要做这些事，而不是只在团建活动中刻意为之。假设一个团队平日里就是威权主义的，领导和下属的关系颇为疏远，旁边总是围着自己的亲信，大家都在勾心斗角，争夺成为亲信的机会，一个团队平常就在玩这种游戏，那么团建只是把这个游戏带到饭桌上、旅游中。如果一个团队中大家本来相处得就像朋友，团建当然就很自然，但如果原本就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名利场，那么请问，谁还想下班之后继续演“甄嬛传”？

《后宫·甄嬛传》（2011）剧照。

作者/李永博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