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来老板是梅州人吗（金利来老板去世）

金利来老板是梅州人吗（金利来老板去世）当时曾宪梓靠着手中的6000港元，创办并发展出了庞大的金利来王国。有人曾说，当年金利来狂打广告却不销售的做法是饥饿营销，虽然没有得到金利来集团的认可，但是金利来品牌的确在内地人心中树立起了良好的经典形象，直到现在，金利来依然靠着当年的声誉维持经营。曾宪梓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梅州人，1968年，30多岁的他到中国香港发展，发现当时香港服装业很发达，不少人都有几套西装，当时还有句俏皮话说“着西装，捡烟头”，意思是捡烟头的流浪汉都穿着西装。可是西装那么普遍的香港，作为西装最重要的配件——领带却没有像样的品牌。假如当时以400万香港人计算，每人一套西装，配一条领带，这领带的销售量肯定是非常可观的。曾宪梓白手起家，创办了“金利来”品牌。市民小梅对本报记者说，我前几天去逛街，偶然看见一家金利来服装店，瞬间勾起了无数回忆。“我记得90年代初，电视上总是滚动播出一句熟悉的广告语：金利来，男人的世界。可是，还买

9月20日，香港金利来集团发布讣告称，原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因病去世，终年85岁。提起金利来，如雷贯耳，它是上世纪90年代最火爆的男装品牌，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年，很多条件好一点儿人，怎么能没有几样金利来的产品呢？

曾宪梓去世的新闻也勾起了很多人对那个年代追“名牌”的往事回忆。当年，除了金利来，还有皮尔·卡丹、梦特娇、鳄鱼恤、华伦天奴、花花公子、登喜路、老人头……

当年风靡全国的“金利来”

提起曾宪梓，很多人不熟悉，但一说到他是金利来的老板，大家都会恍然大悟。曾宪梓和哈尔滨颇有渊源，他是哈尔滨荣誉市民，在哈尔滨开发区建设初期，就曾到哈尔滨考察投资，如今的开发区世纪广场地块，就曾属于曾宪梓。而他生前曾累计慈善捐献12个亿，哈工大和哈师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都曾拿过曾宪梓奖。

曾宪梓白手起家，创办了“金利来”品牌。市民小梅对本报记者说，我前几天去逛街，偶然看见一家金利来服装店，瞬间勾起了无数回忆。“我记得90年代初，电视上总是滚动播出一句熟悉的广告语：金利来，男人的世界。可是，还买不着，哪里都没有卖的！电视上播出，再加上很少看到有人穿，当时就有一个印象，这个品牌肯定很贵，很少能有人用得起。还有金利来的那个好像时钟‘九点’的logo（标志），深入人心。当然了，现在金利来很常见了，价格只能算是中档。”

市民郭先生对本报记者说，90年代的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当时出席正式场合，流行穿西装打领带，还流行夹皮包，带领带夹，这四样东西里，如果有一样能买到金利来的，那就特别了不起了。“我曾经有一个皮包，可以夹在腋下的那种，是金利来的，我每次出去和别人谈生意，都把皮包立在桌子上最显眼的位置，人家一看拉锁下面的标志，就明白你是什么实力了。”

的确，金利来曾经是男士最爱穿的服装品牌，现在也是60、70后男性认知度较高的品牌之一，不少人会觉得拥有金利来是“人生巅峰”时刻。

曾宪梓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梅州人，1968年，30多岁的他到中国香港发展，发现当时香港服装业很发达，不少人都有几套西装，当时还有句俏皮话说“着西装，捡烟头”，意思是捡烟头的流浪汉都穿着西装。可是西装那么普遍的香港，作为西装最重要的配件——领带却没有像样的品牌。假如当时以400万香港人计算，每人一套西装，配一条领带，这领带的销售量肯定是非常可观的。

当时曾宪梓靠着手中的6000港元，创办并发展出了庞大的金利来王国。有人曾说，当年金利来狂打广告却不销售的做法是饥饿营销，虽然没有得到金利来集团的认可，但是金利来品牌的确在内地人心中树立起了良好的经典形象，直到现在，金利来依然靠着当年的声誉维持经营。

本报记者了解到，2009年-2011年，金利来国内销售终端的数量一度达到1300间，而2013年前后，随着海内外服装品牌在国内的竞争加剧，加上异军突起的电商以及随之而起的网红品牌，金利来的批发业务表现不佳。当前以90后为主流消费群体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爸爸辈”最爱的品牌，金利来面临品牌形象老化的危机。与往日的辉煌相比，金利来的“星光”已经没有那么耀眼。

全国人民误追的“洋品牌”

很多人根本分不清那些知名品牌到底来源于哪里，以为都是国外的，其实，当年的大部分名牌服装都是中国的，金利来是中国香港血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一些所谓国际品牌，比如鳄鱼恤、梦特娇等，其实也都是“香港制造”。

市民小雪对本报记者说，这么多年了，一提起那些年的名牌，她第一个记得的就是梦特娇。“当时那叫一个辉煌，讲究的人可谓人手一件，还分光版和凹凸版，光板890元，凹凸版1080元。要知道当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400元左右。那时候我记得外公给舅舅钱去学驾照，结果舅舅拿到钱后去买了件梦特娇，回来挨了一顿揍。真不知道当年梦特娇整迷糊多少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市民吴女士对本报记者说，当年她的办公室有位女士，老公是包工头，她有3件梦特娇，每天换着穿。“当时我们不叫梦特娇，都叫‘娇衫’，我们背后给这位女同事起个外号叫‘小梦’。因为梦特娇的名气大，有很多新出生的小孩，都流行叫什么娇。后来我也攒钱买了一件，结果在外面晾晒时被偷了。当年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都穿‘娇衫’，那叫一个美，那叫一个俏。”

此后又开始流行鳄鱼恤，鳄鱼恤没有梦特娇流行时那么火爆，但跨度更大，至今还在不少商场里开着专卖店。从90年代末至今，在全国各大商场或者步行街逛街，抬头一看，就可能看到一个“鳄鱼”品牌：“鳄鱼”钱包、“鳄鱼”皮鞋、“鳄鱼恤”……

在价格上，一件“鳄鱼恤”最开始时价格也不算便宜，后来好多鳄鱼品牌出现，把大家弄迷糊了。有的是绿鳄鱼，有的是黑鳄鱼，有的鳄鱼嘴朝左，有的朝右，有的尾巴向上翘，有的不翘，有的张嘴有的不张嘴。反正大家都分不清这些“鳄鱼”，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鳄鱼”始祖，但只要跟“鳄鱼”沾上边，你就想进店逛逛，顺便看看是否有折扣的好货。不过，如今一些“鳄鱼”品牌彻底与“紧急处理”、“清仓甩卖”、“最后几天，一年一次捡便宜的机会”的尾货商店相匹配了。

当年，鳄鱼恤和梦特娇的老板都瞄准了在香港的一些价格昂贵的外国品牌，他们自行设计生产，推出媲美外国货品质、售价却比外国货便宜，且尺码符合亚洲人身型的恤衫，从而使得这两个品牌顺利进入内地，成为受追捧的对象。可以说，当年的伪“洋品牌”现象成为香港的一种潮流，助推服装业成为香港出口收益最大的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既是世界主要成衣出口地，也成为国际、国内的时装中心。

曾被国人戏称为“皮尔卡当”

不过，当年一些洋品牌也是相当知名的，皮尔·卡丹就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品牌，而且皮尔·卡丹本人也曾为中国的服装时尚业做出过贡献。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里，皮尔·卡丹几乎每年都在中国举办展销会、时装表演甚至募捐活动，以此打开了这一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和销路。经过20多年的努力，皮尔·卡丹在中国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皮尔·卡丹品牌店在中国各个城市出现。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定知道“皮尔·卡丹”这个牌子，甚至当年全国人民都开玩笑地将这个品牌戏称为“皮尔卡当”。当年，皮尔·卡丹象征着高品质的“外国货”，是七八十年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奢侈品牌，如果谁的衣橱里有一件皮尔·卡丹，一定会引来羡慕。如今有人说，皮尔·卡丹是八九十年代的“路易威登”。

据了解，皮尔·卡丹进驻中国前后在全世界140个国家售出900多个许可证，超过20万人为皮尔·卡丹品牌工作，这样惊人的发展速度令皮尔·卡丹开始膨胀起来。进驻中国市场后，皮尔·卡丹基本采取的就是品牌授权模式。

在“大品牌”和“大扩张”同时进行的背景下，国人对皮尔·卡丹品牌的热情高涨，品牌专营店从一线城市发展到偏远小城，一些产品质量问题对皮尔·卡丹的品牌声誉产生了不可弥补的损害，进而使得品牌的高端形象受到严重破坏，不再高高在上。

那些渐渐“老去”的潮牌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班尼路、佐丹奴、堡狮龙是真正的知名度高的“时尚潮牌”。佐丹奴开创了中国休闲服饰零售连锁店的模式，鼎盛时门店数达2600多家。班尼路知名度更高，曾经请过刘德华代言，门店数多达4000多家。堡狮龙曾是香港最大的服装公司，旗下的衣服款式简洁流畅，潮流范十足，曾风靡中国二三四线城市。

作为国际性的时尚之都，中国香港服装业起步早，凭借着高效率的保险、法律、质检等商贸服务队伍，很快在内地占有一席之地，成为80后无法磨灭的青春符号。但是自2011年以来，班尼路遭遇了关店潮。由于库存积压过多，2011年-2015年，班尼路平均每月关店12家。在6年时间里，班尼路关店约3000家。2016年，被母公司香港德永佳集团以2.5亿元的价格出售。

佐丹奴在内地的门店数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之后不断缩小。堡狮龙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哈尔滨，已经很难看到这几个品牌的专卖店了。衰落原因有很多，比如房租高企、电商冲击、对手竞争、本土化不足等。

来自美国的“花花公子”、来自意大利的“华伦天奴”、来自英国的“登喜路”等，这些“洋品牌”有的依然“高高在上”，有的已经“泯然众人”。不过，对于中年以上的国人来说，在物质生活大大富足的今天，那些曾经的追“名牌”记忆，回味起来依然那么美好。

本报记者 毕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