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罗牌被录准不准：那时候玩戳牌特别上瘾

塔罗牌被录准不准：那时候玩戳牌特别上瘾赵钱孙李们玩戳牌，白天人多的场合多半是记分数画乌龟，谁的分数少，谁的乌龟成形快，下蛋也多，大家手气差不多的时候，从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几乎个个成了乌龟，稍微区别的是谁下蛋多。下蛋多不是光荣事，有人甚至憋得一脸通红。大家一支一支的廉价烟，让诊断室烟气弥漫。老赵、老钱、老孙和老李，都是玩牌的行家，行家也不一定代表水平就有多高，只能说是套路熟，比如老钱总和老孙斗嘴，说老孙牌技臭，自己不和牌不讲，还连累别人。老孙嘿嘿一笑，没有搞不垮的企业，就是死也要拉个垫背的。老李年纪最小，却最灵光，骨碌碌的两只眼睛左顾右盼，但出牌慎之又慎，老孙是个急性子，常急得喊周大娘。周大娘就是那个接生婆，对付难产特有经验。假如那一日周大娘正巧在边上，还会一边附和一边比划手势：产剪来了。众人一阵笑。区医院说是叫医院，实际没有多大规模，两排平房“二”字形拉开，前面一排作为门诊和行政办公，后面一排用来住院，人只有十几个，最贵重的

区公所是一个镇子的中心。区医院就在区公所的后面。巷道很深。

那个时候区公所已经不叫区公所了，改称“区政府”。区政府在老百姓的心中，比旧时候县衙还威武。我在到镇上生活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区政府是什么样子，在我的臆想中，大门前至少有两个石狮，怒目圆睁，威严自不在话下。实际并不是那回事。除了院墙已经褪色的红砖比普通人家砌得稍微高点、铁栅门做得比正常大门宽点、扎实点外，其它并没有特别。当然要说区政府没有特别也不对，起码进出的人多，见到各色的车子多，厨房烟囱冒出来的浓烟多。相比区政府，区医院就要冷清、少生气多了。那个时候包产到户已经过了几年，种田的权利交给农民，集体经济不可避免削弱，早年间一个鸡蛋当作挂号费就可以看诊的合作医疗模式解体，农民到区医院就要掏现金，所以看病第一选择还是村医务室。

村里人大家都熟悉，乡里乡亲可以赊账，不是医务室不敢治疗的病，一般不会来区医院。到区医院看病，多半赶大早，早检查早治疗早回家。因此，每天到了下午，除了来点头破血流、发烧、肚子痛、喝农药之类不得不马上看诊的外，少有登门。乡下人似乎还有一个习惯，以为看诊和走亲戚一样，上午好，不是情非得已，过了午后，是不随便进医院的。按照阴阳学教义，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其阴阳属性，凡热闹的、鲜明的、阳刚的、强势的属于阳，凡清寂的、晦暗的、阴柔的、委顿的属于阴，以区政府和区医院相类比，前者像区政府，后者像区医院，自然区政府为阳、区医院为阴了，但阴阳虽说是事物的属性，并不一定存在谁优谁劣，譬如我们区医院成功抢救一例喝1605农药的垂危病人不比区长人五人六开四五个小时长会空说一堆大话更有成就感吗？

我是从卫校毕业被分批到区医院的。这要感谢改革开放。当年我的祖父靠投机取巧、贱买贵卖挣了一些薄田，为此，连同祖父自己、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受到一些牵连，最典型的牵连是我家的老大，无论读书多聪明和用功，初中毕业没有谁愿意推荐到区上继续去感受立体几何的证明乐趣，只好回到生产队战天斗地。我呢，生逢变革时代，不需要请客送礼讨乖献媚盖这章盖那章就高高兴兴跑到地区读卫校，卫校一毕业，一群人被县卫生局几支笔横竖撇捺牵丝拉线奔赴到各个乡镇，我就这样变成区医院的一员。每天在医院屁颠屁颠。

区医院说是叫医院，实际没有多大规模，两排平房“二”字形拉开，前面一排作为门诊和行政办公，后面一排用来住院，人只有十几个，最贵重的检查仪器是一台30MA的襄樊产放射机，当然能够开展的业务很有限，外科割包皮和阑尾炎，内科拿手的是抢救农药中毒，妇产科有一个医生，与村里的接生婆区别不大，她喜欢走村入户，常将三五元接生费塞在自己荷包当成星夜奔波的辛劳，让其他人噘起嘴暗中眼红。我一开始就放在病房，跟着一个中年医生，但病人不多，也不一定要写病历，病人来后在一个木板夹着的临时医嘱单上写几行歪头斜脑的药名就万事大吉。所以，干正事的时间少，跑堂听叫的时候多。

下午，门诊是一个最热闹的地方，不是病人多，是院里无所事事的人都汇集到门诊来，三点钟刚过，收费室就大呼小叫各个科室对一天的收入签字确认，然后，关键是然后，如果院长不在家，总有一个人提议：来，抹戳牌！戳牌不说“打”而说“抹”，没有人从字义上去比较二者的细微区别，或许因为扑克可以打，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戳牌只能一张一张轻轻地翻过来，将天地人和大点小点分门别类夹在左手指间，那种右手两个指头慢慢翻牌搓牌的感觉正好与方言“抹”是一个味道。宫斗电视剧中，皇帝每晚临幸妃子前也要翻牌，电视上皇帝翻牌似乎很随意和无奈，从皇帝的兴奋度和翻牌艺术上，还没有我那些老同事手法娴熟和庄重。

戳牌是三人玩的艺术，也可以四人玩，一人腰牌以后休息，轮流做庄，有时实在没有人还可以两人对挖。天、地、人、和、梅五、长三、板凳是正门，九点、八点、七点、五点是点，正门管正门，点压点。天地人和依次与九八七五点可以配成组合打组合，其情形很与现今中国家庭相似，男人是男人的套路，女人是女人的套路，但一关系到孩子，男人女人又联合成更强大的套路。戳牌玩法，最关键的要素是互相拆台，将对方一手好牌拆得乌七八糟，壮大成全自己实现唯我独尊。最初发明这种艺术的古人实在深谙人性，表面说的是“天地人和”，实际要和牌，只能勾心斗角妒贤嫉能巧取豪夺。非常有历史观和社会性。所以，戳牌有人说是奸臣牌。我们的民族，从来不缺这样的人。

老赵、老钱、老孙和老李，都是玩牌的行家，行家也不一定代表水平就有多高，只能说是套路熟，比如老钱总和老孙斗嘴，说老孙牌技臭，自己不和牌不讲，还连累别人。老孙嘿嘿一笑，没有搞不垮的企业，就是死也要拉个垫背的。老李年纪最小，却最灵光，骨碌碌的两只眼睛左顾右盼，但出牌慎之又慎，老孙是个急性子，常急得喊周大娘。周大娘就是那个接生婆，对付难产特有经验。假如那一日周大娘正巧在边上，还会一边附和一边比划手势：产剪来了。众人一阵笑。

赵钱孙李们玩戳牌，白天人多的场合多半是记分数画乌龟，谁的分数少，谁的乌龟成形快，下蛋也多，大家手气差不多的时候，从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几乎个个成了乌龟，稍微区别的是谁下蛋多。下蛋多不是光荣事，有人甚至憋得一脸通红。大家一支一支的廉价烟，让诊断室烟气弥漫。

通常来说，有人玩牌就有人看牌，有时候看牌的比玩牌的人还多。为该出哪张牌而争吵。我就是在长期看的过程中加上老赵们的点拨完全弄懂了这牌的玩法。

医院不比区政府，医生上了白班还要上夜班。冬天九点，夏天十点，老赵、老钱、老孙和老李，门诊的几大干将，无论上班和不上班，反正都在医院。到了夜班以后，几个人揪在一起，就不画乌龟了。乌龟蛋下得再多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不如一块钱两块钱真刀真枪。那个地方叫“抹说”。一说一块或两块，天胡、三红、四喜、和五嫂都是说。每一局终了，赢的人笑哈哈，输的人迟迟缩缩不情不愿拿出毛票。

参加抹说的还不只我们区医院的。

老吴是区政府的一个干部，晚饭常喝得醉醺醺，但老吴人醉心不醉，时常参加老赵们的战斗，老赵们虽然不喜欢醉醺醺的老吴，但老吴毕竟是区政府干部，虽说只是一般干部，一般干部还是干部。严格讲抹说也算赌钱，赌钱总是不好的，万一遇到派出所哪位二百五半调子干警，有老吴在，底气足。再牛皮的干警也怕政府。老郑是区小学老师，老婆在乡下，典型的半边户，小学不上晚自习，一个人无聊吃了晚饭装作散步跑到医院来，看老赵们杀得昏天暗地，有时也参战。常常打得老赵、老孙丢盔卸甲。老师精于计算的优势这个时候完全凸现出来。所以，从内心讲，老赵并不喜欢老郑参战。如果老郑不参战作为他的场外指导倒是乐意的。不喜欢归不喜欢，老赵毕竟是医院门诊部主任，门诊部主任严格来说也算干部，医院的中层干部，不大不小，他深知他说话做事在外人面前就是代表医院，所以很少将厌恶的表情显露出来。常常嘻嘻哈哈。社会学历来就是最大的学问，有人无师自通，有人穷其一生还摸不到皮毛。有人曾对我说，老赵老奸巨猾，我现在觉得是不准确的。这叫情商。

值班时候抹戳院长肯定不高兴。所以，在白天老赵基本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只要院长在医院溜达，一群人可以在他的诊断室聊天说笑打闹，打牌是不准许的（院长走了就不说）。老王是注射室护士，和老赵年纪差不多，有时调侃老赵，说：老赵，来学习八十四号文件（戳牌84张）？老大还在医院，学个逑。女人接着说，用刀子还是剪子削？剪你的奶头！一群人像过年似的欢乐。夜班就不同，五点半众人下班后，医生、司药、收费还要留守几个小时，这个时间段不管院长在不在家，是可以随便玩的。几个人围在诊断桌边，既不脱岗看诊，又自娱自乐真金白银打发时间。院长知道夜班难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也围上来观阵。加入战场的还常有区政府的老吴、区小学的老郑。

他们沉浸在洗牌摸牌出牌讨论牌中。老赵油腻的白大褂在白炽灯下苍黄苍黄。

牌玩到一半，来了一个人，嘴里叽叽歪歪的说是肚子痛，老赵要放下牌摸那个人肚子，老吴拦着老赵的手，乜了那个人一眼，一看认识，就问：能忍吗？能吧。老吴示意老赵继续。老赵对那个人浅浅一笑。那人就站在老赵背后。嘴巴嘶嘶的。不知是肚子痛还是觉得老赵牌技臭。一局终了，接着一局，等到最后要散场时，老赵突然记起还有一个肚子痛的病人，就回过头，两个人的脸差一点撞到一起。老赵问，肚子还痛不？不痛。那人尴尬地笑出声来，有些不情愿向门外黑暗中走去。有时候他们聚精会神中，不经意仰起头，看到几个陌生人站在身边为各自的对象鼓劲，再一问也是看诊的。这个时候老赵通常会放下牌。发烧量体温，买药开药。大家暂停片刻，抽烟的抽烟，撒尿的撒尿，喝水的添水。过了十多分钟，事还没有处理完，有人小声骂娘。不知骂老赵还是谁谁。

汪芳记，男，医疗工作者，作品散发省市报刊杂志，曾获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著有作品《枕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