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区浙江路小学回忆录（北外滩人物志殷慧芬）
和平区浙江路小学回忆录（北外滩人物志殷慧芬）峨眉路129号石库门的房子有三层，我们家住在底层，楼上住着杨先生一家。杨先生是海关的职员，在外滩写字间上班，总是拄着一根司的克（拐杖），很有气派。杨太太长得很漂亮，进进出出总穿着旗袍。早年的上海市民瞧不起“短打”，认为那是下层的装束。杨先生那时订了一份《新民晚报》，邮递员送到底楼，就把报纸放在我们家后门的信箱里。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就趁他下班前拿来看看。后来被他发现了，他想，“小铜匠”的女儿怎么这么喜欢看书看报？将来不得了！他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叫小秀。杨先生叫自己女儿“杨小姐”，叫我“四丫头”（因为我排行老四），“丫头”怎么能胜过“小姐”！为了不让我看，就把《新民晚报》送到对面的裁缝铺老王那里，他下班回来从二楼用绳子放下篮子，让老王把报纸放入篮里再吊上去。杨先生有时也叫我到他家里去玩，那是为了让我去和他家小秀作伴。在杨先生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上发条后会跳舞的“洋娃娃”。弄堂里的人三六九等
殷慧芬在峨眉路119弄 殷慧芬 图
【编者按】殷慧芬，上海作家，1949年出生于虹口。她擅长描写上海弄堂生活，著有相关小说集《屋檐下的河流》、《仇澜》等，以北外滩石库门为背景，书写大城市深处的市民气息。
身为“嘉定作家群”代表的她，却说：“虹口是我的乡愁。”作为北外滩动迁生活的亲历者、回忆者与书写者，以下为她的口述：
我们从小不知道北外滩，只知道外滩。
在我的心目中，外滩的范围，是从外白渡桥到延安东路。从外滩到我家，要从外滩过外白渡桥，再折入峨眉路。旁边是三角地菜场，周围有闵行路、天潼路、塘沽路和长治路等。
我家在峨眉路129号，是新康里的街面房子。峨眉路起先是不通公交的，一条很不起眼的小马路，却曾是上海市民和日本侨民的杂居区。从上世纪20年代虹口租界形成开始，过来做生意的日本人把这里当他们自己的家，有些日本女人还嫁给中国人，成了中国媳妇，能说一口上海话。一同涌入虹口租界的移民，还有大批中国其他城市和乡村的百姓，比如无锡人。这里就有我阿爸，一个无锡铜匠。那时，我家的屋檐下长久地挂着一把很大的钥匙，是用白铁皮敲出来的，那就是阿爸铜匠铺子的招牌。我从1949年出生，在这片石库门弄堂里长大，度过了我的青春，即使婚后也是三天两头回娘家，我目睹了许许多多的人间烟火。
虹口就是我的家，后来就是我的乡愁。当我开始文学创作时，虹口就成了我小说的素材来源。有些作家写弄堂是从全景式的外观描写开始的，屋顶细披的瓦、墙上的鲜红的砖，但是你在我的小说里见不到这类景物描写。因为我是一个亲历者，是站在舞台上的人，我是没有意识去细看四周布景的，我看到的是来来往往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弄堂里的人三六九等各式各样，有做过日本翻译的，在外国公司工作的，有开弄堂工厂的，有演员、唱评弹的，早年他们进进出出穿旗袍和长衫，还有西装，后来服饰有了变化，即使时代变迁，市井风情似乎一直没有淡出。人们互相的称谓还是“老山东”、“小宁波”、“小苏州”，“张木匠”、“穆裁缝”、“小铜匠”，还有他们的女眷，小孩子亲切地叫她们“黄家姆妈”、“张家姆妈”，倒像是自家人。
峨眉路129号石库门的房子有三层，我们家住在底层，楼上住着杨先生一家。杨先生是海关的职员，在外滩写字间上班，总是拄着一根司的克（拐杖），很有气派。杨太太长得很漂亮，进进出出总穿着旗袍。早年的上海市民瞧不起“短打”，认为那是下层的装束。杨先生那时订了一份《新民晚报》，邮递员送到底楼，就把报纸放在我们家后门的信箱里。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就趁他下班前拿来看看。后来被他发现了，他想，“小铜匠”的女儿怎么这么喜欢看书看报？将来不得了！他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叫小秀。杨先生叫自己女儿“杨小姐”，叫我“四丫头”（因为我排行老四），“丫头”怎么能胜过“小姐”！为了不让我看，就把《新民晚报》送到对面的裁缝铺老王那里，他下班回来从二楼用绳子放下篮子，让老王把报纸放入篮里再吊上去。杨先生有时也叫我到他家里去玩，那是为了让我去和他家小秀作伴。在杨先生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上发条后会跳舞的“洋娃娃”。
弄堂深处 殷慧芬 图
和所有闯荡上海滩的移民一样，阿爸来上海，也是想要发“洋财”的。他一生中，有过好几次发财的机会。有一次，虹口日本俱乐部的一只保险箱打不开，日本人找到了我阿爸，带他到俱乐部去开保险箱。父亲开开后，发现里面尽是钞票和黄金首饰、金银财宝。当时四下无人，阿爸想了想，分文不取，原封不动地把它锁好。后来日本人问他，他说我打不开，我没这个本事。“人穷志不短”，这是阿爸的说法。后来我写《阿爸的故事》，再想起这件事，认为阿爸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日本人知道阿爸打开过，见到过这些秘密，不管阿爸拿与没拿，未准是会杀头的。
阿爸会说日文，也会说几句英文。那时候弄堂里有很多话都有英文，比如“司必灵”锁（弹簧锁），或者司的克等等，都是外来语。很多人还会一点日语，比如“米西米西”。一直到我后来进了工厂，发觉很多老师傅都是老上海人，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有个师傅帮外国公主开过车，他会说英语，唱英文歌。
在一些人眼里，干部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们弄堂里流传着很多他们进上海以后的生活故事，阿爸有个老乡，当年曾动员阿爸也去加入新四军，1949年以后，这位老乡再回到上海，在市政府里做了机关领导。这些干部进上海时，保姆也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抽水马桶扳手用不来，就拆掉用绳子拉，“司必灵”锁也不知道怎么用，还要拆下来再装一个什么东西上去。这些南下干部了解上海市民文化，与之融合，也是需要时间的。
虹口是上海市民文化比较浓厚的地方。如果在西郊别墅区、洋房区，那就是另外一个阶层。杨浦，闸北，大工业基地，又是另外一个阶层。虹口小商小贩、个体劳动者比较多。我阿爸就是这样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即使后来有大工厂知道他技术好，来找他去，他也不愿意，宁愿在弄堂里继续很自在地做他的“小铜匠”。
我们家对面的老虎灶总是很热闹。逢年过节，三角地菜市场宰鸡杀鹅，还要用车推过来，到老虎灶用开水泡，一阵阵的腥气。老虎灶的老板娘，你看她整天裤管卷着，和水打交道，做的是苦力，但是你到她家里去，一定会惊讶。她家里一个很大的房间铺的全部是地毯。很多人的生活究竟怎么样，你只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回到家里，才是她老板娘的真正状态。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孩子间的交情让我总能看得到一些人真实的一面。
殷慧芬在弄堂外。殷慧芬 图
我们楼的三层阁，那家有个女孩，她智商稍微有一点问题，只能跟着她的老奶奶扫弄堂，那时我不太跟她玩，后来却成了我小说《畸人》中“大妹”的原型人物。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她是《仇谰》里的“水国玲”的原型人物。她是母亲改嫁的“拖油瓶”，小朋友们就总是叫着她的绰号，唱着“四角菱，四角菱，拖油瓶子叮铃铃……”她就躲起来哭。她是我小学同学，关系一般吧。但是她家里的情况，我听妈妈和隔壁“王家姆妈”嘀嘀咕咕地说过，我有时也到“水国玲”家里玩，就知道了一些事。特别是他妈改嫁以后，生了一个小妹妹，非常非常漂亮，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女孩，印象太深刻了。因为这个小女孩后来跳楼自杀了，这件事，弄堂里沸沸扬扬，令人震惊，后来触动了我写作的念头。
石库门弄堂是四通八达的，是封不死的。像我们家住是底楼的街面房子，从大门进去，前面是商铺，走到后门，就是弄堂里。每户人家都有这样一条通道，可以从弄堂穿到外面马路上。
出了弄堂，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是围绕着三角地菜场转的。三角地菜场本是个在几条马路交叉出来的三角形地区建起的一个很大的商业购物中心，底层是菜场，楼上则是五花八门，1949年以前，那里有一百多家日式鱼店、小菜店、点心店、衣料店、木屐店，后来二楼才改成了“峨眉路小学”，还有工厂食堂等。
三角地菜场新貌。张慧 图
我在那里读小学，菜场中间有个很大的三角形天井，玻璃封住，透出自然的天光来，不点灯采光也很好。孩子们在楼上，可以看到底下买菜人，调皮的孩子向下吐口水，有人就要“被流弹击中了”。每天上午早市结束，就有人拿自来水龙头冲洗得干干净净，切肉的案板上都看得出木纹。放学了，那里就是我们的体育场、娱乐城。我们就在桌子上打乒乓球，男孩子从这个桌子跳到那个桌子，纵情地在菜场里奔跑，我在上世纪90年代书写《屋檐下的河流》时，他们就这样自由地跑进了我的小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停下。那时妈妈过世，我把一切悲伤和欢乐都写进了这篇小说。
我的母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菜场小学”。这个名字和附近的“一中心”小学一对比，马上显出高下来。当初阿爸一心希望我进“一中心”小学，因为它以前是个教会学校，有百年历史。学龄前的我已经开始在阅读哥哥姐姐的课本，所以阿爸很看好我。那时进“一中心”小学要进行面试，老师会问些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之类的问题，爸妈连夜教了我几句，都说“笃定”。到了面试时，那位穿着旗袍的女老师在我面前一坐，头发梳成宋庆龄的发型，和和气气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却回答不上来，只是“啊？”。一连“啊？”了三次，老师就挥挥手让我走了，从此和“一中心”无缘。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师讲的是宁波普通话，我听不懂，我们家里也从不讲普通话，我怎么听得懂？同样的遭遇，后来我进工厂时也发生过，我师傅见我是个瘦弱的小姑娘，见我搬很重的金属零件，用嘉定话很关心地问我：“阿夯得动？”我听不懂，也是“啊？啊？”的，师傅气得拂袖而去。
关于舅舅，我在小说《悄然而去》中写过他。我舅舅年轻时候总骑“蓝令”脚踏车带我们去遛弯。“我们四个人排着队，轮流地坐在舅舅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小说中写这一段的时候，虹口港和九龙路像从车架上望出去一般，在我眼前悄然而至。舅舅的住所离我家只有几分钟的路，他上下班都要路过我家的，加上一开始舅舅没有孩子，所以经常到我家里玩。他喜欢玩鸟，玩鱼。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外公也是做过老板，在上海发迹过的，只是后来因故败落，家产散尽，我舅舅、妈妈他们也各自或嫁人，或工作，自谋生路。舅舅小时候不爱读书，就爱玩，什么都养过，连猴子也养过。去读书三天两头不去，家里因为就一个男孩子，也无所谓，不去就不去了。上海能玩的东西很多的，舅舅家里起初很多鸟笼，后来因为居住条件，不能养大的东西，他就开始养最小的，养金铃子。上品的金铃子很贵。他自己做金铃子的小盒子，有小门可以打开，能拿取喂食，而且金铃子有两根长须，讲究起来，这两根须是不能断的，所以盒子就有了制作上的要求。城隍庙那里还有人专门来找他，叫他做这个盒子。他手很巧，后来在工厂里做到了八级技工。金铃子不总是叫，热了也不叫，冷了也不叫，只有到了一定温度才叫。到秋天，天冷了，舅舅怕虫冻死，就放在胸口口袋里，用体温捂着。
舅舅还带我们摸过蝌蚪。那是在郊区的小河里，2000年以前的苏州河又脏又黑又臭，上海大厦对着苏州河的窗都不开的，因为一开就是刺鼻的臭味。站在外白渡桥上，可以在江面上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黄的是黄浦江，黑的是苏州河。也有人到苏州河里游泳。小时候我们一直在苏州河边玩，桥上靠马路边有一整排的栏杆，小孩子们就吊在那里，在上面翻筋斗。
夏天晚上乘风凉，你要早点带凳子去上海大厦下面抢地盘。上世纪60年代，上海大厦是大门紧闭的，不见有人进出，晚上还有探照灯向天空照射。大厦下面的路上有穿堂风，很凉快，当时上海市民家里一般没有空调、电风扇，附近的市民喜欢在那里乘凉。
如今北外滩望向外滩的视角。桥声 图
我哥哥、姐姐后来都当兵去了，回来探亲时要拍合影，我们一家就会到外滩，拍上海大厦、拍外白渡桥、外滩公园。我和我爱人谈恋爱时也在外滩。那里有一道情人墙，外地人来看是一道风景线，其实只是因为那时候上海人家里房子小，也没有酒吧、咖啡馆、舞厅可去，情侣们就趴在堤墙上卿卿我我。尤其是夏天，密密麻麻的，去晚了还没位子，一对对在那里拥抱、亲吻，也没人管。
从我们家到外滩也就几百米，上海大厦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国庆节的时候会亮灯，燃放烟火，我们就站在家门口的马路上看。
我是弄堂生活的亲历者。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用了40年的跨度来写我的弄堂——《畸人》、《仇谰》、《哥哥的罗曼史》、《屋檐下的河流》。 弄堂如今已经物是人非了。时间长了，我问文字重新再回去找这些人，也已经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我想象中的人。当我以写作者的身份去写这些人，就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些人，重新跟他们融会在一起，从他们身上获得新的认识。
